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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斌
学贵有争,但在于争是非,而非争意气。
1940年,钱穆在新作《国史大纲》引论部分,赫然写有这么两段火药味甚浓的话:
“(今日学者)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藉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
此言刊登,可谓将钱氏心中郁积多年之心绪和盘托出。文中所涉尊崇西学之人,实指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那批学人。既然钱氏矛头如此犀利,自引来学界热议纷纷。钱的好友、时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张其昀恰在重庆,于是向傅斯年询问其如何评价此书,傅氏以“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作答。张似不甘心,再问傅对《国史大纲》关于中西史学、文化比较的看法,傅更颇为不屑道:“钱某何得妄谈世事,彼之世界知识,仅自《东方杂志》而来。”言外之意钱穆根本没出过国,一个未曾亲身领教世界各国文化的“学术土鳖”,有何资格大谈中西比较问题。傅氏之回应虽甚尖刻,却也不乏同道。比如胡门弟子毛子水阅后大为光火,愤而欲撰文反驳,诗人闻一多甚而公开斥责钱穆“冥顽不灵”。胡适当时人在美国,对钱穆的批评尚无法知悉。三载后,张其昀赴美讲学,将其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月刊送给胡适指正,该刊恰登载了钱氏《国史大纲》中的部分内容。胡翻阅完毕后,颇有意味地写道:“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过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可见一向以现代绅士自居的胡适,心中也按捺不住恼怒了。
钱穆与胡适诸人缘何这般势若水火?当从十几年前说起。钱、胡二人的情形可谓天壤之别。当胡适已于五四前后暴得大名,俨然学界翘楚之时,钱穆还仅仅是就职于无锡、苏州等地中小学的教员。故在彼时钱氏眼中,胡绝对是遥不可及的学界大咖。当年梁启超与胡适为学生开列“最低限度的国学入门书目”,钱氏认为“梁、胡为并世大师,其言当信”。将只比自己大三岁的胡视作与梁启超齐肩的大师,可知其在钱氏心中的份量之重。
1929年,胡适应邀赴苏州中学讲课,钱穆闻讯而至,终得以一睹心中大师风采。既然被钱看成学界领袖,那自然应当学识渊博,无所不窥。于是钱径直向胡求教两本古籍的出处问题。也许所问两书确属罕见,胡也闻所未闻,故当时未能立即作答。初次见面,就以疑难相询,不免使这位学界大咖陷于某种尴尬之境地,钱穆事后也有“自念余固失礼,初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之自责。不过,此次相遇对钱而言,更多的观感乃是失望,胡“既不似中国往古之大师硕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专家学者。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惟远避为是”。
如果二人之交际到此为止,那胡适依然是响彻国内的大教授,钱穆还是默默无闻的小教师。然人生如戏却又往往胜过一切虚构的剧情,1931年,钱来到北大任教,昔日的粉丝与偶像竟一夜间成为同事,随着彼此间身份的转换,由仰望到平视,钱、胡二人的关系愈发变得微妙。
初入北大,钱氏已感到“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然亦无自奈何”。钱纯粹自学成才,连中学文凭都无,其学术水准虽博得部分同事青眼相加,但更多人却时常白眼相向。如钱主讲一门上古史课程,有人写信质疑“君不通龟甲文,奈何腼颜讲上古史?”钱不以为忤,坦诚拿着此信对听课学生道:“余不通龟甲文,故在此堂上将不讲及。但诸君当知,龟甲文外尚有上古史可讲。诸君试听,以为如何?”孰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又有人私下给钱爆料,说知名教授钱玄同之子正在班上听课。玄同主张疑古,而钱氏学宗信古,故此人劝其“君自慎之,勿多惹是非”。钱答道:“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恰好一次活动,二钱比肩而坐。玄同问他:“君知我有一子在君班上否?”钱答知之。玄同又言:“君班上所讲一言一句彼必详悉记载无遗。彼在君班上之笔记我亦过目,逐字不遗。”听闻此言,钱穆骤不知所答,“窃恐或起争论,何措辞。”玄同接着说:“彼甚信君言,不遵吾说。”钱穆仅点头附和,避免与之出现辩论。
另有一事,亦可见钱穆绝非争强好胜之辈。当时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创办《禹贡》杂志,陶希圣在北大开设《食货》刊物,两杂志皆风行一时。当时学生们纷纷来钱氏住处,请他办一《通典》,“谓当与《禹贡》《食货》鼎足而三”。钱力拒之。诸生曰:“师仅挂一名,其他一切尽由吾侪负责,请勿忧。”钱氏告诸生:“余爱通典制度,亦爱食货经济,又爱禹贡地理沿革。诸生当扩开兴趣,博学多通,乃能于史识渐有进。待他年学问基础既立,庶可择性近专精一门。此乃成学后事,非初学时事。倘诸生今即专骛一途,适以自限,非以自广。恐于诸生学业前途,有损无益。余为诸生着想,非自为计也。”
当然学贵有争,但在于争是非,使真理越辩越明,而非争意气,令彼此不欢而散。执教北大数年,钱穆与胡适等人在学术问题上多有交锋。以致大凡钱氏“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不少北大同事的夫人们先来钱之课室旁听,然后再去胡适讲堂旁听,退后相传说以为谈资。不过她们“惟一时所注意者,亦仅为一些具体材料问题解释之间,而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一大问题上,则似未竟体触及也。”对于众人起哄看热闹的心态,钱氏只得以孟子“余岂好辩哉,余亦不得已也”一句自况。然己之心中之学术是非,在旁人眼中则可能为意气,且心胸宽广之人世间亦不占多数,故对方即使以怨报德,也属常情。抗战结束后,北大复校,胡适出任校长。胡归国前,由傅斯年代理校务。傅极力延揽原北大同事返京任教,唯独未给钱穆发放聘书,其中隐含的人事纠葛不言自明。
钱穆尝对学生讲:“学问贵自有所求,不应分心与他人争是非。若多在与他人争是非上分其精力,则妨碍了自己学问之进步。”不过人在学术江湖中行走,洁身自好之余,亦须当争则争,前提是双方要处在一个学术频道上,从而避免各说各话、关公战秦琼式的闹剧。若对手段位太低,或意气满腹,那徒费口舌与笔墨,又何益呢?
学贵有争,但在于争是非,而非争意气。
1940年,钱穆在新作《国史大纲》引论部分,赫然写有这么两段火药味甚浓的话:
“(今日学者)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藉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
此言刊登,可谓将钱氏心中郁积多年之心绪和盘托出。文中所涉尊崇西学之人,实指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那批学人。既然钱氏矛头如此犀利,自引来学界热议纷纷。钱的好友、时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张其昀恰在重庆,于是向傅斯年询问其如何评价此书,傅氏以“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作答。张似不甘心,再问傅对《国史大纲》关于中西史学、文化比较的看法,傅更颇为不屑道:“钱某何得妄谈世事,彼之世界知识,仅自《东方杂志》而来。”言外之意钱穆根本没出过国,一个未曾亲身领教世界各国文化的“学术土鳖”,有何资格大谈中西比较问题。傅氏之回应虽甚尖刻,却也不乏同道。比如胡门弟子毛子水阅后大为光火,愤而欲撰文反驳,诗人闻一多甚而公开斥责钱穆“冥顽不灵”。胡适当时人在美国,对钱穆的批评尚无法知悉。三载后,张其昀赴美讲学,将其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月刊送给胡适指正,该刊恰登载了钱氏《国史大纲》中的部分内容。胡翻阅完毕后,颇有意味地写道:“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过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可见一向以现代绅士自居的胡适,心中也按捺不住恼怒了。
钱穆与胡适诸人缘何这般势若水火?当从十几年前说起。钱、胡二人的情形可谓天壤之别。当胡适已于五四前后暴得大名,俨然学界翘楚之时,钱穆还仅仅是就职于无锡、苏州等地中小学的教员。故在彼时钱氏眼中,胡绝对是遥不可及的学界大咖。当年梁启超与胡适为学生开列“最低限度的国学入门书目”,钱氏认为“梁、胡为并世大师,其言当信”。将只比自己大三岁的胡视作与梁启超齐肩的大师,可知其在钱氏心中的份量之重。
1929年,胡适应邀赴苏州中学讲课,钱穆闻讯而至,终得以一睹心中大师风采。既然被钱看成学界领袖,那自然应当学识渊博,无所不窥。于是钱径直向胡求教两本古籍的出处问题。也许所问两书确属罕见,胡也闻所未闻,故当时未能立即作答。初次见面,就以疑难相询,不免使这位学界大咖陷于某种尴尬之境地,钱穆事后也有“自念余固失礼,初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之自责。不过,此次相遇对钱而言,更多的观感乃是失望,胡“既不似中国往古之大师硕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专家学者。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惟远避为是”。
如果二人之交际到此为止,那胡适依然是响彻国内的大教授,钱穆还是默默无闻的小教师。然人生如戏却又往往胜过一切虚构的剧情,1931年,钱来到北大任教,昔日的粉丝与偶像竟一夜间成为同事,随着彼此间身份的转换,由仰望到平视,钱、胡二人的关系愈发变得微妙。
初入北大,钱氏已感到“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然亦无自奈何”。钱纯粹自学成才,连中学文凭都无,其学术水准虽博得部分同事青眼相加,但更多人却时常白眼相向。如钱主讲一门上古史课程,有人写信质疑“君不通龟甲文,奈何腼颜讲上古史?”钱不以为忤,坦诚拿着此信对听课学生道:“余不通龟甲文,故在此堂上将不讲及。但诸君当知,龟甲文外尚有上古史可讲。诸君试听,以为如何?”孰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又有人私下给钱爆料,说知名教授钱玄同之子正在班上听课。玄同主张疑古,而钱氏学宗信古,故此人劝其“君自慎之,勿多惹是非”。钱答道:“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恰好一次活动,二钱比肩而坐。玄同问他:“君知我有一子在君班上否?”钱答知之。玄同又言:“君班上所讲一言一句彼必详悉记载无遗。彼在君班上之笔记我亦过目,逐字不遗。”听闻此言,钱穆骤不知所答,“窃恐或起争论,何措辞。”玄同接着说:“彼甚信君言,不遵吾说。”钱穆仅点头附和,避免与之出现辩论。
另有一事,亦可见钱穆绝非争强好胜之辈。当时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创办《禹贡》杂志,陶希圣在北大开设《食货》刊物,两杂志皆风行一时。当时学生们纷纷来钱氏住处,请他办一《通典》,“谓当与《禹贡》《食货》鼎足而三”。钱力拒之。诸生曰:“师仅挂一名,其他一切尽由吾侪负责,请勿忧。”钱氏告诸生:“余爱通典制度,亦爱食货经济,又爱禹贡地理沿革。诸生当扩开兴趣,博学多通,乃能于史识渐有进。待他年学问基础既立,庶可择性近专精一门。此乃成学后事,非初学时事。倘诸生今即专骛一途,适以自限,非以自广。恐于诸生学业前途,有损无益。余为诸生着想,非自为计也。”
当然学贵有争,但在于争是非,使真理越辩越明,而非争意气,令彼此不欢而散。执教北大数年,钱穆与胡适等人在学术问题上多有交锋。以致大凡钱氏“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不少北大同事的夫人们先来钱之课室旁听,然后再去胡适讲堂旁听,退后相传说以为谈资。不过她们“惟一时所注意者,亦仅为一些具体材料问题解释之间,而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一大问题上,则似未竟体触及也。”对于众人起哄看热闹的心态,钱氏只得以孟子“余岂好辩哉,余亦不得已也”一句自况。然己之心中之学术是非,在旁人眼中则可能为意气,且心胸宽广之人世间亦不占多数,故对方即使以怨报德,也属常情。抗战结束后,北大复校,胡适出任校长。胡归国前,由傅斯年代理校务。傅极力延揽原北大同事返京任教,唯独未给钱穆发放聘书,其中隐含的人事纠葛不言自明。
钱穆尝对学生讲:“学问贵自有所求,不应分心与他人争是非。若多在与他人争是非上分其精力,则妨碍了自己学问之进步。”不过人在学术江湖中行走,洁身自好之余,亦须当争则争,前提是双方要处在一个学术频道上,从而避免各说各话、关公战秦琼式的闹剧。若对手段位太低,或意气满腹,那徒费口舌与笔墨,又何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