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刘军红
面对中国首倡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英法德意等欧洲大国“突破”美国的“禁令”,相继表示加盟意愿,争取“意向创始会员国”地位。西方七国集团(G7)的四国宣布加入“亚投行”体制,反映西欧主要国家对亚洲经济发展及其引起的国际力量结构变化有了新认识,由此,也折射西方金融阵营的内在矛盾外露化,预示着“亚洲开发金融”领域迎来竞争的新时代。
中国首倡亚投行,意在引领地区互联互通,共同完善发展环境。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是形成地区相互联系,构建人财物及信息交互流通、支持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条件。冷战结束后,随着亚洲各经济体相继走向市场经济道路,地区产业、贸易和投资大发展,推动亚洲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基地和贸易集散中心。
而另一方面,地区道路、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相对滞后,未能与经济发展同步成长,致使地区基础设施远未实现体系化、数字化和环保化,成为阻碍地区经济升级、走向发达阶段的瓶颈。如,东盟地区鉴于港口扩浚未能与贸易发展同步,互联互通不畅,吞吐能力受限,港口货物积压“常态化”,制约着地区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鉴于亚洲的地理、地貌环境特殊,如海上东盟国家多呈岛屿散布、陆海相间特点,电力、电信和交通体系未能完善；而内陆地区,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各国山脉纵横、沟壑林立,地势险要,更制约了现代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亚洲地区多数为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融资不畅,也是制约地区互联互通的主要成因。
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从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里,亚洲地区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8万亿美元的资金,平均每年8000亿美元。如此巨额的资金,仅靠各国自身努力是非常困难的,客观需要地区各国相互融通、互助合作,共同突破发展瓶颈。正是基于地区共同发展动机,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参加APEC会议期间倡议设立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互助统筹,共同促进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亚洲开发金融体制的滞后,迫使发展中国家走自主融资道路。上世纪60年代,在美日主导下成立了“亚洲开发银行”体制,支持地区经济发展。在这个体制中,美日共同扮演主要出资人角色,出资比例同样为15.65%,其他各方相应出资,成员国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增加。截至目前,其成员包括亚太区内48个,区外19个,总计67个国家和地区。而美日依旧维持15.65%的第一出资国地位。特别是,自1966年亚行成立以来,日本连续垄断9任行长位置,亚行领导体制扭曲,经营方式僵化,滞后于亚洲经济发展的时代。
尽管亚洲各发展中国家不断要求增资,扩大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但在美日控制下,亚行始终不予扩大融资规模。去年5月的亚行年会期间,日本主导亚行提出将由区内发达国家为主要出资方的“融资基金”直接转化为亚行自有资本,变相扩大自有资本规模,增加融资额度,但实则是仅增加了“基金出资国”(发达国家)在亚行的自有资本比例,无法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这个方案没有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这也是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走集体互助道路的体制动因。
域外大国与域内大国的矛盾,推动了亚洲开发金融领域的竞争。英德意虽然都是在1966年亚行设立之初便加入的原始会员国(法国1970年加入),但在出资比例上明显不如域内发达国家,且其域外的身份,也决定了在亚行体制内的发言力不强,因此,域外主要国家事实上被边缘化,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欧债危机后,欧系银行多数退守欧洲区内,在与大项目相关的“银团贷款”领域丢失了亚洲阵地。而日本的银行集团乘势“收复失地”,重新挤入亚洲银团贷款的世界前五行列。日欧金融矛盾突出。
而基础设施建设涉及道路体系(包括高铁及其信号系统)、电力体系(包括核电)、电信体系(包括无线体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地区产业聚集与分工体系、物流流通体系和庞大的融资体系,经济关联广泛,影响深远,是全球资本趋之若鹜的投资领域。欧洲大国积极加入亚投行体系,不仅有利于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标准和市场规则的融资体系和治理方式,也有利于“亚投行债券”和“融资框架”获得较高的市场评级,也必将促进形成市场化竞争机制。这折射西方金融阵营内在矛盾外露,更反映各方对亚洲经济发展及其对世界格局的改变上的新认识。与时俱进,则会作出符合时代的选择,也必将在时代进步中获得有力的竞争地位。亚洲开发金融领域的竞争机制,也必将给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发展带来新生机。
面对中国首倡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英法德意等欧洲大国“突破”美国的“禁令”,相继表示加盟意愿,争取“意向创始会员国”地位。西方七国集团(G7)的四国宣布加入“亚投行”体制,反映西欧主要国家对亚洲经济发展及其引起的国际力量结构变化有了新认识,由此,也折射西方金融阵营的内在矛盾外露化,预示着“亚洲开发金融”领域迎来竞争的新时代。
中国首倡亚投行,意在引领地区互联互通,共同完善发展环境。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是形成地区相互联系,构建人财物及信息交互流通、支持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条件。冷战结束后,随着亚洲各经济体相继走向市场经济道路,地区产业、贸易和投资大发展,推动亚洲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基地和贸易集散中心。
而另一方面,地区道路、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相对滞后,未能与经济发展同步成长,致使地区基础设施远未实现体系化、数字化和环保化,成为阻碍地区经济升级、走向发达阶段的瓶颈。如,东盟地区鉴于港口扩浚未能与贸易发展同步,互联互通不畅,吞吐能力受限,港口货物积压“常态化”,制约着地区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鉴于亚洲的地理、地貌环境特殊,如海上东盟国家多呈岛屿散布、陆海相间特点,电力、电信和交通体系未能完善；而内陆地区,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各国山脉纵横、沟壑林立,地势险要,更制约了现代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亚洲地区多数为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融资不畅,也是制约地区互联互通的主要成因。
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从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里,亚洲地区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8万亿美元的资金,平均每年8000亿美元。如此巨额的资金,仅靠各国自身努力是非常困难的,客观需要地区各国相互融通、互助合作,共同突破发展瓶颈。正是基于地区共同发展动机,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参加APEC会议期间倡议设立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互助统筹,共同促进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亚洲开发金融体制的滞后,迫使发展中国家走自主融资道路。上世纪60年代,在美日主导下成立了“亚洲开发银行”体制,支持地区经济发展。在这个体制中,美日共同扮演主要出资人角色,出资比例同样为15.65%,其他各方相应出资,成员国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增加。截至目前,其成员包括亚太区内48个,区外19个,总计67个国家和地区。而美日依旧维持15.65%的第一出资国地位。特别是,自1966年亚行成立以来,日本连续垄断9任行长位置,亚行领导体制扭曲,经营方式僵化,滞后于亚洲经济发展的时代。
尽管亚洲各发展中国家不断要求增资,扩大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但在美日控制下,亚行始终不予扩大融资规模。去年5月的亚行年会期间,日本主导亚行提出将由区内发达国家为主要出资方的“融资基金”直接转化为亚行自有资本,变相扩大自有资本规模,增加融资额度,但实则是仅增加了“基金出资国”(发达国家)在亚行的自有资本比例,无法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这个方案没有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这也是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走集体互助道路的体制动因。
域外大国与域内大国的矛盾,推动了亚洲开发金融领域的竞争。英德意虽然都是在1966年亚行设立之初便加入的原始会员国(法国1970年加入),但在出资比例上明显不如域内发达国家,且其域外的身份,也决定了在亚行体制内的发言力不强,因此,域外主要国家事实上被边缘化,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欧债危机后,欧系银行多数退守欧洲区内,在与大项目相关的“银团贷款”领域丢失了亚洲阵地。而日本的银行集团乘势“收复失地”,重新挤入亚洲银团贷款的世界前五行列。日欧金融矛盾突出。
而基础设施建设涉及道路体系(包括高铁及其信号系统)、电力体系(包括核电)、电信体系(包括无线体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地区产业聚集与分工体系、物流流通体系和庞大的融资体系,经济关联广泛,影响深远,是全球资本趋之若鹜的投资领域。欧洲大国积极加入亚投行体系,不仅有利于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标准和市场规则的融资体系和治理方式,也有利于“亚投行债券”和“融资框架”获得较高的市场评级,也必将促进形成市场化竞争机制。这折射西方金融阵营内在矛盾外露,更反映各方对亚洲经济发展及其对世界格局的改变上的新认识。与时俱进,则会作出符合时代的选择,也必将在时代进步中获得有力的竞争地位。亚洲开发金融领域的竞争机制,也必将给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发展带来新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