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广大沿海地区看,从漫长的历史和重农抑商的国策看,中国传统海洋文化本质是与西方海洋商业文化不同的海洋农业文化。
传统海洋农业:大陆农业的延伸和补充
2015-01-28
宋正海
来源：
大众日报
【 查看PDF版】 |
钱塘江海塘是中国古代伟大水利工程之一 |
□ 宋正海
中国东临太平洋,有着绵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岛屿。沿海地区是广阔的平原(长江、黄河、珠江三角洲),非常适合农耕。
中国东南部分沿海地方属丘陵地区,因地形陡,耕地面积小,土质差,陆地农业养活不了多少人,部分人被迫从事海洋农业或进行海外贸易,乃至海洋走私活动,故也有类似西方的海洋商业文化,但不能因此就得出中国传统海洋文化是海洋商业文化。
从全国广大沿海地区看,从漫长的历史和重农抑商的国策看,中国传统海洋文化本质是与西方海洋商业文化不同的海洋农业文化。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海洋农业文化也主要是大陆农业文化的延伸和补充。
海洋活动与陆地粮食基地
中国古代海洋活动中,十分重要的是元代海运和规模巨大的京东潮田开发。而这些是直接与陆地的粮食基地的建设相关的。
海运与“天下粮仓”。中国古代的“天下粮仓”主要指成都平原的天府之国和江南的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由于开发较早,自然条件较好,成为“天下粮仓”。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大都和北方部分地区的粮食供应主要取自江南,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江南运到北方。为此最终完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最古老的运河。
为了解决陆地水运的不足,元代又开拓海运,把江南粮食经海道运至直沽(今天津),再经河道运达大都。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采用太傅、丞相伯颜的建议,运粮四万余石由海道北上。次年,立二万户府管理海运。
海运路线由西向东先后有三条,由黄水洋到青水洋再到黑水洋。黑水洋航线已远离陆地,不仅水深不会搁浅,且已远离逆水行舟的黄海沿岸流,而且还利用了顺水浩荡的黑潮洋流。运数增至五十余万石,于是大规模南粮北运逐步以海运为主,传统的内河运输退居次要地位。由于海运风浪大,损失严重,后来又加大京杭运河运粮数,替代部分海运。由此可见,海运与内陆运河运粮在目的上没有本质区别,均是开发陆地“天下粮仓”的需要。
京东潮灌与畿辅水利。北方潮田明确记载始于元代,发展于明代。这与“畿辅水利”有关。畿辅水利目的是要把北京所在的地区改造为一个重要的农业基地,以减轻南粮北运的困难,为北京这一全国的政治中心建立起更为巩固的粮食基地。
畿辅水利所涉范围包括了现河北省的全部平原地区。其开发是采纳了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潮田的经验。《元史》卷30:“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明代徐贞明《潞水客谈》:“京东者辅郡……控海则潮淤而壤沃,兴水利尤易也”。雍正《畿辅通志》卷46:“明臣袁黄为宝坻令,开疏沽道引戽潮流于壶卢窝等邨……盖潮水性温,溉自饶,浙闽所谓潮田也。今委负疏涤旧渠,连置闸洞,汲引浇灌,濒海泻卤,渐成膏腴。”明时汪应蛟驻兵天津,大规模屯田,其中也用潮灌。雍正《畿辅通志》卷47:“东西泥沽二围,营田引用海潮水”。
保卫滨海长城
沿海与河口地区广泛分布的宏伟海塘是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杰出代表。沿海地区人民为保卫自己的陆地农业经济区不受潮灾入侵,像北方地区人民为保卫农业经济区抵御游牧民族入侵而修筑起万里长城那样,修筑起滨海万里长城——海塘。万里长城在交通要冲处设立雄关,滨海长城在入海河口处也常设立潮闸。由此可见,海、陆两座万里长城不仅在保卫陆地农业经济区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上是一致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类似之处。
海塘、万里长城、大运河堪称中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其规模之大、工程之艰、动员人数之多均是十分惊人的。沿海风暴潮十分严重,但沿海地区是中国古代重要农业经济区的“天下粮仓”,人口集中,所以海塘建设受到朝廷重视,遍布沿海各地。秦汉以前北方已有海塘,东南沿海因尚未开发,故缺乏记载。秦汉以后,东南沿海逐渐开发,陆地农业发展,地方政府开始重视海塘修筑,故才有此记载。
海塘以江浙海塘最为宏伟。这里位于钱塘江喇叭形河口地段,日夜受到太平洋潮波的巨大冲击,发育起壮观的钱塘江暴涨潮,在夏秋台风频繁活动之际,又是风暴潮灾最严重地区之一。但钱塘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很早,杭嘉湖平原自古是江南鱼米之乡,所以海塘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江浙海塘最早的是东汉钱塘(今杭州)的钱塘江海塘。《钱塘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些,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在历次强大潮灾中,江浙海塘也多次遭受重大损失,时时被冲垮。但是人们通过不断总结筑塘经验教训,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工程规模愈发宏大。江浙海塘已成为中国古代人民与潮灾顽强斗争、取得巨大胜利的象征,同时也展示了中国沿海人民与风暴潮灾斗争,保卫陆地农业经济区的历程和中国海塘工程的水平和进化。
潮田灌溉陆地农田
仰潮水灌溉的潮田,在中国古代沿海地区广为分布,这是中国古代海洋水资源利用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传统海洋农业文化的一个明显的特点。
潮田在中国出现很早,但广为发展的是用于灌溉陆地农田的陆地潮田。陆地潮田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代的吴大帝孙权在南京所开的潮沟。《舆地志》:“潮沟,吴大帝所开,以引江潮。”《地志》:“潮沟,吴大帝所开,以引江潮……潮沟在上元西四里,阔三丈,深一丈。”开潮沟,引江潮,应该是用于潮灌,发展陆地农业。
有关陆地潮田的明确记载在南北朝时期。光绪《常昭合志稿》卷9:“吾邑于梁大同六年更名常熟。初未著其所由名,或曰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是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可见在公元540年,长江下游潮田规模已相当大。潮田发达,旱涝保收,庄稼连年丰收,致使海虞县改名为“常熟县”。这反映了当地潮田的巨大规模和发挥的巨大功效,当然也寄托了当地人民对潮田功效的美好愿望。
长江下游的苏南地区也是江南鱼米之乡,天下粮仓。其陆地潮田的发展,实际上与当地圩田塘浦系统的发展是一致的。圩田就是在浅水沼泽地带或河湖淤滩上围堤筑圩,把田围在中间,把水挡在堤外；围内开沟渠,设涵洞,有排有灌。太湖地区的圩田更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即以大河为骨干,五里七里挖一纵浦,七里十里开一横塘。在塘浦的两旁,将挖出的土就地修筑堤岸,形成棋盘式的塘浦圩田”。这里的圩区在秦汉已进行了初步开发,三国时经东吴政权的经营,已达到一定的程度。由此可推测吴大帝当时在南京所开的潮沟,亦相当于圩田与塘浦中的浦。在南北朝时,正由于塘浦的发展,以及其中潮灌的发展,才使在梁大同六年将晋时的海虞县改为常熟县的。
唐时太湖地区的圩田塘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唐代陆龟蒙(?-约881)为长洲(今苏州)人,曾任苏、湖二郡从事。他在《迎潮送辞序》中记述了松江地区的潮田:“松江南旁田庐,有沟洫通浦溆,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则轧而留之,用以涤濯、灌溉。”后虽在北宋时一度衰落,但到南宋时圩田范围逐渐扩大。南宋范成大(1126年-1193年)为吴郡(今苏州)人。他在《吴郡志》卷19中记述了吴郡的潮田。由此可见太湖地区的潮田发展,基本上与圩田、圩田塘浦的发展是同步的。《吴郡志》记载:吴郡治理高田的主要方法是挖深塘埔,“畎引江海之水,周流于岗阜之地”,而“近于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于海者,又有早晚两潮,可以灌溉”。这里的潮田显然只是圩田的一种,只因近海,所以引潮水灌溉。
潮田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由于陆地农田的扩展急需潮汐灌溉。潮灌方式有简单和复杂之分,各有其发展的过程。较原始的方式是自流灌溉,这类记载较多。清宣统《京口山水志》卷10:丹徒诸小港“皆平地沙区,无山陇之限,通潮汐,资灌溉”。道光《香山县志》卷3:“诸村乘潮汐灌田。”同治《广东通志》卷116:“凤尾港均乘潮汐灌田。”更为有趣的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风暴潮冲破了长江河口南岸和杭州湾北岸的海塘,海水进入农田,人们竟利用此机会进行潮灌,在灾害之年获得了丰收。此事被多处地方志记载下来。光绪《川沙厅志》卷14:道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海潮涨溢,冲刷钦塘、獾洞二处,水涌过塘,塘西禾棉借以灌溉,岁稔”。该书卷3“附注”,对此事有这样解释:“是夏旱,塘内川港涸,六月十八日,海潮冲坍第十三段獾洞三处,洞各宽三丈,深丈余。据衿业曹汝德等呈请缓筑,过水济农。”这次风暴潮也冲毁了与川沙邻近的松江的海塘。无独有偶,松江也采用了相同方法获得了丰收。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道光十五年“乙未六月十八日海潮涨过塘西,禾苗借以灌溉,岁稔”。这说明当时川沙、松江一带人民有着较丰富的潮灌经验,所以才有可能在大灾之年,化灾为利,夺得丰收。
自流灌溉是潮灌的初级形式,潮田分布高度只能在每月的大潮高潮线以下。所以潮田面积窄小,而且能潮灌时间并不一定与庄稼缺水时间一致。随着沿海农业经济区的发展,逐步产生有一定水利设施的复杂的潮灌方式。这种取代在长江三角洲也是较早出现的。《吴郡志》卷19记载:吴郡“沿海港浦共六十条,各是古人东取海潮,北取扬子江水灌田”。这里记载了潮灌中的渠系。民国《江湾里志》卷15:嘉庆十九年(1814年)“夏秋大旱,是岁祲。惟江湾大场均傍走马塘,朝潮夕汐,戽水不干,木棉尚稔”。这里描述了潮灌中的提水设施。乾隆《直隶通州志》卷3:“盐仓闸去江只十里许,涝时泄水甚迅。旱则启闸板以引江潮……居民最利之。”这里记述了潮灌中的潮闸。这种潮灌方式不断完善,已逐渐发展成为包括有渠系、潮闸、提水工具等水利设施的灌溉系统。对此明代《濒海潮田议》中已有详细的记载:“凡濒海之区概为潮田。盖潮水性温,发苗最沃,一日再至,不失晷刻,虽少雨之岁,灌溉自饶。其法临河开渠,下与潮通,潮来渠满,则闸而留之,以供车戽,中沟塍地梗,宛转交通,四面筑围,以防水涝。凡属废坏皆成膏田。”
海水苦咸,盐度高达35‰,而庄稼对盐度1‰的水已不能适应。那么,为什么沿海各地广泛发展的潮田能使庄稼丰收呢?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抗旱斗争中,早已发现出海河流的感潮河段以及入海的河口地区,由于淡水的注入和潮汐的作用,海水盐度有着明显的时空变化。因此能够根据潮汐涨落情况,掌握海水盐度时空动态,得到淡水灌溉。明代徐光启(1562年-1633年)《农政全书》卷16指出,“海潮不淡也,入海之水迎而返之则淡。《禹贡》所谓逆河也”；又指出,“海中之洲渚多可用,又多近于江河,而迎得淡水也”。十分明显,《农政全书》这里所说的“洲”,应为入海河口的拦门沙,而“逆河”实为入海河流的感潮河段。中国沿海受太平洋潮波的强大冲击,河口中“江水逆流,海水上潮”现象是明显的。
由于潮灌和潮田的长期发展,中国古代对海水咸重,河水淡轻有十分深刻的认识。明郭璿在《宁邑海潮论》中就明确指出两者之不同:“江涛淡轻而剽疾,海潮咸重而沉悍。”清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18则进一步阐明,滨海之地,“潮有江、海之分,水有咸、淡之别……古人引水灌田,皆江、淮、河、汉之利,而非施之以咸潮”。由此可见,古人早已清楚潮灌中所引之水虽名为潮水、海水,实为河流淡水。
既然“海水咸重而沉悍”,“江涛淡轻而剽疾”,那么在出海河口和感潮河段,海水和河水相交换处,自然不会轻易融合。海水咸重,所以上潮时,进入江河的海水,只能在下层沿河底向上游推进,形成一个向上游方向水量逐渐减少的楔形层。这样上层仍为“淡轻剽疾”的河水,可资灌溉。明崔嘉祥《崔鸣吾纪事》记载了当时一位种潮田的老人对潮灌原理的精辟阐述:“咸水非能稔苗也,人稔之也……夫水之性,咸者每重浊而下沉,淡者每轻清而上浮。得雨则咸者凝而下,荡舟则咸者溷而上。吾每乘微雨之后辄车水以助天泽不足……水与雨相济而濡,故尝淡而不咸,而苗尝润而独稔。”清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18又载:“自州境至崇明海水清驶,盖上承西来诸水奔腾宣泄,名虽为海,而实江水,故味淡不可以煮盐,而可以灌田。”这指出了长江太仓、崇明的感潮河段,虽名为海,但仍可潮灌的原因。康熙《松江府志》卷3还进一步指出:“凡内水出海,其水力所及或至千里,或至几百里,犹淡水也。”这更进一步指出在河流入海后形成远距离的淡水舌,从而进一步解释了潮灌可行性的科学原理。
这一切说明:潮田、潮灌虽是中国传统海洋农业文化的杰出成果,但目的是用于灌溉陆地农田,因而是大陆农业的延伸和补充。
海洋水产养殖均从“田”意
靠海,吃海、用海,是中国古代海洋农业文化的基本内涵。民以食为天,早在石器时代海洋生物的采集和捕捞,已成为沿海原始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进入农业社会后,海洋渔业更是沿海农业区人口肉食的一个重要来源。
由于某些水产品的需要日益增长,形成供不应求局面,于是以海为田,发展起像种植陆地庄稼一样,开始种植海洋庄稼(海洋水产)。从大陆农业文化观念出发,海洋水产养殖均从“田”意,如蚝田、蚶田、蛏田、珧田等,甚至包括盐田也应运而生,大量发展,并与稻田、麦田、棉田一样均以“田”字命名。相应古代称有关海产养殖也理解为“种”田,如种蚝、种蚶、种珧等。古代还有“珠池”、“鯔池”等也从陆地鱼池的“池”意。这些正是大农业属性和传统大陆农业文化内涵的延伸和反映。
海盐与陆地的池盐、井盐均为氯化钠,成份和用途均无本质区别,可见海盐只是陆地盐的替代。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中,确实是将这些传统海洋生产事业认为是陆地农业的延伸和补充。
中国东临太平洋,有着绵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岛屿。沿海地区是广阔的平原(长江、黄河、珠江三角洲),非常适合农耕。
中国东南部分沿海地方属丘陵地区,因地形陡,耕地面积小,土质差,陆地农业养活不了多少人,部分人被迫从事海洋农业或进行海外贸易,乃至海洋走私活动,故也有类似西方的海洋商业文化,但不能因此就得出中国传统海洋文化是海洋商业文化。
从全国广大沿海地区看,从漫长的历史和重农抑商的国策看,中国传统海洋文化本质是与西方海洋商业文化不同的海洋农业文化。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海洋农业文化也主要是大陆农业文化的延伸和补充。
海洋活动与陆地粮食基地
中国古代海洋活动中,十分重要的是元代海运和规模巨大的京东潮田开发。而这些是直接与陆地的粮食基地的建设相关的。
海运与“天下粮仓”。中国古代的“天下粮仓”主要指成都平原的天府之国和江南的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由于开发较早,自然条件较好,成为“天下粮仓”。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大都和北方部分地区的粮食供应主要取自江南,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江南运到北方。为此最终完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最古老的运河。
为了解决陆地水运的不足,元代又开拓海运,把江南粮食经海道运至直沽(今天津),再经河道运达大都。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采用太傅、丞相伯颜的建议,运粮四万余石由海道北上。次年,立二万户府管理海运。
海运路线由西向东先后有三条,由黄水洋到青水洋再到黑水洋。黑水洋航线已远离陆地,不仅水深不会搁浅,且已远离逆水行舟的黄海沿岸流,而且还利用了顺水浩荡的黑潮洋流。运数增至五十余万石,于是大规模南粮北运逐步以海运为主,传统的内河运输退居次要地位。由于海运风浪大,损失严重,后来又加大京杭运河运粮数,替代部分海运。由此可见,海运与内陆运河运粮在目的上没有本质区别,均是开发陆地“天下粮仓”的需要。
京东潮灌与畿辅水利。北方潮田明确记载始于元代,发展于明代。这与“畿辅水利”有关。畿辅水利目的是要把北京所在的地区改造为一个重要的农业基地,以减轻南粮北运的困难,为北京这一全国的政治中心建立起更为巩固的粮食基地。
畿辅水利所涉范围包括了现河北省的全部平原地区。其开发是采纳了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潮田的经验。《元史》卷30:“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明代徐贞明《潞水客谈》:“京东者辅郡……控海则潮淤而壤沃,兴水利尤易也”。雍正《畿辅通志》卷46:“明臣袁黄为宝坻令,开疏沽道引戽潮流于壶卢窝等邨……盖潮水性温,溉自饶,浙闽所谓潮田也。今委负疏涤旧渠,连置闸洞,汲引浇灌,濒海泻卤,渐成膏腴。”明时汪应蛟驻兵天津,大规模屯田,其中也用潮灌。雍正《畿辅通志》卷47:“东西泥沽二围,营田引用海潮水”。
保卫滨海长城
沿海与河口地区广泛分布的宏伟海塘是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杰出代表。沿海地区人民为保卫自己的陆地农业经济区不受潮灾入侵,像北方地区人民为保卫农业经济区抵御游牧民族入侵而修筑起万里长城那样,修筑起滨海万里长城——海塘。万里长城在交通要冲处设立雄关,滨海长城在入海河口处也常设立潮闸。由此可见,海、陆两座万里长城不仅在保卫陆地农业经济区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上是一致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类似之处。
海塘、万里长城、大运河堪称中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其规模之大、工程之艰、动员人数之多均是十分惊人的。沿海风暴潮十分严重,但沿海地区是中国古代重要农业经济区的“天下粮仓”,人口集中,所以海塘建设受到朝廷重视,遍布沿海各地。秦汉以前北方已有海塘,东南沿海因尚未开发,故缺乏记载。秦汉以后,东南沿海逐渐开发,陆地农业发展,地方政府开始重视海塘修筑,故才有此记载。
海塘以江浙海塘最为宏伟。这里位于钱塘江喇叭形河口地段,日夜受到太平洋潮波的巨大冲击,发育起壮观的钱塘江暴涨潮,在夏秋台风频繁活动之际,又是风暴潮灾最严重地区之一。但钱塘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很早,杭嘉湖平原自古是江南鱼米之乡,所以海塘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江浙海塘最早的是东汉钱塘(今杭州)的钱塘江海塘。《钱塘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些,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在历次强大潮灾中,江浙海塘也多次遭受重大损失,时时被冲垮。但是人们通过不断总结筑塘经验教训,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工程规模愈发宏大。江浙海塘已成为中国古代人民与潮灾顽强斗争、取得巨大胜利的象征,同时也展示了中国沿海人民与风暴潮灾斗争,保卫陆地农业经济区的历程和中国海塘工程的水平和进化。
潮田灌溉陆地农田
仰潮水灌溉的潮田,在中国古代沿海地区广为分布,这是中国古代海洋水资源利用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传统海洋农业文化的一个明显的特点。
潮田在中国出现很早,但广为发展的是用于灌溉陆地农田的陆地潮田。陆地潮田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代的吴大帝孙权在南京所开的潮沟。《舆地志》:“潮沟,吴大帝所开,以引江潮。”《地志》:“潮沟,吴大帝所开,以引江潮……潮沟在上元西四里,阔三丈,深一丈。”开潮沟,引江潮,应该是用于潮灌,发展陆地农业。
有关陆地潮田的明确记载在南北朝时期。光绪《常昭合志稿》卷9:“吾邑于梁大同六年更名常熟。初未著其所由名,或曰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是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可见在公元540年,长江下游潮田规模已相当大。潮田发达,旱涝保收,庄稼连年丰收,致使海虞县改名为“常熟县”。这反映了当地潮田的巨大规模和发挥的巨大功效,当然也寄托了当地人民对潮田功效的美好愿望。
长江下游的苏南地区也是江南鱼米之乡,天下粮仓。其陆地潮田的发展,实际上与当地圩田塘浦系统的发展是一致的。圩田就是在浅水沼泽地带或河湖淤滩上围堤筑圩,把田围在中间,把水挡在堤外；围内开沟渠,设涵洞,有排有灌。太湖地区的圩田更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即以大河为骨干,五里七里挖一纵浦,七里十里开一横塘。在塘浦的两旁,将挖出的土就地修筑堤岸,形成棋盘式的塘浦圩田”。这里的圩区在秦汉已进行了初步开发,三国时经东吴政权的经营,已达到一定的程度。由此可推测吴大帝当时在南京所开的潮沟,亦相当于圩田与塘浦中的浦。在南北朝时,正由于塘浦的发展,以及其中潮灌的发展,才使在梁大同六年将晋时的海虞县改为常熟县的。
唐时太湖地区的圩田塘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唐代陆龟蒙(?-约881)为长洲(今苏州)人,曾任苏、湖二郡从事。他在《迎潮送辞序》中记述了松江地区的潮田:“松江南旁田庐,有沟洫通浦溆,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则轧而留之,用以涤濯、灌溉。”后虽在北宋时一度衰落,但到南宋时圩田范围逐渐扩大。南宋范成大(1126年-1193年)为吴郡(今苏州)人。他在《吴郡志》卷19中记述了吴郡的潮田。由此可见太湖地区的潮田发展,基本上与圩田、圩田塘浦的发展是同步的。《吴郡志》记载:吴郡治理高田的主要方法是挖深塘埔,“畎引江海之水,周流于岗阜之地”,而“近于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于海者,又有早晚两潮,可以灌溉”。这里的潮田显然只是圩田的一种,只因近海,所以引潮水灌溉。
潮田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由于陆地农田的扩展急需潮汐灌溉。潮灌方式有简单和复杂之分,各有其发展的过程。较原始的方式是自流灌溉,这类记载较多。清宣统《京口山水志》卷10:丹徒诸小港“皆平地沙区,无山陇之限,通潮汐,资灌溉”。道光《香山县志》卷3:“诸村乘潮汐灌田。”同治《广东通志》卷116:“凤尾港均乘潮汐灌田。”更为有趣的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风暴潮冲破了长江河口南岸和杭州湾北岸的海塘,海水进入农田,人们竟利用此机会进行潮灌,在灾害之年获得了丰收。此事被多处地方志记载下来。光绪《川沙厅志》卷14:道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海潮涨溢,冲刷钦塘、獾洞二处,水涌过塘,塘西禾棉借以灌溉,岁稔”。该书卷3“附注”,对此事有这样解释:“是夏旱,塘内川港涸,六月十八日,海潮冲坍第十三段獾洞三处,洞各宽三丈,深丈余。据衿业曹汝德等呈请缓筑,过水济农。”这次风暴潮也冲毁了与川沙邻近的松江的海塘。无独有偶,松江也采用了相同方法获得了丰收。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道光十五年“乙未六月十八日海潮涨过塘西,禾苗借以灌溉,岁稔”。这说明当时川沙、松江一带人民有着较丰富的潮灌经验,所以才有可能在大灾之年,化灾为利,夺得丰收。
自流灌溉是潮灌的初级形式,潮田分布高度只能在每月的大潮高潮线以下。所以潮田面积窄小,而且能潮灌时间并不一定与庄稼缺水时间一致。随着沿海农业经济区的发展,逐步产生有一定水利设施的复杂的潮灌方式。这种取代在长江三角洲也是较早出现的。《吴郡志》卷19记载:吴郡“沿海港浦共六十条,各是古人东取海潮,北取扬子江水灌田”。这里记载了潮灌中的渠系。民国《江湾里志》卷15:嘉庆十九年(1814年)“夏秋大旱,是岁祲。惟江湾大场均傍走马塘,朝潮夕汐,戽水不干,木棉尚稔”。这里描述了潮灌中的提水设施。乾隆《直隶通州志》卷3:“盐仓闸去江只十里许,涝时泄水甚迅。旱则启闸板以引江潮……居民最利之。”这里记述了潮灌中的潮闸。这种潮灌方式不断完善,已逐渐发展成为包括有渠系、潮闸、提水工具等水利设施的灌溉系统。对此明代《濒海潮田议》中已有详细的记载:“凡濒海之区概为潮田。盖潮水性温,发苗最沃,一日再至,不失晷刻,虽少雨之岁,灌溉自饶。其法临河开渠,下与潮通,潮来渠满,则闸而留之,以供车戽,中沟塍地梗,宛转交通,四面筑围,以防水涝。凡属废坏皆成膏田。”
海水苦咸,盐度高达35‰,而庄稼对盐度1‰的水已不能适应。那么,为什么沿海各地广泛发展的潮田能使庄稼丰收呢?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抗旱斗争中,早已发现出海河流的感潮河段以及入海的河口地区,由于淡水的注入和潮汐的作用,海水盐度有着明显的时空变化。因此能够根据潮汐涨落情况,掌握海水盐度时空动态,得到淡水灌溉。明代徐光启(1562年-1633年)《农政全书》卷16指出,“海潮不淡也,入海之水迎而返之则淡。《禹贡》所谓逆河也”；又指出,“海中之洲渚多可用,又多近于江河,而迎得淡水也”。十分明显,《农政全书》这里所说的“洲”,应为入海河口的拦门沙,而“逆河”实为入海河流的感潮河段。中国沿海受太平洋潮波的强大冲击,河口中“江水逆流,海水上潮”现象是明显的。
由于潮灌和潮田的长期发展,中国古代对海水咸重,河水淡轻有十分深刻的认识。明郭璿在《宁邑海潮论》中就明确指出两者之不同:“江涛淡轻而剽疾,海潮咸重而沉悍。”清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18则进一步阐明,滨海之地,“潮有江、海之分,水有咸、淡之别……古人引水灌田,皆江、淮、河、汉之利,而非施之以咸潮”。由此可见,古人早已清楚潮灌中所引之水虽名为潮水、海水,实为河流淡水。
既然“海水咸重而沉悍”,“江涛淡轻而剽疾”,那么在出海河口和感潮河段,海水和河水相交换处,自然不会轻易融合。海水咸重,所以上潮时,进入江河的海水,只能在下层沿河底向上游推进,形成一个向上游方向水量逐渐减少的楔形层。这样上层仍为“淡轻剽疾”的河水,可资灌溉。明崔嘉祥《崔鸣吾纪事》记载了当时一位种潮田的老人对潮灌原理的精辟阐述:“咸水非能稔苗也,人稔之也……夫水之性,咸者每重浊而下沉,淡者每轻清而上浮。得雨则咸者凝而下,荡舟则咸者溷而上。吾每乘微雨之后辄车水以助天泽不足……水与雨相济而濡,故尝淡而不咸,而苗尝润而独稔。”清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18又载:“自州境至崇明海水清驶,盖上承西来诸水奔腾宣泄,名虽为海,而实江水,故味淡不可以煮盐,而可以灌田。”这指出了长江太仓、崇明的感潮河段,虽名为海,但仍可潮灌的原因。康熙《松江府志》卷3还进一步指出:“凡内水出海,其水力所及或至千里,或至几百里,犹淡水也。”这更进一步指出在河流入海后形成远距离的淡水舌,从而进一步解释了潮灌可行性的科学原理。
这一切说明:潮田、潮灌虽是中国传统海洋农业文化的杰出成果,但目的是用于灌溉陆地农田,因而是大陆农业的延伸和补充。
海洋水产养殖均从“田”意
靠海,吃海、用海,是中国古代海洋农业文化的基本内涵。民以食为天,早在石器时代海洋生物的采集和捕捞,已成为沿海原始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进入农业社会后,海洋渔业更是沿海农业区人口肉食的一个重要来源。
由于某些水产品的需要日益增长,形成供不应求局面,于是以海为田,发展起像种植陆地庄稼一样,开始种植海洋庄稼(海洋水产)。从大陆农业文化观念出发,海洋水产养殖均从“田”意,如蚝田、蚶田、蛏田、珧田等,甚至包括盐田也应运而生,大量发展,并与稻田、麦田、棉田一样均以“田”字命名。相应古代称有关海产养殖也理解为“种”田,如种蚝、种蚶、种珧等。古代还有“珠池”、“鯔池”等也从陆地鱼池的“池”意。这些正是大农业属性和传统大陆农业文化内涵的延伸和反映。
海盐与陆地的池盐、井盐均为氯化钠,成份和用途均无本质区别,可见海盐只是陆地盐的替代。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中,确实是将这些传统海洋生产事业认为是陆地农业的延伸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