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国文
所以,我们读到曹操的诗,却读不到司马懿的诗。我们知道曹操浪漫,好女色,营中狎妓,但规行矩步、按部就班的司马懿,则无这方面的风流行状。他不作诗,不题词,不出书,不写自传,不出头露面,不高谈阔论,不到处讲学,更不上电视讲座张开大嘴瞎嘞嘞,这一切的低姿态,说穿了,正是为了更好的等待。
司马懿玩弄权术的阴险水平,在三国中,甚至要超过曹操。按弗洛伊德学说分析,一个拼命压抑自己的人,反过来施之于人时,也愈残忍。他在讨伐公孙渊的叛乱时,那种杀无赦的残酷贼忍,也是令人发指的。俗话讲,“不叫的狗,最能咬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其实,司马懿不是上好演员,戏做得太过,就显得假。然而,这等拙劣的演技,把草包曹爽唬住,也许说得过去,把何晏也唬得一愣一愣,有点说不过去。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高估自己,低估对手；第二个错误,就是既看不到别人的强项,也看不到个人的软弱之处；第三个错误,随之而来的就是自负,自大,自信,自以为是；跟着,第四个错误,必然就是头脑膨胀,发烧发热,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东西南北。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何晏红了起来,抖了起来,他也就失去最起码的清醒,他是一只老鼠,决非一只老虎。虽然,他的“发小”曹爽,委他以重任,主选举,管人事,掌握朝廷大员的任命起用、罢免除职的生杀大权,一手遮天,说谁行,谁就行,说谁不行,行也不行。一时间,朝廷上下,洛阳内外,无不趋仰于他,那些日子里,他还真是虎虎有生气,威威令人畏。《资治通鉴》载他得意那刻目空一切的神态:“何晏等方用事,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晏尝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才’,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诸己也。”他认为:夏侯玄深识远鉴,所以能精通天下的才志,司马师虑周谋全,所以能把握天下的大势。至于不用费力而飞快向前,不用行动就达到目的,能够出神入化者,我听说过这样的形容,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物。他之所以引用《易·大传》里这三句话,因为前两句比喻重量级的夏侯玄和司马师,后一句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突出他自己。其实,他何晏终究是一只有后台的耗子罢了。在政治上,比不上夏侯玄的雄厚资本,在权势上,比不上司马师的坚强实力。何晏只有在文化领域里,倚仗其才智,施展其口辩,驰骋一时之雄了。可他,看不到自己一无兵马,二无地盘,三无本钱,四无信众,不但认为自己胜于夏侯玄,超过司马师,连称疾家居的司马懿——那只病猫也不放在眼里。
时为尚书的他,有了位望,有了权柄,自然更是门庭若市,谈客盈座,成为当时朝野清谈的一位精神领袖。“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更有一群声气相投的诸如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之流,相鼓吹,共煽惑,满嘴空话,信口雌黄,虚无缥缈,大言不惭。这些人,视放荡为通达,以信守为顽固,能苟安为高尚,性刚正为欺世；脚踏实地为庸俗,荒诞浮夸为超脱,循规蹈矩为无能,淫佚腐朽为飘逸。然后,就在社会上产生出一批所谓的名士,或过度饮酒,终月不醒,或装痴作狂,全无心肝,或赤身裸体,满街横卧,或长啸狂歌,凡人不理……当时,做名士,是一种潮流,而名士,若无怪行异举,奇谈怪论,也名不起来,于是,在名士们竞相比赛地放浪形骸之下,社会风气也随之败坏。
所以,我们读到曹操的诗,却读不到司马懿的诗。我们知道曹操浪漫,好女色,营中狎妓,但规行矩步、按部就班的司马懿,则无这方面的风流行状。他不作诗,不题词,不出书,不写自传,不出头露面,不高谈阔论,不到处讲学,更不上电视讲座张开大嘴瞎嘞嘞,这一切的低姿态,说穿了,正是为了更好的等待。
司马懿玩弄权术的阴险水平,在三国中,甚至要超过曹操。按弗洛伊德学说分析,一个拼命压抑自己的人,反过来施之于人时,也愈残忍。他在讨伐公孙渊的叛乱时,那种杀无赦的残酷贼忍,也是令人发指的。俗话讲,“不叫的狗,最能咬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其实,司马懿不是上好演员,戏做得太过,就显得假。然而,这等拙劣的演技,把草包曹爽唬住,也许说得过去,把何晏也唬得一愣一愣,有点说不过去。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高估自己,低估对手；第二个错误,就是既看不到别人的强项,也看不到个人的软弱之处；第三个错误,随之而来的就是自负,自大,自信,自以为是；跟着,第四个错误,必然就是头脑膨胀,发烧发热,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东西南北。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何晏红了起来,抖了起来,他也就失去最起码的清醒,他是一只老鼠,决非一只老虎。虽然,他的“发小”曹爽,委他以重任,主选举,管人事,掌握朝廷大员的任命起用、罢免除职的生杀大权,一手遮天,说谁行,谁就行,说谁不行,行也不行。一时间,朝廷上下,洛阳内外,无不趋仰于他,那些日子里,他还真是虎虎有生气,威威令人畏。《资治通鉴》载他得意那刻目空一切的神态:“何晏等方用事,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晏尝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才’,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诸己也。”他认为:夏侯玄深识远鉴,所以能精通天下的才志,司马师虑周谋全,所以能把握天下的大势。至于不用费力而飞快向前,不用行动就达到目的,能够出神入化者,我听说过这样的形容,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物。他之所以引用《易·大传》里这三句话,因为前两句比喻重量级的夏侯玄和司马师,后一句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突出他自己。其实,他何晏终究是一只有后台的耗子罢了。在政治上,比不上夏侯玄的雄厚资本,在权势上,比不上司马师的坚强实力。何晏只有在文化领域里,倚仗其才智,施展其口辩,驰骋一时之雄了。可他,看不到自己一无兵马,二无地盘,三无本钱,四无信众,不但认为自己胜于夏侯玄,超过司马师,连称疾家居的司马懿——那只病猫也不放在眼里。
时为尚书的他,有了位望,有了权柄,自然更是门庭若市,谈客盈座,成为当时朝野清谈的一位精神领袖。“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更有一群声气相投的诸如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之流,相鼓吹,共煽惑,满嘴空话,信口雌黄,虚无缥缈,大言不惭。这些人,视放荡为通达,以信守为顽固,能苟安为高尚,性刚正为欺世；脚踏实地为庸俗,荒诞浮夸为超脱,循规蹈矩为无能,淫佚腐朽为飘逸。然后,就在社会上产生出一批所谓的名士,或过度饮酒,终月不醒,或装痴作狂,全无心肝,或赤身裸体,满街横卧,或长啸狂歌,凡人不理……当时,做名士,是一种潮流,而名士,若无怪行异举,奇谈怪论,也名不起来,于是,在名士们竞相比赛地放浪形骸之下,社会风气也随之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