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占忱
近年来,国际上不时出现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声。排除掉那些怀有特殊目的的“抹黑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路径知之甚少,而只是用西方现有的“制度标准”来“套”中国模式,这就造成很多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出现与真实状况相背离的情况。从这一点上说,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经济故事,非常必要,也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引导预期,防止“误判”,从而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稳定的外部环境。
中国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转型和发展,确属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但它同样需要一系列不可或缺要素的存在,这些要素没有超越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教科书的一般理论,但它需要放在更大的时空坐标中才能看得清楚。中国故事是一个成功故事,但绝不是脱离事实根基的中国神话。
“唱衰”之声不绝于耳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讨论热情日益高涨,质疑中国经济、“唱衰”中国经济之声不绝于耳。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持续20年“唱衰”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鲁比尼。更有一些华尔街投资银行以其强大的专业背景,“非常认真”地不看好中国经济。“产能过剩”、“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房地产泡沫”、“未富先老”等等,都是他们新一轮论证中国经济“硬着陆”、衰退论、崩溃论的重要依据。
但是,从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来看,这些“唱衰”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大胆假设”的勇气可嘉,而“小心求证”的功夫不敢令人恭维。其实,还有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国际上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持乐观态度的有识之士,他们的观点往往得不到重视,经常成为关于中国经济国际主流话语体系外不受欢迎的“另类”。
国际上不时出现“唱衰”中国经济论调,细究起来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中国经济成长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当下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实验,从大国国情、政府作用、体制转轨以至于文化差异,人们可以找出一大堆特殊性的东西来,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标准“范本”来看待中国经济,满眼都是落后的体制和扭曲的政策。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有人仅以其中之一点就得出中国经济即将“硬着陆”甚至是崩溃的结论,就难免有“盲人摸象”之嫌。其二,中国经济总量变大了,带来了各种各样心态上的变化,人们不仅不能忽视中国经济,而且必须预测不远的将来世界经济格局会因中国经济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增加提前应对的空间。最后,也许是更为隐蔽的目的,就是在中国经济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一些人起劲“唱衰”中国,制造机会、混水摸鱼、有利可图。
很多分析属于“削足适履”
近些年中国经济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中的“显学”。应该看到,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都提出了非常有见地有水准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结构复杂、转型急速的大型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背后有其相对特殊的逻辑和机制,某些数字或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经济含义,简单地凭借某个(些)现象就得出一个很强的结论,往往经不起推敲,不可避免地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这些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有关中国经济衰退、崩溃的各种预测之所以“失手”,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数据与事实部分地回答了中国增长奇迹的话,更深层地“解答中国”,就一定要引入现代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制度。自从科斯和诺斯等把制度引入经济分析以来,在当代经济史和经济增长分析中,制度变迁既是理解一个社会(经济体)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观察不同经济体间可资比较的视角。
在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分析的各种论调中,细究起来,总会发现其背后思维存在着一个通用的标准化了的“制度范式ABC”,再以此拿来分析中国,其结果是发现中国是不完全“合辙”的。在这方面,他们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不愿去放弃他们手中标准制度的“鞋样子”,由此推断出中国当下“糟糕的体制”将把中国引入崩溃之类的高论了。
其实,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超越具体经济增长情境的标准“制度范式”,脱离现实经济发展阶段,来谈论一种制度的“优”或“劣”是没有意义的。真正重要的是制度的适用性和可塑性或称可改革能力,就是能否让体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让体制能够及时去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经济发展阶段。唯有体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确保改革体制的成功。
特有的“雁阵机制”能缓冲成本压力
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潜力是由长期因素决定的,绝不是短期需求因素决定的。这些长期因素包括资本形成能力、劳动力数量与年龄结构、人口受教育程度、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制度改革等。从增长源泉来说,一个已经持续增长的经济体出现显著而持久的减速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或停滞带来的,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资本水平不能像过去那样持续而快速上升的时候,只有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GDP增长唯一可靠的源泉。如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增长,那么当人均资本高位回落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将逐步消失。
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需要鼓励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当然,结构调整和升级不是很快就能完成的。目前劳动力和资本已经在地区间发生快速的流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批企业在向内地流动,服务业在东部地区的发展势头强劲,这是一个结构调整的积极信号。它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过渡,保持在高速轨道上,另外,将对中国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出贡献。
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未来20年人均资本水平仍然有巨大的上升空间。以2010年年底数字来看,中国的资本存量大约是93.3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3.8万亿美元,而美国在2010年底的资本存量是44.7万亿美元,中国与美国相差至少3倍。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大约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大约相当于韩国的25%。可见,未来20年中国的投资机会依然巨大。
一些人关于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必将大幅回落的预测其实都是夸大其词,因为这些都是假设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不太可能继续增长,其实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人所共知,中国接受外商的态度比那些人均收入更高的东亚经济体都要开放,当今世界越来越平,技术进步与贸易和直接投资密不可分。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性尽管因为加工出口占比高的原因部分被高估,但其持续提高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目前已进入“科技起飞”阶段,现在的研发投入占GDP已接近2%,并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这与韩国和新加坡相当,在世界上属于增速最快的国家。从长远来看,考虑中国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上的基础优势,中国继续坚持开放贸易和投资政策,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消化转移技术,不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中国在技术阶梯上实现快速上移、推进产业持续升级,未来在一些领域上站到技术前沿是可以期待的。
中国不同于小经济体,中国拥有自己的“雁阵机制”来缓冲成本条件的压力,这样的话,中国在两个增长阶段和模式之间出现转轨断裂是不可能的。相反,通过资本在地区间的再分配这样的过渡途径,中国可保持未来20年的高速增长。
日本的教训是经济学家用来对比中国的重要例子。日本之所以出现经济增长率大幅度跳水,规模太小是其重要原因。由于规模小,国内需求有限,日本经济超高速增长长期严重依赖出口。日本“刘易期拐点”出现上世纪60年代,1973年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遭遇滑铁卢后,国内市场狭小使企业无法找到应对外部条件变化的缓冲余地,日本国内服务业过于封闭,受到政府高度保护,加剧了其经济转型困难,逼使大批日本企业逃离本国以求生存,造成日本经济的“空洞化”。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中国的成本条件变化不可能像当年日本那样猛烈,对经济影响也会温和得多。不同于小的经济体,中国拥有自己的“雁阵机制”来缓冲成本条件的压力,中国内部的地区差距造就了巨大的投资作生产率改善空间,中国内地发展可能是中国增长模式平衡转型的天然渠道。事实上,即使整体上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中国内部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中国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数据为例,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1倍,按目前发展速度推算,内地至少需要20年才有望收敛于沿海水平。近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美国的差距还是相当大。因此,中国在两个经济模式之间出现转轨断裂是不可能的。
过去20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连接世界市场的巨大加工平台,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85%,出口更是占了全国的90%。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主要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近些年经济在持续加速增长。这说明随着沿海地区成本条件变化,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正在向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对中国下一轮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作用越来越强。
“坯子”已成形,但仅是序曲
过去30多年,中国体制在适应变化的环境方面保持了足够的弹性,成功避免了数次重大外部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今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更加明确。中国政府有智慧也有能力应对自身政治、经济结构性矛盾以及快速老龄化为代表的人口转变对增长构成的严峻挑战。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Gustav Ranis教授1995年总结东亚经济能够保持长期发展的成功经验时曾指出,“关键和具有说明力的一点是,决策者持久可塑性,总能在每个可以识别的增长转型阶段上应对变化的需要,从而做出政策的改变。由于这个可塑性,整个系统得以避免失去动力,并能在每个阶段的末尾重新驶入轨道……,每个十年都有每个十年的挑战,每十年政府都能做出政策的改变”,Ranis教授所做的描述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国在改革上可以说做到了“持久的可塑性”。中国能够不断推进改革来避免结构性问题长期化,通过保持体制灵活性来确保未来15—20年的高增长。
改革是发展的最大红利,就是把制度创新放在政府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中国经济的经济活动是在行政区划里面被组织起来,行政区政府被赋予本地经济发展的责任,这一点有点类似于早期的欧洲。今天的地方政府债务、产能过剩、城镇化“摊大饼”等与此有关,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此。目前中国政府已淡化GDP竞赛,随着当前中国社会各界改革意识空前高涨,蓄积起来的改革力量空前强大,地方政府将展开新一轮的改革锦标赛,这将是一场制度创新的竞赛,一些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知易行难”问题和“既得利益”格局有望打破。
中国在30年全球化环境下换来了一个一线大国的“坯子”,但这仅是序曲。有人把今天的中国比同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全国最多的黄金储备、全球最大的产能和婴儿潮孕育着的全球最大潜在消费……,今天中国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全球最大的产能和农业人口市场化带来巨大消费潜力……当时美国人干对了三件事——执行马歇尔计划,输出产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树立美元霸权；培育庞大的中产阶级。今天,中国的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启动。回首36年的发展历程,“一路荆棘,一路花香”,未来的道路当然也不会一帆风顺。中国政府强调坚持底线思维,下好先手棋,凝心聚力,不畏险阻,只要不出现颠覆性错误,中国定将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胜出,演绎出一篇难得一见、精彩绝伦的古老民族再次复兴崛起的“中国故事”。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
近年来,国际上不时出现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声。排除掉那些怀有特殊目的的“抹黑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路径知之甚少,而只是用西方现有的“制度标准”来“套”中国模式,这就造成很多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出现与真实状况相背离的情况。从这一点上说,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经济故事,非常必要,也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引导预期,防止“误判”,从而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稳定的外部环境。
中国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转型和发展,确属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但它同样需要一系列不可或缺要素的存在,这些要素没有超越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教科书的一般理论,但它需要放在更大的时空坐标中才能看得清楚。中国故事是一个成功故事,但绝不是脱离事实根基的中国神话。
“唱衰”之声不绝于耳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讨论热情日益高涨,质疑中国经济、“唱衰”中国经济之声不绝于耳。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持续20年“唱衰”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鲁比尼。更有一些华尔街投资银行以其强大的专业背景,“非常认真”地不看好中国经济。“产能过剩”、“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房地产泡沫”、“未富先老”等等,都是他们新一轮论证中国经济“硬着陆”、衰退论、崩溃论的重要依据。
但是,从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来看,这些“唱衰”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大胆假设”的勇气可嘉,而“小心求证”的功夫不敢令人恭维。其实,还有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国际上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持乐观态度的有识之士,他们的观点往往得不到重视,经常成为关于中国经济国际主流话语体系外不受欢迎的“另类”。
国际上不时出现“唱衰”中国经济论调,细究起来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中国经济成长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当下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实验,从大国国情、政府作用、体制转轨以至于文化差异,人们可以找出一大堆特殊性的东西来,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标准“范本”来看待中国经济,满眼都是落后的体制和扭曲的政策。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有人仅以其中之一点就得出中国经济即将“硬着陆”甚至是崩溃的结论,就难免有“盲人摸象”之嫌。其二,中国经济总量变大了,带来了各种各样心态上的变化,人们不仅不能忽视中国经济,而且必须预测不远的将来世界经济格局会因中国经济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增加提前应对的空间。最后,也许是更为隐蔽的目的,就是在中国经济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一些人起劲“唱衰”中国,制造机会、混水摸鱼、有利可图。
很多分析属于“削足适履”
近些年中国经济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中的“显学”。应该看到,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都提出了非常有见地有水准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结构复杂、转型急速的大型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背后有其相对特殊的逻辑和机制,某些数字或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经济含义,简单地凭借某个(些)现象就得出一个很强的结论,往往经不起推敲,不可避免地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这些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有关中国经济衰退、崩溃的各种预测之所以“失手”,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数据与事实部分地回答了中国增长奇迹的话,更深层地“解答中国”,就一定要引入现代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制度。自从科斯和诺斯等把制度引入经济分析以来,在当代经济史和经济增长分析中,制度变迁既是理解一个社会(经济体)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观察不同经济体间可资比较的视角。
在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分析的各种论调中,细究起来,总会发现其背后思维存在着一个通用的标准化了的“制度范式ABC”,再以此拿来分析中国,其结果是发现中国是不完全“合辙”的。在这方面,他们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不愿去放弃他们手中标准制度的“鞋样子”,由此推断出中国当下“糟糕的体制”将把中国引入崩溃之类的高论了。
其实,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超越具体经济增长情境的标准“制度范式”,脱离现实经济发展阶段,来谈论一种制度的“优”或“劣”是没有意义的。真正重要的是制度的适用性和可塑性或称可改革能力,就是能否让体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让体制能够及时去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经济发展阶段。唯有体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确保改革体制的成功。
特有的“雁阵机制”能缓冲成本压力
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潜力是由长期因素决定的,绝不是短期需求因素决定的。这些长期因素包括资本形成能力、劳动力数量与年龄结构、人口受教育程度、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制度改革等。从增长源泉来说,一个已经持续增长的经济体出现显著而持久的减速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或停滞带来的,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资本水平不能像过去那样持续而快速上升的时候,只有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GDP增长唯一可靠的源泉。如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增长,那么当人均资本高位回落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将逐步消失。
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需要鼓励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当然,结构调整和升级不是很快就能完成的。目前劳动力和资本已经在地区间发生快速的流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批企业在向内地流动,服务业在东部地区的发展势头强劲,这是一个结构调整的积极信号。它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过渡,保持在高速轨道上,另外,将对中国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出贡献。
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未来20年人均资本水平仍然有巨大的上升空间。以2010年年底数字来看,中国的资本存量大约是93.3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3.8万亿美元,而美国在2010年底的资本存量是44.7万亿美元,中国与美国相差至少3倍。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大约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大约相当于韩国的25%。可见,未来20年中国的投资机会依然巨大。
一些人关于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必将大幅回落的预测其实都是夸大其词,因为这些都是假设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不太可能继续增长,其实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人所共知,中国接受外商的态度比那些人均收入更高的东亚经济体都要开放,当今世界越来越平,技术进步与贸易和直接投资密不可分。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性尽管因为加工出口占比高的原因部分被高估,但其持续提高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目前已进入“科技起飞”阶段,现在的研发投入占GDP已接近2%,并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这与韩国和新加坡相当,在世界上属于增速最快的国家。从长远来看,考虑中国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上的基础优势,中国继续坚持开放贸易和投资政策,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消化转移技术,不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中国在技术阶梯上实现快速上移、推进产业持续升级,未来在一些领域上站到技术前沿是可以期待的。
中国不同于小经济体,中国拥有自己的“雁阵机制”来缓冲成本条件的压力,这样的话,中国在两个增长阶段和模式之间出现转轨断裂是不可能的。相反,通过资本在地区间的再分配这样的过渡途径,中国可保持未来20年的高速增长。
日本的教训是经济学家用来对比中国的重要例子。日本之所以出现经济增长率大幅度跳水,规模太小是其重要原因。由于规模小,国内需求有限,日本经济超高速增长长期严重依赖出口。日本“刘易期拐点”出现上世纪60年代,1973年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遭遇滑铁卢后,国内市场狭小使企业无法找到应对外部条件变化的缓冲余地,日本国内服务业过于封闭,受到政府高度保护,加剧了其经济转型困难,逼使大批日本企业逃离本国以求生存,造成日本经济的“空洞化”。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中国的成本条件变化不可能像当年日本那样猛烈,对经济影响也会温和得多。不同于小的经济体,中国拥有自己的“雁阵机制”来缓冲成本条件的压力,中国内部的地区差距造就了巨大的投资作生产率改善空间,中国内地发展可能是中国增长模式平衡转型的天然渠道。事实上,即使整体上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中国内部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中国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数据为例,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1倍,按目前发展速度推算,内地至少需要20年才有望收敛于沿海水平。近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美国的差距还是相当大。因此,中国在两个经济模式之间出现转轨断裂是不可能的。
过去20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连接世界市场的巨大加工平台,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85%,出口更是占了全国的90%。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主要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近些年经济在持续加速增长。这说明随着沿海地区成本条件变化,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正在向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对中国下一轮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作用越来越强。
“坯子”已成形,但仅是序曲
过去30多年,中国体制在适应变化的环境方面保持了足够的弹性,成功避免了数次重大外部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今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更加明确。中国政府有智慧也有能力应对自身政治、经济结构性矛盾以及快速老龄化为代表的人口转变对增长构成的严峻挑战。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Gustav Ranis教授1995年总结东亚经济能够保持长期发展的成功经验时曾指出,“关键和具有说明力的一点是,决策者持久可塑性,总能在每个可以识别的增长转型阶段上应对变化的需要,从而做出政策的改变。由于这个可塑性,整个系统得以避免失去动力,并能在每个阶段的末尾重新驶入轨道……,每个十年都有每个十年的挑战,每十年政府都能做出政策的改变”,Ranis教授所做的描述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国在改革上可以说做到了“持久的可塑性”。中国能够不断推进改革来避免结构性问题长期化,通过保持体制灵活性来确保未来15—20年的高增长。
改革是发展的最大红利,就是把制度创新放在政府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中国经济的经济活动是在行政区划里面被组织起来,行政区政府被赋予本地经济发展的责任,这一点有点类似于早期的欧洲。今天的地方政府债务、产能过剩、城镇化“摊大饼”等与此有关,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此。目前中国政府已淡化GDP竞赛,随着当前中国社会各界改革意识空前高涨,蓄积起来的改革力量空前强大,地方政府将展开新一轮的改革锦标赛,这将是一场制度创新的竞赛,一些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知易行难”问题和“既得利益”格局有望打破。
中国在30年全球化环境下换来了一个一线大国的“坯子”,但这仅是序曲。有人把今天的中国比同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全国最多的黄金储备、全球最大的产能和婴儿潮孕育着的全球最大潜在消费……,今天中国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全球最大的产能和农业人口市场化带来巨大消费潜力……当时美国人干对了三件事——执行马歇尔计划,输出产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树立美元霸权；培育庞大的中产阶级。今天,中国的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启动。回首36年的发展历程,“一路荆棘,一路花香”,未来的道路当然也不会一帆风顺。中国政府强调坚持底线思维,下好先手棋,凝心聚力,不畏险阻,只要不出现颠覆性错误,中国定将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胜出,演绎出一篇难得一见、精彩绝伦的古老民族再次复兴崛起的“中国故事”。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