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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伟
本轮稳增长很多措施兼顾了经济的短期稳定运行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带有明显的转型特征,仅仅用“微刺激”一词可能难以涵盖其全部含义。
2014年一季度全国GDP同比增长7.4%(环比增长1.4%,折算成年增长率仅有5.6%),绝大部分省份增速也低于年初预定目标,部分行业尤其是重化工业部门销售收入和利润增速大幅回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明显,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时期,增速回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回落幅度过快,企业盈利状况恶化,则可能诱发各种潜在风险。为此,政府连续出台了多项稳增长措施。
对经济短期刺激的力度相对温和
总体来看,本轮稳增长措施对经济短期刺激的力度相对温和,也有人将之称为“微刺激”。但由于很多举措兼顾经济的短期稳定运行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带有明显的转型特点,仅仅用“微刺激”一词可能难以涵盖其全部含义。比如,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一方面有助于稳定货币金融条件和缓解当前企业融资压力,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现有货币政策框架的完善。又比如,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一方面起到了简政放权的效果,大幅减少了对经济活动的行政性干预,激发全社会创业的热情,同时也有利于发现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减缓传统行业调整对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和就业的冲击。
这些措施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根据年初既定目标,实施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促进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货币政策方面,通过定向降准放松货币条件,并在外汇占款波动幅度明显的情况下,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和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力度,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财政政策方面,加大财政资金投放力度,并继续扩大“营改增”试点和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此外,还加强预期管理。一方面,明确宏观调控“合理区间”,强调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民生。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当前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坚定政策的基本取向不动摇,从而引导微观主体对经济运行趋势有更客观和理性的认识。
突出抓项目建设,防止投资增速过快下滑。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7.2%,其中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仅14.7%。为了应对投资增速调整对整体经济造成的冲击,各级政府加强了项目储备,增加对交通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农田水利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继续清理、压缩或者下放各项审批事项,促进生产、贸易、投资和创业的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比如,2014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通过放松准入管制、严格监督管理和维护市场秩序,切实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对外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对稳定外贸和加快企业走出去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稳步推进。
稳增长效应和改革效应同时显现
这些被称为“微刺激”的稳增长举措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效果。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显著回升。截至5月,能源、信息、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回升至23%,与一季度的累计增速相比,回升幅度为2.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大,缓和了房地产投资下滑所带来的冲击。初步测算,1-5月份房地产投资对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贡献为3个百分点,与过去几年的平均贡献相比,贡献度减少了约1个百分点；而同期基础设施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提高至6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贡献度增加了1个百分点。
出口状况有所好转。年初以来,人民币美元汇率贬值2.8%,多边的汇率贬值幅度更大,其中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贬值幅度约为4%和3.2%。同时,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状况均有不同程度改善。受此影响,我国出口5月当月增速回升至7%,累计增速则为-0.5%,与一季度相比降幅大幅收窄。如果剔除掉去年年初异常贸易对出口增长的扰动,可以发现,1-5月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6%,增速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另外,出口交货值累计同比增速也保持在5%左右,进一步表明出口形势有所好转。
工业产出和利润增速回稳。与一季度相比,4、5月份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和汇丰的PMI指数均有不同程度上升,目前均位于50%的荣枯线以上。同期,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也逐渐回稳,同比增速稳定在8.8%左右,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8.1%和9.1%,与上月持平。
改革效应初步显现。“营改增”试点范围继续扩大。以上海为例,截止到一季度,共有20.5万户企业纳入了试点范围,其中中小微企业税负降幅达到了40%。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也激发了社会投资热情,北京、上海等地区1-4月份新设企业的数量增幅都在50%以上。
需警惕一些部门和地方又回到“老办法”
在增长阶段转换期,潜在增速下降和周期性波动相互叠加,释放的经济信号往往比较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经济主体决策时面临不确定性较高,预期也不稳。日韩的经验表明,如果宏观管理不当,在类似发展阶段很容易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目前,中国经济运行当中出现一些积极信号,但回稳基础并不牢固,下半年还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风险。
房地产行业调整压力较大。与高速增长时期的波动不同,本轮房地产投资下滑是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城镇家庭居民平均每户已经拥有一套住房。典型工业化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住房拥有率达到这一水平,房地产投资(住宅投资占房地产投资超过70%)将明显放缓。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顺周性强,波动幅度大。在增长速度趋势性放缓的关键时期,预期转向和信贷紧缩效应叠加很容易导致房地产市场短期内过快下滑,并诱发债务风险,最终加大稳增长的难度。2014年一季度,100余家A股上市房地产企业的库存超过1.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5%；应收账款规模同比上升幅度也超过了20%；约73%的企业经营性现金流为负,较过去四年均值上升了10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回款速度放缓和现金流状况恶化,不仅直接影响企业融资和再生产能力,而且还增加了债务违约的风险。
企业部门总体盈利能力下降,债务负担加重,库存状况没有实质性改观。首先是净投资回报率下降。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11年以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净资本回报率一直在下降,企业亏损面(亏损家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扩大至12%。特别是在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的重化工业部门,ROE回报率从过去十年15%左右的平均水平降至个位数。其次,真实利率水平继续上升,企业实际债务负担较重。1-5月份,根据1年期国债名义利率和CPI计算,真实利率水平为1.26%,为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第三,库存规模增长较快,企业资金回笼速度放缓。1-5月份,工业产成品库存增加12%,房地产待售面积在过去三年每年增长超过30%的基础上再增加25%。
地方政府依靠土地抵押融资的空间越来越窄。1-5月份,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增长8.7%,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5个百分点。但随着征收补偿成本支出的上升,单位土地出让收入的净收益不断下降,平均来看已经降至30%以下。土地出让收入的大幅波动和净收益占比的不断下降,意味着未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最重要的偿债来源,可持续性在减弱。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融资来源,地方上可能过多依靠短期债务,但期限不匹配又容易产生流动性风险。
一些部门和地方面对新问题仍采用老办法,不仅不能有效缓释原有风险,而且还造成新风险。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投资决策失误以及相应的产能过剩风险可以通过需求的快速释放来缓解,但当经济进入转型时期,潜在的需求空间被压缩,解决问题回旋余地也将缩小。如果不能加快结构性改革,实实在在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打开新的空间,仅仅依靠短期措施刺激经济只会把现有风险和问题拖后,而且还可能产生新的风险。
未来宏观调控既不能对刺激政策贴标签,又要防止过高估计经济潜在增速
我国当前已经进入经济增长转型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所改变,经济结构需要深刻调整。住宅、基础设施、汽车等重点需求的增长放缓,潜在的需求空间明显收窄。从供给侧看,技术水平也更加接近前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步伐放缓,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另一方面,受货币金融条件偏紧、经济主体预期不稳等因素的影响,经济运行也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波动特点。
在转型阶段要克服两种倾向。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应该在周期性冲击和趋势性因素相互叠加的背景下保证经济顺利进入中高速平稳增长期。一方面,采取何种调控方式以及力度往往视实际增速偏离潜在增速的程度而言,不能一味反对,不要对刺激政策贴标签。实际上,宏观经济管理早就是减缓经济波动的一种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过高地估计经济潜在增速。在统计体系尚需完善的情况下,仅依据经济增长速度来做出决策,可能难以完全准确把握经济实际运行情况,需要综合考虑物价水平、企业盈利、财政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等多方面的因素。
不能再简单重复过去高增长时期的调控方式,需要创新宏观管理方式和工具。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经济过热、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外汇占款增加较快,宏观政策有所收紧,但随着经济增速、资产价格涨幅明显放缓,国际收支也趋于平衡,政策工具的参数(比如准备金率、房地产交易环节的税率等)理应回归常态。另外,宏观调控要兼顾改革,尽量采取一些能够有利于经济平稳运行,又符合长期结构性改革方向的措施,逐步构建适应中高速或者中速增长的宏观管理框架。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作者所在单位无关)
本轮稳增长很多措施兼顾了经济的短期稳定运行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带有明显的转型特征,仅仅用“微刺激”一词可能难以涵盖其全部含义。
2014年一季度全国GDP同比增长7.4%(环比增长1.4%,折算成年增长率仅有5.6%),绝大部分省份增速也低于年初预定目标,部分行业尤其是重化工业部门销售收入和利润增速大幅回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明显,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时期,增速回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回落幅度过快,企业盈利状况恶化,则可能诱发各种潜在风险。为此,政府连续出台了多项稳增长措施。
对经济短期刺激的力度相对温和
总体来看,本轮稳增长措施对经济短期刺激的力度相对温和,也有人将之称为“微刺激”。但由于很多举措兼顾经济的短期稳定运行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带有明显的转型特点,仅仅用“微刺激”一词可能难以涵盖其全部含义。比如,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一方面有助于稳定货币金融条件和缓解当前企业融资压力,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现有货币政策框架的完善。又比如,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一方面起到了简政放权的效果,大幅减少了对经济活动的行政性干预,激发全社会创业的热情,同时也有利于发现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减缓传统行业调整对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和就业的冲击。
这些措施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根据年初既定目标,实施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促进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货币政策方面,通过定向降准放松货币条件,并在外汇占款波动幅度明显的情况下,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和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力度,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财政政策方面,加大财政资金投放力度,并继续扩大“营改增”试点和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此外,还加强预期管理。一方面,明确宏观调控“合理区间”,强调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民生。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当前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坚定政策的基本取向不动摇,从而引导微观主体对经济运行趋势有更客观和理性的认识。
突出抓项目建设,防止投资增速过快下滑。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7.2%,其中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仅14.7%。为了应对投资增速调整对整体经济造成的冲击,各级政府加强了项目储备,增加对交通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农田水利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继续清理、压缩或者下放各项审批事项,促进生产、贸易、投资和创业的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比如,2014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通过放松准入管制、严格监督管理和维护市场秩序,切实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对外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对稳定外贸和加快企业走出去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稳步推进。
稳增长效应和改革效应同时显现
这些被称为“微刺激”的稳增长举措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效果。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显著回升。截至5月,能源、信息、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回升至23%,与一季度的累计增速相比,回升幅度为2.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大,缓和了房地产投资下滑所带来的冲击。初步测算,1-5月份房地产投资对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贡献为3个百分点,与过去几年的平均贡献相比,贡献度减少了约1个百分点；而同期基础设施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提高至6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贡献度增加了1个百分点。
出口状况有所好转。年初以来,人民币美元汇率贬值2.8%,多边的汇率贬值幅度更大,其中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贬值幅度约为4%和3.2%。同时,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状况均有不同程度改善。受此影响,我国出口5月当月增速回升至7%,累计增速则为-0.5%,与一季度相比降幅大幅收窄。如果剔除掉去年年初异常贸易对出口增长的扰动,可以发现,1-5月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6%,增速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另外,出口交货值累计同比增速也保持在5%左右,进一步表明出口形势有所好转。
工业产出和利润增速回稳。与一季度相比,4、5月份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和汇丰的PMI指数均有不同程度上升,目前均位于50%的荣枯线以上。同期,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也逐渐回稳,同比增速稳定在8.8%左右,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8.1%和9.1%,与上月持平。
改革效应初步显现。“营改增”试点范围继续扩大。以上海为例,截止到一季度,共有20.5万户企业纳入了试点范围,其中中小微企业税负降幅达到了40%。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也激发了社会投资热情,北京、上海等地区1-4月份新设企业的数量增幅都在50%以上。
需警惕一些部门和地方又回到“老办法”
在增长阶段转换期,潜在增速下降和周期性波动相互叠加,释放的经济信号往往比较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经济主体决策时面临不确定性较高,预期也不稳。日韩的经验表明,如果宏观管理不当,在类似发展阶段很容易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目前,中国经济运行当中出现一些积极信号,但回稳基础并不牢固,下半年还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风险。
房地产行业调整压力较大。与高速增长时期的波动不同,本轮房地产投资下滑是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城镇家庭居民平均每户已经拥有一套住房。典型工业化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住房拥有率达到这一水平,房地产投资(住宅投资占房地产投资超过70%)将明显放缓。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顺周性强,波动幅度大。在增长速度趋势性放缓的关键时期,预期转向和信贷紧缩效应叠加很容易导致房地产市场短期内过快下滑,并诱发债务风险,最终加大稳增长的难度。2014年一季度,100余家A股上市房地产企业的库存超过1.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5%；应收账款规模同比上升幅度也超过了20%；约73%的企业经营性现金流为负,较过去四年均值上升了10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回款速度放缓和现金流状况恶化,不仅直接影响企业融资和再生产能力,而且还增加了债务违约的风险。
企业部门总体盈利能力下降,债务负担加重,库存状况没有实质性改观。首先是净投资回报率下降。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11年以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净资本回报率一直在下降,企业亏损面(亏损家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扩大至12%。特别是在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的重化工业部门,ROE回报率从过去十年15%左右的平均水平降至个位数。其次,真实利率水平继续上升,企业实际债务负担较重。1-5月份,根据1年期国债名义利率和CPI计算,真实利率水平为1.26%,为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第三,库存规模增长较快,企业资金回笼速度放缓。1-5月份,工业产成品库存增加12%,房地产待售面积在过去三年每年增长超过30%的基础上再增加25%。
地方政府依靠土地抵押融资的空间越来越窄。1-5月份,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增长8.7%,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5个百分点。但随着征收补偿成本支出的上升,单位土地出让收入的净收益不断下降,平均来看已经降至30%以下。土地出让收入的大幅波动和净收益占比的不断下降,意味着未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最重要的偿债来源,可持续性在减弱。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融资来源,地方上可能过多依靠短期债务,但期限不匹配又容易产生流动性风险。
一些部门和地方面对新问题仍采用老办法,不仅不能有效缓释原有风险,而且还造成新风险。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投资决策失误以及相应的产能过剩风险可以通过需求的快速释放来缓解,但当经济进入转型时期,潜在的需求空间被压缩,解决问题回旋余地也将缩小。如果不能加快结构性改革,实实在在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打开新的空间,仅仅依靠短期措施刺激经济只会把现有风险和问题拖后,而且还可能产生新的风险。
未来宏观调控既不能对刺激政策贴标签,又要防止过高估计经济潜在增速
我国当前已经进入经济增长转型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所改变,经济结构需要深刻调整。住宅、基础设施、汽车等重点需求的增长放缓,潜在的需求空间明显收窄。从供给侧看,技术水平也更加接近前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步伐放缓,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另一方面,受货币金融条件偏紧、经济主体预期不稳等因素的影响,经济运行也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波动特点。
在转型阶段要克服两种倾向。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应该在周期性冲击和趋势性因素相互叠加的背景下保证经济顺利进入中高速平稳增长期。一方面,采取何种调控方式以及力度往往视实际增速偏离潜在增速的程度而言,不能一味反对,不要对刺激政策贴标签。实际上,宏观经济管理早就是减缓经济波动的一种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过高地估计经济潜在增速。在统计体系尚需完善的情况下,仅依据经济增长速度来做出决策,可能难以完全准确把握经济实际运行情况,需要综合考虑物价水平、企业盈利、财政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等多方面的因素。
不能再简单重复过去高增长时期的调控方式,需要创新宏观管理方式和工具。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经济过热、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外汇占款增加较快,宏观政策有所收紧,但随着经济增速、资产价格涨幅明显放缓,国际收支也趋于平衡,政策工具的参数(比如准备金率、房地产交易环节的税率等)理应回归常态。另外,宏观调控要兼顾改革,尽量采取一些能够有利于经济平稳运行,又符合长期结构性改革方向的措施,逐步构建适应中高速或者中速增长的宏观管理框架。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作者所在单位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