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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清伟
◎源起
近日,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在商言商”,随后引起大讨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不少。
从政商之间保持合理距离的角度看,“在商言商”有其积极意义。但“不作恶”只是一种底线原则,企业家还应追求向上超越,通过关注公共事务来推动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善。
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言论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理解和讨论,说明在当下现实环境中,确实存在一些令企业家无法专心“营商”的因素。
“在商言商”这一选择有没有合理性?有,而且是目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颇具合理性的选择。我们现在经常讲“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就是因为过往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模糊不清,很多企业家欲求“在商言商”而不可得。如此我们才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好发挥市场和企业的作用,通过政府的简政放权等“自我革命”措施,为企业家营造一个更为独立宽松的营商环境,使他们能够不必整天应付各种检查或其他本不该由企业来承担的事务,心无旁骛地开展经营活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效益和财富。
另一方面,就反腐败来说,倡导“在商言商”同样有其积极意义和作用。社会的不同领域之间理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商就应该言商,在政就应该言政,如果两者建立起了不健康的联系和结合,就很可能会造成腐败。不管是政府和官员不合理地干涉企业事务,或者非法侵害企业的利益、收受企业的贿赂,还是企业主动贿赂、勾结部分不法官员,牟取非法利益,双方之间的不合理“跨界”都是一种扰乱正常经济秩序、败坏良好社会风气的行为,也是当前腐败的主要形式。因此,政商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君子之交淡如水,相敬如宾而不是勾肩搭背,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但“在商言商”归根结底只是作为企业家的一种行事底线,现实环境固然使得很多企业家选择不越过底线已经很不容易,但这并不意味着掌握了更多资源和拥有较高名望的企业家,其选择停留在底线上而不向上探索超越的可能就是合理的——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的义务。
就像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一样,营商是企业家的本职工作,强调“在商言商”,追求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这无可厚非。尤其是企业家的工作相比普通人来说,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他们同样从中获得了远比普通人为多的利润回报,因此这并不能成为一些人所认为的,企业家通过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已经产生了足够的社会效益,故而可以不参与社会事务的理由。
制度环境和社会治理的改善,每个人都是受益者；但在推动其改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风险。如果每个人都只满足于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置之不理,抱着“搭便车”的心态,指望别人啃硬骨头、涉险滩,自己坐享其成,那么“改善”最终必将沦为空谈。拥有强大号召力和广泛影响力的企业家,如果只顾自己闷声发大财,并把“在商言商”“莫谈国事”挂在嘴边,那么普通人就更有理由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企业家能够坚守自己的底线和良知,“在商言商”,不搞政商勾结、权钱交易那一套,这固然令人感到钦佩；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作恶”只是为人处世的底线原则,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而应该追求向上超越,在关心个人私利的同时也关心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以积极的态度和作为促进社会环境的改善。同时,整体环境的改善也内在包涵着企业营商环境的改善,因此企业家群体同样是自身关心公共事务、推动环境改善的最终和长期受益者。从这一角度看,“在商言商”自有其超越意义,重要的是我们是从狭隘和庸俗的视角,还是从广义和长远的视角去理解它。
◎源起
近日,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在商言商”,随后引起大讨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不少。
从政商之间保持合理距离的角度看,“在商言商”有其积极意义。但“不作恶”只是一种底线原则,企业家还应追求向上超越,通过关注公共事务来推动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善。
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言论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理解和讨论,说明在当下现实环境中,确实存在一些令企业家无法专心“营商”的因素。
“在商言商”这一选择有没有合理性?有,而且是目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颇具合理性的选择。我们现在经常讲“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就是因为过往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模糊不清,很多企业家欲求“在商言商”而不可得。如此我们才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好发挥市场和企业的作用,通过政府的简政放权等“自我革命”措施,为企业家营造一个更为独立宽松的营商环境,使他们能够不必整天应付各种检查或其他本不该由企业来承担的事务,心无旁骛地开展经营活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效益和财富。
另一方面,就反腐败来说,倡导“在商言商”同样有其积极意义和作用。社会的不同领域之间理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商就应该言商,在政就应该言政,如果两者建立起了不健康的联系和结合,就很可能会造成腐败。不管是政府和官员不合理地干涉企业事务,或者非法侵害企业的利益、收受企业的贿赂,还是企业主动贿赂、勾结部分不法官员,牟取非法利益,双方之间的不合理“跨界”都是一种扰乱正常经济秩序、败坏良好社会风气的行为,也是当前腐败的主要形式。因此,政商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君子之交淡如水,相敬如宾而不是勾肩搭背,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但“在商言商”归根结底只是作为企业家的一种行事底线,现实环境固然使得很多企业家选择不越过底线已经很不容易,但这并不意味着掌握了更多资源和拥有较高名望的企业家,其选择停留在底线上而不向上探索超越的可能就是合理的——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的义务。
就像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一样,营商是企业家的本职工作,强调“在商言商”,追求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这无可厚非。尤其是企业家的工作相比普通人来说,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他们同样从中获得了远比普通人为多的利润回报,因此这并不能成为一些人所认为的,企业家通过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已经产生了足够的社会效益,故而可以不参与社会事务的理由。
制度环境和社会治理的改善,每个人都是受益者；但在推动其改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风险。如果每个人都只满足于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置之不理,抱着“搭便车”的心态,指望别人啃硬骨头、涉险滩,自己坐享其成,那么“改善”最终必将沦为空谈。拥有强大号召力和广泛影响力的企业家,如果只顾自己闷声发大财,并把“在商言商”“莫谈国事”挂在嘴边,那么普通人就更有理由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企业家能够坚守自己的底线和良知,“在商言商”,不搞政商勾结、权钱交易那一套,这固然令人感到钦佩；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作恶”只是为人处世的底线原则,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而应该追求向上超越,在关心个人私利的同时也关心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以积极的态度和作为促进社会环境的改善。同时,整体环境的改善也内在包涵着企业营商环境的改善,因此企业家群体同样是自身关心公共事务、推动环境改善的最终和长期受益者。从这一角度看,“在商言商”自有其超越意义,重要的是我们是从狭隘和庸俗的视角,还是从广义和长远的视角去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