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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要
◆在徐庄镇,土地流转没有简单止步于土地集中和合作上,关键是在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上破了题。
◆对于土地流转,并非所有村民都和外出打工的青年那样“意愿强烈”。而参与土地流转的,眼下拿到保底粮食和分红也并不意味着今后就高枕无忧了,不少土地合作社还在勒紧腰带过日子。
◆除了自身经营收益,政府的奖励通常是分红的一大来源。目前,土地合作社在管理和制度上还比较粗放,尤其是人才瓶颈已有所显现,靠经营收益提升分红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做大做强。
乡村小记
湖沟村位于山亭区徐庄镇东北部,有上湖沟、下湖沟、核桃湾、山顶和贾庄5个自然村组成,全村共298户1178人。耕地面积620亩,山场面积3600亩,林木覆盖率达86%。其中,板栗种植面积1500亩,现已流转板栗1000余亩,人均林果收入万余元。该村曾于1992年敲响了全国“四荒”使用权拍卖的第一锣,2008年在全国率先实施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成立了经工商注册的全国第一家土地合作社。
□制图 巩晓蕾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孟 佳
2月21日,山区的清晨凉意袭人。记者走进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湖沟村时,恰巧遇见这样一幕:一块本该种粮食的水浇地里栽满了杨树,一对村民夫妇不顾寒冷,正忙着砍树,有节奏的锯木声有些刺耳。
砍树的男人叫徐宜殿,本村村民。记者好奇,问他为何大正月忙砍树?
“杀了树才能把地包出去!”徐宜殿扬声喊道。他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这两口子在枣庄做小买卖,没空回来种地,为了省心就在地里栽了树。可眼下杨树的行情也不好,他们索性砍树把地流转给村里的土地合作社,比种树“合算”。
无论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出现的家庭农场概念,还是正在推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都指向一个前提——土地流转。在徐庄镇,一场被称为“新土改”的土地产权改革掀起的冲击波搅动一池春水,湖沟村也不再如往日般宁静。
“死地”变成“活钱”之后
徐宜殿想要将土地流转过去的合作社叫徐庄土地合作社。
张凯华,原是徐庄镇土山村会计,现在是徐庄土地合作社理事长。记者去时,合作社门上还贴着社员自撰的春联:“三十年前包产到户吃饱穿暖,三十年后土地合作迈入小康”。除夕,枣庄市委书记陈伟在合作社看到春联提议:“应该将‘土地合作’一词改为‘产权改革’。”
在徐庄镇,土地流转没有简单止步于土地集中和合作上,关键是在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上破了题。
“土地流转是为了啥?规模经营!2008年我们流转出2000多亩土地,成立了土地合作社。购买机械设备、化肥、农药需要不少资金,可大伙儿手里没有钱,唯一具有抵押价值的就是土地,但现行土地制度不允许用承包地抵押贷款。”张凯华说,遭遇贷款难,8个创始人3个宣布退出了。
就在这时,枣庄市决定,从制度、政策层面变革产权制度,为农民松绑,想方设法实现农村土地的抵押功能。当年,张凯华和社员们拿到了盖有山亭区政府大印的全国首个《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此举使农村土地有了抵押权,“死地”变成了“活钱”。
第一年,张凯华贷款30多万元,第二年全部还清,去年合作社又贷款100万元建加工厂,破解了发展难题。目前,合作社土地规模扩大到3500多亩,按功能划分为板栗、核桃等六大种植园区,粮油园区仍由合作社种植,其他的园区由种植大户和农技手来承包。
“承包大户”徐化程从合作社承包了一片占地50亩的板栗园。承包期限20年,每亩地500元,一年一交。一年下来,种板栗收入6万多块钱,除去每年承包费,纯收入3.5万元。徐化程平常还在红白喜事上给人做菜,全部加起来一年纯收入约6万元,和外出打工差不多。平时好看新闻的他反问记者:“我这算不算是‘家庭农场’?”
规模经营让徐化程最大的感慨除了收入增加,再就是“好管理了,《乡村爱情故事》里演的那种邻里间的矛盾也少了。”原来就曾发生过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浇地时,外面地块的村民不让里面村民的浇灌机压过自家土地,结果里面的只能生生将机器抬了进去,两家因此结下“梁子”。
“现在土地成片,说种地‘呼啦啦’机械就上来了,而且化肥、农药由合作社统一大批量购买,价格低,就说化肥,每袋能比市场价便宜十几块钱,这一年就能省下三四千元。”徐化程介绍,除此外,合作社有专门的技术特派员来给大户们传授病虫害防治知识,提高了产量。
“流”出活力,也“转”出隐忧
村民张德满,去年将破旧的瓦房加盖成了二层小楼,十分气派。他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光棍儿,去年48岁的时候,才在临沂打工地娶回来一个年轻媳妇。
张德满是第一批入社农民,他直言“种够了”,种地一年也不过收入2000块钱。“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主要还是靠打工,老板打电话催着回去呢。”靠土地入股,张德满每年能分到600斤小麦和600斤玉米,年底分红年年有浮动,最初是540元,去年600元。而在临沂打工,一个月就能赚3000多元。
记者问他将来年纪大了无法打工,又没地种,有何打算时,张德满沉默了半晌没说话。可能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过了一会,他说:“去合作社打点工,在家养羊。”
愿意流转的多数是外出务工的青壮年,打工收入是种地收入的10倍甚至20倍。清晨,记者在村头看到,一溜儿青壮年背着大包在主路上等车去外地打工,堪称一景。
不过,农民对于土地流转,并非都和外出打工的青年那样“意愿强烈”。
今年60岁的徐宜宪家有老母需要照顾,不能外出打工,守护好这片地是他唯一生计,除此外,他还在家养着几匹骡子,需要秸秆做饲料,至今也未将土地流转。
也有村民不舍得离开土地,不管在外经商还是打工,都不想放弃土地经营,尤其是外出经商者,认为土地流转收入“无所谓”,土地未来将是稀缺资源,升值潜力大,暂时不想流转；还有村民说,土地流转后规模经营,统一种植,没了自主权,不如自己想种啥就种啥。
还有的村民没能参与土地流转,实属无奈。村民徐宜亮有将近5亩地,种植板栗,由于他一直在外打工,管理不善,“一亩地收入比人家徐化程少了四成”,他想将土地流转出去,但是因为相邻两家不流转,他的地块孤零零夹在中间,无法集中利用而被合作社拒绝。徐宜亮说,还有因为地块偏僻而不能实现流转的情形。
没能参与土地流转让徐宜亮懊恼,但这并不代表参与土地流转的,眼下可以拿到保底粮食和分红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徐庄镇土地流转后,土地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目前该镇有17家土地合作社,流转土地面积3.9万亩,占全镇土地面积的32%。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土地合作社目前也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面临着如何发展的困境。
土地合作社何时由大变强?
张德满听说有的外村土地合作社发展好,给本村60岁以上的社员买上了保险,这让他很是羡慕。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
农民将土地流转到土地合作社后,让渡一定期限的“承包经营权”,成为按时领粮分红的社员,尤其是分红多少,直接与合作社的效益挂钩,虽然合作社是以农村土地为纽带,但已成为如同企业一样的市场主体,这考验着合作社在市场上的经营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一个徐庄镇,能有17家合作社,数量真不少,这与枣庄市自上到下的引导、扶持与奖励分不开。就以贷款和奖励来说,张凯华告诉记者,土地合作社从银行贷款为全额免息贷款,由财政来贴息；至于奖励,估计其他地方的合作社听了后会格外眼馋——各级财政拨款奖励几十万元不等,镇上这17家合作社,有一半能从中受益。但这些扶持,大多在土地合作社发展初期,对于后续如何做大做强则几乎完全依赖合作社的经营运作。发展好了,一好百好,一旦有个闪失,几千亩土地的分红压力谁来承担?
记者问张凯华,年年给社员们分红,分红年年浮动,盈利情况如何,给社员的福利能否持续下去?他坦言,除了自身经营收益,来自政府的奖励通常是分红来源的很大一部分。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缺资金,每年要保证给社员分红后再上规模。”张凯华说,虽然又从银行贷款100万元,但创办加工厂后,明显感觉捉襟见肘。
徐庄镇经管站站长高崇銮,有着20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他自始至终参与了枣庄的土地使用产权改革,一手帮着张凯华建立起土地合作社的章程。采访时,他并没有回避目前土地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土地流转依赖合作社,但目前合作社在管理和制度上还比较粗放,尤其是人才瓶颈已有所显现。”高崇銮说,由于合作社的发起人一般是村书记、主任或两委成员,也有一些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但毕竟文化层次不高,土地流转规模扩大后,在合作社发展方向、投资策略等方面的考验还很大,“有些土地合作社在出口上已经做得有声有色了,有些却还没走出枣庄。”
土地合作社逐渐增多,如何规避相互压价等恶性竞争,要防患于未然。高崇銮设想,将来在徐庄镇成立一个联合合作社,制定统一的生产经营加工销售标准,遏制恶性竞争。
除了提升自身市场经营能力,如何有效化解自然风险也是当前需要面对的问题。现在的农业保险险种,主要针对小麦、玉米、大棚蔬菜等低风险的作物,果树、瓜果其实更需要保障,但鲜有相关险种。目前,枣庄市人保财险公司承办,对土地流转合作社内的农作物投保,所需保费财政补贴80%,土地流转合作社承担20%。张凯华建议增加农业保险险种,从根本上保障土地流转农户的利益。
“土地流转是篇大文章。5年前,枣庄在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上破题,探索农村土地‘资源—资产—资本’的‘三资’转变,进行了创新性尝试,制度设计之初多方权衡。但实践中,还是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困惑与障碍,枣庄是国家农村改革的18块‘试验田’之一,下一步就要研究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的制度设计。”高崇銮说。
◆在徐庄镇,土地流转没有简单止步于土地集中和合作上,关键是在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上破了题。
◆对于土地流转,并非所有村民都和外出打工的青年那样“意愿强烈”。而参与土地流转的,眼下拿到保底粮食和分红也并不意味着今后就高枕无忧了,不少土地合作社还在勒紧腰带过日子。
◆除了自身经营收益,政府的奖励通常是分红的一大来源。目前,土地合作社在管理和制度上还比较粗放,尤其是人才瓶颈已有所显现,靠经营收益提升分红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做大做强。
乡村小记
湖沟村位于山亭区徐庄镇东北部,有上湖沟、下湖沟、核桃湾、山顶和贾庄5个自然村组成,全村共298户1178人。耕地面积620亩,山场面积3600亩,林木覆盖率达86%。其中,板栗种植面积1500亩,现已流转板栗1000余亩,人均林果收入万余元。该村曾于1992年敲响了全国“四荒”使用权拍卖的第一锣,2008年在全国率先实施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成立了经工商注册的全国第一家土地合作社。
□制图 巩晓蕾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孟 佳
2月21日,山区的清晨凉意袭人。记者走进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湖沟村时,恰巧遇见这样一幕:一块本该种粮食的水浇地里栽满了杨树,一对村民夫妇不顾寒冷,正忙着砍树,有节奏的锯木声有些刺耳。
砍树的男人叫徐宜殿,本村村民。记者好奇,问他为何大正月忙砍树?
“杀了树才能把地包出去!”徐宜殿扬声喊道。他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这两口子在枣庄做小买卖,没空回来种地,为了省心就在地里栽了树。可眼下杨树的行情也不好,他们索性砍树把地流转给村里的土地合作社,比种树“合算”。
无论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出现的家庭农场概念,还是正在推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都指向一个前提——土地流转。在徐庄镇,一场被称为“新土改”的土地产权改革掀起的冲击波搅动一池春水,湖沟村也不再如往日般宁静。
“死地”变成“活钱”之后
徐宜殿想要将土地流转过去的合作社叫徐庄土地合作社。
张凯华,原是徐庄镇土山村会计,现在是徐庄土地合作社理事长。记者去时,合作社门上还贴着社员自撰的春联:“三十年前包产到户吃饱穿暖,三十年后土地合作迈入小康”。除夕,枣庄市委书记陈伟在合作社看到春联提议:“应该将‘土地合作’一词改为‘产权改革’。”
在徐庄镇,土地流转没有简单止步于土地集中和合作上,关键是在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上破了题。
“土地流转是为了啥?规模经营!2008年我们流转出2000多亩土地,成立了土地合作社。购买机械设备、化肥、农药需要不少资金,可大伙儿手里没有钱,唯一具有抵押价值的就是土地,但现行土地制度不允许用承包地抵押贷款。”张凯华说,遭遇贷款难,8个创始人3个宣布退出了。
就在这时,枣庄市决定,从制度、政策层面变革产权制度,为农民松绑,想方设法实现农村土地的抵押功能。当年,张凯华和社员们拿到了盖有山亭区政府大印的全国首个《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此举使农村土地有了抵押权,“死地”变成了“活钱”。
第一年,张凯华贷款30多万元,第二年全部还清,去年合作社又贷款100万元建加工厂,破解了发展难题。目前,合作社土地规模扩大到3500多亩,按功能划分为板栗、核桃等六大种植园区,粮油园区仍由合作社种植,其他的园区由种植大户和农技手来承包。
“承包大户”徐化程从合作社承包了一片占地50亩的板栗园。承包期限20年,每亩地500元,一年一交。一年下来,种板栗收入6万多块钱,除去每年承包费,纯收入3.5万元。徐化程平常还在红白喜事上给人做菜,全部加起来一年纯收入约6万元,和外出打工差不多。平时好看新闻的他反问记者:“我这算不算是‘家庭农场’?”
规模经营让徐化程最大的感慨除了收入增加,再就是“好管理了,《乡村爱情故事》里演的那种邻里间的矛盾也少了。”原来就曾发生过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浇地时,外面地块的村民不让里面村民的浇灌机压过自家土地,结果里面的只能生生将机器抬了进去,两家因此结下“梁子”。
“现在土地成片,说种地‘呼啦啦’机械就上来了,而且化肥、农药由合作社统一大批量购买,价格低,就说化肥,每袋能比市场价便宜十几块钱,这一年就能省下三四千元。”徐化程介绍,除此外,合作社有专门的技术特派员来给大户们传授病虫害防治知识,提高了产量。
“流”出活力,也“转”出隐忧
村民张德满,去年将破旧的瓦房加盖成了二层小楼,十分气派。他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光棍儿,去年48岁的时候,才在临沂打工地娶回来一个年轻媳妇。
张德满是第一批入社农民,他直言“种够了”,种地一年也不过收入2000块钱。“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主要还是靠打工,老板打电话催着回去呢。”靠土地入股,张德满每年能分到600斤小麦和600斤玉米,年底分红年年有浮动,最初是540元,去年600元。而在临沂打工,一个月就能赚3000多元。
记者问他将来年纪大了无法打工,又没地种,有何打算时,张德满沉默了半晌没说话。可能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过了一会,他说:“去合作社打点工,在家养羊。”
愿意流转的多数是外出务工的青壮年,打工收入是种地收入的10倍甚至20倍。清晨,记者在村头看到,一溜儿青壮年背着大包在主路上等车去外地打工,堪称一景。
不过,农民对于土地流转,并非都和外出打工的青年那样“意愿强烈”。
今年60岁的徐宜宪家有老母需要照顾,不能外出打工,守护好这片地是他唯一生计,除此外,他还在家养着几匹骡子,需要秸秆做饲料,至今也未将土地流转。
也有村民不舍得离开土地,不管在外经商还是打工,都不想放弃土地经营,尤其是外出经商者,认为土地流转收入“无所谓”,土地未来将是稀缺资源,升值潜力大,暂时不想流转；还有村民说,土地流转后规模经营,统一种植,没了自主权,不如自己想种啥就种啥。
还有的村民没能参与土地流转,实属无奈。村民徐宜亮有将近5亩地,种植板栗,由于他一直在外打工,管理不善,“一亩地收入比人家徐化程少了四成”,他想将土地流转出去,但是因为相邻两家不流转,他的地块孤零零夹在中间,无法集中利用而被合作社拒绝。徐宜亮说,还有因为地块偏僻而不能实现流转的情形。
没能参与土地流转让徐宜亮懊恼,但这并不代表参与土地流转的,眼下可以拿到保底粮食和分红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徐庄镇土地流转后,土地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目前该镇有17家土地合作社,流转土地面积3.9万亩,占全镇土地面积的32%。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土地合作社目前也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面临着如何发展的困境。
土地合作社何时由大变强?
张德满听说有的外村土地合作社发展好,给本村60岁以上的社员买上了保险,这让他很是羡慕。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
农民将土地流转到土地合作社后,让渡一定期限的“承包经营权”,成为按时领粮分红的社员,尤其是分红多少,直接与合作社的效益挂钩,虽然合作社是以农村土地为纽带,但已成为如同企业一样的市场主体,这考验着合作社在市场上的经营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一个徐庄镇,能有17家合作社,数量真不少,这与枣庄市自上到下的引导、扶持与奖励分不开。就以贷款和奖励来说,张凯华告诉记者,土地合作社从银行贷款为全额免息贷款,由财政来贴息；至于奖励,估计其他地方的合作社听了后会格外眼馋——各级财政拨款奖励几十万元不等,镇上这17家合作社,有一半能从中受益。但这些扶持,大多在土地合作社发展初期,对于后续如何做大做强则几乎完全依赖合作社的经营运作。发展好了,一好百好,一旦有个闪失,几千亩土地的分红压力谁来承担?
记者问张凯华,年年给社员们分红,分红年年浮动,盈利情况如何,给社员的福利能否持续下去?他坦言,除了自身经营收益,来自政府的奖励通常是分红来源的很大一部分。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缺资金,每年要保证给社员分红后再上规模。”张凯华说,虽然又从银行贷款100万元,但创办加工厂后,明显感觉捉襟见肘。
徐庄镇经管站站长高崇銮,有着20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他自始至终参与了枣庄的土地使用产权改革,一手帮着张凯华建立起土地合作社的章程。采访时,他并没有回避目前土地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土地流转依赖合作社,但目前合作社在管理和制度上还比较粗放,尤其是人才瓶颈已有所显现。”高崇銮说,由于合作社的发起人一般是村书记、主任或两委成员,也有一些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但毕竟文化层次不高,土地流转规模扩大后,在合作社发展方向、投资策略等方面的考验还很大,“有些土地合作社在出口上已经做得有声有色了,有些却还没走出枣庄。”
土地合作社逐渐增多,如何规避相互压价等恶性竞争,要防患于未然。高崇銮设想,将来在徐庄镇成立一个联合合作社,制定统一的生产经营加工销售标准,遏制恶性竞争。
除了提升自身市场经营能力,如何有效化解自然风险也是当前需要面对的问题。现在的农业保险险种,主要针对小麦、玉米、大棚蔬菜等低风险的作物,果树、瓜果其实更需要保障,但鲜有相关险种。目前,枣庄市人保财险公司承办,对土地流转合作社内的农作物投保,所需保费财政补贴80%,土地流转合作社承担20%。张凯华建议增加农业保险险种,从根本上保障土地流转农户的利益。
“土地流转是篇大文章。5年前,枣庄在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上破题,探索农村土地‘资源—资产—资本’的‘三资’转变,进行了创新性尝试,制度设计之初多方权衡。但实践中,还是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困惑与障碍,枣庄是国家农村改革的18块‘试验田’之一,下一步就要研究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的制度设计。”高崇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