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逄春阶
获“诺奖”后平静如常
10月11日晚,9点多,在高密一家宾馆,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集体采访。我把刊登莫言评论的大众日报递上去。莫言笑着握住我的手说:小逄,逄春阶。
这是我第四次采访莫言。
获奖后的莫言,保持谦虚和朴实,丝毫不着大师的痕迹,一如往常地平静,他是个平和、淡定的山东汉子,见面会让在场的所有人充分感受到文学的魅力,感受到山东人的朴实,莫言对所有记者有问必答,谈笑风生,从不拒绝,表现出来的谦虚让记者们很是感动。当有记者问到,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下一步干什么时,莫言干脆地回答说:该干么干么……引起大家会心一笑。
我特意带去了1988年首期的《十月》杂志,里面有莫言的代表作《天堂蒜薹之歌》,他说,这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书,接着他谈到文学的批判性问题,莫言表示:“一个作家应该立足写作,立足写人,应该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因此,他的描写自然带有批判性,真善美也要歌颂,批判也是个重要的功能。”
我问了他一个文学与酒的问题。莫言笑着说,文学跟酒很近,古代的好多文人喜欢酒,比如李白,比如苏轼,以酒为伴,酒能刺激灵感。我也写过好多关于酒的小说,比如《红高粱》,比如《酒国》。当然,酒也有不好的一面。我写过一部名叫《酒国》的长篇小说,试图清算一下酒的罪恶,唤醒醉乡中的人们。
莫言与电影
2004年12月3日,我在北京第一次采访莫言,那是一个上午。莫言在书房里,我记得花了50元钱买了一个果篮,作为登门礼,我们谈了一上午。
话题是莫言与电影。莫言说,电影是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包括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一个共同爱好。那个时候,看场电影是很不容易的。每年大概有两次,春天一次,秋天一次。由县电影队的人在全县巡回放映。我们就张家村看了李家村看,李家村看了韩家村看,一直追到十几里地远。任何一部电影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大部分台词,你说上句,我能连上下句。
随着莫言的讲述,我的脑海里出现如下的画面:看电影毫无疑问是农村青少年的盛大节日。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所以每次听说电影来了的那种兴奋之情,真是难以言表。在田野里干活的人都没有心思了。队长就拤着腰说,还早着来,天还不黑,急什么?其实队长也有点按捺不住的兴奋啊。就跟现在球迷急着看比赛似的。吃完晚饭,常常掐着一块饼子或者地瓜就搬着凳子去抢地方。
回忆起过往岁月,莫言一脸的幸福。
莫言第一次“触电”,改编的就是《红高粱》。“写小说的时候从来没想到还要改成电影。”莫言说,“我当时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那年暑假,我正在赶写一部中篇小说,中午有人在楼道里喊我:‘莫言!莫言!’我出来一看,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是用废轮胎胶布缝成的凉鞋,也就是特别简陋的那种,他的一只凉鞋的带子在公共汽车上被踩断了。他说他是张艺谋,他看好《红高粱》,想当导演。我对张艺谋做摄影师拍摄的电影很感兴趣,他作为演员、摄影已经很有名了。我们谈了统共不到10分钟。”
我问:当时你对张艺谋提出了什么要求没有?莫言说:“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就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作品得奖就是一个副产品
2011年7月12日上午,在高密老家,我第二次采访了莫言。采访完,莫言和夫人一起参加宴会。莫言的夫人,圆脸,我们叫她嫂子,嫂子已经有了白发。上一次见她,高密腔多,这次北京腔多了。时间可以改变部分腔调,但核心的部分没有变。可以说,嫂子是莫言的空气,嫂子是莫言故乡的一部分。看到嫂子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想,莫言真有福气。嫂子说莫言,就一句:“他不爱说话”。真是莫言啊。莫言微笑。
当时《蛙》入围茅盾文学奖,莫言谦虚地表示,因为文学作品得奖就是一个副产品。“得奖了当然很好,得不着也无所谓。决定一部作品流传的广度和长远度的,最终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质量。《红楼梦》没有得过任何奖,但是流传不衰,而很多得奖作品如过眼云烟了。“”
老友埋下红高粱的种子
第三次采访莫言是在北京,也是2011年,我参加第八次全国作代会,11月25日见到莫言老师,说起了他的高密的好多老朋友,比如去世的张世家,天达药业的老总,他说,这个人太可惜了。他的才气比我大。在散文《怪人张世家》里,莫言这样描述自己的朋友:“瘦如猿猴,一双锐利的眼睛深深地嵌在眼窝里,嘴里有两排漆黑的被含氟水毒害了的牙齿,懒得要命,靠老天爷下雨洗衣服,能说能写能吸烟能喝酒活像济公。”就是这个怪人,成了莫言的莫逆之交。
莫言说:“我和世家是老乡,还是工友,一起在东北乡棉油厂当过工人,可谓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后来,莫言当兵走了,张世家当上了乡镇党委秘书。10年光阴,莫言成了著名作家,张世家“下海”了,成为当地有名的企业家。不过,莫言的很多小说题材,都与张世家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有一次,莫言认为故乡没有什么可写的东西,张世家说:“你为什么不写写公婆庙大屠杀?”随后,张世家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兄弟爷们打鬼子的故事,猛然撞响了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灵感之钟。
莫言回忆道:“我必须承认,1983年春节期间,我们哥俩在乡政府大院里喝那次酒,埋下了一颗红高粱的种子。《红高粱》是我写的,但高粱种子是张世家帮我种下的。”
在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上,莫言高票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步出会场的时候,我们几个山东团的代表上前祝贺他,有个人说,莫主席好。莫言有点羞涩地咧咧嘴说,不好,不好,别这样叫,别扭。 (本报高密10月1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