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逄春阶
因为莫言,很多人知道了长有大片大片红高粱的高密；因为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的故乡高密因而又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因为莫言在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开奖之时恰好就在高密,这里立即成为了各路媒体追逐的焦点之地。最近几天,一直不断有媒体从四面八方赶到高密,这其中,包括世界知名通讯社法新社、路透社,以及瑞典国家电视台、日本每日新闻等国外媒体。到10月12日中午,聚集到高密期望采访莫言的媒体已达50多家。
在媒体的要求下,本来10月11日晚间已经与记者见过一次面的莫言,在10月12日下午又举行了一次记者见面会,针对中外记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
记者:有人说,莫言是站在权力的角度看社会,对此您怎么看?
莫言:所有的批评,在他们的角度看,都是有道理的,但我看就没道理。最近一段时间,对于我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我抄写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难道抄写过这个,就不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耻辱的事情。毛泽东的《讲话》,是历史文献,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它对推翻腐朽的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承认,今天再看这个《讲话》,有一定的局限性。它过于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分强调阶级性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性。所以,像我们这一批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的作家,就试图突破这个局限。我觉得,现在很多在批评我的人,并没有看过我的作品。我的作品,与当时很多流行作品大不一样。这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是要冒着很多大风险的。但突破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如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观点,我还是认可的。有人拿这件事批评我,甚至辱骂我,这让我没有想到。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政治奖,它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评价作家的创作,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萨特,就曾经是法国共产党员,肖霍洛夫是前苏联共产党员,但他们的作品依然为千万人阅读。
我的作品,着重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突破了阶级和政治的限制。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我,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他们显然要比那些批评我的人高明。一个作家,要靠作品说话。我认为,写作就是在良心指引下去面对所有人,研究人的命运,研究人的情感。读过我书的人,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阴暗面的批评非常猛烈,对社会不公平现象一直在进行毫不留情地批判。
记者:高密东北乡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莫言:我与所有人对待故乡的情感都一样。我们经常在故乡可能不觉得什么,但离开之后,就会有种魂牵梦萦的情怀。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乡土作家,作品当然不会脱离故乡。当然,所熟知的乡土也有写尽的时候,要对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
我虽然没有创作城市题材的作品,但城市对我的影响已在作品中有所体现,只是没有明确指出那个城市是北京还是香港而已。而且,现在的乡土,与30年前的乡土也已不一样,已经是城镇化的乡土,尽管与大城市还有区别。
记者:这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如何看待可能出现的“文学热”、“莫言热”?
莫言:不希望引发什么“莫言热”,像现在这种情形,最多一个月,希望大家赶快忘掉这个事情。至于“文学热”,则很期待。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读书,希望更多的作家能够创作出无愧于读者的作品。
记者:能不能谈一谈有关中国出版自由的问题?
莫言:要说完全自由,当然不是。这种自由,在国外也是相对的,并不是什么都不加限制。但看看中国现在的出版物,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尺度可以说是大到让人惊讶的程度。
记者:有没有移民国外的想法?
莫言:我连高密都不想离开,又怎么会离开这个国家?在我故乡,好吃的食物很多,好朋友很多。
记者:您的作品是否已经充分说出自己想说的东西?
莫言: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大家都已非常清楚。但是,“己之所欲,强施于人”,就是对的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自由。
记者: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12月份将在瑞典举行,您会参加吗?
莫言:到时,当然要去,也会进行演讲。但讲什么,现在还没有考虑。而且,像现在这种即兴谈话,很容易不严密,不能把事情讲清楚,所以,到瑞典去的时候,会准备一份书面讲稿。
记者:巨额的奖金大家都很关心,准备怎么用?
莫言: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多平方米。
(本报高密10月1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