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巨慧 朱紫瑛
6月25日下午,“刘大钧教授载誉归来与中国经学研究前瞻座谈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校董厅举行。与会者围绕刘大钧先生的为人处世之道、学术精神、贡献和意义、学术思想与方法、学术修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育济说,刘先生不仅学术水平高,他为人处世的治学之术才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典范。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先生是有学术故事的人,是有文化故事的人,这种学术故事、文化故事,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一种带有文化情感、学术情感的仕林佳话,被学者和青年人反复传诵,为大家所津津乐道。其实这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温暖的记忆。而这段记忆我可以引用《礼记·经解》中的一句话加以概括,即“洁静精微,易之教也”。所谓“洁”,是说刘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一心一意,专攻学术。所谓“静”,是指刘先生淡定、从容的人生态度与品格。所谓“精”,是说刘先生在自己固定的学术领域辛勤耕耘,不求回报,精益求精,专心致志。所谓“微”,是指刘先生能够发他人所未发,见他人所未见,透过热热闹闹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而“易之教也”说的就是一种对真理的辨析,展现的是一种慢慢浸润的过程与品格。
“关于刘教授在研究上的贡献,第一,关于象数易学研究。刘先生对于象数易学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恢复了象数易学在学界应有的地位,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象数易学被视作封建迷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打压。而刘先生重新使这一门中国学问焕发出应有的光彩。第二,必须承认对于出土文献的研究我们仍存在一定缺陷,但刘先生通过研究出土文献,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特别是一些疑难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寻到了源头,寻到了学术的本质与发源。第三,刘先生的治学路线,对于当今的儒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也就是说他纠正了现在儒学界所存在的重大偏向,这个重大偏向就是重史书轻五经,重宋学轻汉学,我们看主流儒学界今天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新兴的,都是宋儒所提出的新的问题,而五经当中的问题没有得到逐步的重视。而这一点恰恰是刘先生治学研究的重点。”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如是说。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郑春坦言,刘大钧老师的研究成果可以与山大历史上四大文学奠基人物“冯陆高萧”——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相提并论。这也进一步指出了刘先生在学术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与成就。
“现在大家有一个普遍的认知,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在西方世界也属一大热门,这一认知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不乏偏颇之处。”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余纪元教授在祝贺刘大钧受聘馆员的信中说,“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思想不属于哲学的偏见,不仅未见消除,还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向。而刘教授将易学易理与西方世界中的创造性哲学、心理学相融合,进一步拓展了中西学术结合的新思路。这不仅仅是突破也是未来学术研究的方向。”
“为什么刘大钧先生有执着的学术探求精神。就是因为刘先生的身上有一种‘宽以居之,仁以行之’的精神。我跟随刘先生二十余年,这点看得非常清楚,他把学校的事、学术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这一点,我认为是他与一般人最不相同的地方。”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忠军教授说,“不仅如此,刘先生有厚德载物的品质与宽广的胸怀,他能够虚心听从他人的建议。不管你年龄大小,只要提出的意见合理,他会马上吸取,改正他原来的想法。而这也恰恰是其他学者值得注意与学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