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鹏飞
互助资金的“山东第一社”,在沂水县夏蔚镇连崮峪村,2007年8月17日成立。从当年6月调研开始,这几年省财政厅农业处副处长刘昌惠去了9次。
他说,互助资金规模不大,对农民的意义大,对政府来说责任重,我们得拿出绣花的功夫来管理。
现在工作中遇到问题,许多人习惯归因于体制、机制。其实,一项新事物,体制、机制设计得再完美,最终的效果还得靠落实。在采访中,记者感受最深的,是各村那些细节:
沂源县王家泉村一户农民说,自己是“去年借的互助资金”。如果真是那样,就违反了借款最长期限的规定,理事会的会计立刻回办公室找出他家借款的原始凭证,一看去年借过,现在用的是今年4月借的。
在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三山前村翻看账本时,记者发现社员借款额度不同、放款的时间也不同,小额的3月底、大额的4月底,差了一个月,问村支书朱士林,他说在发放借款的时候,总要按各户情况排排队:数额小、困难的优先,一般小额的都是急用,大户得看剩下多少再安排。
在无棣县水湾镇东谷刘村,我们一进门,所有的账目都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省扶贫办副调研员梁学慧说,检查的时候都是先看账本包括原始凭证,再到农户核查,都成习惯了。村里扶贫社去年全年“差旅费”为420元,会计方其章解释说,理事会、监事会的人去县城办事,都是骑电动车,省车票钱,因为互助资金是大家的钱。
在无棣县后坡徐村,记者还看到了互助社成立时的大红榜,分别是理事会、监事会、贫困户选举登记选票的原始记录,县扶贫办的干部从垃圾里捡回来保留下的,看上去有些皱巴,理事会选票集中在7个人,监事会选举榜上有名的有109人,这是不设候选人的“海选”。
试点村的产生,都经过公平竞争。不同的村,有不同的实际情况,沂源县扶贫办主任崔广金说,最重要的标准是:群众有愿望,村风正,班子强。
沂源县有国家级试点35个、省级21个,入社农民1.4万户。崔广金说,监管有压力,互助资金里有老百姓的钱,沉甸甸的。县里成立了管理办公室,财政拨经费,几个人天天在下面跑。目前看只有超期的,没有恶意拖欠。
从制度上看,互助资金政策透明:财政投入直接到村,农民对自己的互助资金更清楚；日常运行,各个村级组织在银行、信用社开专户,借款的农民社员拿凭证办理,管理人员不经手现金；对借款要收取占用费,原则上规定高于同期信用社借款利率。占用费收益主要用于三个方面:运行成本,包括办公成本和管理人员误工补助,管理人员一般每年几千元；公益金,不低于占用费的10%,用途由社员大会决定；剩余部分为公积金,转入本金,全省统计,试点以来转增本金85万元,记者采访过的村子,少的1万多,多的几万元,本金规模增长较快。
但互助资金是新事物,许多村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从监管的角度看有难度,原因有三:一是财会人才缺乏,整体看,现有人员知识水平有差距,二是相当一部分农民缺乏按程序办事的习惯,三是经营总有失败的可能,一部分农民承担风险的能力有限,能不能按时还款存在疑问,而乡村的“熟人社会”既是自然的信用资源,也容易产生“羊群效应”,一家拖欠容易引发多家效仿,这形成了互助资金潜在的风险。
对所有可能的风险里,最让人担心的是系统性风险或者是引发群体性事件。记者采访中所接触的各层次干部一致认为,这种极端的情形现在不会发生,主要是制度建设和日常监管到位。我省2007年开始试点、2008年就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考评制度,考评委托第三方进行,聘请注册会计师完成,查账加上到农户访谈,一般一天最多考察两个村；对村级互助资金的管理,省里借鉴银监局对微小金融组织的经验制定了管理办法,一些县又根据省里的政策制定了具体的规范管理办法；各涉及到的县多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管理,沂源、无棣、夏津等县设立了专门机构,定期逐村检查一遍；具体到村级组织,理事会、监事会都是选举产生,民主管理,可以起到一定的内部监督作用。今年的考评,全省通报批评了7个村级互助资金组织,主要是发放借款不超过50%(活力不足)的。
刘昌惠说:从长远看,如果试点规模扩大,不排除会有种种不规范现象,比如垒大户,比如挪用资金等,只要管理到位,风险可控。出现问题能及时发现,严重的退出。
在沂源县的《操作指南》里,对退出机制进行了专门规定。清算顺序按运行成本、社员互助资金清退,剩余财政资金转入其他村新建的互助社。现在尚无发生。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互助资金能够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省扶贫办副主任宋民说,监管是手段,我们的目标是让互助资金组织脱离政府支持也能正常运行,自主自立。
记者采访过的扶贫干部多是将这件事当做事业来做的。互助资金所起到的作用得到广泛认可,崔广金说,老百姓都说好,这就证明我们做对了。
他说,退休后,我也会骑自行车经常到这些互助社里看看。
■记者手记 82.17和0.64
这两个数字是单笔业务的成本,前者是信用社系统的,后者是互助资金项目的。数据的研究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这是记者能查到的唯一一组公开数据。
在很多报道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尤努斯”、“农民自己的银行”一类的说法,其实不太准确,互助资金最大的外延,是“带金融性质的资金合作”。在采访时,大部分干部都理性地认为,类似的产品,由金融机构开发更好。但商业金融机构是逐利的,这组数据直观地表明,出于成本考虑,那不现实。
这组数据的计算方法并没有公布,但记者从采访中所接触和事实看,或许在互助资金的成本计算中,没有包含一些隐性的成本,主要是政府在人力、资金方面的投入。村里管理人员的培训,都是政府组织的,我省的培训工作在全国比较突出,请的都是国内最高级、最专业的专家为农民上课,最多一次培训了700人,而各县也都有自己经常化的培训机制。
最重要的,是政府管理干部的热情、干劲和责任心,这是记者采访中感触最深的。从财政资金运作的角度看,互助资金整体透明,去向、用途可以逐笔核查；从工作内容看,从会计制度到管理办法的创立甚至一些偶然事件,都是财政、扶贫部门的紧密配合完成的；从工作对象看,所涉及到的都是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和农民打交道,想办周全,先得公平,沂源县财政局副局长郑继光自己亲戚的村子想加入,他们一个都没办；刘昌惠去三山前村检查后对那里的贫困不能释然,去泗水时特意帮他们引种适合的地瓜苗。这些心血和付出,是无法计算的。
低成本的互助资金给贫困农民带来了经济收入,在记者看来,还有潜在的效益,就是对农民的金融业务的训练。汪三贵教授同一项调查成果表明,农民从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私人无利息、村互助基金四个渠道所发生的借贷笔数分别为65、1、511、261,或许可以理解为一般农民过去更习惯私人借贷(单笔成本为16.26元),互助资金出现较晚但占比也很突出,这是不是能看成从互助资金开始农民将习惯于从正式机构中借款?当然他必须按规则办事。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这一变化会给农民带来许多改变,如果这种改变顺利演进,当然有助于农村金融环境的改善；而对互助资金而言,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也意味着许多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