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传录
开元二十四年,李白36岁时,妻子许氏病故。他便带上女儿平阳和儿子伯禽,迁往任城(今济宁),投靠一位在任城当县令的远房叔父。半年后,他到徂徕山探路,结识了孔巢父。开元二十八年秋,李白再至徂徕,与孔巢父等人开始隐居。据《旧唐书·文苑传》,李白“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准、裴政、陶沔、张叔明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饮,时号竹溪六逸”。竹溪在徂徕山前乳山之下(属岱岳区良庄镇高胡庄),今尚留有李白“独秀峰”题刻。李白与孔巢父等“六逸”隐居徂徕山竹溪,互相唱和,留下不少诗篇。如《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诗中有“峻节凌远松,同衾卧盘石,斧冰漱寒泉,三子同二展”等句,形象地记录了李白等人在竹溪生活的情趣。
李白隐居徂徕山的真实原因并不是得道升仙,而是有政治追求。把徂徕山作为终南山来隐居了。
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要实现这个理想,一般科举取士是办不到的,这就决定了他必须走以隐逸访道求官的终南捷径,以布衣之身直抵卿相。
唐时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入仕做官。除去科贡一途,隐居是唐人入仕一个重要门径,是行之偶见奇效的“登龙术”。李白基于各种原因不能参加科举,只能走隐逸求仙一途,斯所谓“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也。李白一生数次隐居,莫不有其政治上之考量。如开元十九年前后的终南之隐,便别具寓意。
不独太白心态如此,与其同作“竹溪之饮”的其他“饮逸”,也多是汲汲求进的功名之士。如李白《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诗云:“时时或乘兴,往往云无心。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可见所谓“竹溪六逸”几无一真隐,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亦不在山,而在于廊庙之间的仕进中人。 李白之所以选择徂徕山,多受唐朝封禅泰山的影响。唐代,封禅之仪曾两度举行。一次是在唐高宗朝,乾封元年高宗与武后封泰山,禅社首山。一次是在唐玄宗朝,开元十三年玄宗封泰山,禅社首山,礼成后“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两次大典使东岳泰山一时成为举国注目之区。
特别是王希夷徂徕山隐居的经历给了李白更大的启发。李白入隐徂徕之前不久,此山的一名隐士,便借封禅大典而成功“登龙”,简逢帝知。此公姓王名希夷,《大唐新语》卷十《隐逸》记其事云:“王希夷,徐州人。居兖州徂徕山,刺史卢齐卿就谒,因访以政事。希夷曰:‘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终身行之矣。’玄宗东封,敕州县礼致,时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张说访其道异,说甚重之。以年老不任职事,乃下诏曰:‘徐州处士王希夷,绝圣去智,抱一居贞,久谢嚣尘,独往林壑。属封峦展礼,侧席旌贤,贲然来思,应兹嘉召。虽纡绮季之迹,已过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于上齿。可中散大夫,守国子博士。特听还山。’仍令州县岁时赠束帛羊酒,并赐帛一百匹。 ”
这位王希夷可谓是“金高南山买君顾”的一大成功者。虽然他因年近期颐,未能身践台辅,一展宏图,但声动九卿,晤对三公,甚至被至尊亲召,“扶入宫中”,“访以道义”,这些都是李白梦寐以求的场景。王希夷通过徂徕山这条“终南捷径”而荣邀帝眷,给苦心求仕的李白、孔巢父等人以极大的启发与鼓舞。很可能在这种心态下,李孔等“依样画葫芦”,在希夷栖迟旧地,结成“竹溪之饮”的独特“组合”,试图借“酣歌纵饮”来吸引官府、遥达帝知,期盼一日“天书访江海,云卧起咸京”、“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若此,竹溪之饮正可视之为太白的磻溪之钓,徂徕之谷也大似长安的终南之径。
于是,他们心怀期待,在此等待玄宗再次封禅泰山。据美国学者艾龙考证,开元时期唐玄宗学习汉武帝有二次封禅泰山之议,凭借李白灵通的消息,他的第一反映应该是隐居于泰山附近便于“邂逅”,而他的第一选择就是徂徕山,因为皇帝封禅泰山的基地,也就是封禅的行在就是乾封县城,就在徂徕山脚下不足2公里处。乾封县原名博,立城于春秋时期,一直是泰山周围的经济、政治中心,高宗封禅改名为乾封县。玄宗封禅泰山必住乾封,李白隐居徂徕山离乾封很近,就像终南山之于长安、嵩山之于洛阳。
李白晚年于《为宋中丞自荐表》中称:“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看来,徂徕之隐对太白声闻五府,远达天听,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有研究者认为,李白应诏入京,当然主要是因为他诗誉文才名动京师。其次,这与他在山东徂徕与孔巢父、韩准、裴政等“竹溪六逸”隐居也有关系。
徂徕山与皇帝举行封禅的地点均近在咫尺,于眷邀君顾上,诚可谓是“近水楼台”,远比其他名山更具优势。中唐以后,虽因封禅之典的停止而致地位有所下降,但于此求仕的人士仍不绝于途,甚至还有高僧侧身其中。如高僧怀晖贞元间卓锡于徂徕山,四方禅子多来请问,后宪宗诏其入章敬寺。可见徂徕山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