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培运
《孙子兵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强调“计谋”,重“智”而不重“力”。孙子提示的兵家“五事”,有“道天地将法”,却没有“器用”,也就是闭口不谈武器装备。孙子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理论高度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他知道,当时的武器装备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质的飞跃从而影响战争进程,因此不予讨论。但是孙子没有料到,他闭口不谈武器装备,客观上形成了一条“缝隙”,后人由此钻进了歧途。
扩大这条“缝隙”的是孙子的选将标准:基于“兵者诡道”的认识,孙子自然将“智”列为选将的首要条件:“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一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多数情况下也被证明是正确的。历代杰出的兵家如孙膑、韩信、曹操、杜预、李靖、刘基等,本身都具有智囊的特点,而不仅仅是战将。他们秉承孙子的精神,将“计谋”“诡道”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让世人见识了“计谋”的威力,铭记下“诡道”的奇效,“以计代战一当万”。信徒们诵习孙子的妙诀,敬奉而不敢吹毛求疵,很少有人去关注“器用”,很少有人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武器装备更新。他们不懂得,“计谋”“诡道”只有在双方物质手段大体相当的情况下才有用,一旦双方物质手段悬殊,优势一方完全可以用堂堂之阵击败你的千诡百谲。就这样,当“洋人”用中国人最先发明的火药轰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中国士兵手里依然是弓箭长矛,信徒们“积习长技,俱无所施”、“不能自强,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
那么,中国历史上有重视器用的军事家吗?有。管仲、诸葛亮等,都很重视。明代戚继光在南方带兵的时候,“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到了蓟门,他又特别重视战车的改进应用。然而,即使戚继光,也没有将火器运用提高到应有的层面,他的车战方法甚至仍在复制晋代马隆的战术。而且,出于“防内甚于防外”的传统,明朝“恐传习泄露”,严禁私造火器。这样,就使得这些舶自“交趾”或“西洋”的火器无法全面装备,军事变革成为泡影。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武器装备本身物化凝结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因素”,物化凝结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智谋和力量,业已成为“人的因素”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战略战术是无形的智谋,那么,武器装备就是有形的智谋。这种有形的智谋越来越先进,最终达到高度“人化”,使得战争进行时离“诡道”越来越远,日益成为一种明火执仗的摊牌与碰撞；作为补偿,它们实际上已将“诡道”提前隐藏在平时的技术细节中,直到摊牌时,才“堂堂正正”的爆发。孙子闭口不谈武器装备问题,不但留下了“缝隙”,也隐含着矛盾。在古代,这种矛盾可以忽略；在今天,“徒逞谲诡”,非但无益,而且是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