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山东龙山文化最显著的物品是陶器。拥有这个文化的人民是极精巧的陶工，他们所制的陶器轻巧、精雅、清纯，也只有宋代最优良的瓷器可以与它媲美。这种陶器最占优势的颜色是黑色，所以其文化就有了“黑陶文化”的称号。
吴金鼎：发现了龙山文化
2019-12-14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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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鼎(左)与梁思永(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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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崖遗址发掘现场 |
■ 人文齐鲁
□ 许志杰
吴金鼎是中国考古学界一位具有开拓性贡献的大师级人物，在他47年短暂的人生旅途中，留下诸多永存史册的学术业绩与生命之光——他是享有“中国考古学之父”盛誉的李济先生为数不多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高足；他留学英国拿到伦敦大学人类考古学博士学位；他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并称中国现代考古学“海归”青年才俊；他在民族危难之际投笔从戎，加入到抗战大军中；他在齐鲁大学回济复校亟须人才之时，依然选择母校，成为齐鲁大学回归济南的主导者之一。其著作《城子崖》《平陵访古记》《摘记小屯迤西之三处小发掘》《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及英文版《中国史前的陶器》，影响深远。
吴金鼎侧重研究中国新石器文化，学术范围包括对城子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研究，对中国史前陶器的探究与评价，以及对中国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四川古迹的调查与发掘。他在考古与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学术界公认他发现了龙山文化，梁思永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指出：“龙山文化之存在的证据，最初是吴金鼎在1928年春所发现而提出的。在当时叫做城子崖的台地的西面断崖上，暴露着一个完整的文化层。在这里这位发现者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面带黑色光泽的陶片。被这个文化遗物部分地堆成的城子崖，正对着小小的龙山镇。因此，‘龙山’这个名字就作了所发现的文化的称谓。”
考古学家夏鼐在写于1948年10月的《追悼考古学家吴禹铭先生》文中说：“1928年吴先生在山东调查时，第一次发现这文化的代表遗址城子崖，知道它自成一文化系统，和中原及西北的史前的彩陶文化不同。”“现在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人，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知道有黑陶的龙山文化，这种文化的最初发现人，便是吴先生。”
龙山文化是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由中国学者独立发现、确定、发掘，以及进行科学与学术研究的第一个史前文化遗址。关于城子崖遗址及龙山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李济先生更是与同时期正在发掘的安阳殷墟遗址相提并论，他在《城子崖发掘报告序》中写道：“由于这遗址的发掘，我们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与殷墟的成绩相比，城子崖的虽比较简单，却是同等的重要。”
梁思永则以龙山文化的代表性符号“黑陶”为参照，给予龙山文化高度评价：“这个文化最显著的物品是陶器。拥有这个文化的人民是极精巧的陶工。他们所制的陶器可与中国制陶技术所造出最好的产品相颉颃，而形式的轻巧、精雅、清纯之处，也只有宋代最优良的瓷器可以与它媲美。这种陶器最占优势的颜色是黑色，所以其文化就有了‘黑陶文化’的称号。”
夏鼐说：“吴先生以忠厚对人，有时令人觉得太过于忠厚老实了。吴先生不喜宣传，憎恶夸张，所以除了熟人和同行以外，知道他的人恐并不多。但是他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功绩，是永远不会泯灭的。”
吴金鼎先生已离世70余年，他的学术成就值得宣传，他的名字应为后人所铭记，他短暂的人生之路，我们理应去了解，去珍惜。
17岁考入齐鲁大学
耕读之家四兄弟皆大学生
吴金鼎，字禹铭，1901年生于安丘县万戈庄村。由他上溯几辈，吴家虽知书达理，耕读兼作，但从未有人科举中榜或弃农从商，离开过养育他们的汶河水畔。到了吴金鼎这辈，家道逆转，他们四男四女兄弟姐妹八个，吴金鼎在八兄妹中最小，四个姐姐中的二姐毕业于潍县文美女中，三姐四姐是安丘县立女中毕业。大哥吴金鳌毕业于山东大学林科，二哥吴英才齐鲁大学文理科毕业，三哥吴金章毕业于山东大学医科。这在当时的安丘乡下乃至整个山东农村，都是很难出现的盛举，一时吴家崇尚教育、教子有方、孩子出息等赞美之言传遍乡里。及至今日，再访万戈庄村，乡亲们依旧如数家珍，对吴家兄弟姐妹当年的才分赞不绝口。
1917年，吴金鼎于安丘德育中学毕业，第二年考入济南齐鲁大学文理科预科。齐大是一所教会大学，一般认为创办于1864年的登州文会馆是其前身，被誉为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大学。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吴金鼎正式进入齐大文理学院政治历史系，系主任是美国人奚尔思，此人在德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时教授欧美史，教学认真，考试严格，在学生中具有很高的威望。而另一位叫做亨利·鲁斯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以及经济学、哲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到济南以后遍访齐鲁各地的名胜古迹，对山东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非常赞赏，有时还带着吴金鼎和他的同学一起出行，这对吴金鼎喜欢野外访古影响至深。吴金鼎所选的科目，也比较偏重自己更感兴趣的历史学和经济学。如果在吴金鼎的学术道路上分出几个阶段的话，他师从齐大奚尔思博士、亨利·鲁斯，以及登州文会馆毕业的冯文修，是非常重要的启蒙时期，赖于齐大形成的扎实的学术与兴趣根基，使吴金鼎矢志如初，艰辛努力，一步步达到考古与人类学研究的峰值。基于此点，吴金鼎对齐鲁大学怀有很深的感恩之情，毕业后他选择了留校做助教，并在清华国学院修业期间，再次回到最需要他的齐大，成为母校考古与人类学、历史学的中坚力量，也为齐鲁大学后期的国学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与吴金鼎差不多时间走进齐鲁大学，共同生活在齐大校园的著名校友不少，其中刘谦初是与吴金鼎同年进入齐大文理学院预科的。刘谦初1897年12月2日出生于平度县刘家庄，1918年春考入齐鲁大学文理学院预科“附班”，半年后经过考试正式升入文理学院预科，成为吴金鼎的同班同学。翌年，五四运动爆发，刘谦初积极投入其中，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示威。在预科学习一年半之后，吴金鼎顺利升入文理学院历史政治系本科，不久之后刘谦初也完成预科学业，升入本科，依然与吴金鼎同系同级。但是，刘谦初家里的经济状况比较差，经人介绍，他到了与平度县相邻的黄县崇实中学当了国文教员，吴金鼎与刘谦初的大学同学至此结束。
比吴金鼎晚几年入学的束星北，读的是文理学院物理系。他1926年春入学，两年之后直接从齐大考入英国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深受科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吴金鼎在齐大文理学院历史政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了束星北的老师，上没上过课就不知道了。巧合的是，1948年初，文理已经分家的齐鲁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因躲避战乱暂时从济南迁至杭州办学，束星北以及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等一流名师均被聘任为齐鲁大学理学院教授，直至第二年齐大文学院、理学院返回济南。吴金鼎当时就在齐大文学院任教，同时担任齐大图书馆馆长，因为身体原因和保护学校图书资料不被战火损毁，他没有随校南迁，也错过了与束星北、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在杭州共事。
还有一位曾经与吴金鼎有所交道的人，就是齐大文理学院的年轻兼职教师张默生。他是临淄县人，1924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部，执教于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时又被齐鲁大学文理学院聘为历史社会学系兼职讲师。此时，吴金鼎也已留校在文理学院当助教，与张默生成了兼职同事。由于两个人对历史学有着相同爱好，共同的话题自然就多，很快成为至交。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共事的时间不是很长，1926年冬，吴金鼎考入清华国学院，离开齐鲁大学。1927年，张默生因为“赤化”被山东督军张宗昌通缉，不得不逃到河南。后来他们虽又在济南短暂相聚，那是因为吴金鼎和张默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对城子崖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张默生后来落脚于天府之国的四川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授，出版著作多种。其中最有名的是张默生文、丰子恺画的《武训传》，被译成英、法、俄等多种文字，影响至深。
吴金鼎在齐大的学业成绩非常优秀，1923年冬他拿到了齐鲁大学文理学院的毕业证照，转年开学时，吴金鼎被聘为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助教，这个历史社会学系就是由原来的历史政治系改名而来。
从预科到本科在齐大文理学院学习了五年时间，吴金鼎从一位青涩的学子成长为一名大学助教，一段铭记于心、成长于社会变革时代的学生生活结束了。
唯一考入清华国学院的山东人
著《山东人体质之研究》
吴金鼎在齐鲁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做助教两年后，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跟随考古学家李济研读人类及考古学，时间是1926年。
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其前身是创建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美国人之所以把到了嘴里的钱又吐出一小部分，在北京创办这所学校，颇费心机。一位大学校长给美国总统上书“备忘录”指出：“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他还说：“如果美国在30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够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此人的结论是：“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退款办学”对当时封闭落后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机遇，大批有志青年藉此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问题是清华学校以培养学生去美国留学为目的，致使很多人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于国弊大于利。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参观了清华学校之后给予批评：“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五四运动以后，国人自主独立意识觉醒，一批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学人也开始意识到国学在国民觉醒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北京大学创办研究所国学门，给正在酝酿由“学校”改“大学”的清华师生以极大敦促，确定“为中国造就领袖人才为清华教育的方针”，“并且鼓励学生研究国情”。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简称清华国学院）应运而生。
吴金鼎是清华国学院的第二届学生，1926年7月按规定进行招生考试，录取新生正取24名，备取2名，后来实到24名，开学后又补招4名，加上上届毕业后留校继续研究的7名，共计36人。其中，有后来成为山东大学副校长的陆侃如，以及著名学者刘盼遂、姚名达、刘节、谢国桢、王力等，可谓人才济济。9月8日举行开学典礼，梁启超作了非常热情激昂的讲话，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钻研学术。学生注册完毕，各教授将其所授普通演讲科目和所指导专题研究学科范围作了介绍，各生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学力，分别择定自己的专修学科和专题研究题目。吴金鼎只选定专修学科为中国人种考，并未确定专题研究的题目。
吴金鼎的老师李济，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美国后应聘到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院任特约讲师。与国学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相比，李济虽然有留美经历，但无论年龄、名气还是成就，当时尚无法与四大导师相提并论，因而，李济与梁漱溟被聘为讲师而不是导师。同时还有助教梁存吾、浦江清、王以中、赵万里、杨逢时五人。现代考古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奠立，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主要奠基人和代表人物就是李济。他1918年留学美国克拉克大学，先后学习心理学、社会学，最后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种学，即人类学。李济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为《中国民族的形成》，这篇用英文写就的宏论翻译成中文有20多万字，有学者称“自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或人种问题的，大都征引其书”。在当时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以前从未用过的新材料，开拓了没有人走过的新园地，至今还是一部不朽的名著。
李济开设的普通演讲有“人文学”“人体测验”和“考古学”。“人文学”实开的是“人类学”，讲演人类的体质特征、类型及变化，人的演变过程，种类分布。“人体测验”是一门实验课，为已经具备人类学知识的人所设定，实为“人类学”的继续。“考古学”，讲演发掘的方法，及发掘所得资料分析的程序。吴金鼎紧跟老师的学术步伐，选题为《山东人体质之研究》，所述范围与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不可比拟，但其思想端倪与治学路径还是承其师风，如出一辙，“蒙李济之先生授以人体测验之方法”。吴金鼎在“引言”中说，约于一月期间共量清华学生68人，继而清华放假整装回籍，李济先生慨允以仪器借给他使用，带回山东作长期的测验，以完成在清华未完成的工作。可见，李济对自己的学生非常上心，并予以很多帮助。
从现在可查资料看，清华国学院自1925年秋招收第一届学生，到1929年夏停办，共招收学生74位，山东籍只有吴金鼎一人。另有齐鲁大学教授张立志，沂水人，为旁听生。根据吴金鼎在《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引言”所记：“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作者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可知吴金鼎并未在规定学期完成相关学业，提前离开学校。对此，有几种说法：有的说吴金鼎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考古发掘项目，写不出相关报告而未能参加答辩。有的则猜测是因为李济太过于忙活田野考古，忽视了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当时跟随李济学习人种学与考古的学生只有两位，另一位是徐中舒，他比吴金鼎早入学一年，而且很早就转入历史学，李济的学生实际只有一位半。根据吴金鼎“引言”，我们可以判断，他的确是在1927年春天离开清华国学院回到齐鲁大学，而非毕业时没有通过。他回校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齐大教师吃紧，实在安排不开课了。吴金鼎说：“归鲁后任教齐鲁大学，逐日疲于校课，几无余暇得作课外之研究。所幸于学期之内尚有长短若干假期，稍得从事工作。”这足以说明，其一吴金鼎从清华国学院回来就是因齐大师资紧缺，其二吴金鼎并未完全放弃清华国学院的学习与研究，他把自己正在做的《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带回齐大，而且还得到了李济先生的应允，把使用的仪器也搬到了济南，自1927年秋到1929年冬，共量291人。其间，他的导师李济还来信询问研究的进展，吴金鼎把所有材料核算整理成《山东人体之特质》一文，寄给李济先生，得到极大赞许。1930年春，吴金鼎被李济召到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参加殷墟发掘，并在李济的指导下将《山东人体之特质》一文加以润色，更名为《山东人体质之研究》，顺利通过毕业答辩，拿到清华国学院毕业证书。
《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列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七，1931年于北平出版。全书共分引言、测试方法、计算方法，以及结论等九章，对世代生活在齐鲁大地的山东人进行体质细化，分析山东人体所以异于其他省份人体的基本因素。数据表明，当时山东省有县107个，人口三千多万，规模已经非常庞大。本书的出版不仅对于山东人体质有所认识，也对山东人体质健康提供了参考依据，具有很强的实践和实用性。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研究山东人体质的学术著作，其意义不言而喻。
读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
投笔从戎加入抗战大军
1930年春，吴金鼎离开齐鲁大学赴中研院史语所追随恩师李济参加殷墟发掘，1932年他写出了《摘记小屯迤西之三处小发掘》，是他两次参加殷墟遗址发掘的体会和理论总结。1933年，因为工作业绩突出，山东省政府派他与夫人王介忱一起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人类考古学博士学位。
吴金鼎留英四年，最重要的成就是用英文写作完成《中国史前的陶器》一书，并作为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据吴金鼎在伦敦大学读博的同学夏鼐介绍，为了作这个研究，吴金鼎不仅翻遍了所有已经出版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书籍，亲身观摩了几万片已出土的陶片实物，还特地在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他的这部书，因为所收入的材料丰富，已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必备参考书。1933年冬，吴金鼎跟随英国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教授在巴勒斯坦做发掘工作，得到彼特里教授的高度赞扬：“吴先生确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虽不英锐机警，但沉着勤慎，工作罕匹。”夏鼐在巴勒斯坦碰到几个跟吴金鼎做过工的阿拉伯工人，提到吴金鼎都跷起大拇指说他“顶好”。
就读伦敦大学期间，吴金鼎从陶器生产的技术角度，对国内高井台子出土的彩陶器予以比较，意识到该遗址所出的红陶对比仰韶陶器时，各地是有所不同的。吴金鼎还把不同地区出土的黑陶与龙山黑陶进行比较，得出同样结论。这些都为《中国史前的陶器》写作提供了鲜活的田野考古资料，为之增色不少。《中国史前的陶器》分为五个主要章节，第一章简述了当时中国北方地区各史前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第二章分析了7个北方省份共29个遗址出土的陶器、陶片；第三章是对这些陶片进行比较分析，区分相同相异；第四章按标准将陶片分为六大类；第五章得出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顺序，解决当时考古学界争论待定的诸多问题。
吴金鼎回国之后没有再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而是去了以清华国学院导师李济为主任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那里继续从事田野古迹调查与发掘工作。此时，抗战已起，国民政府被迫内迁，但是，处在极端困难时期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李济的带领下，一直坚守岗位，从事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吴金鼎从1938年到1940年在云南大理境内作勘察发掘，发现了32处遗址，主持发掘了5处，与王介忱、曾昭燏合著《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奠定了中国西南部地区史前考古的基础。1941年开春到翌年冬季，吴金鼎在四川彭山主持汉代崖墓的发掘，探知四川一带特有的墓葬制度。1943年主持成都抚琴台王建墓的发掘，喜获学术大丰收，对于唐代末期以及五代的艺术发展史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1944年，抗战进入关键期，一向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吴金鼎，满怀爱国热情，毅然决然放弃自己喜爱的田野考古，说服亲朋好友，脱下长袍换上军装，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为四川新津美国空军第二招待所主任，为在华对日作战的盟军做翻译和后勤工作。抗战胜利后，吴金鼎应齐鲁大学之邀回到母校参与学校复建事宜，除教授《田野考古学》等课程外，还担任校长室西文秘书、训导长、文学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图书馆馆长。正当年富力强、学识渊博、扎实肯干的吴金鼎准备为母校振兴放手大干的时候，病魔却无情地夺去了他“虽短矮而壮健坚实”（夏鼐语）的生命，于1948年9月18日在济南病逝，年仅47岁。
天妒英才，金鼎不朽。
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说：“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
梁思永乃梁启超次子，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就学于哈佛大学研究院，与吴金鼎一样攻读人类学与考古学，小吴金鼎3岁，后担任清华国学院助教。与李济、吴金鼎一起参加城子崖遗址发掘，并首次提出“龙山文化”的名称，可谓“龙山文化”的命名者。1954年4月，梁思永因心脏病发作在北京病逝，享年50岁。27岁的吴金鼎发现了龙山文化，27岁的梁思永命名了龙山文化，两位考古学界之青年翘楚联袂写就一篇中国文化史上的鸿篇巨制，永记史册。
夏鼐说：“今天（1948年10月28日）得到了吴禹铭先生的死讯，不仅是我们朋侪间觉得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友，并且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大损失。今日中国考古学界中，真正能够吃苦，肯下田野去做发掘工作，既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又有充分的考古学识的学者，不过十来个人。正感觉到人才的缺乏，现在呢，在这十来位中又弱了一人。”
夏鼐生于1910年，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历史系，公费赴美学习考古，后改到英国留学，与吴金鼎同在伦敦大学研读考古学与人类学。吴金鼎的导师是彼特里，夏鼐来时彼特里已经退休，他与吴金鼎又一同跟从彼特里的继任者惠勒学习考古。1937年，吴金鼎以优异成绩完成博士学业回国，夏鼐则继续学习，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夏鼐回国后与吴金鼎在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共事，一同参加了四川彭山考古调查与发掘，与吴金鼎感情至深。自1962年始，夏鼐担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长达20年之久，并履职社科院副院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
梁思永、夏鼐之言是吴金鼎同时代青年考古学家发自内心深处的恸哭，今日听来依旧为之动容，这是吴金鼎、梁思永、夏鼐等那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留下的精神财富和感天动地的家国情怀，与龙山文化一样润泽子孙。可告慰吴金鼎、梁思永等考古学家的是，经过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辛勤耕耘，龙山文化的发掘与研究范围在不断扩大，它所涉及的社会历史、人文地理、物质文化、文化传播诸多方面，都得到深入探讨。考古学家蔡凤书、栾丰实在为《山东龙山文化研究文集》所撰前言中指出，关于龙山文化的研究已由学术研究的附属品演变成重大的学术研究课题，日臻成熟，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前辈学人意志、理想得以接续，并发扬光大。
□ 许志杰
吴金鼎是中国考古学界一位具有开拓性贡献的大师级人物，在他47年短暂的人生旅途中，留下诸多永存史册的学术业绩与生命之光——他是享有“中国考古学之父”盛誉的李济先生为数不多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高足；他留学英国拿到伦敦大学人类考古学博士学位；他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并称中国现代考古学“海归”青年才俊；他在民族危难之际投笔从戎，加入到抗战大军中；他在齐鲁大学回济复校亟须人才之时，依然选择母校，成为齐鲁大学回归济南的主导者之一。其著作《城子崖》《平陵访古记》《摘记小屯迤西之三处小发掘》《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及英文版《中国史前的陶器》，影响深远。
吴金鼎侧重研究中国新石器文化，学术范围包括对城子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研究，对中国史前陶器的探究与评价，以及对中国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四川古迹的调查与发掘。他在考古与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学术界公认他发现了龙山文化，梁思永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指出：“龙山文化之存在的证据，最初是吴金鼎在1928年春所发现而提出的。在当时叫做城子崖的台地的西面断崖上，暴露着一个完整的文化层。在这里这位发现者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面带黑色光泽的陶片。被这个文化遗物部分地堆成的城子崖，正对着小小的龙山镇。因此，‘龙山’这个名字就作了所发现的文化的称谓。”
考古学家夏鼐在写于1948年10月的《追悼考古学家吴禹铭先生》文中说：“1928年吴先生在山东调查时，第一次发现这文化的代表遗址城子崖，知道它自成一文化系统，和中原及西北的史前的彩陶文化不同。”“现在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人，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知道有黑陶的龙山文化，这种文化的最初发现人，便是吴先生。”
龙山文化是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由中国学者独立发现、确定、发掘，以及进行科学与学术研究的第一个史前文化遗址。关于城子崖遗址及龙山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李济先生更是与同时期正在发掘的安阳殷墟遗址相提并论，他在《城子崖发掘报告序》中写道：“由于这遗址的发掘，我们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与殷墟的成绩相比，城子崖的虽比较简单，却是同等的重要。”
梁思永则以龙山文化的代表性符号“黑陶”为参照，给予龙山文化高度评价：“这个文化最显著的物品是陶器。拥有这个文化的人民是极精巧的陶工。他们所制的陶器可与中国制陶技术所造出最好的产品相颉颃，而形式的轻巧、精雅、清纯之处，也只有宋代最优良的瓷器可以与它媲美。这种陶器最占优势的颜色是黑色，所以其文化就有了‘黑陶文化’的称号。”
夏鼐说：“吴先生以忠厚对人，有时令人觉得太过于忠厚老实了。吴先生不喜宣传，憎恶夸张，所以除了熟人和同行以外，知道他的人恐并不多。但是他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功绩，是永远不会泯灭的。”
吴金鼎先生已离世70余年，他的学术成就值得宣传，他的名字应为后人所铭记，他短暂的人生之路，我们理应去了解，去珍惜。
17岁考入齐鲁大学
耕读之家四兄弟皆大学生
吴金鼎，字禹铭，1901年生于安丘县万戈庄村。由他上溯几辈，吴家虽知书达理，耕读兼作，但从未有人科举中榜或弃农从商，离开过养育他们的汶河水畔。到了吴金鼎这辈，家道逆转，他们四男四女兄弟姐妹八个，吴金鼎在八兄妹中最小，四个姐姐中的二姐毕业于潍县文美女中，三姐四姐是安丘县立女中毕业。大哥吴金鳌毕业于山东大学林科，二哥吴英才齐鲁大学文理科毕业，三哥吴金章毕业于山东大学医科。这在当时的安丘乡下乃至整个山东农村，都是很难出现的盛举，一时吴家崇尚教育、教子有方、孩子出息等赞美之言传遍乡里。及至今日，再访万戈庄村，乡亲们依旧如数家珍，对吴家兄弟姐妹当年的才分赞不绝口。
1917年，吴金鼎于安丘德育中学毕业，第二年考入济南齐鲁大学文理科预科。齐大是一所教会大学，一般认为创办于1864年的登州文会馆是其前身，被誉为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大学。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吴金鼎正式进入齐大文理学院政治历史系，系主任是美国人奚尔思，此人在德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时教授欧美史，教学认真，考试严格，在学生中具有很高的威望。而另一位叫做亨利·鲁斯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以及经济学、哲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到济南以后遍访齐鲁各地的名胜古迹，对山东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非常赞赏，有时还带着吴金鼎和他的同学一起出行，这对吴金鼎喜欢野外访古影响至深。吴金鼎所选的科目，也比较偏重自己更感兴趣的历史学和经济学。如果在吴金鼎的学术道路上分出几个阶段的话，他师从齐大奚尔思博士、亨利·鲁斯，以及登州文会馆毕业的冯文修，是非常重要的启蒙时期，赖于齐大形成的扎实的学术与兴趣根基，使吴金鼎矢志如初，艰辛努力，一步步达到考古与人类学研究的峰值。基于此点，吴金鼎对齐鲁大学怀有很深的感恩之情，毕业后他选择了留校做助教，并在清华国学院修业期间，再次回到最需要他的齐大，成为母校考古与人类学、历史学的中坚力量，也为齐鲁大学后期的国学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与吴金鼎差不多时间走进齐鲁大学，共同生活在齐大校园的著名校友不少，其中刘谦初是与吴金鼎同年进入齐大文理学院预科的。刘谦初1897年12月2日出生于平度县刘家庄，1918年春考入齐鲁大学文理学院预科“附班”，半年后经过考试正式升入文理学院预科，成为吴金鼎的同班同学。翌年，五四运动爆发，刘谦初积极投入其中，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示威。在预科学习一年半之后，吴金鼎顺利升入文理学院历史政治系本科，不久之后刘谦初也完成预科学业，升入本科，依然与吴金鼎同系同级。但是，刘谦初家里的经济状况比较差，经人介绍，他到了与平度县相邻的黄县崇实中学当了国文教员，吴金鼎与刘谦初的大学同学至此结束。
比吴金鼎晚几年入学的束星北，读的是文理学院物理系。他1926年春入学，两年之后直接从齐大考入英国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深受科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吴金鼎在齐大文理学院历史政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了束星北的老师，上没上过课就不知道了。巧合的是，1948年初，文理已经分家的齐鲁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因躲避战乱暂时从济南迁至杭州办学，束星北以及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等一流名师均被聘任为齐鲁大学理学院教授，直至第二年齐大文学院、理学院返回济南。吴金鼎当时就在齐大文学院任教，同时担任齐大图书馆馆长，因为身体原因和保护学校图书资料不被战火损毁，他没有随校南迁，也错过了与束星北、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在杭州共事。
还有一位曾经与吴金鼎有所交道的人，就是齐大文理学院的年轻兼职教师张默生。他是临淄县人，1924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部，执教于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时又被齐鲁大学文理学院聘为历史社会学系兼职讲师。此时，吴金鼎也已留校在文理学院当助教，与张默生成了兼职同事。由于两个人对历史学有着相同爱好，共同的话题自然就多，很快成为至交。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共事的时间不是很长，1926年冬，吴金鼎考入清华国学院，离开齐鲁大学。1927年，张默生因为“赤化”被山东督军张宗昌通缉，不得不逃到河南。后来他们虽又在济南短暂相聚，那是因为吴金鼎和张默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对城子崖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张默生后来落脚于天府之国的四川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授，出版著作多种。其中最有名的是张默生文、丰子恺画的《武训传》，被译成英、法、俄等多种文字，影响至深。
吴金鼎在齐大的学业成绩非常优秀，1923年冬他拿到了齐鲁大学文理学院的毕业证照，转年开学时，吴金鼎被聘为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助教，这个历史社会学系就是由原来的历史政治系改名而来。
从预科到本科在齐大文理学院学习了五年时间，吴金鼎从一位青涩的学子成长为一名大学助教，一段铭记于心、成长于社会变革时代的学生生活结束了。
唯一考入清华国学院的山东人
著《山东人体质之研究》
吴金鼎在齐鲁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做助教两年后，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跟随考古学家李济研读人类及考古学，时间是1926年。
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其前身是创建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美国人之所以把到了嘴里的钱又吐出一小部分，在北京创办这所学校，颇费心机。一位大学校长给美国总统上书“备忘录”指出：“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他还说：“如果美国在30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够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此人的结论是：“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退款办学”对当时封闭落后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机遇，大批有志青年藉此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问题是清华学校以培养学生去美国留学为目的，致使很多人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于国弊大于利。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参观了清华学校之后给予批评：“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五四运动以后，国人自主独立意识觉醒，一批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学人也开始意识到国学在国民觉醒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北京大学创办研究所国学门，给正在酝酿由“学校”改“大学”的清华师生以极大敦促，确定“为中国造就领袖人才为清华教育的方针”，“并且鼓励学生研究国情”。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简称清华国学院）应运而生。
吴金鼎是清华国学院的第二届学生，1926年7月按规定进行招生考试，录取新生正取24名，备取2名，后来实到24名，开学后又补招4名，加上上届毕业后留校继续研究的7名，共计36人。其中，有后来成为山东大学副校长的陆侃如，以及著名学者刘盼遂、姚名达、刘节、谢国桢、王力等，可谓人才济济。9月8日举行开学典礼，梁启超作了非常热情激昂的讲话，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钻研学术。学生注册完毕，各教授将其所授普通演讲科目和所指导专题研究学科范围作了介绍，各生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学力，分别择定自己的专修学科和专题研究题目。吴金鼎只选定专修学科为中国人种考，并未确定专题研究的题目。
吴金鼎的老师李济，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美国后应聘到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院任特约讲师。与国学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相比，李济虽然有留美经历，但无论年龄、名气还是成就，当时尚无法与四大导师相提并论，因而，李济与梁漱溟被聘为讲师而不是导师。同时还有助教梁存吾、浦江清、王以中、赵万里、杨逢时五人。现代考古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奠立，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主要奠基人和代表人物就是李济。他1918年留学美国克拉克大学，先后学习心理学、社会学，最后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种学，即人类学。李济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为《中国民族的形成》，这篇用英文写就的宏论翻译成中文有20多万字，有学者称“自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或人种问题的，大都征引其书”。在当时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以前从未用过的新材料，开拓了没有人走过的新园地，至今还是一部不朽的名著。
李济开设的普通演讲有“人文学”“人体测验”和“考古学”。“人文学”实开的是“人类学”，讲演人类的体质特征、类型及变化，人的演变过程，种类分布。“人体测验”是一门实验课，为已经具备人类学知识的人所设定，实为“人类学”的继续。“考古学”，讲演发掘的方法，及发掘所得资料分析的程序。吴金鼎紧跟老师的学术步伐，选题为《山东人体质之研究》，所述范围与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不可比拟，但其思想端倪与治学路径还是承其师风，如出一辙，“蒙李济之先生授以人体测验之方法”。吴金鼎在“引言”中说，约于一月期间共量清华学生68人，继而清华放假整装回籍，李济先生慨允以仪器借给他使用，带回山东作长期的测验，以完成在清华未完成的工作。可见，李济对自己的学生非常上心，并予以很多帮助。
从现在可查资料看，清华国学院自1925年秋招收第一届学生，到1929年夏停办，共招收学生74位，山东籍只有吴金鼎一人。另有齐鲁大学教授张立志，沂水人，为旁听生。根据吴金鼎在《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引言”所记：“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作者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可知吴金鼎并未在规定学期完成相关学业，提前离开学校。对此，有几种说法：有的说吴金鼎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考古发掘项目，写不出相关报告而未能参加答辩。有的则猜测是因为李济太过于忙活田野考古，忽视了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当时跟随李济学习人种学与考古的学生只有两位，另一位是徐中舒，他比吴金鼎早入学一年，而且很早就转入历史学，李济的学生实际只有一位半。根据吴金鼎“引言”，我们可以判断，他的确是在1927年春天离开清华国学院回到齐鲁大学，而非毕业时没有通过。他回校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齐大教师吃紧，实在安排不开课了。吴金鼎说：“归鲁后任教齐鲁大学，逐日疲于校课，几无余暇得作课外之研究。所幸于学期之内尚有长短若干假期，稍得从事工作。”这足以说明，其一吴金鼎从清华国学院回来就是因齐大师资紧缺，其二吴金鼎并未完全放弃清华国学院的学习与研究，他把自己正在做的《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带回齐大，而且还得到了李济先生的应允，把使用的仪器也搬到了济南，自1927年秋到1929年冬，共量291人。其间，他的导师李济还来信询问研究的进展，吴金鼎把所有材料核算整理成《山东人体之特质》一文，寄给李济先生，得到极大赞许。1930年春，吴金鼎被李济召到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参加殷墟发掘，并在李济的指导下将《山东人体之特质》一文加以润色，更名为《山东人体质之研究》，顺利通过毕业答辩，拿到清华国学院毕业证书。
《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列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七，1931年于北平出版。全书共分引言、测试方法、计算方法，以及结论等九章，对世代生活在齐鲁大地的山东人进行体质细化，分析山东人体所以异于其他省份人体的基本因素。数据表明，当时山东省有县107个，人口三千多万，规模已经非常庞大。本书的出版不仅对于山东人体质有所认识，也对山东人体质健康提供了参考依据，具有很强的实践和实用性。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研究山东人体质的学术著作，其意义不言而喻。
读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
投笔从戎加入抗战大军
1930年春，吴金鼎离开齐鲁大学赴中研院史语所追随恩师李济参加殷墟发掘，1932年他写出了《摘记小屯迤西之三处小发掘》，是他两次参加殷墟遗址发掘的体会和理论总结。1933年，因为工作业绩突出，山东省政府派他与夫人王介忱一起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人类考古学博士学位。
吴金鼎留英四年，最重要的成就是用英文写作完成《中国史前的陶器》一书，并作为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据吴金鼎在伦敦大学读博的同学夏鼐介绍，为了作这个研究，吴金鼎不仅翻遍了所有已经出版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书籍，亲身观摩了几万片已出土的陶片实物，还特地在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他的这部书，因为所收入的材料丰富，已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必备参考书。1933年冬，吴金鼎跟随英国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教授在巴勒斯坦做发掘工作，得到彼特里教授的高度赞扬：“吴先生确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虽不英锐机警，但沉着勤慎，工作罕匹。”夏鼐在巴勒斯坦碰到几个跟吴金鼎做过工的阿拉伯工人，提到吴金鼎都跷起大拇指说他“顶好”。
就读伦敦大学期间，吴金鼎从陶器生产的技术角度，对国内高井台子出土的彩陶器予以比较，意识到该遗址所出的红陶对比仰韶陶器时，各地是有所不同的。吴金鼎还把不同地区出土的黑陶与龙山黑陶进行比较，得出同样结论。这些都为《中国史前的陶器》写作提供了鲜活的田野考古资料，为之增色不少。《中国史前的陶器》分为五个主要章节，第一章简述了当时中国北方地区各史前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第二章分析了7个北方省份共29个遗址出土的陶器、陶片；第三章是对这些陶片进行比较分析，区分相同相异；第四章按标准将陶片分为六大类；第五章得出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顺序，解决当时考古学界争论待定的诸多问题。
吴金鼎回国之后没有再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而是去了以清华国学院导师李济为主任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那里继续从事田野古迹调查与发掘工作。此时，抗战已起，国民政府被迫内迁，但是，处在极端困难时期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李济的带领下，一直坚守岗位，从事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吴金鼎从1938年到1940年在云南大理境内作勘察发掘，发现了32处遗址，主持发掘了5处，与王介忱、曾昭燏合著《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奠定了中国西南部地区史前考古的基础。1941年开春到翌年冬季，吴金鼎在四川彭山主持汉代崖墓的发掘，探知四川一带特有的墓葬制度。1943年主持成都抚琴台王建墓的发掘，喜获学术大丰收，对于唐代末期以及五代的艺术发展史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1944年，抗战进入关键期，一向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吴金鼎，满怀爱国热情，毅然决然放弃自己喜爱的田野考古，说服亲朋好友，脱下长袍换上军装，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为四川新津美国空军第二招待所主任，为在华对日作战的盟军做翻译和后勤工作。抗战胜利后，吴金鼎应齐鲁大学之邀回到母校参与学校复建事宜，除教授《田野考古学》等课程外，还担任校长室西文秘书、训导长、文学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图书馆馆长。正当年富力强、学识渊博、扎实肯干的吴金鼎准备为母校振兴放手大干的时候，病魔却无情地夺去了他“虽短矮而壮健坚实”（夏鼐语）的生命，于1948年9月18日在济南病逝，年仅47岁。
天妒英才，金鼎不朽。
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说：“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
梁思永乃梁启超次子，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就学于哈佛大学研究院，与吴金鼎一样攻读人类学与考古学，小吴金鼎3岁，后担任清华国学院助教。与李济、吴金鼎一起参加城子崖遗址发掘，并首次提出“龙山文化”的名称，可谓“龙山文化”的命名者。1954年4月，梁思永因心脏病发作在北京病逝，享年50岁。27岁的吴金鼎发现了龙山文化，27岁的梁思永命名了龙山文化，两位考古学界之青年翘楚联袂写就一篇中国文化史上的鸿篇巨制，永记史册。
夏鼐说：“今天（1948年10月28日）得到了吴禹铭先生的死讯，不仅是我们朋侪间觉得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友，并且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大损失。今日中国考古学界中，真正能够吃苦，肯下田野去做发掘工作，既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又有充分的考古学识的学者，不过十来个人。正感觉到人才的缺乏，现在呢，在这十来位中又弱了一人。”
夏鼐生于1910年，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历史系，公费赴美学习考古，后改到英国留学，与吴金鼎同在伦敦大学研读考古学与人类学。吴金鼎的导师是彼特里，夏鼐来时彼特里已经退休，他与吴金鼎又一同跟从彼特里的继任者惠勒学习考古。1937年，吴金鼎以优异成绩完成博士学业回国，夏鼐则继续学习，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夏鼐回国后与吴金鼎在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共事，一同参加了四川彭山考古调查与发掘，与吴金鼎感情至深。自1962年始，夏鼐担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长达20年之久，并履职社科院副院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
梁思永、夏鼐之言是吴金鼎同时代青年考古学家发自内心深处的恸哭，今日听来依旧为之动容，这是吴金鼎、梁思永、夏鼐等那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留下的精神财富和感天动地的家国情怀，与龙山文化一样润泽子孙。可告慰吴金鼎、梁思永等考古学家的是，经过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辛勤耕耘，龙山文化的发掘与研究范围在不断扩大，它所涉及的社会历史、人文地理、物质文化、文化传播诸多方面，都得到深入探讨。考古学家蔡凤书、栾丰实在为《山东龙山文化研究文集》所撰前言中指出，关于龙山文化的研究已由学术研究的附属品演变成重大的学术研究课题，日臻成熟，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前辈学人意志、理想得以接续，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