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卞绍斌
罗尔斯的《正义论》初版问世距今已逾40年。“作为理性的公民,如何能够在一个正义的世界里和平共存?”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万民法》中,罗尔斯对其毕生的事业进行了概括性描绘。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对于人性、对这个世界的执着追寻。如康德一样,他把人的尊严作为其学说的第一要义,并用正义原则来表达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的人类存在。也如康德一样,他相信正义终将在我们这个星球存留并生长,如若不然,一切都是不值得过的。
于是,看似单纯的理论建构实质蕴含着罗尔斯对于人性、对于我们生存的世界的根本反思。也因此,那种仅仅从体制设计上理解罗尔斯的正义论,并仅仅依据字面理解把建立在“原初状态”之上的正义原则当作“假说”而置之不理,或者简单指责罗尔斯只是在为资本主义宪政民主作伸张,所有这些都可能遮蔽《正义论》的根本指向以及罗尔斯事业的重要价值。
“正义何以可能?”这是罗尔斯基于其生存的世界始终求索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根源上乃是对生存于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发问。一个正义社会之所以可能的缘由植根于良善的人性。无论一个体制设计得如何完美,如果缺乏良善观念和正义感的支撑,那么该体制只能是毫无生命气息的枯木。这也是《正义论》的大部分篇幅着墨于道德心理学和正义感的缘由,在罗尔斯看来,一个缺乏合理的善观念和正义感的社会无法稳定、难以持存。这也是其后来转向“政治自由主义”问题的根源,在那里,罗尔斯的抱负更深远:如何在一个存在着多元完备性学说(哲学的、道德的、宗教的)的社会境遇中,自由平等的理性公民共同认可一种正义观念并长治久安。
置身于社会契约论传统中的罗尔斯学说,其根本价值指向乃是“切近我们深思熟虑的正义判断并构成一个民主社会的最恰当的道德基础”。在这里,我们面对两个疑惑,一是民主社会意指何种形态,二是所谓深思熟虑的正义判断深意何在。
在许多地方,罗尔斯都强调其正义论所对应的“产权所有制民主”或“自由社会主义”观念,也即是说,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福利国家不同,产权所有制民主在体制设计的最初就应该属于参与合作的所有社会成员,也因此,何种形式的社会政体能够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这个问题应留给每个国家的历史条件与传统、制度与社会力量去解决。因此,断言罗尔斯的正义论乃是为资本主义的宪政体制进行辩护的观点是偏颇的,他探询的是人类何以能够生存的更为重大的课题,解决该问题的方案当然不是凭空玄想的结果,而是立足于人类的历史发展所取得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而自由民主观念及相应的体制设计正是历经沧桑的我们沉淀下来的重要文明成果,虽然这一成果将接受不断地变革和创造。
所谓“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乃是我们经过理性的思考和权衡,进而排除那些犹疑不决的考虑,或者摒弃那些囿于不合理境况的观念。最终,我们接受那种最能契合我们道德感的正义原则,从而也达至较为稳定、持久的正义观念。因此,正义原则在基础上乃是一种吻合我们理性直觉的道德信念,而不是从形而上学的第一原则或自明的原理推演的结果,更不是听命于我们偶尔处境得出的暂时性意见。在此意义上,罗尔斯把他的“反思均衡”方法称作“苏格拉底式的”、“康德式的”。
苏格拉底毕生探索有助于良善生活的知识之路。在那个意见弥漫、真理不彰的年代,唯有不断反省日常德性观念,不断穿破被诸多智者所掩盖的表象,才能通达真确的正义观念。只是,除去柏拉图的意指,真实的苏格拉底从没有宣称我们已经找到了究竟何为好生活的灵丹妙药,他让我们知道,如若确证一种道德信念,必须先行祛除我们身上既有的偏见和自满。
与苏格拉底一样,康德把人类存在作为其思想建构的出发点,把人类存在的真正价值和崇高尊严作为其理论探索的旨归。与苏格拉底一样,康德寄希望于理性的反思来规范变动不居的人性欲求和期望。在康德那里,自我意识让我们具有反思批判的官能,而道德原则必须经由理性的自主反思的检验才能被我们普遍遵循。于是,遵循道德律与我们人性深处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诉求紧密相连,职是之故,我们才能有资格宣称自己作为目的王国的成员。
与康德一样,罗尔斯把人之为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作为其正义观的的价值根基,进而用一种完整的道德理论来阐明这种价值。与康德一样,罗尔斯把正义规则的建构与实现我们的人格理想紧密关联,从而,我们置身其中的共同体感、我们与他人的正义感、我们在规范中收获的自主感都显得自然又珍贵。于是,我们的自由和客观的正义原则便相辅相成、须臾不离。
理解罗尔斯道德理论方法中的苏格拉底式和康德式的特质,也是理解其基于社会契约论传统设置“原初状态”理论的关键所在。以“无知之幕”为特征的原初状态并不是空无一物,虽然摒弃了诸多要素(社会、阶级地位、自然禀赋等),但是依然有丰富的内涵留存其中。一方面,之所以在初始状态中“悬搁”一些要素乃是为了寻求公平的正义原则的需要,因为先行祛除我们社会境况和自然禀赋蕴含着对于平等的道德人的尊重,同时防止偶然的、任意的道德因素影响和制约我们的正义观念,进而以平等地位确保一个公平的正义原则被选择。另一方面,祛除了偶然因素的原初状态并不是苍白无物的存在,而是蕴含并凸显了自由、平等的道德人格价值和良善指向。平等的道德人格有能力表达其善观念和正义感,前者意指人们能够拥有、修正和理性地寻求善观念,后者意指人们能够理解、运用和践行正义原则,所有这些都是与原初状态的价值旨趣相契合的。
当下中国,对正义问题的讨论日渐成为重要的话语形态。对权力制衡机制的吁求,对弱势群体的关切,以及对价值失序的忧虑,都显现出“正义”这一古老的词汇所焕发出的新生机。在这一思考历程中,应该重点关注罗尔斯“正义论”的道德蕴涵。“正义是社会体制首要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样”。探索正义,实质是完善体制的与个体的德性,在此意义上,正义和美德是一体两面,在我们追寻美好、幸福生活的开端处,我们就应该把走向正义和德性作为根本的价值指向。
因此,谈论正义问题的理论资源是异常丰富的。除了罗尔斯式的进路,还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进路、功利主义的进路,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论争的基本依据。而在中国的语境下,还要加上马克思主义的、儒学的进路。在我看来,探询正义问题的各种思想资源在当代中国的集中涌现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问题的多元复合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帮助我们在比较甄别中找寻更优良、更融贯的方案。
于是,正义问题的蕴涵既丰富多元又变动不居。我们只能从某个具体的问题出发,在偶尔的境况中,在特殊的经验事实中,利用相互竞争的理论成果来确定原则和规范,而不是从既定的一种理论形态或自明的普适性原则出发来解释和评定变化的现实。
罗尔斯的生活经历与时代背景,及其提出的问题和思想方案,均具有鲜明的西方宪政民主色彩。在今天这个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并存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拒斥来自不同地域和文明的思想成果。通过深入解读和阐释罗尔斯的正义论,更为重要的是感悟其思想抱负和价值旨趣,这是我们需要阅读并明晰其思想的重要缘由。正如孔子的“正名”、“复礼”的源初指向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其皓首穷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气象却应为今世国人所仰慕和承接。为了追寻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种思想抱负和精神气象乃是最为根本的价值资源。
因此,无论罗尔斯还是儒学的正义论均不止于僵化的原则论证,而是表达基于现实境况的价值指引和理想诉求。孔子为之忧虑的是“礼崩乐坏”,罗尔斯应对的是“平等不彰”。承接先贤的思想,着眼现实的困境,追寻正义和良善,应是我们当下的使命。
(作者系山东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