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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面孔，在1971年的罗马尼亚很罕见。
时隔43年后，当年的罗马尼亚大使馆经参处专员刘锡惠记得他在出口处等待江泽民的情形。
“一位东方人显得非常抢眼，他就是中国援罗考察组总组长江泽民同志。”刘锡惠在2014年3月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江泽民在一机部（1970-1980）》一书中回忆道。
他记得这位一机部的援助罗马尼亚总组长显得意气风发，一套深色的西服，内搭花格领带，中等偏高的身材，瘦削的国字脸棱角分明，戴一副宽边大眼镜，腰板挺拔，步履稳健，装束得体。
1971年的中国，依然笼罩在“文革”的阴影下，国内几乎无人穿西装，即使是职业外交官，出国也多穿中山装。
江泽民注重自己的仪表，曾经被朋友开玩笑说“大脑袋小梳子”，他大方地回答“爱美是人的天性”。
红卫兵一度指责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愤怒地答道：“无稽之谈！我住的是宿舍。我的毯子都被虫子咬破了。我的公文包破烂不堪。你可以去查我的所有财产！”
被重用的人
江泽民受到重用之前坐了几年的冷板凳，不荒废业务、不撂下外语，让他在机会来的时候能一把抓住。
“负责人必须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业务水平高、知识面广、懂外语”，这是一机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对援罗项目考察组总组长人选的要求。对外成套项目援助步骤众多，包括项目选址、生产纲要、技术目标、生产工艺等，并签订会谈纪要，项目实施效果最终会影响到受援国的利益和中国的脸面。
江泽民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生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
根据库恩《江泽民传》的记录，益民食品一厂的党代表、副工程师江泽民在1949年9月接待了来视察的汪道涵（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发现这家“陈旧但十分整洁的”乳品厂到处“散发着新鲜冰激凌的香味”。
1954年，江泽民被调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其后他被派往俄罗斯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这是他最早的外事工作经历，他的俄语水平在此期间也突飞猛进。
江泽民在莫斯科逮着机会就跟人讲俄语——这是他学习外语的方法，即多说多听，从来不担心露怯。他看了很多俄文原著，甚至爱上了俄罗斯的“黑列巴”——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眼中，黑面包比白面包好吃。
这个人的性格似乎也特别适合跟人打交道，他从9岁就开始学习英语，喜好学新的外语（除了日语，他的日语成绩是勉强过关，他把这种成绩归结为在沦陷区被强迫学日语所致），这使得江泽民成为援建罗马尼亚的合适人选。
人到中年的江泽民在尽力适应完全不熟悉的罗马尼亚，他利用在罗考察的时间系统自学了罗语，据说他在和罗马尼亚方谈判期间达到了可以不用翻译的程度（偶尔说英语或者俄语）。
江泽民曾经请布加勒斯特大学的学生过来充当翻译，但他们碰到专业的词汇就卡壳，江由此萌生了自己学习的想法。他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背词汇，晚上学习到很晚。“无论吃饭、散步、坐车”，他都随身携带罗语词典。
“产品经理”江泽民
罗马尼亚这个“客户”口味比较高，他们要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江泽民必须在他们的“点菜”需求和一机部的“上菜”能力之间平衡。
罗马尼亚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欧洲国家。
论综合国力来说，在华约阵营中仅在苏联、捷克、波兰之后，虽然是个农业国，但一直有油井和炼油工业，当年希特勒和斯大林两军对垒，曾经分兵保护罗马尼亚的油井。
有出口石油换取工业制品的能力，罗马尼亚一直在直接进口欧洲的工业设备。中国设备在很多方面都不如罗得到的设备。
江泽民在刚下飞机到布加勒斯特乘车穿过市中心时，看见穿越市区的登博维察河和秀丽的风景、十几层的白色楼房，当场感叹道：“我们国家要是这么发达，那该多好啊！”
罗方对中方的援助提出了很多要求，比如需要提供跟欧洲同样标准的机械；项目不必成套，某些程序可以由罗方自己完成。
江泽民敏锐地觉察到罗马尼亚是跟中国以往的一些援助国，比如朝鲜、阿尔巴尼亚等是不一样的，这对援助方中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套餐”变成了“点菜”。
这不是一个上什么吃什么的客户。
江泽民认为必须根据受援国家的变化，将援助模式进行有针对性的改变，如果不调整，罗方不接受，项目有可能会就此胎死腹中，伤的可能就是两国的和气。
1971年10月，江泽民回到国内，陪同他的就是中国驻罗经济专员刘锡惠。
他们找到时任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江泽民当面提出，援罗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而应该调整。
“你小江泽民不知道部里这个底线吗？你不要把事情办砸了。”周子健急了。
“部长，请您先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也不迟啊。”江坚持将其在罗马尼亚考察所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汇报。周对江的建议给予了肯定，让其起草报告，上报部党的核心小组进行研究。
这一“火花四射”的交锋过程令一旁的刘锡惠对江顿生敬佩：“泽民同志，我很佩服你，不惧怕领导批评，敢坚持原则，不怕丢乌纱帽。”
江泽民对问题的概括能力很强，他对罗马尼亚的工业水平这样评价道：“罗工业具有一定水平，罗方要求我援建的项目主要是为了填平补齐……罗的土建公用设计水平较高……施工速度很快。”
这些报告也说服了外经部部长方毅。方毅和江泽民不熟，过去一直熟悉的都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方式，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被江泽民说服，他评论江泽民“真是不简单，有充分依据”和“极端负责”。
罗方提出的一些高要求加速了国内设计部门企业对产品的改造升级；而且在与罗接触期间，中方也趁机接触到欧洲国家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对中方也是大有裨益的。
1972 年 2月 ，江泽民写 下长达18000字的援罗工作考察汇报，对援罗工作的体会和经历进行总结，并提出问题和建议。其后援罗项目的谈判和实施，他都适时跟进。所有援罗项目从1976年开始逐步投产，大部分项目基本在1984年就完工。
带队伍的人
这个人教育年轻人多学习，少搞运动，他眼中的国家也该如此。
江泽民在罗马尼亚期间走访了各大城市和乡村，在他刚刚写完第二份考察报告之后两天，一架飞机坠毁在内蒙古温都尔汗。乘坐这趟飞机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等，“九·一三”事件发生。
在国内的人们困惑无助的同时，援罗总组长江泽民努力地在援罗工作中排除极左影响。当时的考察组中，有一些专家热衷于“文革”那一套，在罗沿用国内军队连、营、团的称谓，令罗方不解，甚至引来不满。江泽民发现后，告诉专家们其中引发的误会，及时进行调整。
援罗首个项目考察组汽车模具厂考察组在进行方案讨论时，产生了矛盾：彼此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不服谁，甚至吵架、拍桌子 。而罗方工作人员就住在隔壁。
得知消息的江泽民利用周末赶到考察组居住的小山庄。他跟考察组的成员聊天，散步。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和专家们吃烤鱼，有说有笑。后来考察组再也没有出现过吵架。他就这样化解了彼此之间的矛盾，成为公认的“做思想政治工作高手”。
江泽民喜欢接受西餐，罗马尼亚当地的特色饮食——山羊奶酪和玉米面做的食物，他都乐于尝试，但是对不能欣赏本地食物的同事的胃，他也努力照顾。
在罗马尼亚考察的一名童姓工程师遭遇车祸，撞掉4颗门牙，被送往医院住院。童不懂罗语，无法与医护人员沟通。江泽民为此特别编制了一份常用中罗文词汇表，比如“牛奶”、“茶”“喝水”、“去卫生间”，解决了童的日常生活需求。童不喜西餐，他就每天坚持给童送鸡汤。他曾为生病的同事到大使馆找咸菜，但没找到。
繁忙的工作让江泽民一度卧病在床。一机部对外组负责人张剑飞只得以组织的名义写信给他让他多休息。
1972年底，因为援罗考察项目得以出色完成，江泽民被调到一机部外事局工作；1973年3月，他成为副局长；两年后又升任局长。
对江泽民来说，对外援助是他不太熟悉的领域，但勤奋工作，不忘学习，与人团结，关心人才，是他在每一段工作经历中贯彻的几大要素。
在一机部外事局局长任上的江泽民制定了很多外事工作方面的管理条例和办法，从出国审查到礼品赠送，外事工作变得透明化、制度化。
见识了罗马尼亚值得中国学习的方面之后，江泽民建议一机部在中国驻外使馆派驻科技干部。这是一个创举。1974年，一机部向驻法英西德意大利和瑞典派驻了5名科技干部。他们在国外开展科技调研，搜集工业信息，给国内带来不少有价值的科技资料和科技发展动向。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曾培炎就是当年“科技干部”当中的一员。
“江泽民本人不是最有才能的开发人员，但他了解和赏识其他人的才干。”库恩在《江泽民传》中援引一位与他共事的人的话说，“他挖掘出了每个人的潜能，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已经逐步转向成一个成熟的、带队伍的人。
收获人脉的10年
汪道涵把江泽民带进了一机部，江泽民在那里收获了很多日后的合作伙伴。
当江泽民在一机部内获得晋升时，他的良师益友汪道涵正被贬谪家中。“文革”开始后，汪道涵被迫赋闲。
这位赏识江泽民的领导成为一机部副部长之后，江泽民随之进入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对他而言，这是一次改变人生的任职。他至此进入到北京管理的干部序列。”曾有公开报道这样评价。
汪道涵发现自己和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有旧，抗战时期，江上青在安徽做统战工作，打入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任督察专员、公署秘书，在党内是“皖东北特派员”。
根据江上青的请求，上海地下党派了一批城市地下党员，充实到第六行政区所属的县里任党政职务，汪道涵即被委任为中共嘉山县委书记。
江上青长汪道涵4岁，1939年江上青战死，汪曾为其修建了烈士墓。
除了这段溯及父辈的缘分，汪道涵和江泽民二人诸多的共同之处令二人颇为惺惺相惜。汪道涵是安徽人，江家祖上从安徽搬去扬州，两人都毕业于上海交大，二人都曾从事地下工作。汪道涵的夫人一度是江泽民所在的益民公司的董事长。
“他们越来越熟悉，江泽民成为汪家的常客，他们把江当小弟弟看待。”《江泽民传》中，库恩写道。
“文革”之后，汪道涵失去了庇护江泽民的能力。江泽民经常去探望汪，这对他来说是有一定风险的。而他的妻子王冶平也在上海照顾和保护着汪道涵的女儿。
清华电子学系毕业的曾培炎曾经回忆过自己和江泽民共事的那段时光，他比江泽民小十几岁，江是他走入社会后的第一任单位领导。
在曾培炎的记忆中，江泽民的讲话风格和日后他担任最高领导人时很像。“讲到关键的地方，他会插一点方言，比如四川话，说得挺像，也经常英文讲几句，有时还引用唐诗宋词，他小时候读过，随口就来，把大家的精神提振一下。”
在江的推荐下，曾培炎于1982年被派驻中国驻美使馆担任科技干部，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另一位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也曾经有多年的一机部工作经历。
1976年，“四人帮”倒台，江泽民在这年离开北京到上海协助恢复秩序。形势看起来似乎依然晦暗不明。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1977年2月，江泽民到“五七干校”劳动了4个月。
在那里江泽民拔草平地施肥浇水，清理猪圈，像农民一样蹲在地上，用粗糙的饭碗吃面条。6月，他回到北京一机部。库恩写道，这位50岁的局级干部甚至考虑离开政府到母校去任教。为此还向以前的合作伙伴找自己当年译作的手稿——他准备写论文。
这个打算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被取消。
被重新起用的汪道涵找到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向他推荐了江泽民。江泽民在外事领域长达10年的工作经历是有力的竞争砝码。
1980年，54岁的江泽民开始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这是副部级职位，在诸多被平反的老干部恢复职务的时候，年轻干部要获得任命需要表现得更加出色。
“他（江泽民）在一机部10年的任职经历，都是对外，为他后来进入两个管理委员会、中国改革开放搞特区的工作衔接起来 了。这段时间的经历为他进行改革开放方面的工作积累了经验。”《江泽民在一机部（1970-1980）》的责任编辑张文和告诉记者。
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这两个部级机构是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设立“经济特区”之后，应运而生贯彻邓的改革的。
江泽民获得的这两个副主任职务使得他成了邓的提议的执行者和贯彻者，一机部的10年政治人新手生涯宣告结束，江泽民迈入了中国高级官员的行列，他带着10年的眼界、见识和珍贵的人脉关系，走向了更高的职位。(据《博客天下》/栾慧汤涌)
时隔43年后，当年的罗马尼亚大使馆经参处专员刘锡惠记得他在出口处等待江泽民的情形。
“一位东方人显得非常抢眼，他就是中国援罗考察组总组长江泽民同志。”刘锡惠在2014年3月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江泽民在一机部（1970-1980）》一书中回忆道。
他记得这位一机部的援助罗马尼亚总组长显得意气风发，一套深色的西服，内搭花格领带，中等偏高的身材，瘦削的国字脸棱角分明，戴一副宽边大眼镜，腰板挺拔，步履稳健，装束得体。
1971年的中国，依然笼罩在“文革”的阴影下，国内几乎无人穿西装，即使是职业外交官，出国也多穿中山装。
江泽民注重自己的仪表，曾经被朋友开玩笑说“大脑袋小梳子”，他大方地回答“爱美是人的天性”。
红卫兵一度指责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愤怒地答道：“无稽之谈！我住的是宿舍。我的毯子都被虫子咬破了。我的公文包破烂不堪。你可以去查我的所有财产！”
被重用的人
江泽民受到重用之前坐了几年的冷板凳，不荒废业务、不撂下外语，让他在机会来的时候能一把抓住。
“负责人必须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业务水平高、知识面广、懂外语”，这是一机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对援罗项目考察组总组长人选的要求。对外成套项目援助步骤众多，包括项目选址、生产纲要、技术目标、生产工艺等，并签订会谈纪要，项目实施效果最终会影响到受援国的利益和中国的脸面。
江泽民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生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
根据库恩《江泽民传》的记录，益民食品一厂的党代表、副工程师江泽民在1949年9月接待了来视察的汪道涵（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发现这家“陈旧但十分整洁的”乳品厂到处“散发着新鲜冰激凌的香味”。
1954年，江泽民被调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其后他被派往俄罗斯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这是他最早的外事工作经历，他的俄语水平在此期间也突飞猛进。
江泽民在莫斯科逮着机会就跟人讲俄语——这是他学习外语的方法，即多说多听，从来不担心露怯。他看了很多俄文原著，甚至爱上了俄罗斯的“黑列巴”——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眼中，黑面包比白面包好吃。
这个人的性格似乎也特别适合跟人打交道，他从9岁就开始学习英语，喜好学新的外语（除了日语，他的日语成绩是勉强过关，他把这种成绩归结为在沦陷区被强迫学日语所致），这使得江泽民成为援建罗马尼亚的合适人选。
人到中年的江泽民在尽力适应完全不熟悉的罗马尼亚，他利用在罗考察的时间系统自学了罗语，据说他在和罗马尼亚方谈判期间达到了可以不用翻译的程度（偶尔说英语或者俄语）。
江泽民曾经请布加勒斯特大学的学生过来充当翻译，但他们碰到专业的词汇就卡壳，江由此萌生了自己学习的想法。他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背词汇，晚上学习到很晚。“无论吃饭、散步、坐车”，他都随身携带罗语词典。
“产品经理”江泽民
罗马尼亚这个“客户”口味比较高，他们要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江泽民必须在他们的“点菜”需求和一机部的“上菜”能力之间平衡。
罗马尼亚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欧洲国家。
论综合国力来说，在华约阵营中仅在苏联、捷克、波兰之后，虽然是个农业国，但一直有油井和炼油工业，当年希特勒和斯大林两军对垒，曾经分兵保护罗马尼亚的油井。
有出口石油换取工业制品的能力，罗马尼亚一直在直接进口欧洲的工业设备。中国设备在很多方面都不如罗得到的设备。
江泽民在刚下飞机到布加勒斯特乘车穿过市中心时，看见穿越市区的登博维察河和秀丽的风景、十几层的白色楼房，当场感叹道：“我们国家要是这么发达，那该多好啊！”
罗方对中方的援助提出了很多要求，比如需要提供跟欧洲同样标准的机械；项目不必成套，某些程序可以由罗方自己完成。
江泽民敏锐地觉察到罗马尼亚是跟中国以往的一些援助国，比如朝鲜、阿尔巴尼亚等是不一样的，这对援助方中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套餐”变成了“点菜”。
这不是一个上什么吃什么的客户。
江泽民认为必须根据受援国家的变化，将援助模式进行有针对性的改变，如果不调整，罗方不接受，项目有可能会就此胎死腹中，伤的可能就是两国的和气。
1971年10月，江泽民回到国内，陪同他的就是中国驻罗经济专员刘锡惠。
他们找到时任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江泽民当面提出，援罗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而应该调整。
“你小江泽民不知道部里这个底线吗？你不要把事情办砸了。”周子健急了。
“部长，请您先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也不迟啊。”江坚持将其在罗马尼亚考察所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汇报。周对江的建议给予了肯定，让其起草报告，上报部党的核心小组进行研究。
这一“火花四射”的交锋过程令一旁的刘锡惠对江顿生敬佩：“泽民同志，我很佩服你，不惧怕领导批评，敢坚持原则，不怕丢乌纱帽。”
江泽民对问题的概括能力很强，他对罗马尼亚的工业水平这样评价道：“罗工业具有一定水平，罗方要求我援建的项目主要是为了填平补齐……罗的土建公用设计水平较高……施工速度很快。”
这些报告也说服了外经部部长方毅。方毅和江泽民不熟，过去一直熟悉的都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方式，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被江泽民说服，他评论江泽民“真是不简单，有充分依据”和“极端负责”。
罗方提出的一些高要求加速了国内设计部门企业对产品的改造升级；而且在与罗接触期间，中方也趁机接触到欧洲国家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对中方也是大有裨益的。
1972 年 2月 ，江泽民写 下长达18000字的援罗工作考察汇报，对援罗工作的体会和经历进行总结，并提出问题和建议。其后援罗项目的谈判和实施，他都适时跟进。所有援罗项目从1976年开始逐步投产，大部分项目基本在1984年就完工。
带队伍的人
这个人教育年轻人多学习，少搞运动，他眼中的国家也该如此。
江泽民在罗马尼亚期间走访了各大城市和乡村，在他刚刚写完第二份考察报告之后两天，一架飞机坠毁在内蒙古温都尔汗。乘坐这趟飞机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等，“九·一三”事件发生。
在国内的人们困惑无助的同时，援罗总组长江泽民努力地在援罗工作中排除极左影响。当时的考察组中，有一些专家热衷于“文革”那一套，在罗沿用国内军队连、营、团的称谓，令罗方不解，甚至引来不满。江泽民发现后，告诉专家们其中引发的误会，及时进行调整。
援罗首个项目考察组汽车模具厂考察组在进行方案讨论时，产生了矛盾：彼此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不服谁，甚至吵架、拍桌子 。而罗方工作人员就住在隔壁。
得知消息的江泽民利用周末赶到考察组居住的小山庄。他跟考察组的成员聊天，散步。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和专家们吃烤鱼，有说有笑。后来考察组再也没有出现过吵架。他就这样化解了彼此之间的矛盾，成为公认的“做思想政治工作高手”。
江泽民喜欢接受西餐，罗马尼亚当地的特色饮食——山羊奶酪和玉米面做的食物，他都乐于尝试，但是对不能欣赏本地食物的同事的胃，他也努力照顾。
在罗马尼亚考察的一名童姓工程师遭遇车祸，撞掉4颗门牙，被送往医院住院。童不懂罗语，无法与医护人员沟通。江泽民为此特别编制了一份常用中罗文词汇表，比如“牛奶”、“茶”“喝水”、“去卫生间”，解决了童的日常生活需求。童不喜西餐，他就每天坚持给童送鸡汤。他曾为生病的同事到大使馆找咸菜，但没找到。
繁忙的工作让江泽民一度卧病在床。一机部对外组负责人张剑飞只得以组织的名义写信给他让他多休息。
1972年底，因为援罗考察项目得以出色完成，江泽民被调到一机部外事局工作；1973年3月，他成为副局长；两年后又升任局长。
对江泽民来说，对外援助是他不太熟悉的领域，但勤奋工作，不忘学习，与人团结，关心人才，是他在每一段工作经历中贯彻的几大要素。
在一机部外事局局长任上的江泽民制定了很多外事工作方面的管理条例和办法，从出国审查到礼品赠送，外事工作变得透明化、制度化。
见识了罗马尼亚值得中国学习的方面之后，江泽民建议一机部在中国驻外使馆派驻科技干部。这是一个创举。1974年，一机部向驻法英西德意大利和瑞典派驻了5名科技干部。他们在国外开展科技调研，搜集工业信息，给国内带来不少有价值的科技资料和科技发展动向。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曾培炎就是当年“科技干部”当中的一员。
“江泽民本人不是最有才能的开发人员，但他了解和赏识其他人的才干。”库恩在《江泽民传》中援引一位与他共事的人的话说，“他挖掘出了每个人的潜能，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已经逐步转向成一个成熟的、带队伍的人。
收获人脉的10年
汪道涵把江泽民带进了一机部，江泽民在那里收获了很多日后的合作伙伴。
当江泽民在一机部内获得晋升时，他的良师益友汪道涵正被贬谪家中。“文革”开始后，汪道涵被迫赋闲。
这位赏识江泽民的领导成为一机部副部长之后，江泽民随之进入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对他而言，这是一次改变人生的任职。他至此进入到北京管理的干部序列。”曾有公开报道这样评价。
汪道涵发现自己和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有旧，抗战时期，江上青在安徽做统战工作，打入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任督察专员、公署秘书，在党内是“皖东北特派员”。
根据江上青的请求，上海地下党派了一批城市地下党员，充实到第六行政区所属的县里任党政职务，汪道涵即被委任为中共嘉山县委书记。
江上青长汪道涵4岁，1939年江上青战死，汪曾为其修建了烈士墓。
除了这段溯及父辈的缘分，汪道涵和江泽民二人诸多的共同之处令二人颇为惺惺相惜。汪道涵是安徽人，江家祖上从安徽搬去扬州，两人都毕业于上海交大，二人都曾从事地下工作。汪道涵的夫人一度是江泽民所在的益民公司的董事长。
“他们越来越熟悉，江泽民成为汪家的常客，他们把江当小弟弟看待。”《江泽民传》中，库恩写道。
“文革”之后，汪道涵失去了庇护江泽民的能力。江泽民经常去探望汪，这对他来说是有一定风险的。而他的妻子王冶平也在上海照顾和保护着汪道涵的女儿。
清华电子学系毕业的曾培炎曾经回忆过自己和江泽民共事的那段时光，他比江泽民小十几岁，江是他走入社会后的第一任单位领导。
在曾培炎的记忆中，江泽民的讲话风格和日后他担任最高领导人时很像。“讲到关键的地方，他会插一点方言，比如四川话，说得挺像，也经常英文讲几句，有时还引用唐诗宋词，他小时候读过，随口就来，把大家的精神提振一下。”
在江的推荐下，曾培炎于1982年被派驻中国驻美使馆担任科技干部，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另一位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也曾经有多年的一机部工作经历。
1976年，“四人帮”倒台，江泽民在这年离开北京到上海协助恢复秩序。形势看起来似乎依然晦暗不明。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1977年2月，江泽民到“五七干校”劳动了4个月。
在那里江泽民拔草平地施肥浇水，清理猪圈，像农民一样蹲在地上，用粗糙的饭碗吃面条。6月，他回到北京一机部。库恩写道，这位50岁的局级干部甚至考虑离开政府到母校去任教。为此还向以前的合作伙伴找自己当年译作的手稿——他准备写论文。
这个打算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被取消。
被重新起用的汪道涵找到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向他推荐了江泽民。江泽民在外事领域长达10年的工作经历是有力的竞争砝码。
1980年，54岁的江泽民开始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这是副部级职位，在诸多被平反的老干部恢复职务的时候，年轻干部要获得任命需要表现得更加出色。
“他（江泽民）在一机部10年的任职经历，都是对外，为他后来进入两个管理委员会、中国改革开放搞特区的工作衔接起来 了。这段时间的经历为他进行改革开放方面的工作积累了经验。”《江泽民在一机部（1970-1980）》的责任编辑张文和告诉记者。
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这两个部级机构是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设立“经济特区”之后，应运而生贯彻邓的改革的。
江泽民获得的这两个副主任职务使得他成了邓的提议的执行者和贯彻者，一机部的10年政治人新手生涯宣告结束，江泽民迈入了中国高级官员的行列，他带着10年的眼界、见识和珍贵的人脉关系，走向了更高的职位。(据《博客天下》/栾慧汤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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