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中华
我1974年由枣庄矿务局一所学校高中毕业，而后干过临时的建筑泥瓦小工等，翌年下乡插队至抱犊崮山区。插队时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散文、诗歌，又编导村里宣传队的文艺节目，1976年底，枣庄市齐村区（后改为山亭区）成立一“大集体工人”编制的专业文工团，一位宣传部长就直接点名让我入了文工团任“编剧”。但很快，“文革”中被禁演的文艺作品陆续开禁，文工团改成柳琴剧团，排演《朝阳沟》、《秦香莲》、《十五贯》等传统剧目。十多年只看过“样板戏”的老百姓看到这些简直疯了，迷恋劲儿无法形容。我编的表演唱、三句半自然没人愿意再看。便改让我做“杂工”，白天去乡村联系演出，下午乘拖拉机随团到演出地，找块梯田扎戏台，挂幕布灯饰，晚上演出时团长负责拉大幕，我负责在观众堆里用幻灯机放字幕，演员唱一句，我就拧钮放一句。我还被分配过演《朝阳沟》中栓宝爹的B角。演出完拆台，去村里吃夜宵，再坐拖拉机回城。如需在一地演两场以上，我就主动要求夜间在戏台上值班看布景，目的是借戏台上的看守灯独自一人静静地复习功课。这样，1978年，我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
家庭收入为零的同学很多
听起来，我好像有点不容易。其实我是我班入学前生活相对最优越、上学时最不困难的同学之一。
那时上大学国家不收学费书费，还发给助学金。但助学金不是人均分配，而是以每班学生数的80%发放，这80%每人每月发 18.5元。如此算出的总量由班里根据各学生家境具体分配，最多者可获22元，最少者为零。当时，我父母工资合计115元，我姐姐哥哥刚当了学徒工，弟弟在乡下插队，家庭生活还算可以，但不富裕。我生活在老家农村的大爷大娘大我父亲二十多岁，无儿子，哥哥从小过继给他们，16岁时又返城了。我姥姥也常来我家住上几个月。这样，为了多分一点助学金，当地有关部门帮我做了个假证明，将我大爷大娘及姥姥都列入了我的“家庭成员”，以摊薄人均收入。但即使如此，评定的结果是我每月只获得5元钱的助学金。而许多同学家庭收入为“零”，月补助到 20元以上。我当时心里很不平衡，心想这些庄户刁——怎么可能为零！现在想想，确实如此。当时村里分粮，依据是家庭成员一年工分总和。我们班许多农村男同学已结婚并有了孩子，他来上学，妻子要照顾孩子、家务甚至老人，自然不能去生产队干活，收入自然为零，吃救济粮。
我们一个年级也是一个班，99位同学，其中8位女同学，农村籍同学占70%以上，已婚的逾40%，这其中一半以上有了孩子。当时已30岁以上的，也就是说截至目前已退休的不少于二十四五人。有两个数字，“山东大学中文系七八级”肯定是创了全国纪录：一是入校时班里年龄最大同学42岁，大我整整一倍，长最小同学26岁；二是一位同学入校时已有6个孩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儿辈自然不理解。当时情况是，由于十多年未高考，许多特殊人才被埋没，1978年，国家实行恢复高考后的全国首次统一命题考试，并取消报考者年龄及“政治表现”限制，想彻底筛筛人才（那年的高考录取率是五十多比一），这样就给了几百万大龄青年考大学的机会。
情况就是这样，可想而知，许多同学4年的学习是很难的。入校两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后，农村土地承包在全国逐步展开，这一突来的幸福令许多农村同学喜忧交加。喜的原因自不必说。忧的是，家里除了妻小、年迈的父母，没有其他劳力。许多同学的妻子身体还不好，谁种地？有同学后悔说，早知分地就不考大学了。一位大龄同学家境困难大，执意转校至家乡的临沂师专，转为两年制的大专生。另外，为了经常回家种地，又没乘车钱，有的同学每隔几周就请上一两天假，骑自行车往返几百里回家拾掇地。
饭票交易与扫厕所的活儿
我们初入校时采取的是部队化聚餐制，即以小组为单位，固定餐桌，有专门的菜饭盆，全组的饭菜打来后，分到每人碗里。每人每月的伙食标准十七八元。像我这样的就要向家里要钱再交十几元的餐费，助学金高的就不需再交钱，或还可获几元零花钱。对这种聚餐制，三类同学意见较大，一是女同学，她们饭量小，都白让给男的吃了，挺亏的。当然，我班女同学没意见，我班女同学很少，肚量却很大。二是济南城市籍同学，常回家，不在学校吃，但不吃白不吃，也不退钱。三是农村大龄同学，认为如果自己买着吃，不会如此奢侈地每顿必吃菜，可以省下部分餐费寄回家。几个月后聚餐制顺民意改了，改成每人每月发十七八元的饭票，愿意怎么吃怎么买。这样又出现了新情况：个别家境好的同学老想多吃点肉，每月十七八元饭票不够花。而许多大龄农村贫困同学一天吃一份菜，或两天吃一份菜，以啃咸菜为主，省下了一些饭票。正好，两类同学私下买卖饭票，卖者将省下的钱寄回家。在我班，城市学生买农村学生饭票是很经常、很正常的交易。
当时，辅导员老师为给同学解困，为班里几位农村大龄同学找了个业余打工的活儿：打扫几个学生宿舍楼的男女厕所。如今的在校生，情愿去马路摆摊，也不会干这种“影响找对象”的活儿。但我们的同学都争着干，无论城市籍还是农村籍的同学打内心无任何人对此有鄙视看法。这就是那年代大学生的观念。
我曾以山大中文系七八级同学在校生活为题材写过一部中篇小说《上完大学再说》。原名叫《恢复》，想表述那个“恢复时期”的举国精神，我常常在回忆中被那种精神感动。小说发表几年后再想想，小说其实写得很皮毛化，一些情节是虚构的，没有把“七八级”生活深刻写出。原因是当时作为年轻的城市籍同学，并未真正了解和理解我的那些大龄农村贫困同学的生活。虽然立誓做一名作家，可知识才分、生活功力及对文学的理解都太肤浅，上学时光想着如何模仿外国作家的语言了，根本没注意身边同学的身世、经历及看法，不懂文学就在身边。如今年事已较高，后悔晚矣。
《祝酒歌》掌声鼓给小平同志
前些天，齐鲁晚报刊出消息，评选改革开放30年间听众最喜爱歌曲。我有点激动，看备选目录好久。又一想，我划的肯定评不上，除非分年龄段评。我们与年轻人的看法肯定有分歧。如今的歌迷估计也是参与评歌的主力军多在20至 40岁间，多数根本没听过其中的部分老歌。单说《春天的故事》，虽不算老歌，但不同年龄的人感受就不一样。我现在每听，也每要流泪，那感受没的说。我们是小平同志领导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呀！说到歌，当初班里搞晚会，四川籍同学罗琳手风琴伴奏，常独唱的三人，一是于新年，嗓门最高，擅唱民歌，很西部味。一是薛翔，入校时才十六七岁，那时流行歌曲刚悄然渗入国内，他很先锋，唱流行歌曲，放在如今，他肯定是粉丝最多的歌星了。但当时多数同学根本不知什么是流行歌曲，因而，同学们都感到他唱得好，却不知为何好。另一人是我，我仅会唱一首歌，唱法谈不上美声，也谈不上民歌，就是那种大众唱法，论嗓质、论技巧都是三者最下。但我得到的掌声很多。为什么？因我一直在唱《祝酒歌》。这歌的艺术性现在看很一般，但歌意是庆祝粉碎“四人帮”，欢呼改革开放。我们就是因此从普通的农民、下乡知青、工人、临时工、社会闲散人员摇身一变成为大学生的，谁不对此歌意深切认同？大家的掌声是鼓给小平同志的。
今年黄金周，与改革开放同龄，恰是我们“七八级”入校30周年的时间，多半同学从各地赶回母校聚会庆祝。回忆当初毕业分配时，班里近百名同学，没有一名北京天津籍的，而分配计划入京津名额竟分别达31名和10名，因部分同学留校，京津名额竟没派满。老师说，现在青黄不接，你们赶上一个好时候呀！30年过去，全班同学二十多位成为著名学者、教授、学科带头人、知名作家、新闻及文化领域的专家；二十多位正在司局或省部级、一二十位在基层重要领导岗位上努力工作着；部分同学移居国外或成为企业家；二十多位退休或颐养天年，或择有趣事做。当初绝大部分农村籍同学的目标仅只是自己及妻小的“农转非”，如今自然成为笑谈。
197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始年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从此转变了。1978年，我们“七八级”考入大学，我和所有同学的命运也从这一年开始转变，我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就是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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