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仲爱梅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坦诚，比较山东人。”这是学者吴忠民给予自己的简短评价，而他的坦诚也的确在短短一个小时的采访里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前，借来济讲学之际，这位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国家级拔尖人才、知名社会学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他眼中的“山东精神”和“山东人”。

    “山东人的信誉在全国排第一，山东人身上的官本位思想也能排进前十。”吴忠民说，并不因前者的难能可贵便避而不谈后者的危害。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苏州人，也许正因为身上融合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血统和文化，对于山东人的优点和缺失，他才更容易做出一个客观而且公正的评价。

    讲声誉，山东人排名全国第一

    “山东人声誉好，各省排名的话，不谦虚地讲，山东人就应当排在第一位；如果谦虚一点的话，山东至少也应该是并列第一。当然了，如果有并列的话。”吴忠民如是说，而且毫不吝啬地列举了一系列山东人身上具备的美好品德，比如“仗义”、“大气”、“忠诚”等等。“特别是在人与人之间交往时，山东人表现得要相对更忠诚一些。我觉得，‘忠诚’就是山东精神的核心所在。”

    在家庭关系里注重孝悌，在商场上讲究诚信，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一种大气和不计较……在吴忠民眼中，这种“忠诚”在不同领域可以有不同的体现，而这种在许多山东人身上都能找到的精神内核，在如今这个商品经济时代已经越来越罕见和可贵了。“在当前这个中国的转型时期，‘忠诚’已经被丢掉了太多，而我们山东则保留得很好，这也是山东人走到哪儿都更容易得到好感的原因之一。”吴忠民说。在他看来，尽管这种“忠诚”很可能让山东人在人际交往的初期吃亏上当、利益受损，但交往的时间长了，好处也不言而喻，因为“日久自然就会见人心” ，“人不都是坏的。”他说。

    “现代人什么事情都喜欢问个‘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仿佛做什么都是有目的、有所图的，而在传统社会，许多好人就是本能的好，没有动机，所以才可贵。就好像很多年前那个千里骑三轮车送难女回家的单县农民，他那么做能有什么动机和目的可言？”记者后来了解到，吴忠民口中提到的这位单县农民名叫孟昭良，是山东省单县莱河镇的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2002年前后，他曾经无私地照顾一个素昧平生、被人遗弃在路边的无腿湘女，并靠脚蹬三轮车，历时36天，亲自把她送回了湖南老家。吴忠民认为，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好人好事的问题，而是在一个“平凡人”当中所体现的足以让所有人为之震动或是汗颜的一种伟大精神。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正宗、传统的山东人的典型代表。”吴忠民认为，山东人这种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救人于水火的慷慨精神，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救援工作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无论是紧急救援、捐款捐物，还是灾后重建、援助北川等等，山东无疑都走在全国前列。

    轻契约，官本位限制市场经济发展

    然而，尽管对山东人的“忠诚”给予了高度评价，吴忠民却也并不讳言“忠诚”在山东人性格中可能导致的另外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过于重视人情，不遵守契约精神，阻碍社会法治进程等等。

    “诚信应该是双方的，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而山东人在与人做生意的时候，往往更喜欢找关系，通过关系网来获取某种利益。有时候还会为了‘感情好’、‘交情深’等原因干脆就不签订合同，这些都是不利于市场经济、现代社会发展的。”

    虽说缺乏契约精神将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在吴忠民看来，这却并非山东人性格特点中最为不利的因素，因为与轻契约、重人情相比，“官本位”思想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大，也更可怕。

    “我前面就已经说过了，山东人的信誉在全国能排到第一位，而山东人身上的官本位思想少说也能排进前十。”吴忠民如是说。“在山东老百姓的心目中，政府就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权力很大，一个村长就足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所以，一些民众对政府便会有一种不自觉的迷信和依赖。记得很久以前，我跟一位南方某城市的市委书记聊天时我问他：如果要在一个年收入 40万的私企职位和一个政府部门的局长之间，你觉得大多数人会选择哪一个？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第一个！我相信，要是我现在拿同样的问题来问山东人，很多人也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二个。”吴忠民说。官本位、计划经济——据说这是该市委书记在与吴忠民聊天时总结出来的关于山东的两点不足，而在吴忠民眼中，前者的危害尤其无法忽视。

    “官本位必然会制约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在一个官本位泛滥的社会，无论怎样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吴忠民认为，影响社会和谐根深蒂固的负面力量主要有三：平均主义、没有约束的资本扩张以及缺乏限制的公权扩张，后者尤其可怕，也是这三股负面力量的中心。

    传统山东精神还需与时代“对接”

    “其实在我看来，山东人性格中还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节俭，尤其在那些传统山东人身上，这一点尤为明显。”吴忠民说。

    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在日常生活中厉行节俭，而在盖房子买房子、娶媳妇等人生大事上则颇为大方，一掷千金，在吴忠民看来，山东人身上具备的这一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体现出了南方人与北方人在对待生活态度上的本质区别。

    父亲是山东人，母亲则是江南人，吴忠民的身上几乎融合了南北两种文化的特质——既有山东人的坦诚，又有江南人的理性。而生活中，南、北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则是：南方人更会享受生活，北方人则在消费观念上相对保守，无论是在对生活的热爱程度、抑或是在改善生活的技巧上，南方人都要远远优于北方人。“不客气地说，做一辈子北方人在生活质量上至少要比南方人打三折。”吴忠民开起了玩笑。

    “当然了，这可能与南北地域造成的巨大生存差异有很大关系：农耕经济时代，北方一年可能只产粮一到两季，而南方则四季不愁，北方人生存压力更大，本能的求生欲望自然也更强烈。不过另一方面，当这种节俭发展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就成了人们性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经济环境改善、生存压力减小了，也很难改变。”吴忠民认为，山东作为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同时也是农耕文化的发祥地，受传统观念影响深远，这种节俭的人生观念在山东人身上的体现也最为明显。

    节俭是一种美德，然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拉动内需才是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对此，吴忠民认为，传统山东精神中的美德固然应该继承发扬，但也不能过于沉溺其中，而应剥离其中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过时因素，实现传统山东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完美对接”。

    “事实上转变早就存在了。具体来说，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陆、新生代与传统一代还有着很大的不同：城市生活水平更高，生活压力更小，求生欲望也没有农村那么强烈；沿海经济发达，海洋文化本身也比内陆文化开放、包容，人们见多识广，做事也更有魄力；而80后、90后这些新生代们，思想上跟他们的上一代人又有本质上的不同，不但受传统的束缚少，官本位思想也没有传统山东人那么浓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