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4岁，过了64个“年”了。像我这般年纪，已不大喜欢过年了。

    我在农村生活了36 年。都说农村过年热闹，其实也没几样热闹事。刚解放那几年，农村过年还算热闹，有踩高跷的，有跑旱船的，有时村里还唱大戏。1957年就不热闹了，那一年农民开始挨饿，过年村里有吃不上饺子的。就打那一年起，年年过年都有吃不上饺子的。过年吃不上顿饺子，这年过得就太没样了。

    有样的年得过，没样的年也得过，家家都打起精神来过年，好像这“年”是得罪不得，似乎“年”过好了，让“年”满意了，来年才会有好光景。不管年好年孬，过门钱得贴，对子得贴，图的是讨个吉祥。过门钱花花绿绿，很鲜艳；门对子是大红的，很上眼：有这两样，农村的“年味儿”一下就出来了。门口贴“抬头见喜”，柴房贴“招财进宝”，牲口棚里贴“六畜兴旺”，屋里米缸上贴“五谷丰登”。贴“抬头见喜”不见喜，贴“招财进宝”不见宝，不见也是年年贴，庄稼人最可贵的就是这一条：希望永不破灭，信心永不破灭！今年不行盼来年，来年不行盼后年！

    那时农村也讲供应：一户一年2 两豆油，4两白糖，过年一家一条咸白鳞鱼。我记得农村从没供应过鲜鱼。我家过年吃上鲜鱼是1977 年，我供职的报社到烟台拉鱼分给职工，一人5斤鲜杂鱼，拉鱼的车路过潍

    坊，把我那份留在潍坊记者站，临过年了我跑20里路进城去提我的鱼，一路走回家，冻硬了的鱼嘴像锥子，把我那条过年穿的半新不旧、还没打补丁的裤子戳了个稀巴烂，疼得全家了不得。年年生产队里杀头猪，有钱的人家买两斤，没钱的人家买半斤，还有的人家半斤也买不起。我四大爷家过年包饺子就从来不使肉，四大爷说：“有白面有白菜就是好饺子，怎么还使肉？”四大爷活了70 岁，过了70个“ 年” ，从来没吃过加猪肉的饺子。1977年春节过后他去世了，临去世前家里人问他想吃点什么，他说：“给我用红高粱面熬碗粥！”

    有童谣曰：“过新年，穿新衣，放爆竹，走亲戚。”童谣是这样唱的，实际情况却是大打折扣。就说穿新衣吧，过年了大人一般是没新衣穿的，穿新衣的只是家里的孩子，孩子也不是人人能穿上新棉袄、新棉裤，许多孩子只是在旧棉袄外面套一件新褂子。过年的鞭炮也不像一些作家在文学作品里写的那样“村庄上空弥漫着一片繁响”，舍得买鞭的也只占半数，另半数人家年五更也只是放一响爆竹。那时麦子缺，白面常年舍不得吃，攒了单等过年蒸馍馍，蒸了馍就放进小缸里，老人、孩子或许能吃几口，女人却是一口也舍不得尝，留着伺候客人，留着走亲戚。正月初二姥姥家，正月初三走姑家，正月初四走姨家。走亲戚早年间是挎一只篮子，后来改成小提兜，篮子也罢，提兜也罢，里面光溜溜地就那么几个馍，几家亲戚走下来，馍馍风干了，裂开道道大口子。有的人家蒸不起馍，走亲戚时就到邻居家借几个馍，到了知己亲戚家先跟亲戚打招呼，说：“我这馍是借的，你可千万别留！”亲戚也通情达理，馍一个也不留，让你原样再带回去。

    都说农村过年有“年味儿”，那“年味儿”是什么？说开了，那年月，那“年味儿”就是一顿常年吃不上的饺子，是年夜放响的爆竹，是门口贴的花花绿绿的过门钱，是大门上用红纸写的吉祥话，是孩子们旧棉袄上套的新褂子，是乡间小路上一群群一家老小挎着几个干馍馍踢踢踏踏走亲戚的人。那时，“乡下人”不好过，“城里人”也不好过，我有一位同事和我年龄相仿，算是个“老济南”了，他说他上大学之前就从没吃过鸡蛋！

    这些年日子好过了，反倒觉着过年“没劲”了，不知道该吃什么香了，不知道该穿什么好了。我却觉得，这样过年倒是挺好的，平常的日子过得好好的，“年”怎么过不是过？怎么过也舒坦！

    “春节”不就是一个“节”吗？是中国人冬春之交放的一次长假，在这个假日里，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想在家里歇着的就歇着，想去旅游的就去旅游，想访友的就去访友。经济在发展，时代在变化，过年的习俗肯定也会变。也许再过五六年，当春节到来的时候，“城里人”到乡下消闲去了，“乡下人”却全家进城住上了宾馆。其后再过若干年，习俗还会变，中国人过春节走得更远了：有人去瑞典滑雪了，有人去南美爬山了，有人则带着全家去了香港、澳门和台湾……

    回忆人：许学芳，男，1946年生，潍坊市坊子区大营子村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至今仍觉得自己还是个“乡下人”。1982年家属“农转非”全家搬到潍坊，1991年全家移居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