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既是东西往来的交通要道,又是中西贸易的集散地、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一方面,秉承汉晋文化传统,广受中原文化影响,呈现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凭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这座桥梁,多方位、广渠道地吸纳古代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亚地区多民族文明的因素。这种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和共荣,铸就了辉煌灿烂的敦煌艺术。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前往莫高窟考察调研。他走进洞窟,仔细观赏千年的敦煌壁画和彩塑,又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贵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还与专家学者、文化单位代表座谈。
习近平总书记对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给予肯定,指出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强调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这一重要讲话,高度概括了敦煌文物蕴含的多元文化价值,肯定了敦煌文化对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启示意义,值得认真学习领会。
四大文化汇流之地
季羡林先生认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自张骞凿空西域后,便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它既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门户,也是世界走进中国的关口。从这里西行,经现在的新疆地区,再西逾帕米尔高原,可达中亚、西亚、南亚；东行可经河西走廊,抵达长安或洛阳。
敦煌的阳关和玉门关曾是中国与世界开展商业贸易的重要关口。西方的商品从这里输入中国,中国的货物从这里流向西方。得益于丝路的繁盛,胡商频繁出入或留居敦煌,使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
敦煌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中原的丝绸和瓷器,西方的金银器、宝石、香料、药材、高档织物,北方的驼马等,都汇聚于此,并通过胡商和汉商的交易流向东西方。莫高窟北区发现的波斯银币,正是公元5世纪的流通货币。
东来的胡商中,以粟特人最为有名。粟特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其民族善于经商,足迹遍布欧亚大陆,起到了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中介作用。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出土过一份公元4世纪的粟特文书信。它是粟特商人写给在中亚撒马尔罕的主人和亲属的。信中说,由于洛阳被匈奴人烧毁,他们正在敦煌、酒泉、武威一带经商。
敦煌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要地。每逢中原王朝对西域用兵,都会把敦煌、酒泉作为军队的集结地和出发地。敦煌还承担军用物资、粮草的供应和转运任务。有时,中原王朝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也设在敦煌,如东汉的护西域副校尉等。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敦煌曾成为抗击柔然、突厥、回鹘等的前沿阵地。为了更好地经营西域,唐王朝进一步加强敦煌的军事防卫力量,在玉门设立玉门军,在沙州城内设立豆卢军,并一度把西域南部的石城镇(今若羌)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管辖,使得敦煌再度成为边防重镇。
中原王朝对敦煌和西域的大力经营,确保了丝路的畅通。很多国家的使节经敦煌去长安或洛阳。据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记载,敦煌曾接待安息大月氏、康居、大宛、罽宾、龟兹、于阗等29国使节。另外,一些西域国家还将本国王子作为政治人质留住敦煌。
源于敦煌与西方诸国的频繁交往,敦煌藏经洞里留存了相当数量的古代民族文字写本,如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吐火罗文、突厥文、梵文、希伯来文等。
地理上,敦煌的南北两面都是山脉。南面是祁连山,再往南是青藏高原；北面是马鬃山,再往北是蒙古草原。
我们知道,青藏高原先后居住过羌、吐谷浑和吐蕃等民族,蒙古草原则更是多民族繁衍和争战的舞台,相继有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回鹘、党项、蒙古等驰骋于此。这些民族的兴衰成败,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敦煌。例如,卢水胡人(北凉)、鲜卑(北魏)、吐蕃、回鹘、党项(西夏)、蒙古(元)等都统治过敦煌。以吐蕃政权为例,他们统治敦煌长达60年,对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少数民族长期活跃在敦煌的历史舞台上,因而敦煌民众中大量出现少数民族姓氏。敦煌藏经洞留存的古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等民族文字写本,莫高窟北区发现的西夏文活字版、回鹘文活字印刷本等,都是鲜活的历史遗证。
敦煌石窟现在还有一定数量的鲜卑人、吐蕃人、回鹘人、党项人和蒙古人的供养人画像。这说明,他们曾为敦煌石窟的营建事业作出过积极贡献。他们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对今天的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国服饰史也提供了形象的图像资料。
宗教文化共存之地
历史上,敦煌始终以开放的胸襟,吸纳东西方的各种宗教文化。除了佛教,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广为传布,外来的祆教、景教和摩尼教等也随着商贸的往来和众多僧侣的西行、东游而兴盛。多样宗教的传入,不仅促进了敦煌文化的发展,也改变了敦煌的文化格局,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佛教文化为实体、其他宗教文化为衬托的信仰模式。
第一,传统汉文化是根基。
秦汉时期,敦煌先后居住乌孙、月氏和匈奴等少数民族部落。至汉武帝时,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归入中原王朝版图,并在河西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由于中原王朝不断向河西移民,使这一地区形成了以汉人为主体的结构。
随着中原王朝对敦煌和河西走廊的经营,使其建立起深厚的汉晋文化根基,并培育出一批著名的儒家学者。他们或著书立说,或设馆授徒,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事迹。
隋唐以来,随着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在敦煌扎根、繁衍。在这个交汇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的都会中,汉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些从内地来到敦煌或西行的人们不断将中原文化带到此地,使敦煌的文化始终保持与中原同步发展。
第二,佛教是“心灵鸡汤”。
佛教诞生于南亚大陆,传入敦煌的时间很早。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里,就有关于“小浮屠里”的记载。浮屠是佛塔、佛教寺院之意。由此可见,早在东汉时期佛教已传入敦煌。
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的高僧,进一步促进了佛法的东传与流布。像有“敦煌菩萨”之称的竺法护,带领弟子在敦煌译经、传教；沿丝路东来传教的高僧还有安世高、迦叶摩腾、竺法兰、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鸠摩罗什等；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有朱士行、法显、宋云、玄奘等,他们都是经敦煌前往西域、中亚、印度。
在敦煌石窟的一些洞窟中,记载有西行求法名僧刘萨诃、赴西天取经的唐玄奘以及东来传教的著名僧人安世高、康僧会、佛图澄等人的故事和事迹。这些来往于丝路的高僧,不仅随身带来丰硕的佛教典籍,而且在敦煌和内地潜心翻译。他们大大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流行。
至隋唐五代宋,佛教日益成为敦煌民众的主流文化。这一时期,在帝王将相和地方官员的推崇、倡导下,佛教得到空前发展。由此,敦煌一地的寺院和僧尼人数大大增多,而且逐渐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史料记载,敦煌的僧俗吏庶不仅热衷投身于各种佛事活动、积极举办各类斋会,而且醉心于抄经、写经、转经、建窟、修塔、造幡等功德事业。这一时期,敦煌民众在莫高窟兴建和重修了数百个洞窟。
第三,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异彩纷呈。
祆教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于公元前6至5世纪创立。后来,沿丝路传入敦煌。该教在敦煌的传播与粟特人密不可分,因为他们多信奉此教。有唐一代,敦煌还形成了粟特人的族聚乡——从化乡。
在晚唐五代宋的敦煌文献中,还会经常看到康、安、石等昭武九姓人,其中一些人在归义军府衙中担任要职。可见,在隋唐五代宋,敦煌还定居着大量的粟特人。
粟特人在敦煌城东修建祆祠,以从事宗教活动。后来,随着敦煌粟特聚落的消亡,祆教开始同中国的传统礼仪、民间信仰相融合。例如,在当地官府祈雨的祭祀、除夕的大傩礼及赛祆活动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景教是古代基督教中的一支聂斯托利派。敦煌藏经洞出土了7件有关景教的文书。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还发现了一幅景教画像。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由波斯人摩尼所创。敦煌藏经洞出土了有关摩尼教的文书。
多样艺术交融之地
敦煌既是东西往来的交通要道,又是中西贸易的集散地、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敦煌石窟就是在这种东西文明碰撞、交融背景下创建的。
一方面,秉承汉晋文化传统,广受中原文化影响,呈现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凭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这座桥梁,多方位、广渠道地吸纳古代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亚地区多民族文明的因素。这种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和共荣,铸就了辉煌灿烂的敦煌艺术。
敦煌壁画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晶。就建筑形制而言,早期的禅窟和中心柱窟分别受印度“毗诃罗窟”“支提窟”的影响；早期的彩塑,如佛、菩萨、弟子等的造型和服饰,受到印度马图拉、犍陀罗佛教艺术造像的影响；中、晚期壁画里,有印度经过吐蕃传来的密教内容。
总体来说,敦煌早期壁画艺术受印度马图拉、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影响较大；中、晚期壁画艺术多受笈多、波罗王朝佛教艺术风格影响。其中,最为知名的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之后连续开凿千年不止,堪称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艺术精美,是人类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
敦煌壁画中的外来元素俯拾即是。有穿戴中亚、西亚、东亚、南亚等各式衣冠服饰的人物；有来自中亚、波斯的青金石、胡粉、密陀僧等颜料；有联珠狩猎纹、联珠对兽纹、联珠对鸟纹等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图像；有来自西亚和地中海的透明玻璃器图像,有波斯特征的金银器；有西域胡床以及西来的腰鼓、羯鼓、箜篌、琵琶、海螺、筚篥、胡琴等乐器图像；有中亚流行的弧旋舞图像等；还有受希腊、波斯、印度和中亚等艺术影响的日神、月神图像。
相关外来文化元素,大多起源于地中海的埃及、希腊、罗马和波斯。后沿丝绸之路东进,在所经之处,又与当地文化融合后继续东传至敦煌。
敦煌佛教艺术在不断吸收外来艺术营养的同时,也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优势。千年间,孕育和创造出了富于中国精神和民族气派的艺术。其中,敦煌三十多类经变画是典型代表。它们是中国对印度和中亚佛教艺术传承下的创新品。这些经变画对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敦煌石窟是汇聚多种文明的宝库。敦煌石窟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广泛吸纳、消化外来多元文化并不断创新、发展的典范。当下,大力挖掘和弘扬敦煌文化,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时代召唤。
(文/陈菊霞 来源:《解放日报》)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前往莫高窟考察调研。他走进洞窟,仔细观赏千年的敦煌壁画和彩塑,又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贵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还与专家学者、文化单位代表座谈。
习近平总书记对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给予肯定,指出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强调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这一重要讲话,高度概括了敦煌文物蕴含的多元文化价值,肯定了敦煌文化对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启示意义,值得认真学习领会。
四大文化汇流之地
季羡林先生认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自张骞凿空西域后,便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它既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门户,也是世界走进中国的关口。从这里西行,经现在的新疆地区,再西逾帕米尔高原,可达中亚、西亚、南亚；东行可经河西走廊,抵达长安或洛阳。
敦煌的阳关和玉门关曾是中国与世界开展商业贸易的重要关口。西方的商品从这里输入中国,中国的货物从这里流向西方。得益于丝路的繁盛,胡商频繁出入或留居敦煌,使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
敦煌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中原的丝绸和瓷器,西方的金银器、宝石、香料、药材、高档织物,北方的驼马等,都汇聚于此,并通过胡商和汉商的交易流向东西方。莫高窟北区发现的波斯银币,正是公元5世纪的流通货币。
东来的胡商中,以粟特人最为有名。粟特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其民族善于经商,足迹遍布欧亚大陆,起到了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中介作用。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出土过一份公元4世纪的粟特文书信。它是粟特商人写给在中亚撒马尔罕的主人和亲属的。信中说,由于洛阳被匈奴人烧毁,他们正在敦煌、酒泉、武威一带经商。
敦煌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要地。每逢中原王朝对西域用兵,都会把敦煌、酒泉作为军队的集结地和出发地。敦煌还承担军用物资、粮草的供应和转运任务。有时,中原王朝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也设在敦煌,如东汉的护西域副校尉等。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敦煌曾成为抗击柔然、突厥、回鹘等的前沿阵地。为了更好地经营西域,唐王朝进一步加强敦煌的军事防卫力量,在玉门设立玉门军,在沙州城内设立豆卢军,并一度把西域南部的石城镇(今若羌)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管辖,使得敦煌再度成为边防重镇。
中原王朝对敦煌和西域的大力经营,确保了丝路的畅通。很多国家的使节经敦煌去长安或洛阳。据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记载,敦煌曾接待安息大月氏、康居、大宛、罽宾、龟兹、于阗等29国使节。另外,一些西域国家还将本国王子作为政治人质留住敦煌。
源于敦煌与西方诸国的频繁交往,敦煌藏经洞里留存了相当数量的古代民族文字写本,如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吐火罗文、突厥文、梵文、希伯来文等。
地理上,敦煌的南北两面都是山脉。南面是祁连山,再往南是青藏高原；北面是马鬃山,再往北是蒙古草原。
我们知道,青藏高原先后居住过羌、吐谷浑和吐蕃等民族,蒙古草原则更是多民族繁衍和争战的舞台,相继有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回鹘、党项、蒙古等驰骋于此。这些民族的兴衰成败,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敦煌。例如,卢水胡人(北凉)、鲜卑(北魏)、吐蕃、回鹘、党项(西夏)、蒙古(元)等都统治过敦煌。以吐蕃政权为例,他们统治敦煌长达60年,对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少数民族长期活跃在敦煌的历史舞台上,因而敦煌民众中大量出现少数民族姓氏。敦煌藏经洞留存的古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等民族文字写本,莫高窟北区发现的西夏文活字版、回鹘文活字印刷本等,都是鲜活的历史遗证。
敦煌石窟现在还有一定数量的鲜卑人、吐蕃人、回鹘人、党项人和蒙古人的供养人画像。这说明,他们曾为敦煌石窟的营建事业作出过积极贡献。他们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对今天的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国服饰史也提供了形象的图像资料。
宗教文化共存之地
历史上,敦煌始终以开放的胸襟,吸纳东西方的各种宗教文化。除了佛教,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广为传布,外来的祆教、景教和摩尼教等也随着商贸的往来和众多僧侣的西行、东游而兴盛。多样宗教的传入,不仅促进了敦煌文化的发展,也改变了敦煌的文化格局,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佛教文化为实体、其他宗教文化为衬托的信仰模式。
第一,传统汉文化是根基。
秦汉时期,敦煌先后居住乌孙、月氏和匈奴等少数民族部落。至汉武帝时,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归入中原王朝版图,并在河西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由于中原王朝不断向河西移民,使这一地区形成了以汉人为主体的结构。
随着中原王朝对敦煌和河西走廊的经营,使其建立起深厚的汉晋文化根基,并培育出一批著名的儒家学者。他们或著书立说,或设馆授徒,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事迹。
隋唐以来,随着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在敦煌扎根、繁衍。在这个交汇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的都会中,汉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些从内地来到敦煌或西行的人们不断将中原文化带到此地,使敦煌的文化始终保持与中原同步发展。
第二,佛教是“心灵鸡汤”。
佛教诞生于南亚大陆,传入敦煌的时间很早。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里,就有关于“小浮屠里”的记载。浮屠是佛塔、佛教寺院之意。由此可见,早在东汉时期佛教已传入敦煌。
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的高僧,进一步促进了佛法的东传与流布。像有“敦煌菩萨”之称的竺法护,带领弟子在敦煌译经、传教；沿丝路东来传教的高僧还有安世高、迦叶摩腾、竺法兰、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鸠摩罗什等；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有朱士行、法显、宋云、玄奘等,他们都是经敦煌前往西域、中亚、印度。
在敦煌石窟的一些洞窟中,记载有西行求法名僧刘萨诃、赴西天取经的唐玄奘以及东来传教的著名僧人安世高、康僧会、佛图澄等人的故事和事迹。这些来往于丝路的高僧,不仅随身带来丰硕的佛教典籍,而且在敦煌和内地潜心翻译。他们大大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流行。
至隋唐五代宋,佛教日益成为敦煌民众的主流文化。这一时期,在帝王将相和地方官员的推崇、倡导下,佛教得到空前发展。由此,敦煌一地的寺院和僧尼人数大大增多,而且逐渐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史料记载,敦煌的僧俗吏庶不仅热衷投身于各种佛事活动、积极举办各类斋会,而且醉心于抄经、写经、转经、建窟、修塔、造幡等功德事业。这一时期,敦煌民众在莫高窟兴建和重修了数百个洞窟。
第三,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异彩纷呈。
祆教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于公元前6至5世纪创立。后来,沿丝路传入敦煌。该教在敦煌的传播与粟特人密不可分,因为他们多信奉此教。有唐一代,敦煌还形成了粟特人的族聚乡——从化乡。
在晚唐五代宋的敦煌文献中,还会经常看到康、安、石等昭武九姓人,其中一些人在归义军府衙中担任要职。可见,在隋唐五代宋,敦煌还定居着大量的粟特人。
粟特人在敦煌城东修建祆祠,以从事宗教活动。后来,随着敦煌粟特聚落的消亡,祆教开始同中国的传统礼仪、民间信仰相融合。例如,在当地官府祈雨的祭祀、除夕的大傩礼及赛祆活动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景教是古代基督教中的一支聂斯托利派。敦煌藏经洞出土了7件有关景教的文书。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还发现了一幅景教画像。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由波斯人摩尼所创。敦煌藏经洞出土了有关摩尼教的文书。
多样艺术交融之地
敦煌既是东西往来的交通要道,又是中西贸易的集散地、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敦煌石窟就是在这种东西文明碰撞、交融背景下创建的。
一方面,秉承汉晋文化传统,广受中原文化影响,呈现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凭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这座桥梁,多方位、广渠道地吸纳古代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亚地区多民族文明的因素。这种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和共荣,铸就了辉煌灿烂的敦煌艺术。
敦煌壁画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晶。就建筑形制而言,早期的禅窟和中心柱窟分别受印度“毗诃罗窟”“支提窟”的影响；早期的彩塑,如佛、菩萨、弟子等的造型和服饰,受到印度马图拉、犍陀罗佛教艺术造像的影响；中、晚期壁画里,有印度经过吐蕃传来的密教内容。
总体来说,敦煌早期壁画艺术受印度马图拉、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影响较大；中、晚期壁画艺术多受笈多、波罗王朝佛教艺术风格影响。其中,最为知名的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之后连续开凿千年不止,堪称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艺术精美,是人类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
敦煌壁画中的外来元素俯拾即是。有穿戴中亚、西亚、东亚、南亚等各式衣冠服饰的人物；有来自中亚、波斯的青金石、胡粉、密陀僧等颜料；有联珠狩猎纹、联珠对兽纹、联珠对鸟纹等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图像；有来自西亚和地中海的透明玻璃器图像,有波斯特征的金银器；有西域胡床以及西来的腰鼓、羯鼓、箜篌、琵琶、海螺、筚篥、胡琴等乐器图像；有中亚流行的弧旋舞图像等；还有受希腊、波斯、印度和中亚等艺术影响的日神、月神图像。
相关外来文化元素,大多起源于地中海的埃及、希腊、罗马和波斯。后沿丝绸之路东进,在所经之处,又与当地文化融合后继续东传至敦煌。
敦煌佛教艺术在不断吸收外来艺术营养的同时,也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优势。千年间,孕育和创造出了富于中国精神和民族气派的艺术。其中,敦煌三十多类经变画是典型代表。它们是中国对印度和中亚佛教艺术传承下的创新品。这些经变画对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敦煌石窟是汇聚多种文明的宝库。敦煌石窟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广泛吸纳、消化外来多元文化并不断创新、发展的典范。当下,大力挖掘和弘扬敦煌文化,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时代召唤。
(文/陈菊霞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