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谷雨节气,儿媳喂92岁公公喝梨汤。 供图/北京地球村 |
 |
村民们在集体做养生操。 供图/北京地球村 |
编者按 2014年11月,曲阜市在尼山镇周庄村开始试点“一站两会”的“乐和家园”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一站”即社会工作站；“两会”即互助会和联席会。短短数月,试点村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曲阜已经在8个镇街的17个村进行项目试点,下一步将逐步在全市推开。
在乐和家园示范村,村委通过召开联席会议把乡村部分公共事务下沉给互助会,互助会在社工指导下,开展耕、读、居、养、礼、乐6类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上级党委、政府主导,村“两委”参与配合,社工提供技术支撑,农民在为村庄事务奔忙的过程中获得了才能的展示、身心的归属和价值的实现。
记者近日走进其中的两个试点村:姚村镇姚庄村和书院街道书院村,了解“乐和家园”给这两个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仅用了2个月,在曲阜的“乐和家园”示范村,村民的表现让很多原本对农民和农村抱有偏见的人大吃一惊。在这里,农民彬彬有礼、谦恭友善,村庄活泼和睦、团结互助,尤其是原本内向怕生的农村妇女也站到了村庄治理的舞台上,成为村庄内部事务的主要参与者。村民们活出了另一番滋味,村庄出现了另一番天地。
这里的农民不一般
6月3日上午,姚村镇姚庄村的村北路口,6位妇女拿着自家的大扫帚在清扫路面。这种劳动,没有报酬,没人组织,甚至连村支书刘磊都不知情。原来,这两天村里改造电路,路面有浮土,几位没有外出打工的互助会成员一合计,就一起来打扫卫生了。在这个村,互助会的成员每个周日都会义务打扫卫生,多的时候参与者达七八十人。这样的义务劳动,在很多农村已经多年不见了。
走进姚庄村的小剧场,正在聊天的十几名妇女立刻停下,站起来主动挥手向记者问好。从剧场离开时,所有人都主动收拾好椅子,按次序摆放到墙边。在书院街道书院村采访完,所有被采访过的村民,都会向记者挥手告别。
这里的农民变得很不一般:内向、腼腆不见了,平和、守序出现了,热情、好客回来了。
互助会激发出农民热情
这样的变化,是在近2个月里发生的。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主导下,北京地球村的社工3月进驻村庄摸底后,4月8日,姚庄村建立了互助会；4月9日,书院村一组成立了互助会,随后分别成立了二组和三组的互助会。
参加互助会的,绝大多数是长期在家的妇女和老人。很多农村妇女,在照顾老人和孩子之外,剩余的大量时间在看电视、打牌中度过。她们的社交范围,也被限定在家庭周边。“以前什么也放不开,越封闭越内向,越内向越封闭。”姚庄村的黎汝花说。
同样的隔膜,在村干部和村民之间也存在。村民们之前认为,村里有什么事,都是村干部的,不是村民的。即便有热心人想捡垃圾、想打扫卫生,也得考虑别人怎么说。“以前不是不想给村里办好事,而是怕被别人说‘你能’、‘你憨’、‘你讨好村干部’。”书院村村民孔令芹说。姚庄村村民陈润英说:“来村里25年了,我没去过村委大院一次,没参加过一次会,见了村支书也不打招呼。”
互助会的成立,就是要打破村民之间的疏离感,让村庄重拾公共精神。互助会的“乐和”代表完全由村民自荐或推荐产生,他们一般是村里的热心人,党员和村民代表也在其中发挥了带头作用。他们是自下而上推举,为村民和村庄服务,但不是村“两委”的下级,而是那些关心邻里、关心村庄、自发站出来的普通人。
互助会将村民自治落实到村民小组,将公共文化服务落实、落细、落小了。从被动变主动,从要我干什么到我要干什么,互助会一诞生,就内生出一种激情。
小私大公气顺了
有了互助会,村里大伙能办的事情,就村民一起办；办不了的大事,和村干部协商,协助镇政府来办；自家的私事,尽量自己办。
书院村是个豆腐加工专业村,但村中的水沟多年没有上盖,臭气熏天。村民们无数次抱怨,但都觉得这应该是村干部的事,不是自己的事。从村里的角度来看,他们觉得缺少调动农民的经济杠杆。互助会一成立,人们凑一起就首先想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个活妇女、老人干不了,这个建议就上了村里的联席会。联席会是村干部和互助会成员一起开的。联席会商定:水泥盖板的费用由村里解决,劳力由村干部和“乐和”代表们出,不要一分钱工资。一周之内,这个困扰书院村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做好事的氛围在村子里蔓延。社工每天给好人好事拍照,相片每天晚上在村委大院的幕布上播放。时间久了,有的孩子就会问家长:“那上面咋没你们啊?”当别人到自家门前扫地时,户主再也坐不住了。现在,书院村进行村庄大扫除,谁有空谁来,完全凭个人自愿。有人问“为什么干活不要钱?”村民们说:“干自己家的活,要什么钱!”
5月底的一天,姚庄村村东河里的来水,被上游的村截住了。当时村支书刘磊出差了,互助会的几位妇女代表一商量,叫上几个年轻人,乘了几辆三轮车就来到了镇政府反映。很快,政府就出面将这事解决了。如果搁以前,村民们谁都不会为这事奔忙。
村民们想自己的少了,想村里的多了,村庄运转起来就轻松了。书院村村支书杨红说,村民光义务打扫卫生,就相当于给村集体省了5万元的开支。他说:“互助会成立后,没想到老百姓的公益意识这么强,自我管理能力这么强,人心能这么快聚起来。”
书院村被纳入征地范围后,杨红已经放手让互助会的“乐和”代表们陪同村委丈量土地。下一步商谈征地价格时,他也会让三个互助会的成员全程旁听。“通过互助会办事,老百姓对干部就没有猜忌、没有误会。”杨红说。
激活传统文化基因
村民在互助会,不仅积极参与村庄事务,还在社工的引导下,在耕、读、居、养、礼、乐六个方面开展传统文化活动。传统文化进乡村,不是搬来经典和课堂,而是将其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融入到对身边事的解读上。
在姚庄村和书院村,无论老幼,多少都会唱《礼运大同篇》。这段描述孔子理想世界的文言文,被很多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村妇女传唱着。书院村村民孔令芹说:“一开始可能不理解,后来就知道了。比如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别人也会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他们的孩子。”这一句只有5个字的“不独子其子”,被村民们演绎得很具体,很有生活气息。
在谷雨节气,人们喝梨汤；在立夏节气,人们祭祀天地,祈求丰收,并举行给小孩称重、斗蛋等民俗活动。这些民俗,原本在多数人的生活中已经消失,只停留在老人的回忆中,如今在村民的欢声笑语中又回归了。
在村社中实现自我
人们从封闭的庭院走了出来,走到了互助会,走到了公共空间里；从闭塞的挣钱、干家务的轨迹中挣脱,开始打扫、开会,参与到为大家办事的公共活动里；从单调重复的生活节奏中摆脱,开始唱歌、演戏,浸入到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更从过去那个封闭、自卑的小我中脱离出来,找到了自信心、归属感,体会到人生价值实现的喜悦。
书院村的互助会打算给村庄搞绿化,在和村干部商量后,由镇上拉来树苗和土,村民们捐助自家存粮的缸当花盆。男人们不在家,妇女们就用绳吊着,把缸从屋顶运下来。“170多个缸全是我们搬的。我们也没想到,这些男爷们干的活,我们干成了。”孔令芹说。驻书院村的社工曹文军说:“这些大姨、大姐原先很害羞的,现在自信多了。”
4月25日,姚庄村发放农用物资。刘磊发现,所有人排成一队。由于统计误差,种粮大户陈润英没领到,但她大度地说自己去买就行了。刘磊说:“村干部工作失误村民很理解,很让人感动。”
在书院村,互助会成员义务锄草,就有村民送来一箱矿泉水；村里提前迎接“芒种”节气煮绿豆汤,人人都端着给别人。在姚庄村,其他村的村民登上舞台,村民们会用更热烈的掌声鼓励他；有陌生人站在树下乘凉,就有村民拿来马扎,端上热茶。
人人向善了,人人关心村庄了,人的内心也开阔了,村庄也重拾古道热肠。
仅仅是多了社工的辅导,村民还是那些村民,但村庄却在短时间内面貌焕然一新,是什么让贴上“小农”、“自私”、“一盘散沙”标签的农民,成了自信、好客、热心、团结的一群人呢?
记者认为,农民心里是关心社区,是有担当意识的。只不过没有一种合适的方式,将农民有机组织起来。曲阜通过乐和家园行动,引进专业社会组织,协助基层政府将农民组织起来,靠农民的组织化力量开展活动,探索出了一条乡村复兴之路。
“乐和家园”满足了人的社会性。在家庭之外,人们渴望过公共生活。在共同的行动中,人们可以消除忧虑,增强信心。农民不同于其他群体,还有着单位的归属感,因而他们对社会性的需求更为强烈。
“乐和家园”满足了人的公益性。“人之初,性本善”。但个体的人做好事,在现实中要冒着舆论风险。村庄是个熟人社会,农民尤其顾忌这种舆论风险。但也正是因为是熟人社会,善行也能给农民带来面子、威望层面的巨大收益。在融入集体组织后,农民的公益性能够得到释放。
“乐和家园”满足了人的自主性。人主动要做事,跟被动、被迫去做事,完全不是同一种效果。所以,农民在互助会中不唱反调,愿意接受组织的任务。
外界可以大量“输血”,但乡村社会中原本就有的“造血”功能不能被忽视。农民有意愿也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事,脱离了这个共识,乡村复兴很难成功。
我们离激活这“造血”功能的密码,也许不远了。
◎后记 乡村复兴还得靠农民
在乐和家园示范村,村委通过召开联席会议把乡村部分公共事务下沉给互助会,互助会在社工指导下,开展耕、读、居、养、礼、乐6类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上级党委、政府主导,村“两委”参与配合,社工提供技术支撑,农民在为村庄事务奔忙的过程中获得了才能的展示、身心的归属和价值的实现。
记者近日走进其中的两个试点村:姚村镇姚庄村和书院街道书院村,了解“乐和家园”给这两个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仅用了2个月,在曲阜的“乐和家园”示范村,村民的表现让很多原本对农民和农村抱有偏见的人大吃一惊。在这里,农民彬彬有礼、谦恭友善,村庄活泼和睦、团结互助,尤其是原本内向怕生的农村妇女也站到了村庄治理的舞台上,成为村庄内部事务的主要参与者。村民们活出了另一番滋味,村庄出现了另一番天地。
这里的农民不一般
6月3日上午,姚村镇姚庄村的村北路口,6位妇女拿着自家的大扫帚在清扫路面。这种劳动,没有报酬,没人组织,甚至连村支书刘磊都不知情。原来,这两天村里改造电路,路面有浮土,几位没有外出打工的互助会成员一合计,就一起来打扫卫生了。在这个村,互助会的成员每个周日都会义务打扫卫生,多的时候参与者达七八十人。这样的义务劳动,在很多农村已经多年不见了。
走进姚庄村的小剧场,正在聊天的十几名妇女立刻停下,站起来主动挥手向记者问好。从剧场离开时,所有人都主动收拾好椅子,按次序摆放到墙边。在书院街道书院村采访完,所有被采访过的村民,都会向记者挥手告别。
这里的农民变得很不一般:内向、腼腆不见了,平和、守序出现了,热情、好客回来了。
互助会激发出农民热情
这样的变化,是在近2个月里发生的。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主导下,北京地球村的社工3月进驻村庄摸底后,4月8日,姚庄村建立了互助会；4月9日,书院村一组成立了互助会,随后分别成立了二组和三组的互助会。
参加互助会的,绝大多数是长期在家的妇女和老人。很多农村妇女,在照顾老人和孩子之外,剩余的大量时间在看电视、打牌中度过。她们的社交范围,也被限定在家庭周边。“以前什么也放不开,越封闭越内向,越内向越封闭。”姚庄村的黎汝花说。
同样的隔膜,在村干部和村民之间也存在。村民们之前认为,村里有什么事,都是村干部的,不是村民的。即便有热心人想捡垃圾、想打扫卫生,也得考虑别人怎么说。“以前不是不想给村里办好事,而是怕被别人说‘你能’、‘你憨’、‘你讨好村干部’。”书院村村民孔令芹说。姚庄村村民陈润英说:“来村里25年了,我没去过村委大院一次,没参加过一次会,见了村支书也不打招呼。”
互助会的成立,就是要打破村民之间的疏离感,让村庄重拾公共精神。互助会的“乐和”代表完全由村民自荐或推荐产生,他们一般是村里的热心人,党员和村民代表也在其中发挥了带头作用。他们是自下而上推举,为村民和村庄服务,但不是村“两委”的下级,而是那些关心邻里、关心村庄、自发站出来的普通人。
互助会将村民自治落实到村民小组,将公共文化服务落实、落细、落小了。从被动变主动,从要我干什么到我要干什么,互助会一诞生,就内生出一种激情。
小私大公气顺了
有了互助会,村里大伙能办的事情,就村民一起办；办不了的大事,和村干部协商,协助镇政府来办；自家的私事,尽量自己办。
书院村是个豆腐加工专业村,但村中的水沟多年没有上盖,臭气熏天。村民们无数次抱怨,但都觉得这应该是村干部的事,不是自己的事。从村里的角度来看,他们觉得缺少调动农民的经济杠杆。互助会一成立,人们凑一起就首先想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个活妇女、老人干不了,这个建议就上了村里的联席会。联席会是村干部和互助会成员一起开的。联席会商定:水泥盖板的费用由村里解决,劳力由村干部和“乐和”代表们出,不要一分钱工资。一周之内,这个困扰书院村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做好事的氛围在村子里蔓延。社工每天给好人好事拍照,相片每天晚上在村委大院的幕布上播放。时间久了,有的孩子就会问家长:“那上面咋没你们啊?”当别人到自家门前扫地时,户主再也坐不住了。现在,书院村进行村庄大扫除,谁有空谁来,完全凭个人自愿。有人问“为什么干活不要钱?”村民们说:“干自己家的活,要什么钱!”
5月底的一天,姚庄村村东河里的来水,被上游的村截住了。当时村支书刘磊出差了,互助会的几位妇女代表一商量,叫上几个年轻人,乘了几辆三轮车就来到了镇政府反映。很快,政府就出面将这事解决了。如果搁以前,村民们谁都不会为这事奔忙。
村民们想自己的少了,想村里的多了,村庄运转起来就轻松了。书院村村支书杨红说,村民光义务打扫卫生,就相当于给村集体省了5万元的开支。他说:“互助会成立后,没想到老百姓的公益意识这么强,自我管理能力这么强,人心能这么快聚起来。”
书院村被纳入征地范围后,杨红已经放手让互助会的“乐和”代表们陪同村委丈量土地。下一步商谈征地价格时,他也会让三个互助会的成员全程旁听。“通过互助会办事,老百姓对干部就没有猜忌、没有误会。”杨红说。
激活传统文化基因
村民在互助会,不仅积极参与村庄事务,还在社工的引导下,在耕、读、居、养、礼、乐六个方面开展传统文化活动。传统文化进乡村,不是搬来经典和课堂,而是将其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融入到对身边事的解读上。
在姚庄村和书院村,无论老幼,多少都会唱《礼运大同篇》。这段描述孔子理想世界的文言文,被很多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村妇女传唱着。书院村村民孔令芹说:“一开始可能不理解,后来就知道了。比如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别人也会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他们的孩子。”这一句只有5个字的“不独子其子”,被村民们演绎得很具体,很有生活气息。
在谷雨节气,人们喝梨汤；在立夏节气,人们祭祀天地,祈求丰收,并举行给小孩称重、斗蛋等民俗活动。这些民俗,原本在多数人的生活中已经消失,只停留在老人的回忆中,如今在村民的欢声笑语中又回归了。
在村社中实现自我
人们从封闭的庭院走了出来,走到了互助会,走到了公共空间里；从闭塞的挣钱、干家务的轨迹中挣脱,开始打扫、开会,参与到为大家办事的公共活动里；从单调重复的生活节奏中摆脱,开始唱歌、演戏,浸入到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更从过去那个封闭、自卑的小我中脱离出来,找到了自信心、归属感,体会到人生价值实现的喜悦。
书院村的互助会打算给村庄搞绿化,在和村干部商量后,由镇上拉来树苗和土,村民们捐助自家存粮的缸当花盆。男人们不在家,妇女们就用绳吊着,把缸从屋顶运下来。“170多个缸全是我们搬的。我们也没想到,这些男爷们干的活,我们干成了。”孔令芹说。驻书院村的社工曹文军说:“这些大姨、大姐原先很害羞的,现在自信多了。”
4月25日,姚庄村发放农用物资。刘磊发现,所有人排成一队。由于统计误差,种粮大户陈润英没领到,但她大度地说自己去买就行了。刘磊说:“村干部工作失误村民很理解,很让人感动。”
在书院村,互助会成员义务锄草,就有村民送来一箱矿泉水；村里提前迎接“芒种”节气煮绿豆汤,人人都端着给别人。在姚庄村,其他村的村民登上舞台,村民们会用更热烈的掌声鼓励他；有陌生人站在树下乘凉,就有村民拿来马扎,端上热茶。
人人向善了,人人关心村庄了,人的内心也开阔了,村庄也重拾古道热肠。
仅仅是多了社工的辅导,村民还是那些村民,但村庄却在短时间内面貌焕然一新,是什么让贴上“小农”、“自私”、“一盘散沙”标签的农民,成了自信、好客、热心、团结的一群人呢?
记者认为,农民心里是关心社区,是有担当意识的。只不过没有一种合适的方式,将农民有机组织起来。曲阜通过乐和家园行动,引进专业社会组织,协助基层政府将农民组织起来,靠农民的组织化力量开展活动,探索出了一条乡村复兴之路。
“乐和家园”满足了人的社会性。在家庭之外,人们渴望过公共生活。在共同的行动中,人们可以消除忧虑,增强信心。农民不同于其他群体,还有着单位的归属感,因而他们对社会性的需求更为强烈。
“乐和家园”满足了人的公益性。“人之初,性本善”。但个体的人做好事,在现实中要冒着舆论风险。村庄是个熟人社会,农民尤其顾忌这种舆论风险。但也正是因为是熟人社会,善行也能给农民带来面子、威望层面的巨大收益。在融入集体组织后,农民的公益性能够得到释放。
“乐和家园”满足了人的自主性。人主动要做事,跟被动、被迫去做事,完全不是同一种效果。所以,农民在互助会中不唱反调,愿意接受组织的任务。
外界可以大量“输血”,但乡村社会中原本就有的“造血”功能不能被忽视。农民有意愿也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事,脱离了这个共识,乡村复兴很难成功。
我们离激活这“造血”功能的密码,也许不远了。
◎后记 乡村复兴还得靠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