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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 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导报记者 王迎波 济南报道
从世界范围来看，2010年各国宏观政策的最大话题，将是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2009年我国国民经济年报显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V 型反转，面对频繁出现的贸易争端和不断膨胀的加息预期，日前，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伟在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由于此前的扩展性政策带有“非沉疴下了猛药”的特征，因而退出政策的负面效应更大。201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不得不直面由此产生的“后遗症”。能否顺利化解这些“后遗症”，不仅关乎2010年宏观经济走势，更关乎新一年经济调控目标能否实现。非沉疴下了猛药
赵伟认为，过去一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实现了“保增长”的目标，可圈可点。然而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与损害要小得多，但对付危机的刺激政策范围和力度却要大得多。
赵伟形象地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差异比作两个病轻和病重的病人。医生给后者用了“稍猛的药”或曰“狼药”，给前者则用了“特猛的药”或曰“虎药”。恰是这种“虎药”式的干预，促成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恢复了高增长——GDP8%以上。然而略有经济学常识者都会想到，任何政府政策都是有成本的，既有显性与隐性成本之分，也有即期与来期之分。大力度刺激政策的即期成本已经降临，这里不必再说，值得关注的是其来期成本，亦即在2010年之后将会显现的成本，尤其是隐含成本。如果将大力度刺激政策比作一剂“猛药”，那么它所引出的来期隐含成本，就犹如猛药“后遗症”了。
赵伟指出，这种猛药的后遗症，是未来一两年乃至数年内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约束条件。通胀提前到来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在所有“后遗症”中，以通胀威胁的提前到来最为明显。
赵伟表示，由大力度刺激政策所促成的经济增速提升，多半属于数量型而非效率型。经济增长数字虽然上去了，但实质上效率并未同步上升。有些地区、有些行业甚至还存在明显的“效率置换数字”的现象，库存积压大量增加。任何数量型增长都预埋着通胀的影子，这一点已为工业化国家以往数百年的经济史一再证明，也为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经历所证明。
这一次也不例外。大力度刺激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速止跌回升的同时，也刺激了物价的快速逆转。最明显的标志是：两个价格指数尤其是PPI由负转正的速度和幅度，要远大于GDP增速的提升。从2009年一季度到四季度，GDP增速提升了4.6个百分点（由6.1%提高到10.7%）,但PPI则提升了6.3个百分点（由-4.6%变为1.7%）。而此时，国际市场上除了原油价格外，大部分资本的价格未有明显回升，因而实际上由刺激性宏观政策带动的PPI回升效应更大。这也意味着通胀威胁的提前降临。加剧过剩产业的扩张
赵伟认为，在内需领域，刺激政策“后遗症”表现为对过剩产业扩张的再度强化。
最典型的就是钢铁业。自2006年起，中国钢铁行业产能已经过剩，然而2008年10月之前原本属于宏观政策打压的行业，随着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在2009年再次得以扩张。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钢铁需求大幅度下降，导致钢产量猛降21%以上，唯独中国钢产量增长了两位数，增幅高达13.5%。2009年中国5.678亿吨的钢产量，比欧盟（1.391亿吨）、北美(8228万吨)、日本(8953万吨)及独联体(9736万吨)4大经济体加起来的产量还多，产生了严重的库存。有分析认为，目前中国钢铁库存占用资本约1万亿元人民币。其二是房地产等“泡沫易生型”产业。房地产业也曾是2008年10月份之前宏观调控政策针对的主要行业，调控的主要目标在于抑制过高的房价，防止泡沫发生。然而随着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这个行业绝处逢生，经历了新一轮的涨价潮。不仅如此，由于此次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主要是借助国企及相关“大机构”实施的，民间投资进入的机会很少，有些行业还伴有“国进民退”的现象，其结果是，将大量民间投资逼入短期获利炒作行当，一时间炒房、炒股乃至去迪拜“抄底”房地产成了诸多民间投资的“避难所”。过度依赖出口退税
在对外贸易领域，“后遗症” 表现为对出口退税等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
2009年在全球市场极其疲软的环境下，中国对外贸易之所以能稳住阵脚，降幅远远小于全球几个贸易大国，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发挥了作用。商务部的政策目标明确定位于“保市场、保份额”，频繁使用出口退税政策。2009年1月1日到6月短短半年时间，连续4次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加上2008年的3次，调整多达7次。出口退税所涵盖的商品种类，已经超过了8000种。
毋庸置疑，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及涵盖商品种类的增加，对于遏制2009年外贸下滑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必须看到，出口退税政策除了导致贸易福利流失之外，还导致了一个恶性的路径依赖——贸易增长依赖出口退税，由退税支持的廉价出口又引起其他国的贸易制裁，最后还得用更多退税去刺激。如此一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似乎出口越多越好，全然不顾贸易福利的得失。
◆导报记者 王迎波 济南报道
从世界范围来看，2010年各国宏观政策的最大话题，将是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2009年我国国民经济年报显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V 型反转，面对频繁出现的贸易争端和不断膨胀的加息预期，日前，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伟在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由于此前的扩展性政策带有“非沉疴下了猛药”的特征，因而退出政策的负面效应更大。201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不得不直面由此产生的“后遗症”。能否顺利化解这些“后遗症”，不仅关乎2010年宏观经济走势，更关乎新一年经济调控目标能否实现。非沉疴下了猛药
赵伟认为，过去一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实现了“保增长”的目标，可圈可点。然而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与损害要小得多，但对付危机的刺激政策范围和力度却要大得多。
赵伟形象地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差异比作两个病轻和病重的病人。医生给后者用了“稍猛的药”或曰“狼药”，给前者则用了“特猛的药”或曰“虎药”。恰是这种“虎药”式的干预，促成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恢复了高增长——GDP8%以上。然而略有经济学常识者都会想到，任何政府政策都是有成本的，既有显性与隐性成本之分，也有即期与来期之分。大力度刺激政策的即期成本已经降临，这里不必再说，值得关注的是其来期成本，亦即在2010年之后将会显现的成本，尤其是隐含成本。如果将大力度刺激政策比作一剂“猛药”，那么它所引出的来期隐含成本，就犹如猛药“后遗症”了。
赵伟指出，这种猛药的后遗症，是未来一两年乃至数年内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约束条件。通胀提前到来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在所有“后遗症”中，以通胀威胁的提前到来最为明显。
赵伟表示，由大力度刺激政策所促成的经济增速提升，多半属于数量型而非效率型。经济增长数字虽然上去了，但实质上效率并未同步上升。有些地区、有些行业甚至还存在明显的“效率置换数字”的现象，库存积压大量增加。任何数量型增长都预埋着通胀的影子，这一点已为工业化国家以往数百年的经济史一再证明，也为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经历所证明。
这一次也不例外。大力度刺激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速止跌回升的同时，也刺激了物价的快速逆转。最明显的标志是：两个价格指数尤其是PPI由负转正的速度和幅度，要远大于GDP增速的提升。从2009年一季度到四季度，GDP增速提升了4.6个百分点（由6.1%提高到10.7%）,但PPI则提升了6.3个百分点（由-4.6%变为1.7%）。而此时，国际市场上除了原油价格外，大部分资本的价格未有明显回升，因而实际上由刺激性宏观政策带动的PPI回升效应更大。这也意味着通胀威胁的提前降临。加剧过剩产业的扩张
赵伟认为，在内需领域，刺激政策“后遗症”表现为对过剩产业扩张的再度强化。
最典型的就是钢铁业。自2006年起，中国钢铁行业产能已经过剩，然而2008年10月之前原本属于宏观政策打压的行业，随着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在2009年再次得以扩张。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钢铁需求大幅度下降，导致钢产量猛降21%以上，唯独中国钢产量增长了两位数，增幅高达13.5%。2009年中国5.678亿吨的钢产量，比欧盟（1.391亿吨）、北美(8228万吨)、日本(8953万吨)及独联体(9736万吨)4大经济体加起来的产量还多，产生了严重的库存。有分析认为，目前中国钢铁库存占用资本约1万亿元人民币。其二是房地产等“泡沫易生型”产业。房地产业也曾是2008年10月份之前宏观调控政策针对的主要行业，调控的主要目标在于抑制过高的房价，防止泡沫发生。然而随着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这个行业绝处逢生，经历了新一轮的涨价潮。不仅如此，由于此次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主要是借助国企及相关“大机构”实施的，民间投资进入的机会很少，有些行业还伴有“国进民退”的现象，其结果是，将大量民间投资逼入短期获利炒作行当，一时间炒房、炒股乃至去迪拜“抄底”房地产成了诸多民间投资的“避难所”。过度依赖出口退税
在对外贸易领域，“后遗症” 表现为对出口退税等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
2009年在全球市场极其疲软的环境下，中国对外贸易之所以能稳住阵脚，降幅远远小于全球几个贸易大国，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发挥了作用。商务部的政策目标明确定位于“保市场、保份额”，频繁使用出口退税政策。2009年1月1日到6月短短半年时间，连续4次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加上2008年的3次，调整多达7次。出口退税所涵盖的商品种类，已经超过了8000种。
毋庸置疑，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及涵盖商品种类的增加，对于遏制2009年外贸下滑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必须看到，出口退税政策除了导致贸易福利流失之外，还导致了一个恶性的路径依赖——贸易增长依赖出口退税，由退税支持的廉价出口又引起其他国的贸易制裁，最后还得用更多退税去刺激。如此一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似乎出口越多越好，全然不顾贸易福利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