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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研究所 楼春豪
5月26-31日，印度总统帕蒂尔高调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就双边、地区和全球性议题进行广泛交流。虽然印度总统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元首，但对于经历了2009 年坎坷波折后的中印关系，帕蒂尔作为十年来首位访华的印度总统，其中国之行无疑对两国关系起到了强心针的作用。一向对华挑剔的印度媒体也认为，帕蒂尔访华“使一度受边境争端羁绊的中印关系重新焕发生机”。
近几年，中印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边境争端、达赖问题、第三方因素（美巴）等问题，造成了中印关系的“二元矛盾”。
其一，政府重视VS 民间误读。一方面，中印政府都非常重视发展与对方的关系，双方都承认亚洲乃至世界有足够空间供两国同步崛起。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印度前两任驻华大使梅农和拉奥琦回国后，都升任外交秘书（外交部最高文官），梅农现在出任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一职，足见印度对华重视。另一方面，两国民间交往并不多，对彼此的理解和认知常常偏离现实。中国很多民众对印度的印象是“脏、乱、差”；印度民众对中国则始终无法摆脱 1962 年边境冲突失败的阴影，对中国心存猜忌。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媒体为了抓眼球、炒噱头，经常“制造”新闻，扩大了政府和民众的认识差异。
其二，多边合作 VS 双边分歧。一方面，全球性议题成为中印两国新的重要合作领域。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对气候变化、多哈回合谈判等议题上，中印两国都具有相似的利益和立场。有人甚至说，“在国际议题上，中印谈判文稿内容可以互换”，足见两国共识之深。另一方面，两国在双边问题上却困扰不断。即使在帕蒂尔访华前夕，印度部分媒体还在炒作“中国试图在雅鲁藏布江建造水坝”和“中国青年闯入阿鲁纳恰尔邦（藏南地区）”等议题。
其三，经贸合作 VS 安全赤字。一方面，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态势良好。中国是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印度也是中国在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虽然存在“签证风波”、“贸易赤字”、“禁止电信设备进口”等问题，但两国经贸合作大局并未受到干扰。另一方面，两国安全领域信任缺失。两国虽然签署了《中印防务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启动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但并未真正实现安全上的互信，印度在边境争议地区附近更是军事动作频频。
因此，帕蒂尔总统的中国行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背后透露的信息，即：印度政府迫切希望发展对华关系，破解两国关系“二元矛盾”。帕蒂尔总统“北京-洛阳-上海”的行程安排，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种意向。
北京行释放了积极政治信号。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根本保障。帕蒂尔总统出访北京时，拜晤了中国多名国家领导人，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在中印建交60周年之际，中国对帕蒂尔总统的高规格礼遇，实际上是从最高领导人层面释放了积极的政治信号。
洛阳行重温了悠久的文化联系。中印两国是文明古国，更是拥有悠久文明交往史的邻国，洛阳白马寺就是两国文化交流和交融的象征。当前中印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了解并不多，这对于两国来说并不正常。帕蒂尔参观洛阳白马寺，旨在唤醒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的认识，进而推动人文交流。
上海行促进了富有潜力的经贸合作。经贸合作一直被视为中印关系的稳定器与压舱石。由于国情不同，中印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使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帕蒂尔访华前夕，印度政府决定在驻华使馆设立经济处；帕蒂尔率领的访华团包括60 余名企业家，并在上海参加经贸合作论坛。这些都证明了印度渴望挖掘两国的经贸合作潜力。
5月26-31日，印度总统帕蒂尔高调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就双边、地区和全球性议题进行广泛交流。虽然印度总统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元首，但对于经历了2009 年坎坷波折后的中印关系，帕蒂尔作为十年来首位访华的印度总统，其中国之行无疑对两国关系起到了强心针的作用。一向对华挑剔的印度媒体也认为，帕蒂尔访华“使一度受边境争端羁绊的中印关系重新焕发生机”。
近几年，中印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边境争端、达赖问题、第三方因素（美巴）等问题，造成了中印关系的“二元矛盾”。
其一，政府重视VS 民间误读。一方面，中印政府都非常重视发展与对方的关系，双方都承认亚洲乃至世界有足够空间供两国同步崛起。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印度前两任驻华大使梅农和拉奥琦回国后，都升任外交秘书（外交部最高文官），梅农现在出任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一职，足见印度对华重视。另一方面，两国民间交往并不多，对彼此的理解和认知常常偏离现实。中国很多民众对印度的印象是“脏、乱、差”；印度民众对中国则始终无法摆脱 1962 年边境冲突失败的阴影，对中国心存猜忌。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媒体为了抓眼球、炒噱头，经常“制造”新闻，扩大了政府和民众的认识差异。
其二，多边合作 VS 双边分歧。一方面，全球性议题成为中印两国新的重要合作领域。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对气候变化、多哈回合谈判等议题上，中印两国都具有相似的利益和立场。有人甚至说，“在国际议题上，中印谈判文稿内容可以互换”，足见两国共识之深。另一方面，两国在双边问题上却困扰不断。即使在帕蒂尔访华前夕，印度部分媒体还在炒作“中国试图在雅鲁藏布江建造水坝”和“中国青年闯入阿鲁纳恰尔邦（藏南地区）”等议题。
其三，经贸合作 VS 安全赤字。一方面，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态势良好。中国是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印度也是中国在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虽然存在“签证风波”、“贸易赤字”、“禁止电信设备进口”等问题，但两国经贸合作大局并未受到干扰。另一方面，两国安全领域信任缺失。两国虽然签署了《中印防务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启动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但并未真正实现安全上的互信，印度在边境争议地区附近更是军事动作频频。
因此，帕蒂尔总统的中国行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背后透露的信息，即：印度政府迫切希望发展对华关系，破解两国关系“二元矛盾”。帕蒂尔总统“北京-洛阳-上海”的行程安排，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种意向。
北京行释放了积极政治信号。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根本保障。帕蒂尔总统出访北京时，拜晤了中国多名国家领导人，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在中印建交60周年之际，中国对帕蒂尔总统的高规格礼遇，实际上是从最高领导人层面释放了积极的政治信号。
洛阳行重温了悠久的文化联系。中印两国是文明古国，更是拥有悠久文明交往史的邻国，洛阳白马寺就是两国文化交流和交融的象征。当前中印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了解并不多，这对于两国来说并不正常。帕蒂尔参观洛阳白马寺，旨在唤醒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的认识，进而推动人文交流。
上海行促进了富有潜力的经贸合作。经贸合作一直被视为中印关系的稳定器与压舱石。由于国情不同，中印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使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帕蒂尔访华前夕，印度政府决定在驻华使馆设立经济处；帕蒂尔率领的访华团包括60 余名企业家，并在上海参加经贸合作论坛。这些都证明了印度渴望挖掘两国的经贸合作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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