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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军红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引发欧洲整体的财政危机，进而发展为欧元危机。对此，欧美社会中“市场批判”、“强化管制”的呼声日盛一日，以至于演变为“结构改革”的“替代手段”。而欧元模式以及欧元区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反而被隐藏和忽视。这不仅无益于欧洲问题的解决，也必将给欧洲金融系统埋下新的风险。
反市场主义金融管制倾向加剧欧洲债务危机
日前“国际交易所联盟”发表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1 日，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世界股市市价总额比4月中旬减少约14%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受到严重影响。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乃至欧洲央行全面应对希腊债务危机，并设立了总额 7500亿欧元的“紧急支援制度”和“欧洲稳定化机制”，欧洲市场日趋稳定，但欧洲的债务结构并未得以根本缓解，欧元危机仅仅是被暂时隐藏。
实际上，从当前世界经济总量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看，区区 300 亿欧元的希腊主权债务本不应该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希腊问题之所以造成仅次于金融海啸的市场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欧元以及欧元区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结构性问题。而在处理希腊债务危机的过程中，欧元区内部的政治矛盾暴露，与危机后欧美迎合大众型的政治思潮结合，酝酿了强烈的反市场主义的金融管制倾向，加剧了欧洲债务危机。
5月 19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疾呼“欧元濒临危机”，明令禁止对欧元区国债和欧元乃至主要银行股进行卖空交易，主张对金融交易实施新的征税制度，进一步强化金融管制。同时，美国国会也围绕金融管制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一时间，银行税、交易管制、破产保证金乃至银行高管薪酬限制等成为金融整治的关键词，致使市场信用急剧萎缩。
受此影响，欧洲银行间市场利率攀升，银行间的相互不信任加强。欧洲银行间市场的主要利率指标、反映金融机构间的美元融资成本的“伦敦银行间交易利率”，21 日一度升至去年7月下旬以来的最高点，呈现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的美元资金紧缺态势。欧洲银行间的互不信任加强，市场风险的警戒心理上升，一旦酿成广泛的市场信用萎缩，必将对欧洲经济构成实质性的打击。
简单粗暴型“交易管制”恐蹈日本不良债权覆辙
尊重市场规律、确保市场交易透明度的金融管制历来都是必要的。而在放松管制、实行自由化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及时实施“ 再管制”，也是金融制度发展史上的一般规律。但眼下欧洲的问题是，各国盲目迎合国内舆论，漠视政策协调，搞简单粗暴型“交易管制”，其结果恐将重蹈日本不良债权覆辙。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崩溃后，日本金融股一泻千里。日本的政治家为了迎合选民、确保自身的政治位置，曾一度主张“强化金融交易管制”，阻碍银行及其系统改革，结果不仅积累了日本银行业的不良债权，也导致日本银行业在日后大规模处理不良债权中丢失了盈利的机会，在全球银行竞争中迟迟难以翻身。
欧洲的潜在不良债权并不轻松。截至去年底，作为欧洲主要国家的法国、德国和英国，对南欧各国的信贷余额分别高达9100亿美元、7000亿美元、4100亿美元，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虽然这些债权并不一定都会演变为不良资产，但在超常规的金融管制和财政紧缩下，南欧各国经济一旦恶化，英法德各国的金融机构难以回避沉重的负担。
欧洲须补经济社会结构改革课
作为地区单一货币，欧元成立的关键条件并不仅仅限于财政收支的优良化，其根本条件是欧元区内物价水平的均等化。这既需要区内人员移动的完全自由化，更需要区内相互投资的充分且均衡化。如此，需要构建的是区内统一、完整的社保制度，实现均等的社会福利。
而自上世纪50年代的欧洲煤钢联营启动，直到欧盟建立，欧元诞生，事实上，欧洲并未建立起区内相互投资促进体系。“经济货币联盟”也被长期误解为“欧洲货币联盟”，以至于使“货币整合”先于“经济社会整合”，最终酿成了“货币与经济社会结构”矛盾。其结果是，区内最强的制造业大国德国获得了独享区内零汇率风险的便利，成为区内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而南欧各国则表现长期贸易赤字化。
由此，简单的加强金融管制、强化财政紧缩，并不能根本解决欧元区相互投资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社会结构差距问题，欧元的结构性弱点也很难得到改善。如此，欧洲必须补上经济社会结构改革这门课，切实推动区内统一的社保制度建设，确保“人力资源”自由移动，形成区内相互投资体系，从根本上纠正内部经济社会结构失衡。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引发欧洲整体的财政危机，进而发展为欧元危机。对此，欧美社会中“市场批判”、“强化管制”的呼声日盛一日，以至于演变为“结构改革”的“替代手段”。而欧元模式以及欧元区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反而被隐藏和忽视。这不仅无益于欧洲问题的解决，也必将给欧洲金融系统埋下新的风险。
反市场主义金融管制倾向加剧欧洲债务危机
日前“国际交易所联盟”发表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1 日，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世界股市市价总额比4月中旬减少约14%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受到严重影响。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乃至欧洲央行全面应对希腊债务危机，并设立了总额 7500亿欧元的“紧急支援制度”和“欧洲稳定化机制”，欧洲市场日趋稳定，但欧洲的债务结构并未得以根本缓解，欧元危机仅仅是被暂时隐藏。
实际上，从当前世界经济总量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看，区区 300 亿欧元的希腊主权债务本不应该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希腊问题之所以造成仅次于金融海啸的市场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欧元以及欧元区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结构性问题。而在处理希腊债务危机的过程中，欧元区内部的政治矛盾暴露，与危机后欧美迎合大众型的政治思潮结合，酝酿了强烈的反市场主义的金融管制倾向，加剧了欧洲债务危机。
5月 19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疾呼“欧元濒临危机”，明令禁止对欧元区国债和欧元乃至主要银行股进行卖空交易，主张对金融交易实施新的征税制度，进一步强化金融管制。同时，美国国会也围绕金融管制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一时间，银行税、交易管制、破产保证金乃至银行高管薪酬限制等成为金融整治的关键词，致使市场信用急剧萎缩。
受此影响，欧洲银行间市场利率攀升，银行间的相互不信任加强。欧洲银行间市场的主要利率指标、反映金融机构间的美元融资成本的“伦敦银行间交易利率”，21 日一度升至去年7月下旬以来的最高点，呈现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的美元资金紧缺态势。欧洲银行间的互不信任加强，市场风险的警戒心理上升，一旦酿成广泛的市场信用萎缩，必将对欧洲经济构成实质性的打击。
简单粗暴型“交易管制”恐蹈日本不良债权覆辙
尊重市场规律、确保市场交易透明度的金融管制历来都是必要的。而在放松管制、实行自由化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及时实施“ 再管制”，也是金融制度发展史上的一般规律。但眼下欧洲的问题是，各国盲目迎合国内舆论，漠视政策协调，搞简单粗暴型“交易管制”，其结果恐将重蹈日本不良债权覆辙。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崩溃后，日本金融股一泻千里。日本的政治家为了迎合选民、确保自身的政治位置，曾一度主张“强化金融交易管制”，阻碍银行及其系统改革，结果不仅积累了日本银行业的不良债权，也导致日本银行业在日后大规模处理不良债权中丢失了盈利的机会，在全球银行竞争中迟迟难以翻身。
欧洲的潜在不良债权并不轻松。截至去年底，作为欧洲主要国家的法国、德国和英国，对南欧各国的信贷余额分别高达9100亿美元、7000亿美元、4100亿美元，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虽然这些债权并不一定都会演变为不良资产，但在超常规的金融管制和财政紧缩下，南欧各国经济一旦恶化，英法德各国的金融机构难以回避沉重的负担。
欧洲须补经济社会结构改革课
作为地区单一货币，欧元成立的关键条件并不仅仅限于财政收支的优良化，其根本条件是欧元区内物价水平的均等化。这既需要区内人员移动的完全自由化，更需要区内相互投资的充分且均衡化。如此，需要构建的是区内统一、完整的社保制度，实现均等的社会福利。
而自上世纪50年代的欧洲煤钢联营启动，直到欧盟建立，欧元诞生，事实上，欧洲并未建立起区内相互投资促进体系。“经济货币联盟”也被长期误解为“欧洲货币联盟”，以至于使“货币整合”先于“经济社会整合”，最终酿成了“货币与经济社会结构”矛盾。其结果是，区内最强的制造业大国德国获得了独享区内零汇率风险的便利，成为区内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而南欧各国则表现长期贸易赤字化。
由此，简单的加强金融管制、强化财政紧缩，并不能根本解决欧元区相互投资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社会结构差距问题，欧元的结构性弱点也很难得到改善。如此，欧洲必须补上经济社会结构改革这门课，切实推动区内统一的社保制度建设，确保“人力资源”自由移动，形成区内相互投资体系，从根本上纠正内部经济社会结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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