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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莫不通于舞

2022-09-13 作者: 于国鹏 来源: 大众日报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9月4日,央视一套推出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第二期。这期节目的内容板块之一,是解读清代画家任伯年的《公孙大娘舞剑图》。主持人撒贝宁介绍,通过专家对这幅传世名作的解读和演绎,能够让大家领略作品诗情画意的艺术魅力,也能体悟不同门类艺术借鉴融合而实现艺术创新的道理。
  任伯年的《公孙大娘舞剑图》轴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任伯年创作这幅画的灵感,来自杜甫的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画中国》第二期选中这幅画来解读,再加之与杜诗有关的特殊背景,十分吻合“诗画合璧”的节目特色。
  公孙大娘应该算是历史上名气最大的一位大娘了。还有哪位被称作大娘的女子,能像她一样名动千载?思来想去,古往今来还真找不出。公孙大娘在唐代就已经声名远播。晚唐郑嵎在《津阳门诗》中说:“公孙剑伎皆神奇”,并自注:“有公孙大娘舞剑,当时号为雄妙。”足以为证。
  不可否认的是,公孙大娘至今还能为人所熟知,她的技艺至今还能让人津津乐道,与杜甫的诗当有极大关系。若无杜甫的名气,若无杜诗的优秀,公孙大娘的事迹恐怕不会流传如此久远,很可能随着人物去世就渐渐湮灭了。因为有了这首杜诗,再加上后来任伯年的这幅名画,公孙大娘的传奇故事肯定还会继续流传下去,她的超群技艺也必然还会继续为后世倾慕和向往。
  与公孙大娘的关系,杜甫在诗中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第一次看公孙大娘跳剑器舞,杜甫还是一个孩童。那个场面让杜甫大受震撼,也给他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首诗的短序里,杜甫写道:“开元五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舞女,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开元五年是公元717年,杜甫生于公元712年,也就是说,杜甫看公孙大娘跳剑器舞时只有6岁。这个年龄的一些美好经历,往往会记一辈子,杜甫就是如此。所以,大历二年,杜甫正流落夔州,到夔州都督府别驾元持家里作客时,看到临颍李十二娘跳剑器舞,感觉非常眼熟,于是试探问她是跟谁学的?李十二娘答,是公孙大娘的学生。杜甫闻听此言十分惊喜,眼前的场景一下子勾起了他的童年记忆。大历二年是公元767年,此时杜甫已经年过半百。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杜甫提笔写下这首诗。
  杜甫在诗中是怎样描写记忆中的公孙大娘的呢?“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同那些武林高手一出手就是飞沙走石、地动山摇,杜甫的诗也自有这种不同凡响的气势。如此开头四句,若非功底深厚者,着实难以写出这种力道来。接下来,杜甫以连续四个“如”作比喻,即所谓“四如句”,描绘自己对公孙大娘舞蹈的印象。由此,他又进一步展开联想,感叹公孙大娘还有一位这么好的学生李十二娘,不仅传承了老师的舞蹈技艺,而且艺术水平堪与老师媲美,让人颇感欣慰。写到这里,杜甫突然来了个转折,以“先帝侍女八千人”开头,开始回忆开元初年的盛世光景,由此自然而然沉浸到吊古伤今的情绪中,叹惋安史之乱带来的混乱与衰落。
  对于杜甫的这首诗,明代王嗣奭曾评价:“此诗见剑器而伤往事,所谓抚事慷慨也。故咏李氏,却思公孙;咏公孙,却思先帝;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
  关于明代王嗣奭的这段评价,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廖仲安教授提出不同观点。他认为,“这一段评语,分析全诗的层次、中心,说得相当中肯。但是,他说‘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并不符合杜甫本来的思想,杜甫是十分重视和热爱艺术的。”
  如前所述,公孙大娘的剑器舞,给杜甫留下的印象是极深刻的,而且是其童年的美好记忆,就这份记忆而言,足以让杜甫“摇动笔端”。王嗣奭之“一舞女耳”的评价,当是并未设身处地去体会杜甫的真情实感。另外,正如廖仲安所言,杜甫是十分重视和热爱艺术的。
  杜甫精通艺术的这个观点并非推测,而是实有充分的证据。杜甫的书法水平很高,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称杜甫“于楷、隶、行、草无不工者”。杜甫对画也很有研究,曾写过很多题画诗。如年轻时曾写过《画鹰》一诗:“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㩳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擿,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按照专家解读,这首诗是“通过对画鹰的描绘,抒发了他那嫉恶如仇的激情和凌云的壮志”,而诗中尤其中间四句,把画鹰描绘得栩栩如生。再如,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杜甫写道:“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通过这句话来说明王宰画技之高超,表现出卓越的艺术眼光。
  因此,杜甫对于公孙大娘剑器舞的描写,之所以能写得如此生动传神,一是有深情寄托于此,一是对艺术有着丰富的见解和独到的感悟。至于他又因此联想到历史的兴衰,把这首诗写出“诗史”的气度来,实属必然——他的思想已达到如此深度,他的写诗功夫已经达到如此高度,不自觉地就会上升到这么高的境界。这是没法掩饰的事,也没必要掩饰。话又说回来,不能因为他思想上和诗歌造诣上达到这么高的境界,就忽视了他身上那些人间烟火味。好像一提到杜甫,就是那种“三吏”“三别”的愤懑,就是“诗史”的高大上,就是一张苦大仇深的苦瓜脸,那确实片面了。
  细细读一读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确实能体会到杜诗的高妙。例如,在短序及诗文中,杜甫并未细细描摹舞姿。短序及诗的正文中,其实只用了“浏漓顿挫”四个字而已。诗人主要还是靠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在对社会生活本质深刻认知的基础上,写成这首沉郁悲壮、意境雄浑的佳作。
  任伯年又以这首诗为依据,再度展开想象和联想,画成《公孙大娘舞剑图》。在央视的节目中,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郁文韬这样介绍:“对于动作,实际上(杜甫)诗里没说多少,描绘具体舞姿就用了‘浏漓顿挫’四个字。任伯年凭想象画成这幅画,今天看起来,依然是非常时尚前卫、非常现代的一个作品。”
  对于《公孙大娘舞剑图》,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如此赏析:“任伯年创作这件作品,不仅仅是想讲一个历史故事,还想充分施展他在线条表现上的天分。从画面上看,满幅飞动,浑然一体:人物舞出了各种剑影,展现了像长袖舞、长绸舞这样的动态,就连后边作为背景的松柏,似也受剑气卷起来的旋风吹动。”这“满幅飞动,浑然一体”八个字,确实是极生动又极准确地概括出任伯年此幅画作的最突出特点。
  杜甫这首诗是好诗,任伯年这幅画是好画,都无可争议,也为大家广泛认可。杜甫这首诗之所以流传极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诗的短序末尾写到的一句话:“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这句话意思是说,大书法家张旭,正是因为观看过公孙大娘的剑器舞,使草书水平大为长进,更添豪荡感激之气。这句话的立足点,当然还是赞美公孙大娘的,但这句话也阐述了一个观点,即不同艺术门类之间能够通过相互借鉴融合而获得创新与发展,获得艺术家、评论家的普遍赞同。直到今天,这段话在艺术家、评论家谈及艺术创作时会经常被引用。这又大大提升了这首诗的流传度与公孙大娘的知名度。
  艺术家和评论家们赞同“张旭看剑舞而提高了书法水平”是有文化渊源的,也是有理论和实践依据的。比如,关于汉字起源的说法之一,是仓颉造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那么,造字时又是如何依类象形的呢?主要还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俗地说,仓颉造字,灵感或者依据就是来自观察和模仿周围万物。既然字是这么创造出来的,那么练习书法时继续从周围万物包括舞蹈艺术中获取灵感和启示,岂不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而且也是一条非常有效的途径?诸多书法家曾就此撰文阐述过自己的心得体会,提出很多极精辟的艺术见解。
  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说:“书画都通于舞。”今天也仍然有很多艺术家、学者继续从不同角度探讨书法与舞蹈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二者如何相通相融。事实上,艺术都是相通的,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要想通过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相互借鉴融合而实现创新,关键还是要考虑清楚借鉴什么和怎样融合。在这方面,“诗圣”杜甫用诗告诉我们一个方法,“草圣”张旭则用草书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9月4日,央视一套推出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第二期。这期节目的内容板块之一,是解读清代画家任伯年的《公孙大娘舞剑图》。主持人撒贝宁介绍,通过专家对这幅传世名作的解读和演绎,能够让大家领略作品诗情画意的艺术魅力,也能体悟不同门类艺术借鉴融合而实现艺术创新的道理。
  任伯年的《公孙大娘舞剑图》轴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任伯年创作这幅画的灵感,来自杜甫的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画中国》第二期选中这幅画来解读,再加之与杜诗有关的特殊背景,十分吻合“诗画合璧”的节目特色。
  公孙大娘应该算是历史上名气最大的一位大娘了。还有哪位被称作大娘的女子,能像她一样名动千载?思来想去,古往今来还真找不出。公孙大娘在唐代就已经声名远播。晚唐郑嵎在《津阳门诗》中说:“公孙剑伎皆神奇”,并自注:“有公孙大娘舞剑,当时号为雄妙。”足以为证。
  不可否认的是,公孙大娘至今还能为人所熟知,她的技艺至今还能让人津津乐道,与杜甫的诗当有极大关系。若无杜甫的名气,若无杜诗的优秀,公孙大娘的事迹恐怕不会流传如此久远,很可能随着人物去世就渐渐湮灭了。因为有了这首杜诗,再加上后来任伯年的这幅名画,公孙大娘的传奇故事肯定还会继续流传下去,她的超群技艺也必然还会继续为后世倾慕和向往。
  与公孙大娘的关系,杜甫在诗中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第一次看公孙大娘跳剑器舞,杜甫还是一个孩童。那个场面让杜甫大受震撼,也给他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首诗的短序里,杜甫写道:“开元五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舞女,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开元五年是公元717年,杜甫生于公元712年,也就是说,杜甫看公孙大娘跳剑器舞时只有6岁。这个年龄的一些美好经历,往往会记一辈子,杜甫就是如此。所以,大历二年,杜甫正流落夔州,到夔州都督府别驾元持家里作客时,看到临颍李十二娘跳剑器舞,感觉非常眼熟,于是试探问她是跟谁学的?李十二娘答,是公孙大娘的学生。杜甫闻听此言十分惊喜,眼前的场景一下子勾起了他的童年记忆。大历二年是公元767年,此时杜甫已经年过半百。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杜甫提笔写下这首诗。
  杜甫在诗中是怎样描写记忆中的公孙大娘的呢?“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同那些武林高手一出手就是飞沙走石、地动山摇,杜甫的诗也自有这种不同凡响的气势。如此开头四句,若非功底深厚者,着实难以写出这种力道来。接下来,杜甫以连续四个“如”作比喻,即所谓“四如句”,描绘自己对公孙大娘舞蹈的印象。由此,他又进一步展开联想,感叹公孙大娘还有一位这么好的学生李十二娘,不仅传承了老师的舞蹈技艺,而且艺术水平堪与老师媲美,让人颇感欣慰。写到这里,杜甫突然来了个转折,以“先帝侍女八千人”开头,开始回忆开元初年的盛世光景,由此自然而然沉浸到吊古伤今的情绪中,叹惋安史之乱带来的混乱与衰落。
  对于杜甫的这首诗,明代王嗣奭曾评价:“此诗见剑器而伤往事,所谓抚事慷慨也。故咏李氏,却思公孙;咏公孙,却思先帝;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
  关于明代王嗣奭的这段评价,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廖仲安教授提出不同观点。他认为,“这一段评语,分析全诗的层次、中心,说得相当中肯。但是,他说‘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并不符合杜甫本来的思想,杜甫是十分重视和热爱艺术的。”
  如前所述,公孙大娘的剑器舞,给杜甫留下的印象是极深刻的,而且是其童年的美好记忆,就这份记忆而言,足以让杜甫“摇动笔端”。王嗣奭之“一舞女耳”的评价,当是并未设身处地去体会杜甫的真情实感。另外,正如廖仲安所言,杜甫是十分重视和热爱艺术的。
  杜甫精通艺术的这个观点并非推测,而是实有充分的证据。杜甫的书法水平很高,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称杜甫“于楷、隶、行、草无不工者”。杜甫对画也很有研究,曾写过很多题画诗。如年轻时曾写过《画鹰》一诗:“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㩳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擿,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按照专家解读,这首诗是“通过对画鹰的描绘,抒发了他那嫉恶如仇的激情和凌云的壮志”,而诗中尤其中间四句,把画鹰描绘得栩栩如生。再如,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杜甫写道:“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通过这句话来说明王宰画技之高超,表现出卓越的艺术眼光。
  因此,杜甫对于公孙大娘剑器舞的描写,之所以能写得如此生动传神,一是有深情寄托于此,一是对艺术有着丰富的见解和独到的感悟。至于他又因此联想到历史的兴衰,把这首诗写出“诗史”的气度来,实属必然——他的思想已达到如此深度,他的写诗功夫已经达到如此高度,不自觉地就会上升到这么高的境界。这是没法掩饰的事,也没必要掩饰。话又说回来,不能因为他思想上和诗歌造诣上达到这么高的境界,就忽视了他身上那些人间烟火味。好像一提到杜甫,就是那种“三吏”“三别”的愤懑,就是“诗史”的高大上,就是一张苦大仇深的苦瓜脸,那确实片面了。
  细细读一读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确实能体会到杜诗的高妙。例如,在短序及诗文中,杜甫并未细细描摹舞姿。短序及诗的正文中,其实只用了“浏漓顿挫”四个字而已。诗人主要还是靠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在对社会生活本质深刻认知的基础上,写成这首沉郁悲壮、意境雄浑的佳作。
  任伯年又以这首诗为依据,再度展开想象和联想,画成《公孙大娘舞剑图》。在央视的节目中,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郁文韬这样介绍:“对于动作,实际上(杜甫)诗里没说多少,描绘具体舞姿就用了‘浏漓顿挫’四个字。任伯年凭想象画成这幅画,今天看起来,依然是非常时尚前卫、非常现代的一个作品。”
  对于《公孙大娘舞剑图》,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如此赏析:“任伯年创作这件作品,不仅仅是想讲一个历史故事,还想充分施展他在线条表现上的天分。从画面上看,满幅飞动,浑然一体:人物舞出了各种剑影,展现了像长袖舞、长绸舞这样的动态,就连后边作为背景的松柏,似也受剑气卷起来的旋风吹动。”这“满幅飞动,浑然一体”八个字,确实是极生动又极准确地概括出任伯年此幅画作的最突出特点。
  杜甫这首诗是好诗,任伯年这幅画是好画,都无可争议,也为大家广泛认可。杜甫这首诗之所以流传极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诗的短序末尾写到的一句话:“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这句话意思是说,大书法家张旭,正是因为观看过公孙大娘的剑器舞,使草书水平大为长进,更添豪荡感激之气。这句话的立足点,当然还是赞美公孙大娘的,但这句话也阐述了一个观点,即不同艺术门类之间能够通过相互借鉴融合而获得创新与发展,获得艺术家、评论家的普遍赞同。直到今天,这段话在艺术家、评论家谈及艺术创作时会经常被引用。这又大大提升了这首诗的流传度与公孙大娘的知名度。
  艺术家和评论家们赞同“张旭看剑舞而提高了书法水平”是有文化渊源的,也是有理论和实践依据的。比如,关于汉字起源的说法之一,是仓颉造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那么,造字时又是如何依类象形的呢?主要还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俗地说,仓颉造字,灵感或者依据就是来自观察和模仿周围万物。既然字是这么创造出来的,那么练习书法时继续从周围万物包括舞蹈艺术中获取灵感和启示,岂不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而且也是一条非常有效的途径?诸多书法家曾就此撰文阐述过自己的心得体会,提出很多极精辟的艺术见解。
  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说:“书画都通于舞。”今天也仍然有很多艺术家、学者继续从不同角度探讨书法与舞蹈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二者如何相通相融。事实上,艺术都是相通的,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要想通过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相互借鉴融合而实现创新,关键还是要考虑清楚借鉴什么和怎样融合。在这方面,“诗圣”杜甫用诗告诉我们一个方法,“草圣”张旭则用草书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