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决政治”加速美国撕裂
其根源正是美国社会已处于严重内耗和高度对立的撕裂状态
2022-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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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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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了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住所海湖庄园。8月12日，管辖联邦调查局的美国司法部宣布调查特朗普涉嫌的三项联邦罪名，包括违反《反间谍法》、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非法处理政府文件。
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针对前总统住所的搜查事件，并且具有明显的治罪倾向，因此迅速在美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
“否决政治”“身份政治”
向美社会各层面扩散
特朗普的支持者及其所属的共和党将此视为民主党政府意图阻击特朗普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而进行的政治迫害，是“联邦调查局的无耻武器化”；特朗普的反对者和民主党人则认为这是对一个涉嫌犯下联邦重罪的重要不法分子的正当查处，来得及时且必要，所有反对查处的人都是“对法治缺乏尊重”。
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已有不少人宣称要暴力反对搜查事件，“把子弹上膛”“打2.0版本的内战”，更有人已经付诸行动，枪战、武装围堵、死亡威胁等事件已见诸报端。
一项关于前总统是否犯罪的调查行动，完全脱离了法律问题的本来面目，直接演变成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这折射出近年来美国党争加剧、“权力制衡”沦为政治体制的某一部分极力阻挠其他部分的“否决政治”、“身份政治”向社会各层面扩散、种族仇恨甚嚣尘上、贫富鸿沟持续扩大的困境。
美国政治极化的集中表现
作为一向自诩为“制度完善、治理成熟”的老牌三权分立国家，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乱象？
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政治极化现象愈演愈烈，导致政治在美国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蜕变为党派恶斗的手段。
政治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良性的政治环境中，政治活动的目的应当是为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创造共存、共商、共治、共享的空间。然而，从此次搜查海湖庄园事件来看，明显是美国两党在取得政治共识之前就掀起了恶性党派斗争，压缩了积极政治空间。
连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频频过招：
在司法层面，美国联邦法院发布的信息显示特朗普此次涉嫌的都是刑事犯罪罪名，包括违反《反间谍法》、妨碍司法公正、非法处理政府文件；特朗普则否认行为不当，反斥司法部“玩弄政治”、民主党实施“政治迫害”。
在政府层面，白宫自称事先对搜查行动不知情；特朗普则暗指民主党籍总统拜登藏在幕后。
在两党层面，共和党阵营抨击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出于“政治动机”实施搜查；民主党阵营则批评特朗普煽动支持者情绪，导致执法部门受到暴力威胁。
在舆论层面，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声，直接把联邦调查局拿走其护照等物品的行为定义为“偷窃”；民主党人则表示，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美国司法部有权且有必要调查特朗普处理机密文件的不当行为。
这种以恶性政治活动为本质、党派斗争为形式的行动，导致搜查问题的法律本质被忽视，进而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它不仅进一步破坏了中期选举前美国本已脆弱的政治生态，迫使两党及各自支持者陷入新一轮恶斗，而且还导致问题更加复杂，最终将损害美国社会和民众的利益。
这种宁可损害社会和民众利益也要延续党派政治斗争的极端现象，就是美国政治极化的集中表现，其根源正是美国社会已经处于严重内耗和高度对立的撕裂状态。
美国社会为什么会撕裂成今天这样？主要原因是美国政治制度本身的劣根性，导致的后果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贫富差距持续加大，第二是种族矛盾持续加深，第三是党派恶斗持续加剧。
美国的一半人口
只拥有2.65%的财富
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的固有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缓和，但无法消除。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美国产业结构大规模空心化、虚拟化、金融化，其国内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国家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现象再次出现并加速演进。
美联储的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美富裕程度前10%的人口占有国家财富总量的69.69%，其中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财富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32.19%，剩下的9%占有财富的比例达到37.50%；中间的40%人口拥有的财富占比为27.65%；后50%即美国的一半人口，只拥有2.65%的财富。
换句话说，美国约330万人的顶级富豪阶层所拥有的财富，是中下层民众1.66亿人总财富的12倍以上。
与富者富可敌国相对应的，是贫者生活举步维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2020年美国的贫困人口约为3720万人，总体贫困率为11.4%，全国有约六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当中。
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这个问题目前看来是无解的，因为它是一个数十年来形成的历史问题。
“冷战”期间，受罗斯福新政影响和出于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战略需要，美国政客们一度高喊机会平等、经济平等的口号。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盛行和“冷战”的结束，平等的口号逐渐淹没在私有化、市场化的浪潮之中。在此期间，美国政客们从本党代表的集团利益出发，主动丢弃了各种重要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工具，如放弃强征累进税、削弱工会力量、放松金融管制等，这些做法压制了中产阶层的壮大，最终导致各阶层之间出现无法跨越的贫富鸿沟。
此外，随着特朗普挟汹涌的白人至上主义思潮上台，美国的种族矛盾再次激化。针对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裔的歧视虽没有公开，但稳定隐含在美国社会制度和规范之中。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猛烈冲击，这种“隐蔽性种族主义”有了公开化、扩大化的趋势。政治极化的助推下，不同族群很可能还要爆发更激烈的冲撞。
政党功能选举化
进入21世纪后，由于美国内部国情和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两党在集团利益、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均出现深刻分歧，其中债务、税收、医疗、族群、毒品、移民、外交等方面的对抗已趋于白热化。
由此造成的恶果，就是政党功能选举化、极端议题频出、否决政治兴起、司法体系受侵蚀、社会对抗加剧、民众信心流失等等。
这个问题还是无解，因为美国党争的根源在于宪法未对政党进行规范，而现实中三权分立的体系又与政党密不可分，这就为政党争夺三权进而演变为党争留下了隐患。
与此同时，由于现代社会对资源调度能力、快速响应能力等要求不断提升，使得各国行政权普遍超越立法权成为政权核心。而美国实行的总统单一领导制，一方面使得行政权无法像内阁制一样实现职位分割与党派平衡，另一方面又需要立法权的协助，因此从实践上决定了两党要对核心权力拼死角力，力争成为唯一赢家。
可以预见，美国政治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将使党派恶斗的局面持续下去。
（据新华社电 作者：王杰锋）
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针对前总统住所的搜查事件，并且具有明显的治罪倾向，因此迅速在美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
“否决政治”“身份政治”
向美社会各层面扩散
特朗普的支持者及其所属的共和党将此视为民主党政府意图阻击特朗普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而进行的政治迫害，是“联邦调查局的无耻武器化”；特朗普的反对者和民主党人则认为这是对一个涉嫌犯下联邦重罪的重要不法分子的正当查处，来得及时且必要，所有反对查处的人都是“对法治缺乏尊重”。
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已有不少人宣称要暴力反对搜查事件，“把子弹上膛”“打2.0版本的内战”，更有人已经付诸行动，枪战、武装围堵、死亡威胁等事件已见诸报端。
一项关于前总统是否犯罪的调查行动，完全脱离了法律问题的本来面目，直接演变成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这折射出近年来美国党争加剧、“权力制衡”沦为政治体制的某一部分极力阻挠其他部分的“否决政治”、“身份政治”向社会各层面扩散、种族仇恨甚嚣尘上、贫富鸿沟持续扩大的困境。
美国政治极化的集中表现
作为一向自诩为“制度完善、治理成熟”的老牌三权分立国家，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乱象？
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政治极化现象愈演愈烈，导致政治在美国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蜕变为党派恶斗的手段。
政治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良性的政治环境中，政治活动的目的应当是为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创造共存、共商、共治、共享的空间。然而，从此次搜查海湖庄园事件来看，明显是美国两党在取得政治共识之前就掀起了恶性党派斗争，压缩了积极政治空间。
连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频频过招：
在司法层面，美国联邦法院发布的信息显示特朗普此次涉嫌的都是刑事犯罪罪名，包括违反《反间谍法》、妨碍司法公正、非法处理政府文件；特朗普则否认行为不当，反斥司法部“玩弄政治”、民主党实施“政治迫害”。
在政府层面，白宫自称事先对搜查行动不知情；特朗普则暗指民主党籍总统拜登藏在幕后。
在两党层面，共和党阵营抨击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出于“政治动机”实施搜查；民主党阵营则批评特朗普煽动支持者情绪，导致执法部门受到暴力威胁。
在舆论层面，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声，直接把联邦调查局拿走其护照等物品的行为定义为“偷窃”；民主党人则表示，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美国司法部有权且有必要调查特朗普处理机密文件的不当行为。
这种以恶性政治活动为本质、党派斗争为形式的行动，导致搜查问题的法律本质被忽视，进而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它不仅进一步破坏了中期选举前美国本已脆弱的政治生态，迫使两党及各自支持者陷入新一轮恶斗，而且还导致问题更加复杂，最终将损害美国社会和民众的利益。
这种宁可损害社会和民众利益也要延续党派政治斗争的极端现象，就是美国政治极化的集中表现，其根源正是美国社会已经处于严重内耗和高度对立的撕裂状态。
美国社会为什么会撕裂成今天这样？主要原因是美国政治制度本身的劣根性，导致的后果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贫富差距持续加大，第二是种族矛盾持续加深，第三是党派恶斗持续加剧。
美国的一半人口
只拥有2.65%的财富
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的固有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缓和，但无法消除。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美国产业结构大规模空心化、虚拟化、金融化，其国内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国家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现象再次出现并加速演进。
美联储的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美富裕程度前10%的人口占有国家财富总量的69.69%，其中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财富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32.19%，剩下的9%占有财富的比例达到37.50%；中间的40%人口拥有的财富占比为27.65%；后50%即美国的一半人口，只拥有2.65%的财富。
换句话说，美国约330万人的顶级富豪阶层所拥有的财富，是中下层民众1.66亿人总财富的12倍以上。
与富者富可敌国相对应的，是贫者生活举步维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2020年美国的贫困人口约为3720万人，总体贫困率为11.4%，全国有约六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当中。
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这个问题目前看来是无解的，因为它是一个数十年来形成的历史问题。
“冷战”期间，受罗斯福新政影响和出于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战略需要，美国政客们一度高喊机会平等、经济平等的口号。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盛行和“冷战”的结束，平等的口号逐渐淹没在私有化、市场化的浪潮之中。在此期间，美国政客们从本党代表的集团利益出发，主动丢弃了各种重要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工具，如放弃强征累进税、削弱工会力量、放松金融管制等，这些做法压制了中产阶层的壮大，最终导致各阶层之间出现无法跨越的贫富鸿沟。
此外，随着特朗普挟汹涌的白人至上主义思潮上台，美国的种族矛盾再次激化。针对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裔的歧视虽没有公开，但稳定隐含在美国社会制度和规范之中。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猛烈冲击，这种“隐蔽性种族主义”有了公开化、扩大化的趋势。政治极化的助推下，不同族群很可能还要爆发更激烈的冲撞。
政党功能选举化
进入21世纪后，由于美国内部国情和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两党在集团利益、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均出现深刻分歧，其中债务、税收、医疗、族群、毒品、移民、外交等方面的对抗已趋于白热化。
由此造成的恶果，就是政党功能选举化、极端议题频出、否决政治兴起、司法体系受侵蚀、社会对抗加剧、民众信心流失等等。
这个问题还是无解，因为美国党争的根源在于宪法未对政党进行规范，而现实中三权分立的体系又与政党密不可分，这就为政党争夺三权进而演变为党争留下了隐患。
与此同时，由于现代社会对资源调度能力、快速响应能力等要求不断提升，使得各国行政权普遍超越立法权成为政权核心。而美国实行的总统单一领导制，一方面使得行政权无法像内阁制一样实现职位分割与党派平衡，另一方面又需要立法权的协助，因此从实践上决定了两党要对核心权力拼死角力，力争成为唯一赢家。
可以预见，美国政治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将使党派恶斗的局面持续下去。
（据新华社电 作者：王杰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