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振鑫
民间性，是一个广阔地域内生活人群的社会劳动实践方式、内容及风俗人情、价值认同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劳动者的愿望、要求和理想，体现了他们的情感与思想活动。
“说唱艺术（曲艺）的源头‘生于民间’”，有人们劳动之余自娱自乐的创造，也有出于实用功利目的传经、布道、祭祀、化缘、庆祝等社会实践活动逐渐演变的间接贡献。在长期演进中，曲种的产生、作品的创作与改造、表现形式与表现手段的丰富创新、传承、传播、行业管理等都是民间自发力量在起关键作用，从业者为适应环境、赢得观众的自发改良行为也为曲艺贴上了“民间性”的标签。及至现代，曲艺职业队伍已具相当规模，亦有专门的行业管理机构，曲艺作品、表演常常参与官方活动，曲艺显然已非原属的民间艺术定位。但是，之于曲艺“根”和“魂”作用的民间性，已由外在的民间显像演进为激荡曲艺生命的内在艺术基因。在曲艺舞台化的迈进中，现代曲艺必须重视曲艺民间性“根”与“魂”的作用，这是保持曲艺独特艺术魅力并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曲艺民间性以观众为中心的诸多显像，在强调创作主体作用者那里很容易被误解为对观众的迎合，是缺乏艺术层次的低级创造。这种认识显然是照搬了西方艺术理论中艺术是“自我意识的表现”，是“生命本体的冲动”之观点。西方的艺术思想源自他们射线式宇宙观所决定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写实思维、再现艺术的思想。尽管我国南北朝时期也有文艺评论家把情、志归结为作家、艺术家个人的心灵和欲念的表现，从根本上否认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宋代的妙语说、明代的性灵说也是把主观精神的表现抒发当做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但从我国文艺思想整体分析，发挥主导作用的还是中华传统“回旋”宇宙观之哲学思维。由于中西哲学思维差异造就艺术产物的不同，浸淫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而孕育、发展的曲艺，并不一定可以用西方思想作为剖析、理解的思维标准。
曲艺受“回旋”宇宙观的哲学思想影响，是在从演员到观众、又从观众到演员的“回旋”空间里完成艺术传达，更加强调观众参与感在这个思维体系的重要性。那些只强调艺术家个人意识的迸发而忽视甚至贬低观众参与的做法，显然值得商榷。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近现代的西方人也开始注重受众参与对艺术价值实现的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德国人姚斯与伊赛尔的接受美学确立了受众的中心地位，认为作品的实际意义在于作品本身及受众的赋予。接受美学显然是对西方哲学思维的一种颠覆，“从古典学者、中世纪学者到现代专家，每一种方法论，每一个文学领域，无不响应了接受理论提出的挑战”，其产生20多年后即风靡全世界也说明强调受众参与作用的科学性。而观众参与之于曲艺，是根植中华民族文化沃土的宝贵遗产，亦符合曲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生态思维以及当今“服务观众”的理念。
基于上述，曲艺民间性的现代价值集中体现在促使现代曲艺对观众的适应，保持与观众平视的实现。一是促使现代曲艺在向文人化迈进中保持原生态曲艺的鲜活，避免脱离观众的矫枉过正现象；二是维护现代曲艺的大众艺术地位，突出时代性、地域性，争取观众数量的最大多数；三是基于曲艺民间性的开放性，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促进曲艺以适应观众为中心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四是平衡现代曲艺的雅与俗，杜绝曲艺高高在上的雅不可及，防止曲艺滑入俗不可耐的深渊。下面就曲艺民间性平衡现代曲艺雅与俗的砝码作用进行详细论述。
历史上，清音子弟书的衰落，在于严重的文人化倾向使其脱离了民间性的怀抱步入了雅不可及的极端，与人民的审美习惯、审美需求、审美节奏发生了矛盾。内容上多有夸张之词，音乐过分讲究，较之当年“鞭敲金蹬响，齐唱凯歌还”的马上曲已有质的变化，和者甚寡，乃至清末就失传了。现代曲艺小剧场的兴起在回归曲艺舞台传播主体的同时，复活了早期艺人逐利为本的心态，出现了某些艺人不择手段“娱乐”的“三俗”表演。这种早被时代抛弃又吃“回头草”的举动迎合了当下一部分人的颓废、庸俗心理，走向了俗不可耐的极端而被观众诟病。现代社会经济利益至上的背景，确实影响着曲艺从业者的价值观，他们也有着依靠自己的艺术过上富裕生活的愿望。这原本是曲艺从业者业务创新发展的原动力，却被某些从业者经济利益至上的投机思想上位，用庸俗、媚俗、低俗表演去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实则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放出了伤害观众心灵的恶魔，遭到了人们的唾弃与不屑当为必然，如此对观众过度索取行为最终伤害的还是曲艺本身。
不管是雅不可及还是俗不可耐，都是无视信息受众而没有体现曲艺民间性所致。曲艺的雅俗共赏是民间性之大众性特点的体现，是追求观众最大多数的必然，走向雅与俗的任何一个极端都会失去曲艺民间性的根本特点，致使曲艺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重视受众的审美感受，用民间性作为平衡雅与俗的砝码，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点”，是解决雅与俗失衡的关键，之于当今曲艺作品有获奖没影响的现实意义尤其显著。而体现曲艺民间性的接地气、亲人民、雅俗共赏，去赢取大多数观众的喜爱，也是现代曲艺必须坚持的发展方向。
综合上述，曲艺民间性的生成源于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情感需求、思想活动的触发，表现形式、表演内容、表现手法的持续改进与丰富源于信息传递易于受众接受，是曲艺民间性生成的根本，接地气、亲人民的平视是其重要表现。随着时代背景的变换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曲艺民间性出现了唯美化、纯粹化、丰富化的文人化演进趋势。曲艺民间性的平视性、大众性、开放性、时代性、地域性特点的显现，仍然是现代曲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可以预见，曲艺民间性不管如何演进，都是曲艺最最重要的艺术基因。这正如一个人的身份、国籍无论如何变化，本人及后代的民族基因都将永远得到传承一样，曲艺民间性也不会在演进中受时间、地域的改变而流失。
(作者系聊城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副教授、中国曲协理论委员会委员)
民间性，是一个广阔地域内生活人群的社会劳动实践方式、内容及风俗人情、价值认同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劳动者的愿望、要求和理想，体现了他们的情感与思想活动。
“说唱艺术（曲艺）的源头‘生于民间’”，有人们劳动之余自娱自乐的创造，也有出于实用功利目的传经、布道、祭祀、化缘、庆祝等社会实践活动逐渐演变的间接贡献。在长期演进中，曲种的产生、作品的创作与改造、表现形式与表现手段的丰富创新、传承、传播、行业管理等都是民间自发力量在起关键作用，从业者为适应环境、赢得观众的自发改良行为也为曲艺贴上了“民间性”的标签。及至现代，曲艺职业队伍已具相当规模，亦有专门的行业管理机构，曲艺作品、表演常常参与官方活动，曲艺显然已非原属的民间艺术定位。但是，之于曲艺“根”和“魂”作用的民间性，已由外在的民间显像演进为激荡曲艺生命的内在艺术基因。在曲艺舞台化的迈进中，现代曲艺必须重视曲艺民间性“根”与“魂”的作用，这是保持曲艺独特艺术魅力并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曲艺民间性以观众为中心的诸多显像，在强调创作主体作用者那里很容易被误解为对观众的迎合，是缺乏艺术层次的低级创造。这种认识显然是照搬了西方艺术理论中艺术是“自我意识的表现”，是“生命本体的冲动”之观点。西方的艺术思想源自他们射线式宇宙观所决定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写实思维、再现艺术的思想。尽管我国南北朝时期也有文艺评论家把情、志归结为作家、艺术家个人的心灵和欲念的表现，从根本上否认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宋代的妙语说、明代的性灵说也是把主观精神的表现抒发当做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但从我国文艺思想整体分析，发挥主导作用的还是中华传统“回旋”宇宙观之哲学思维。由于中西哲学思维差异造就艺术产物的不同，浸淫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而孕育、发展的曲艺，并不一定可以用西方思想作为剖析、理解的思维标准。
曲艺受“回旋”宇宙观的哲学思想影响，是在从演员到观众、又从观众到演员的“回旋”空间里完成艺术传达，更加强调观众参与感在这个思维体系的重要性。那些只强调艺术家个人意识的迸发而忽视甚至贬低观众参与的做法，显然值得商榷。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近现代的西方人也开始注重受众参与对艺术价值实现的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德国人姚斯与伊赛尔的接受美学确立了受众的中心地位，认为作品的实际意义在于作品本身及受众的赋予。接受美学显然是对西方哲学思维的一种颠覆，“从古典学者、中世纪学者到现代专家，每一种方法论，每一个文学领域，无不响应了接受理论提出的挑战”，其产生20多年后即风靡全世界也说明强调受众参与作用的科学性。而观众参与之于曲艺，是根植中华民族文化沃土的宝贵遗产，亦符合曲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生态思维以及当今“服务观众”的理念。
基于上述，曲艺民间性的现代价值集中体现在促使现代曲艺对观众的适应，保持与观众平视的实现。一是促使现代曲艺在向文人化迈进中保持原生态曲艺的鲜活，避免脱离观众的矫枉过正现象；二是维护现代曲艺的大众艺术地位，突出时代性、地域性，争取观众数量的最大多数；三是基于曲艺民间性的开放性，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促进曲艺以适应观众为中心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四是平衡现代曲艺的雅与俗，杜绝曲艺高高在上的雅不可及，防止曲艺滑入俗不可耐的深渊。下面就曲艺民间性平衡现代曲艺雅与俗的砝码作用进行详细论述。
历史上，清音子弟书的衰落，在于严重的文人化倾向使其脱离了民间性的怀抱步入了雅不可及的极端，与人民的审美习惯、审美需求、审美节奏发生了矛盾。内容上多有夸张之词，音乐过分讲究，较之当年“鞭敲金蹬响，齐唱凯歌还”的马上曲已有质的变化，和者甚寡，乃至清末就失传了。现代曲艺小剧场的兴起在回归曲艺舞台传播主体的同时，复活了早期艺人逐利为本的心态，出现了某些艺人不择手段“娱乐”的“三俗”表演。这种早被时代抛弃又吃“回头草”的举动迎合了当下一部分人的颓废、庸俗心理，走向了俗不可耐的极端而被观众诟病。现代社会经济利益至上的背景，确实影响着曲艺从业者的价值观，他们也有着依靠自己的艺术过上富裕生活的愿望。这原本是曲艺从业者业务创新发展的原动力，却被某些从业者经济利益至上的投机思想上位，用庸俗、媚俗、低俗表演去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实则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放出了伤害观众心灵的恶魔，遭到了人们的唾弃与不屑当为必然，如此对观众过度索取行为最终伤害的还是曲艺本身。
不管是雅不可及还是俗不可耐，都是无视信息受众而没有体现曲艺民间性所致。曲艺的雅俗共赏是民间性之大众性特点的体现，是追求观众最大多数的必然，走向雅与俗的任何一个极端都会失去曲艺民间性的根本特点，致使曲艺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重视受众的审美感受，用民间性作为平衡雅与俗的砝码，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点”，是解决雅与俗失衡的关键，之于当今曲艺作品有获奖没影响的现实意义尤其显著。而体现曲艺民间性的接地气、亲人民、雅俗共赏，去赢取大多数观众的喜爱，也是现代曲艺必须坚持的发展方向。
综合上述，曲艺民间性的生成源于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情感需求、思想活动的触发，表现形式、表演内容、表现手法的持续改进与丰富源于信息传递易于受众接受，是曲艺民间性生成的根本，接地气、亲人民的平视是其重要表现。随着时代背景的变换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曲艺民间性出现了唯美化、纯粹化、丰富化的文人化演进趋势。曲艺民间性的平视性、大众性、开放性、时代性、地域性特点的显现，仍然是现代曲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可以预见，曲艺民间性不管如何演进，都是曲艺最最重要的艺术基因。这正如一个人的身份、国籍无论如何变化，本人及后代的民族基因都将永远得到传承一样，曲艺民间性也不会在演进中受时间、地域的改变而流失。
(作者系聊城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副教授、中国曲协理论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