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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齐静
近日，由国家文物局和央视共同策划实施的系列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落下帷幕。自6月13日开播以来，第三季节目延续了前两季的好口碑，在豆瓣上保持着9.5分的超高评价。“《如果国宝会说话》等纪录片能持续走红，既离不开制作者的大胆创新、匠心独运，也离不开我们这个以‘记录’为潮流的时代背景。可以说，纪录片再次走进公众视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胡凡刚说。
“我手拍我心”
时下，你可能经常会见到这样一种场景：无论是在餐厅或商场，总有人拿手机对着各类产品左拍右拍，口中念念有词。对此，千万不要大惊小怪，因为这已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他们会将拍摄内容进行剪辑，然后上传到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展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这种视频也被称为视频博客（英文简写Vlog）。
视频博客起源于国外视频平台网站YouTube。2012年，YouTube美妆博主詹姆因为不愿重复回答网友提问，录制了一条碎碎念式的问答视频，没想到意外火了，自此视频博客开始在社交网络蔓延。许多年轻人开始拿起手机拍下生活，并上传到社交平台，以此表达自我。由于视频博客多以第一人称为视角，其某些方面的特点与“第一人称纪录片”的特点不谋而合，所以大家也将它认定为一种“新的纪录片形式”。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展现真实来引发人们思考。在智能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人们对于纪录片有种天然的陌生感，认为它要由专业人士就某一主题进行采录，并要通过复杂加工才能呈现。而现在，大家只要拿着手机就能记录日常生活，这让纪录片这一艺术形式被越来越多人所理解与接受。”胡凡刚说，公众对视频博客等纪实类视频的熟悉及喜爱，助推了我国各类型纪录片的快速发展。
因为坚持制作并上传送外卖时拍摄的视频，一位名叫吴君的外卖小哥在哔哩哔哩（B站）拥有17.5万粉丝。“在Vlog里，吴君会将送外卖时遇到的趣事记录下来，也会向大家展示其他外卖小哥的生活状态，我觉得这是我认识外卖小哥的最好渠道之一。”青岛大学文学院大三学生赵森说。赵森将吴君拍摄的视频视为一种“生活纪录片”，而每次看完吴君的视频，他还会搜索观看其他有关外卖行业的“专业纪录片”，“两者视角不一样，算是一种补充。”
除了“我手拍我心”的日渐流行，纪实类视频的“简短”特点，也是颇受大众追捧的原因之一。《2019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29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6.48亿，网民使用率为78.2%，同比上升了4.1个百分点，成为仅次于即时通讯的第二大应用类型。相较于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纪录片可长可短，形式灵活，使其可以在短视频流行的当下“异军突起”。
“无论何种艺术形式，流行起来的首要前提是大众的充分认知，而后才是认可与认同。近年来，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到《人间世》再到《人生一串》，一系列纪录片的火爆背后是大众关注视角的转变，大家开始愿意关注发生在身边的、具有纪实性的视频作品，而不仅是虚构类的影视作品。”胡凡刚告诉记者，如今，纪录片的定义正在不断被刷新，除视频博客外，广告纪录片、微纪录片等新形式“纪录片”同样层出不穷。纪录片的内容也从历史、科学、军事等传统范围，走进美食、旅游、宠物、科普等新领域。
“网感”带来更多可能
2016年1月，一部名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在央视播出。当时反响平平，但一个月后，这部纪录片却意外在网络走红。在B站上，《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点击量接近200万，弹幕数超过6万条，一度成为热点话题。同年12月，这部电视纪录片被翻拍成纪录电影，在院线上映。“对于纪录片，2016年更像是一个里程碑。从《舌尖上的中国》到《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的发展趋势又有了一种新的变化——大家意识到互联网上不仅存在潜力巨大的受众，也存在着种类更多的玩法，许多新式的、更具网感的纪录片开始横空出世。”曾参加多部纪录片拍摄的独立制片人林子轩说。
林子轩告诉记者，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年轻人对纪录片的“再发现”，这种艺术形式不再仅限于小众人群。一组数据也印证了林子轩的看法。《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20》显示，我国纪录片产业规模从2009年的5亿元起步，逐步进入高速发展期，十多年间增长了12倍。其中，2019年中国纪录片生产总投入为50.36亿元，年生产总值约66.6亿元，均比上一年有所增长。
“面对纪录片的广阔市场，从2017年开始，各大网络视频平台开始针对各自纪录片频道的用户情况进行调整，大力引进国外优质纪录片。但同时，这也造成他们在独家版权上抢夺激烈，造成了巨大的版权压力。”林子轩说，引进国外纪录片动辄就要几千万元，而视频平台仅靠广告无法盈利，这使得其纪录片频道的运营成本高，盈利困难。在这种背景下，网络视频平台开始尝试自制纪录片，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同质化竞争，以差异化赢得更多用户，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版权出售、反向输出电视等渠道获得更多利润空间。
2017年末，B站首次宣布推出纪录片的“寻找计划”，为纪录片人提供资金扶持、平台运营、商业开发等全方位的帮助，在纪录片领域从单一的播出平台变成了联合出品方和版权购买者。2018年，腾讯视频提出了全新的“泛纪录片”思路，与国内外顶级制作团队合作，在推动传统纪录片品类焕发新意同时，打开更年轻鲜活的“生活方式”与“潮流文化”新品类。面向更年轻的网络视频用户，由网络视频平台生产并发布，纪录片由此迎来一次新生。
“如果说过去的纪录片更像专题片的话，那么时下流行的互联网纪录片更接地气，与大众生活、兴趣点更为接近。”纪录片爱好者黄岩曾参与了《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电影众筹，他认为“时长变短、电影式画面、‘网红产品’植入等，是互联网纪录片带给传统纪录片的新思路。”面对中草药这个古老的话题，纪录片《本草中华》团队把颇受年轻人喜欢的网红产品“崂山百花蛇草水”纳入其中，还引用了很多武侠小说中的草药。“这种年轻化、流行化的视角，让纪录片拍摄呈现出难得的‘时尚’与‘网感’。”黄岩说。
纪录片要有品牌意识
如果你经常观看国外纪录片，会发现他们在有意识地打造纪录片品牌。从美国探索频道的野外生存系列到日本NHK电视台的世界文博系列，再到英国BBC的科普系列，大家对这些纪录片的认知早已跳出单个作品，而走向更深层的文化品牌。由于这些创作团队成功构建了多种纪录片系列，其自身品牌也具备了较大商业价值。
实际上，中国纪录片长期被认为更具宣传性，而非商业化作品。制作纪录片难以获得经济效益，这让制作团队低估甚至忽视了纪录片的品牌价值。而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纪录片的走红，中国纪录片缺乏品牌的局面才有了较大改观。据《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回忆，《舌尖上的中国》突然走红，创造了2亿多元的商业利益，随后推出的《舌尖上的中国2》仅广告费收入就达8000万元，这些让他重新意识到纪录片的品牌价值。此后，国内纪录片创作团队也开始有意识地塑造品牌。如围绕文博主题，《如果国宝会说话》目光跨越八千年，将分四季讲述100件文物的背后故事；围绕“风味”主题，腾讯视频陆续推出《风味人间》、《风味实验室》以及《风味原产地》系列纪录片……
“尽管业界已经意识到品牌的巨大价值，但当前国内纪录片整体的创作品质还难以保证，无法形成持续的影响力。”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教师李宁说，一个产业想持续发展，离不开不断成长的人才，尤其是在纪录片观众趋向年轻化的背景下，加快对年轻纪录片人才的培养培训是当务之急。“目前，我国纪录片人才培养偏重于视听技术培养，对纪录片制作整体把握能力仍有欠缺。提升学生整体能力，关键要让他们去实践、去操作。”
近年来，为鼓励广大创作者进行纪录片创作，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给予支持。2018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推出“记录新时代”纪录片创作传播工程。该工程规划从2018年到2022年，确定100部重点纪录片选题，扶持记录新时代、阐释新思想、反映新成就、呈现新气象的优秀纪录片项目，同时开展中国梦短纪录片创作，每年扶持30名纪录片导演和爱好者，创作30部反映中国人奋斗故事、展现中国人精神风貌的现实题材短纪录片。
“现在，越来越多纪录片取得了流量与口碑上的双丰收，再加上利好政策不断出台，纪录片迎来了最好的时代。”林子轩说。纪录片创作者不用再为资金、平台等操心，唯一要做的就是创作更多优质作品，让纪录片更长久地发展下去。
近日，由国家文物局和央视共同策划实施的系列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落下帷幕。自6月13日开播以来，第三季节目延续了前两季的好口碑，在豆瓣上保持着9.5分的超高评价。“《如果国宝会说话》等纪录片能持续走红，既离不开制作者的大胆创新、匠心独运，也离不开我们这个以‘记录’为潮流的时代背景。可以说，纪录片再次走进公众视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胡凡刚说。
“我手拍我心”
时下，你可能经常会见到这样一种场景：无论是在餐厅或商场，总有人拿手机对着各类产品左拍右拍，口中念念有词。对此，千万不要大惊小怪，因为这已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他们会将拍摄内容进行剪辑，然后上传到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展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这种视频也被称为视频博客（英文简写Vlog）。
视频博客起源于国外视频平台网站YouTube。2012年，YouTube美妆博主詹姆因为不愿重复回答网友提问，录制了一条碎碎念式的问答视频，没想到意外火了，自此视频博客开始在社交网络蔓延。许多年轻人开始拿起手机拍下生活，并上传到社交平台，以此表达自我。由于视频博客多以第一人称为视角，其某些方面的特点与“第一人称纪录片”的特点不谋而合，所以大家也将它认定为一种“新的纪录片形式”。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展现真实来引发人们思考。在智能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人们对于纪录片有种天然的陌生感，认为它要由专业人士就某一主题进行采录，并要通过复杂加工才能呈现。而现在，大家只要拿着手机就能记录日常生活，这让纪录片这一艺术形式被越来越多人所理解与接受。”胡凡刚说，公众对视频博客等纪实类视频的熟悉及喜爱，助推了我国各类型纪录片的快速发展。
因为坚持制作并上传送外卖时拍摄的视频，一位名叫吴君的外卖小哥在哔哩哔哩（B站）拥有17.5万粉丝。“在Vlog里，吴君会将送外卖时遇到的趣事记录下来，也会向大家展示其他外卖小哥的生活状态，我觉得这是我认识外卖小哥的最好渠道之一。”青岛大学文学院大三学生赵森说。赵森将吴君拍摄的视频视为一种“生活纪录片”，而每次看完吴君的视频，他还会搜索观看其他有关外卖行业的“专业纪录片”，“两者视角不一样，算是一种补充。”
除了“我手拍我心”的日渐流行，纪实类视频的“简短”特点，也是颇受大众追捧的原因之一。《2019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29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6.48亿，网民使用率为78.2%，同比上升了4.1个百分点，成为仅次于即时通讯的第二大应用类型。相较于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纪录片可长可短，形式灵活，使其可以在短视频流行的当下“异军突起”。
“无论何种艺术形式，流行起来的首要前提是大众的充分认知，而后才是认可与认同。近年来，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到《人间世》再到《人生一串》，一系列纪录片的火爆背后是大众关注视角的转变，大家开始愿意关注发生在身边的、具有纪实性的视频作品，而不仅是虚构类的影视作品。”胡凡刚告诉记者，如今，纪录片的定义正在不断被刷新，除视频博客外，广告纪录片、微纪录片等新形式“纪录片”同样层出不穷。纪录片的内容也从历史、科学、军事等传统范围，走进美食、旅游、宠物、科普等新领域。
“网感”带来更多可能
2016年1月，一部名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在央视播出。当时反响平平，但一个月后，这部纪录片却意外在网络走红。在B站上，《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点击量接近200万，弹幕数超过6万条，一度成为热点话题。同年12月，这部电视纪录片被翻拍成纪录电影，在院线上映。“对于纪录片，2016年更像是一个里程碑。从《舌尖上的中国》到《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的发展趋势又有了一种新的变化——大家意识到互联网上不仅存在潜力巨大的受众，也存在着种类更多的玩法，许多新式的、更具网感的纪录片开始横空出世。”曾参加多部纪录片拍摄的独立制片人林子轩说。
林子轩告诉记者，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年轻人对纪录片的“再发现”，这种艺术形式不再仅限于小众人群。一组数据也印证了林子轩的看法。《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20》显示，我国纪录片产业规模从2009年的5亿元起步，逐步进入高速发展期，十多年间增长了12倍。其中，2019年中国纪录片生产总投入为50.36亿元，年生产总值约66.6亿元，均比上一年有所增长。
“面对纪录片的广阔市场，从2017年开始，各大网络视频平台开始针对各自纪录片频道的用户情况进行调整，大力引进国外优质纪录片。但同时，这也造成他们在独家版权上抢夺激烈，造成了巨大的版权压力。”林子轩说，引进国外纪录片动辄就要几千万元，而视频平台仅靠广告无法盈利，这使得其纪录片频道的运营成本高，盈利困难。在这种背景下，网络视频平台开始尝试自制纪录片，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同质化竞争，以差异化赢得更多用户，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版权出售、反向输出电视等渠道获得更多利润空间。
2017年末，B站首次宣布推出纪录片的“寻找计划”，为纪录片人提供资金扶持、平台运营、商业开发等全方位的帮助，在纪录片领域从单一的播出平台变成了联合出品方和版权购买者。2018年，腾讯视频提出了全新的“泛纪录片”思路，与国内外顶级制作团队合作，在推动传统纪录片品类焕发新意同时，打开更年轻鲜活的“生活方式”与“潮流文化”新品类。面向更年轻的网络视频用户，由网络视频平台生产并发布，纪录片由此迎来一次新生。
“如果说过去的纪录片更像专题片的话，那么时下流行的互联网纪录片更接地气，与大众生活、兴趣点更为接近。”纪录片爱好者黄岩曾参与了《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电影众筹，他认为“时长变短、电影式画面、‘网红产品’植入等，是互联网纪录片带给传统纪录片的新思路。”面对中草药这个古老的话题，纪录片《本草中华》团队把颇受年轻人喜欢的网红产品“崂山百花蛇草水”纳入其中，还引用了很多武侠小说中的草药。“这种年轻化、流行化的视角，让纪录片拍摄呈现出难得的‘时尚’与‘网感’。”黄岩说。
纪录片要有品牌意识
如果你经常观看国外纪录片，会发现他们在有意识地打造纪录片品牌。从美国探索频道的野外生存系列到日本NHK电视台的世界文博系列，再到英国BBC的科普系列，大家对这些纪录片的认知早已跳出单个作品，而走向更深层的文化品牌。由于这些创作团队成功构建了多种纪录片系列，其自身品牌也具备了较大商业价值。
实际上，中国纪录片长期被认为更具宣传性，而非商业化作品。制作纪录片难以获得经济效益，这让制作团队低估甚至忽视了纪录片的品牌价值。而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纪录片的走红，中国纪录片缺乏品牌的局面才有了较大改观。据《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回忆，《舌尖上的中国》突然走红，创造了2亿多元的商业利益，随后推出的《舌尖上的中国2》仅广告费收入就达8000万元，这些让他重新意识到纪录片的品牌价值。此后，国内纪录片创作团队也开始有意识地塑造品牌。如围绕文博主题，《如果国宝会说话》目光跨越八千年，将分四季讲述100件文物的背后故事；围绕“风味”主题，腾讯视频陆续推出《风味人间》、《风味实验室》以及《风味原产地》系列纪录片……
“尽管业界已经意识到品牌的巨大价值，但当前国内纪录片整体的创作品质还难以保证，无法形成持续的影响力。”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教师李宁说，一个产业想持续发展，离不开不断成长的人才，尤其是在纪录片观众趋向年轻化的背景下，加快对年轻纪录片人才的培养培训是当务之急。“目前，我国纪录片人才培养偏重于视听技术培养，对纪录片制作整体把握能力仍有欠缺。提升学生整体能力，关键要让他们去实践、去操作。”
近年来，为鼓励广大创作者进行纪录片创作，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给予支持。2018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推出“记录新时代”纪录片创作传播工程。该工程规划从2018年到2022年，确定100部重点纪录片选题，扶持记录新时代、阐释新思想、反映新成就、呈现新气象的优秀纪录片项目，同时开展中国梦短纪录片创作，每年扶持30名纪录片导演和爱好者，创作30部反映中国人奋斗故事、展现中国人精神风貌的现实题材短纪录片。
“现在，越来越多纪录片取得了流量与口碑上的双丰收，再加上利好政策不断出台，纪录片迎来了最好的时代。”林子轩说。纪录片创作者不用再为资金、平台等操心，唯一要做的就是创作更多优质作品，让纪录片更长久地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