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军区奉命分北、中、南三个方向横扫残敌,收复失地；“飞虎队”驰骋乡村,打得“还乡团”晕头转向；土地改革彻底铲除了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冀鲁边区——
三场战役定乾坤
2019-03-23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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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农民打出“耕者有其田”的标语欢迎土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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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运动中农民与地主展开说理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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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地主的剥削账 |
■ 红色记忆
□ 朱殿封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庆。然而,天空放晴又转阴。
国民党蒋介石“寸权必争,寸利必得”,要求共产党武装“驻防待命”,将伪军、汉奸收编为国民党军,占据解放区地盘,准备发动内战。
共产党坚决反对内战,为了人民的根本权益“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各解放区一切抗日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
渤海军区奉命分北、中、南三个方向在冀鲁边区和清河区一线挥戈跃马,收复日伪军占领区。
横扫残敌如卷席
北线——
1945年8月17日。
东南县(1941年4月南皮县与东光县北部合并建立东南县,1945年12月撤销东南县,恢复南皮县)县大队和各区队包围了南皮城。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主力正在他处作战,冀中军区主动派出第六十三团东渡运河,跨过津浦铁路,协助围城,促令伪军缴械投降。
本来,驻扎城内的伪军见鬼子撤往沧州,意欲弃城逃跑。这时,城内东关反动大地主张辅臣出钱收买了全部伪军,让在南皮县当过伪军头子的刘兆瑞任城防司令。敌人拒绝投降,关闭城门,用麻袋装土堵死东、南、北三个城门,只留西门出入,两侧修筑地堡,门楼上加修碉堡,城墙架设铁蒺藜网,烧毁扒光西关民房,形成一片开阔地阻挡攻城部队接近。
9月15日,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十七团收复吴桥县城后,迅速集结南皮城外接替六十三团。9月26日晚上8点半,贾乾瑞团长指挥一营主攻、二营佯攻、三营偷袭,打响攻城战。6门曲射、平射迫击炮齐发,将城墙炸开一道道口子。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三营从城西北角涉水渡过护城河偷袭成功,沿城墙向两侧运动攻击。一营扑向西门,火力掩护突击连架起云梯奋勇登城,敌人弃守溃退。八路军一部攻取伪县公署、伪警察局,一部直取张辅臣、刘兆瑞的城防司令部——“红都”。
“红都”原是日本鬼子设在“状元府”的据点,堡高墙厚。一营战士两次用炸药对“红都”西北角实施爆破都没成功,敌人凭借高堡坚墙疯狂扫射,八路军进攻受阻。
一营长李俊卿和教导员丁兴请来附近几位居民了解“红都”内部设置,鬼子占据时戒备森严无人敢进,居民对其内部一无所知。正在这时,侦察员带来一个叫柴恩福的十三四岁的小孩,他告诉李营长:“‘红都’的东小门最好炸。”原来,有个鬼子翻译的家属住在柴恩福叔叔家,翻译的儿子常叫着恩福到据点找爸爸,因此知道据点内的设置。柴恩福凭记忆画了一张“红都”建构图,又领李营长去看了东小门。
于是,贾乾瑞将主攻部队调到“红都”东面。27日早上,“轰、轰”两炮掀翻了敌人的高碉堡顶子和部分垛口,炮楼上的火力哑巴了。一连连长苏殿秀带领爆破队将炸药包放至东小门下。“轰隆”一声巨响,东小门被炸出一个大缺口,战士们冒着气浪硝烟冲进据点,张辅臣、刘兆瑞束手就擒。
此战,全歼伪军6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被日伪军占领七年之久的南皮古城获得解放。
北线第一军分区相继收复盐山、宁津、黄骅、南皮等县城。
中线——
1945年12月28日。
渤海军区袁也烈代司令员、景晓村政委率领特务一团、二团、骑兵大队,一举攻占禹城县(现禹城市)城,俘虏鬼子100多人,伪军800多人。接着包围了收缩到禹城火车站拒降的日军渡边四十七师团步兵131联队山谷悦二郎的第一大队。30日下午,八路军向日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两小时内缴械投降。满脸络腮胡子的山谷自视“战斗力顽强,所向无敌”,嚣张地对使者说:“你们八路军打不过我们,我们是常胜部队,如果打得过,缴枪的行。”
袁也烈、景晓村又派“日本战士反战同盟”成员铃木小郎等人向鬼子喊话劝降。无效。
八路军战士摩拳擦掌,纷纷请战:“敌人不缴枪就消灭他,打个胜仗过新年!”
当晚,八路军发起强攻。特一团团长张冲凌和政委王若杰带领战士正面主攻,用炮火摧毁鬼子的碉堡、街垒,一营爆破手马有年连续9次爆破,撕开了鬼子的阵地,突击队随即冲锋。爆破手王道忠一连5次爆破,将一小队的鬼子全部埋葬在残堡瓦砾堆里。激战一夜,八路军拿下鬼子营外两座炮楼。
与此同时,第二军分区肖峰司令员、曾旭清政委分别带领十一团、十二团,从铁路南、北两面夹击,把外围的鬼子全都挤压进大营房。
山谷连夜急电向驻济南的日军细川中将并转国民党当局求援,济南国民党当局派出一一二师霍守义部2000多人和投降后的驻济鬼子300多人,向禹城扑来。八路军打援的十团、十二团将他们打了回去。国民党派出3架飞机到车站上空投弹,又被八路军炮火轰跑。
31日上午11点,山谷见援兵无望,在大营房院集合队伍向济南方向突围。八路军集中炮火猛烈射击,鬼子顿时乱队,一窝蜂地逃出军营沿着铁路南逃,正好钻进八路军布下的口袋阵。
后面,特一团和骑兵大队追着鬼子的屁股揍；前面,特二团沿路堵截迎头打,把鬼子的队伍切成几截,最大一股300多鬼子被围在玉皇陈村前的铁道旁沟里。伪装成伙夫的山谷挥刀督战,鬼子兵刚爬上路基西逃,特二团一营教导员郭俊忱一声“打”,几百支步枪、机枪一齐开火,鬼子缩回路沟。
片刻,鬼子忽然放出两条军犬。军犬跑到玉皇陈村前东闻闻,西嗅嗅,然后在地上连打几个滚,竖起尾巴摇摆起来,军犬是在给鬼子指示目标。一个鬼子官指挥鬼子按狗指示的方向炮火开路突围,距离八路军阵地八九十米时,二连连长吴传正带领几名神枪手一阵排枪,鬼子官和冲在前头的鬼子被击毙,鬼子又退回路沟。鬼子如此三次突围,都被八路军打退。
下午两时许,几股鬼子合兵突进玉皇陈村。郭俊忱率两个连战士同鬼子展开巷战,鬼子散成小股夺路南逃,八路军以排为单位用“五虎擒羊”战法追歼敌人。鬼子被追打得上气不接下气,拼命向铁路西侧曹庄奔逃,八路军骑兵大队突然立马横刀挡在眼前。
鬼子兵绝望了。山谷哇啦哇啦嚎叫着把鬼子们聚到一块,与八路军战士肉搏。八路军骑兵、步兵相互配合,前堵后截,枪击刀劈,又一批鬼子倒下去。郭俊忱抓住时机叫战士们用日语喊话劝降。这时铃木小郎赶到高喊:“日本弟兄们,八路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欢迎回家……”鬼子兵听了有的低头落泪,有的把枪一扔蹲下去。山谷跳起来驱赶士兵反击,只听乒的一声枪响,山谷脖子中弹,指挥刀锵然落地。他一手捂住伤口,一手举起,无可奈何地喊道:“投降,我们统统地投降!”
此役击毙鬼子120人,击伤161人,俘虏鬼子大队长山谷悦二郎以下官兵613人。缴获重机枪6挺、轻机枪15挺、步枪500多支、八二迫击炮2门、掷弹筒18个、汽车20辆,以及敌人仓库的所有军用物资。此战是八路军山东部队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第二军分区相继收复蒲台(1956年并入博兴县)、阳信、无棣、滨县、惠民、临邑、济阳、商河等地。
南线——
第三军分区相继收复周村、张店、邹平、莱芜、泰安,近逼济南……
让“还乡团”有来无回
解放了,人民欢喜敌人愁。
国民党蒋介石在解放区开辟“第二条战线”,向渤海区陆续派遣377股计13100多名武装匪特,并指令其他流亡政府和组织利用各种关系组建反动政府。
鱼找鱼,虾找虾。冀鲁边区的被打散漏网的汉奸、伪顽、土匪,土改中被没收土地的反动地主、恶霸以及地痞、流氓、叛徒等,北逃沧州、南逃济南等敌占区,他们沆瀣一气组成“还乡团”,潜回解放区制造混乱,企图夺回失去的天堂。
“还乡团”匪特到处贴标语、发传单,散布谣言迷惑群众说:“八路军靠不住,中央军快打过来了,谁翻身就叫谁掉头!”“青年当了兵穿上军装就上前线,八路军和中央军打仗死的都是新兵。”
“还乡团”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反扑报复,杀人手段极其残暴:斧砍、挖眼、掏心、绳勒、活埋、照天灯、凌辱穿阴等等。凡是被他们杀害的人多是体无完肤,尸无全身。
1946年10月6日拂晓,驻沧县城的“还乡团”和沧县保警总队出动1000多人,包围了南皮县王寺区(现为镇)的高庄子、集北头、王寺三个村庄。王寺区召开会议,40多个村的村长、农会主任等300多名干部散住村中。敌人在集北头村当场残杀了19名村干部,捕走8名村干部,途中杀害4人,抢走群众12头牲畜和大批财物,王寺村酒厂经理也被杀。
1947年3月7日深夜,南皮县大浪淀乡段六拨村逃亡地主纠集驻沧县城“还乡团”40多人,杀回段六拨村。敌人兵分两伙,一伙攻打民兵团部,一伙到农会干部家抓人。杀死农会干部肖汝江夫妇和其4岁女儿、两岁儿子,然后点火焚尸。又杀死农会委员赵振清、肖志圃,抓走村干部王西兰、肖运圃等4人。
1946年9月中旬,渤海军区一辆汽车由阳信向德州运送武器,行至临邑县盘河附近,遭到匪首王生奎、邢浩然“还乡团”百余人的伏击,匪徒抢走轻机枪15挺、北海币14万元、粮票4万多斤,武器弹药及装备物资大宗,然后烧毁汽车。
在南皮县,自1946年春至1947年夏天,“还乡团”匪特制造了50多起惨案,杀害干部群众100多人。
在黄骅县,1946年到1947年间,“还乡团”匪特制造了7起惨案,杀害干部群众170多人。
在临邑县,以何凤歧、王生奎、李向俊等为首的10多股“还乡团”匪特共计500多人,仅1946年夏季就杀害干部、土改积极分子420多人。
在禹城县,大小38股700多名“还乡团”匪特,抗战胜利后的4个多月里杀害干部群众183人,其中一名4个月的孩子。
……
据当时统计,渤海区被“还乡团”匪特杀害的干部、群众4000多人,其中县、区级干部10多人。
一时间,有的地方武装一部分中队被搞垮；有的区政府或被挤出去,或据守驻地不能外出活动；有的成片的地区被“还乡团”控制,各项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有的地方甚至连前后方、上下级的通信一度中断。匪特、“还乡团”成为解放区的祸害。
树德务滋,除恶务尽。
1946年7月上旬,渤海区党委、渤海军区作出部署:“彻底消灭‘还乡团’,让敌人有来无回!”
随即成立后方剿匪司令部,从前线调回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指挥后方军事工作,在冀鲁边区部署一个营和一个骑兵连剿匪。各县建立剿匪指挥部,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指挥,各区建立乡、村联防队,各村扩充民兵组织,增添枪支弹药,昼夜值班放哨,反特防匪、保田、保家、护村。
禹城县“以快治快”消灭“还乡团”(“还乡团”多是小股活动,行动灵活)。由县公安局治安股长李振林任队长组成17人武工队,每人一支长枪,一把匣子枪,一辆自行车,群众称之“飞虎队”。1946年夏秋之交的一天,“飞虎队”在马庄首战一举捕获13个匪特。“飞虎队”驰骋禹城乡村,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两次共捕获制造“后谷庄惨案”的40名“还乡团”匪特,活捉匪首程少敏、匪特程少和、肖克功及叛徒唐胜泉,击毙匪首邢老四、伪特务队长殷法臣。“飞虎队”受到渤海区行政公署嘉奖,李振林荣获“县剿匪反特模范”称号。
临邑县三管齐下剿灭“还乡团”。一是县大队和第二军分区的回民连、教导大队在徒骇河北岸设防,阻止济南一带的“还乡团”进入县境。二是组织部队清剿已进入县境的大股“还乡团”。三是区小队、民兵配合对付小股“还乡团”。当年担任解庄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孙玉奎忆起带领区小队打击“还乡团”的经历,讲了下面的故事:
区小队初建时连他10个人,只有他和王玉星打过仗,每人一支破枪,打出一粒子弹,打第二枪就拉不开栓了。他们头一次在岳家村打“方大刀”(方志海)的20多个土匪,只击中一人竟然是“方大刀”。第二次在徐店子村外菜园瓜屋里打死两个土匪,从看菜园农民口中得知,这两个土匪是陈裤子和吴专子。屠杀济阳县二区区队副石友明及父母一家三口、剁成肉泥就是他们干的；“孟寺惨案”当众用铡刀铡死村农会主任的叔父蒋正秀、儿童团长孟宪仁和民兵班长孟召训,将其首级排成行,狂喊“向右看齐”的也有他们。孙玉奎怒不可遏,转身回到瓜屋,对准陈裤子的头部又连开三枪。
南皮县县大队、区小队、村民兵协同联防保卫家乡。面对逃到敌占区沧县城的“还乡团”的猖狂报复,他们兼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策略。1947年2月2日,驻沧县城的“还乡团”第三次袭击集北头村南小庄,逮走村党支部书记王长江的伯父王清恭和两个10来岁的弟弟王长均、王长春,牵走5头牲畜。村干部和民兵闻讯随后急追,敌人丢下跑不动的王清恭逃跑。村党支部研究经区委批准,立即扣押了“还乡团”家属50多人,让他们派人到沧县给“还乡团”送信,警告敌人胆敢杀害被捕去的人,就让他们的家人偿命。经过37天反复交涉,“还乡团”放了王长均、王长春。
同年3月,驻沧县城“还乡团”在南皮县鲍官屯镇倪官屯村制造杀人惨案,临走劫去两名妇女干部和7名村民。村党支部和农会将本村“还乡团”家属70多人扣押,传话给本村的“还乡团”头目。敌人恐怕家人被害,只得将逮走的人释放。
一手铁拳打击,一手政策攻心。冀鲁边区各县抓到罪恶深重的“还乡团”匪特坚决镇压,形成震慑。他们召开公审大会,追悼遇难烈士,处决首恶分子,释放悔过自新人员,大张旗鼓宣传自首者宽大、携枪投降者奖赏、负隅顽抗者死路一条的政策,分化瓦解“还乡团”。在县、镇设立“蒋军投诚招待所”,召开“还乡团”匪特家属会,讲解党和政府的政策,发动家属做工作促使他们改邪归正。潜入禹城县三四区的匪特120余人,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很快分化瓦解,最后只剩下20多人跑回济南。郭辛区在消灭伪县政府第一大队时,召开匪徒家属会,动员家属进行策反,争取了60名匪徒悔过。
作恶多端,群起诛之。到1947年七八月,冀鲁边区境内的“还乡团”匪特基本铲除。
土改,分田分地忙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和平建设过渡阶段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实现新区域的减租减息,肃清汉奸分子,建立民主政权是解放区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
同年11月7日和12月15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两个文件,指出:“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各地一定要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各地务必在一九四六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上级要求在40天内完成任务,故后来称此为“四十天运动”。
解放前,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资财,他们通过雇工、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等手段,残酷剥削压迫农民。
地主雇工有长工、季节工、短工。长工在地主家吃粗杂粮,住牛栏、草棚,终年劳累,劳动一年扣除吃穿和零星开支,所剩无几,远不能养家糊口。季节工、短工出大力,收入微薄,勉强维持一人一口。
地主出租土地给农民种,每年麦、秋两季缴纳地租,一般按五五比例缴纳。遇到灾荒或意外,佃户无力交租时,地主逼债、催租,农民被抄家、关押、殴打甚至外出逃荒、自杀者屡见不鲜。地主除了收取实物地租,租地户还要常年轮流出差给地主家干杂活,住地主房子要送节礼等。
地主放高利贷,贷粮,麦收前贷出一斗玉米,麦收后收回一斗半至二斗小麦。到期无力偿还,折价行息。贷钱,月息三至五分,急用者贷月银,息十分。如期不还,本息为本,利滚利。还有“八当十、三分利”“出门五个月,月月三分利”等,花样繁多,很多农民被这种高利贷逼得家破人亡。
渤海区党委贯彻中共中央文件精神,部署各县组织反奸清查诉苦工作队,深入农村宣传和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农会和乡村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向全区印发《乐陵县诉苦运动的介绍》小册子。冀鲁边区各县配合反奸诉苦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伪军头子,从政治上消灭阶级敌人的威风,从经济上算清账。
一场场千人、万人反奸诉苦说理大会在乡村召开。
苍天愤怒了!
1945年12月14日那天大雪纷飞,南皮县1340多名群众汇集到寨子镇黑龙村反奸诉苦会场上。一位佃户登台控诉:“大地主刘酿泉的爷爷死了,刘酿泉命家人用水银灌死童男童女给他陪葬啊!”
王公良村73岁的唐金老大娘冒着风雪赶来:“那年我弟弟折了一支刘酿泉家树上的杏花,他竟把我弟弟给活活打死了!”(上世纪60年代当地据此创作歌剧《杏花泪》)
佃户王凤岭哭诉:“刘酿泉的儿媳妇死了,他逼着俺给她打幡。还有地主‘老寿星’的小儿子死了,也逼着俺给他打幡。”
台上,血泪控诉。
台下,哭声一片。
再有几天便是1946年农历新年了。腊月二十四日这天,南皮县潞灌区(现为乡)50多个村的5200多名群众在大庄子村召开反奸清算大会,对大汉奸、大地主张辅臣展开说理斗争。受害人吐苦水,伸冤屈,声泪俱下。经过各村群众代表和张辅臣算细账,他共欠下这50多个村群众粮食13056497.5斤,将其在潞灌区占有的所有田地、果园、宅基抵债,还欠农民7305516.5斤。群众当场写了文书,让张辅臣按上手印。
黑龙村农民与地主算账那天,男女老少走出家门,拥到街头,大街上摆了几十张桌子,贫雇农、佃户敲锣打鼓像过节。村里200户佃农分得了4000多亩土地和一些粮食、衣物。
各地清算减租一般掌握:从租种之日起,在原租价中下减25%左右；清算减息,从贷粮贷款的原利息中下减35%左右；清算增资,从雇工被雇佣之日起,按原工价增加50%到一倍。
南皮县进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使已解放的325个村庄农民翻了身,共斗争出地主土地22771亩、房屋1305间、钱款7566381元、粮食19166413斤、树木975棵、牲畜32头。
……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此前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五·四指示”强调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和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确定“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倒地主阶级”的土改路线。
冀鲁边区各县落实“五·四指示”,自七八月份进行思想发动,展开调查研究,确定试点摸索经验,从9月实施土地改革。土改是“使农民得到土地,把地主土地拿出来,分给无地(雇农)或者少地(贫农)的农民”。各县、区委分别成立土改委员会具体领导土地运动,工作队帮助各村农会清查地主资财,丈量地主土地,计算剥削分量,依此确定阶级成份。
阶级成份划分掌握的标准是:占有大量土地,专靠剥削为生的定为地主；占有较多土地,自己参加劳动,同时有雇工剥削的定为富农；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自己劳动,不剥削别人,不出卖劳动力的定为中农；占有少量土地,自己劳动,同时又出卖部分劳动力的定为贫农；自己不占有土地,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定为雇农；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定为佃农。
继而,土改转入讲理斗争,开展“谁养活了谁”的大讨论,控诉地主阶级的罪状,清算他们的剥削账,迫使他们交出文书地契,献出金银财宝、家具等各种浮财。然后由村民大会讨论分配斗争果实,按照先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佃农,“先让贫佃农筐子满”,再分给一般贫穷户的原则进行合理分配,掌握“中间不动(指中农),两头平”。
到1947年春天,南皮县没收地主土地13万亩、房屋14万间,有16080户贫佃农分得土地,4200户贫佃农分得房屋。
乐陵县没收地主土地175809亩、非耕地12162亩、房屋28757间、粮食9711498斤、牲畜4675头,大、小车2231辆,分给84600多户贫雇农。
临邑县没收地主土地11847亩、房屋6756间、粮食400万斤、牲畜500多头。
宁津县土改后贫农人均占有土地3.8亩,中农占有人均土地4.1亩,富农人均占有土地3.9亩,地主人均占有土地2.8亩。
土改,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它使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最底层劳动人民从根本上翻身做了主人,因而爆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冀鲁边区的土改运动势如暴风骤雨,锐不可当,横扫着地主、富农及一切封建势力。
土改,使广大的劳动人民从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人人有田种,人人得其平”,“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由中共中央颁布正式实施,农民分得的土地从法律上得到保护。
歼灭残敌、消灭“还乡团”、实行土地改革,冀鲁边区打了三场硬仗胜仗,为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和接下来的支援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 朱殿封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庆。然而,天空放晴又转阴。
国民党蒋介石“寸权必争,寸利必得”,要求共产党武装“驻防待命”,将伪军、汉奸收编为国民党军,占据解放区地盘,准备发动内战。
共产党坚决反对内战,为了人民的根本权益“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各解放区一切抗日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
渤海军区奉命分北、中、南三个方向在冀鲁边区和清河区一线挥戈跃马,收复日伪军占领区。
横扫残敌如卷席
北线——
1945年8月17日。
东南县(1941年4月南皮县与东光县北部合并建立东南县,1945年12月撤销东南县,恢复南皮县)县大队和各区队包围了南皮城。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主力正在他处作战,冀中军区主动派出第六十三团东渡运河,跨过津浦铁路,协助围城,促令伪军缴械投降。
本来,驻扎城内的伪军见鬼子撤往沧州,意欲弃城逃跑。这时,城内东关反动大地主张辅臣出钱收买了全部伪军,让在南皮县当过伪军头子的刘兆瑞任城防司令。敌人拒绝投降,关闭城门,用麻袋装土堵死东、南、北三个城门,只留西门出入,两侧修筑地堡,门楼上加修碉堡,城墙架设铁蒺藜网,烧毁扒光西关民房,形成一片开阔地阻挡攻城部队接近。
9月15日,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十七团收复吴桥县城后,迅速集结南皮城外接替六十三团。9月26日晚上8点半,贾乾瑞团长指挥一营主攻、二营佯攻、三营偷袭,打响攻城战。6门曲射、平射迫击炮齐发,将城墙炸开一道道口子。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三营从城西北角涉水渡过护城河偷袭成功,沿城墙向两侧运动攻击。一营扑向西门,火力掩护突击连架起云梯奋勇登城,敌人弃守溃退。八路军一部攻取伪县公署、伪警察局,一部直取张辅臣、刘兆瑞的城防司令部——“红都”。
“红都”原是日本鬼子设在“状元府”的据点,堡高墙厚。一营战士两次用炸药对“红都”西北角实施爆破都没成功,敌人凭借高堡坚墙疯狂扫射,八路军进攻受阻。
一营长李俊卿和教导员丁兴请来附近几位居民了解“红都”内部设置,鬼子占据时戒备森严无人敢进,居民对其内部一无所知。正在这时,侦察员带来一个叫柴恩福的十三四岁的小孩,他告诉李营长:“‘红都’的东小门最好炸。”原来,有个鬼子翻译的家属住在柴恩福叔叔家,翻译的儿子常叫着恩福到据点找爸爸,因此知道据点内的设置。柴恩福凭记忆画了一张“红都”建构图,又领李营长去看了东小门。
于是,贾乾瑞将主攻部队调到“红都”东面。27日早上,“轰、轰”两炮掀翻了敌人的高碉堡顶子和部分垛口,炮楼上的火力哑巴了。一连连长苏殿秀带领爆破队将炸药包放至东小门下。“轰隆”一声巨响,东小门被炸出一个大缺口,战士们冒着气浪硝烟冲进据点,张辅臣、刘兆瑞束手就擒。
此战,全歼伪军6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被日伪军占领七年之久的南皮古城获得解放。
北线第一军分区相继收复盐山、宁津、黄骅、南皮等县城。
中线——
1945年12月28日。
渤海军区袁也烈代司令员、景晓村政委率领特务一团、二团、骑兵大队,一举攻占禹城县(现禹城市)城,俘虏鬼子100多人,伪军800多人。接着包围了收缩到禹城火车站拒降的日军渡边四十七师团步兵131联队山谷悦二郎的第一大队。30日下午,八路军向日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两小时内缴械投降。满脸络腮胡子的山谷自视“战斗力顽强,所向无敌”,嚣张地对使者说:“你们八路军打不过我们,我们是常胜部队,如果打得过,缴枪的行。”
袁也烈、景晓村又派“日本战士反战同盟”成员铃木小郎等人向鬼子喊话劝降。无效。
八路军战士摩拳擦掌,纷纷请战:“敌人不缴枪就消灭他,打个胜仗过新年!”
当晚,八路军发起强攻。特一团团长张冲凌和政委王若杰带领战士正面主攻,用炮火摧毁鬼子的碉堡、街垒,一营爆破手马有年连续9次爆破,撕开了鬼子的阵地,突击队随即冲锋。爆破手王道忠一连5次爆破,将一小队的鬼子全部埋葬在残堡瓦砾堆里。激战一夜,八路军拿下鬼子营外两座炮楼。
与此同时,第二军分区肖峰司令员、曾旭清政委分别带领十一团、十二团,从铁路南、北两面夹击,把外围的鬼子全都挤压进大营房。
山谷连夜急电向驻济南的日军细川中将并转国民党当局求援,济南国民党当局派出一一二师霍守义部2000多人和投降后的驻济鬼子300多人,向禹城扑来。八路军打援的十团、十二团将他们打了回去。国民党派出3架飞机到车站上空投弹,又被八路军炮火轰跑。
31日上午11点,山谷见援兵无望,在大营房院集合队伍向济南方向突围。八路军集中炮火猛烈射击,鬼子顿时乱队,一窝蜂地逃出军营沿着铁路南逃,正好钻进八路军布下的口袋阵。
后面,特一团和骑兵大队追着鬼子的屁股揍；前面,特二团沿路堵截迎头打,把鬼子的队伍切成几截,最大一股300多鬼子被围在玉皇陈村前的铁道旁沟里。伪装成伙夫的山谷挥刀督战,鬼子兵刚爬上路基西逃,特二团一营教导员郭俊忱一声“打”,几百支步枪、机枪一齐开火,鬼子缩回路沟。
片刻,鬼子忽然放出两条军犬。军犬跑到玉皇陈村前东闻闻,西嗅嗅,然后在地上连打几个滚,竖起尾巴摇摆起来,军犬是在给鬼子指示目标。一个鬼子官指挥鬼子按狗指示的方向炮火开路突围,距离八路军阵地八九十米时,二连连长吴传正带领几名神枪手一阵排枪,鬼子官和冲在前头的鬼子被击毙,鬼子又退回路沟。鬼子如此三次突围,都被八路军打退。
下午两时许,几股鬼子合兵突进玉皇陈村。郭俊忱率两个连战士同鬼子展开巷战,鬼子散成小股夺路南逃,八路军以排为单位用“五虎擒羊”战法追歼敌人。鬼子被追打得上气不接下气,拼命向铁路西侧曹庄奔逃,八路军骑兵大队突然立马横刀挡在眼前。
鬼子兵绝望了。山谷哇啦哇啦嚎叫着把鬼子们聚到一块,与八路军战士肉搏。八路军骑兵、步兵相互配合,前堵后截,枪击刀劈,又一批鬼子倒下去。郭俊忱抓住时机叫战士们用日语喊话劝降。这时铃木小郎赶到高喊:“日本弟兄们,八路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欢迎回家……”鬼子兵听了有的低头落泪,有的把枪一扔蹲下去。山谷跳起来驱赶士兵反击,只听乒的一声枪响,山谷脖子中弹,指挥刀锵然落地。他一手捂住伤口,一手举起,无可奈何地喊道:“投降,我们统统地投降!”
此役击毙鬼子120人,击伤161人,俘虏鬼子大队长山谷悦二郎以下官兵613人。缴获重机枪6挺、轻机枪15挺、步枪500多支、八二迫击炮2门、掷弹筒18个、汽车20辆,以及敌人仓库的所有军用物资。此战是八路军山东部队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第二军分区相继收复蒲台(1956年并入博兴县)、阳信、无棣、滨县、惠民、临邑、济阳、商河等地。
南线——
第三军分区相继收复周村、张店、邹平、莱芜、泰安,近逼济南……
让“还乡团”有来无回
解放了,人民欢喜敌人愁。
国民党蒋介石在解放区开辟“第二条战线”,向渤海区陆续派遣377股计13100多名武装匪特,并指令其他流亡政府和组织利用各种关系组建反动政府。
鱼找鱼,虾找虾。冀鲁边区的被打散漏网的汉奸、伪顽、土匪,土改中被没收土地的反动地主、恶霸以及地痞、流氓、叛徒等,北逃沧州、南逃济南等敌占区,他们沆瀣一气组成“还乡团”,潜回解放区制造混乱,企图夺回失去的天堂。
“还乡团”匪特到处贴标语、发传单,散布谣言迷惑群众说:“八路军靠不住,中央军快打过来了,谁翻身就叫谁掉头!”“青年当了兵穿上军装就上前线,八路军和中央军打仗死的都是新兵。”
“还乡团”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反扑报复,杀人手段极其残暴:斧砍、挖眼、掏心、绳勒、活埋、照天灯、凌辱穿阴等等。凡是被他们杀害的人多是体无完肤,尸无全身。
1946年10月6日拂晓,驻沧县城的“还乡团”和沧县保警总队出动1000多人,包围了南皮县王寺区(现为镇)的高庄子、集北头、王寺三个村庄。王寺区召开会议,40多个村的村长、农会主任等300多名干部散住村中。敌人在集北头村当场残杀了19名村干部,捕走8名村干部,途中杀害4人,抢走群众12头牲畜和大批财物,王寺村酒厂经理也被杀。
1947年3月7日深夜,南皮县大浪淀乡段六拨村逃亡地主纠集驻沧县城“还乡团”40多人,杀回段六拨村。敌人兵分两伙,一伙攻打民兵团部,一伙到农会干部家抓人。杀死农会干部肖汝江夫妇和其4岁女儿、两岁儿子,然后点火焚尸。又杀死农会委员赵振清、肖志圃,抓走村干部王西兰、肖运圃等4人。
1946年9月中旬,渤海军区一辆汽车由阳信向德州运送武器,行至临邑县盘河附近,遭到匪首王生奎、邢浩然“还乡团”百余人的伏击,匪徒抢走轻机枪15挺、北海币14万元、粮票4万多斤,武器弹药及装备物资大宗,然后烧毁汽车。
在南皮县,自1946年春至1947年夏天,“还乡团”匪特制造了50多起惨案,杀害干部群众100多人。
在黄骅县,1946年到1947年间,“还乡团”匪特制造了7起惨案,杀害干部群众170多人。
在临邑县,以何凤歧、王生奎、李向俊等为首的10多股“还乡团”匪特共计500多人,仅1946年夏季就杀害干部、土改积极分子420多人。
在禹城县,大小38股700多名“还乡团”匪特,抗战胜利后的4个多月里杀害干部群众183人,其中一名4个月的孩子。
……
据当时统计,渤海区被“还乡团”匪特杀害的干部、群众4000多人,其中县、区级干部10多人。
一时间,有的地方武装一部分中队被搞垮；有的区政府或被挤出去,或据守驻地不能外出活动；有的成片的地区被“还乡团”控制,各项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有的地方甚至连前后方、上下级的通信一度中断。匪特、“还乡团”成为解放区的祸害。
树德务滋,除恶务尽。
1946年7月上旬,渤海区党委、渤海军区作出部署:“彻底消灭‘还乡团’,让敌人有来无回!”
随即成立后方剿匪司令部,从前线调回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指挥后方军事工作,在冀鲁边区部署一个营和一个骑兵连剿匪。各县建立剿匪指挥部,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指挥,各区建立乡、村联防队,各村扩充民兵组织,增添枪支弹药,昼夜值班放哨,反特防匪、保田、保家、护村。
禹城县“以快治快”消灭“还乡团”(“还乡团”多是小股活动,行动灵活)。由县公安局治安股长李振林任队长组成17人武工队,每人一支长枪,一把匣子枪,一辆自行车,群众称之“飞虎队”。1946年夏秋之交的一天,“飞虎队”在马庄首战一举捕获13个匪特。“飞虎队”驰骋禹城乡村,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两次共捕获制造“后谷庄惨案”的40名“还乡团”匪特,活捉匪首程少敏、匪特程少和、肖克功及叛徒唐胜泉,击毙匪首邢老四、伪特务队长殷法臣。“飞虎队”受到渤海区行政公署嘉奖,李振林荣获“县剿匪反特模范”称号。
临邑县三管齐下剿灭“还乡团”。一是县大队和第二军分区的回民连、教导大队在徒骇河北岸设防,阻止济南一带的“还乡团”进入县境。二是组织部队清剿已进入县境的大股“还乡团”。三是区小队、民兵配合对付小股“还乡团”。当年担任解庄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孙玉奎忆起带领区小队打击“还乡团”的经历,讲了下面的故事:
区小队初建时连他10个人,只有他和王玉星打过仗,每人一支破枪,打出一粒子弹,打第二枪就拉不开栓了。他们头一次在岳家村打“方大刀”(方志海)的20多个土匪,只击中一人竟然是“方大刀”。第二次在徐店子村外菜园瓜屋里打死两个土匪,从看菜园农民口中得知,这两个土匪是陈裤子和吴专子。屠杀济阳县二区区队副石友明及父母一家三口、剁成肉泥就是他们干的；“孟寺惨案”当众用铡刀铡死村农会主任的叔父蒋正秀、儿童团长孟宪仁和民兵班长孟召训,将其首级排成行,狂喊“向右看齐”的也有他们。孙玉奎怒不可遏,转身回到瓜屋,对准陈裤子的头部又连开三枪。
南皮县县大队、区小队、村民兵协同联防保卫家乡。面对逃到敌占区沧县城的“还乡团”的猖狂报复,他们兼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策略。1947年2月2日,驻沧县城的“还乡团”第三次袭击集北头村南小庄,逮走村党支部书记王长江的伯父王清恭和两个10来岁的弟弟王长均、王长春,牵走5头牲畜。村干部和民兵闻讯随后急追,敌人丢下跑不动的王清恭逃跑。村党支部研究经区委批准,立即扣押了“还乡团”家属50多人,让他们派人到沧县给“还乡团”送信,警告敌人胆敢杀害被捕去的人,就让他们的家人偿命。经过37天反复交涉,“还乡团”放了王长均、王长春。
同年3月,驻沧县城“还乡团”在南皮县鲍官屯镇倪官屯村制造杀人惨案,临走劫去两名妇女干部和7名村民。村党支部和农会将本村“还乡团”家属70多人扣押,传话给本村的“还乡团”头目。敌人恐怕家人被害,只得将逮走的人释放。
一手铁拳打击,一手政策攻心。冀鲁边区各县抓到罪恶深重的“还乡团”匪特坚决镇压,形成震慑。他们召开公审大会,追悼遇难烈士,处决首恶分子,释放悔过自新人员,大张旗鼓宣传自首者宽大、携枪投降者奖赏、负隅顽抗者死路一条的政策,分化瓦解“还乡团”。在县、镇设立“蒋军投诚招待所”,召开“还乡团”匪特家属会,讲解党和政府的政策,发动家属做工作促使他们改邪归正。潜入禹城县三四区的匪特120余人,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很快分化瓦解,最后只剩下20多人跑回济南。郭辛区在消灭伪县政府第一大队时,召开匪徒家属会,动员家属进行策反,争取了60名匪徒悔过。
作恶多端,群起诛之。到1947年七八月,冀鲁边区境内的“还乡团”匪特基本铲除。
土改,分田分地忙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和平建设过渡阶段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实现新区域的减租减息,肃清汉奸分子,建立民主政权是解放区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
同年11月7日和12月15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两个文件,指出:“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各地一定要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各地务必在一九四六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上级要求在40天内完成任务,故后来称此为“四十天运动”。
解放前,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资财,他们通过雇工、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等手段,残酷剥削压迫农民。
地主雇工有长工、季节工、短工。长工在地主家吃粗杂粮,住牛栏、草棚,终年劳累,劳动一年扣除吃穿和零星开支,所剩无几,远不能养家糊口。季节工、短工出大力,收入微薄,勉强维持一人一口。
地主出租土地给农民种,每年麦、秋两季缴纳地租,一般按五五比例缴纳。遇到灾荒或意外,佃户无力交租时,地主逼债、催租,农民被抄家、关押、殴打甚至外出逃荒、自杀者屡见不鲜。地主除了收取实物地租,租地户还要常年轮流出差给地主家干杂活,住地主房子要送节礼等。
地主放高利贷,贷粮,麦收前贷出一斗玉米,麦收后收回一斗半至二斗小麦。到期无力偿还,折价行息。贷钱,月息三至五分,急用者贷月银,息十分。如期不还,本息为本,利滚利。还有“八当十、三分利”“出门五个月,月月三分利”等,花样繁多,很多农民被这种高利贷逼得家破人亡。
渤海区党委贯彻中共中央文件精神,部署各县组织反奸清查诉苦工作队,深入农村宣传和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农会和乡村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向全区印发《乐陵县诉苦运动的介绍》小册子。冀鲁边区各县配合反奸诉苦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伪军头子,从政治上消灭阶级敌人的威风,从经济上算清账。
一场场千人、万人反奸诉苦说理大会在乡村召开。
苍天愤怒了!
1945年12月14日那天大雪纷飞,南皮县1340多名群众汇集到寨子镇黑龙村反奸诉苦会场上。一位佃户登台控诉:“大地主刘酿泉的爷爷死了,刘酿泉命家人用水银灌死童男童女给他陪葬啊!”
王公良村73岁的唐金老大娘冒着风雪赶来:“那年我弟弟折了一支刘酿泉家树上的杏花,他竟把我弟弟给活活打死了!”(上世纪60年代当地据此创作歌剧《杏花泪》)
佃户王凤岭哭诉:“刘酿泉的儿媳妇死了,他逼着俺给她打幡。还有地主‘老寿星’的小儿子死了,也逼着俺给他打幡。”
台上,血泪控诉。
台下,哭声一片。
再有几天便是1946年农历新年了。腊月二十四日这天,南皮县潞灌区(现为乡)50多个村的5200多名群众在大庄子村召开反奸清算大会,对大汉奸、大地主张辅臣展开说理斗争。受害人吐苦水,伸冤屈,声泪俱下。经过各村群众代表和张辅臣算细账,他共欠下这50多个村群众粮食13056497.5斤,将其在潞灌区占有的所有田地、果园、宅基抵债,还欠农民7305516.5斤。群众当场写了文书,让张辅臣按上手印。
黑龙村农民与地主算账那天,男女老少走出家门,拥到街头,大街上摆了几十张桌子,贫雇农、佃户敲锣打鼓像过节。村里200户佃农分得了4000多亩土地和一些粮食、衣物。
各地清算减租一般掌握:从租种之日起,在原租价中下减25%左右；清算减息,从贷粮贷款的原利息中下减35%左右；清算增资,从雇工被雇佣之日起,按原工价增加50%到一倍。
南皮县进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使已解放的325个村庄农民翻了身,共斗争出地主土地22771亩、房屋1305间、钱款7566381元、粮食19166413斤、树木975棵、牲畜32头。
……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此前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五·四指示”强调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和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确定“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倒地主阶级”的土改路线。
冀鲁边区各县落实“五·四指示”,自七八月份进行思想发动,展开调查研究,确定试点摸索经验,从9月实施土地改革。土改是“使农民得到土地,把地主土地拿出来,分给无地(雇农)或者少地(贫农)的农民”。各县、区委分别成立土改委员会具体领导土地运动,工作队帮助各村农会清查地主资财,丈量地主土地,计算剥削分量,依此确定阶级成份。
阶级成份划分掌握的标准是:占有大量土地,专靠剥削为生的定为地主；占有较多土地,自己参加劳动,同时有雇工剥削的定为富农；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自己劳动,不剥削别人,不出卖劳动力的定为中农；占有少量土地,自己劳动,同时又出卖部分劳动力的定为贫农；自己不占有土地,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定为雇农；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定为佃农。
继而,土改转入讲理斗争,开展“谁养活了谁”的大讨论,控诉地主阶级的罪状,清算他们的剥削账,迫使他们交出文书地契,献出金银财宝、家具等各种浮财。然后由村民大会讨论分配斗争果实,按照先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佃农,“先让贫佃农筐子满”,再分给一般贫穷户的原则进行合理分配,掌握“中间不动(指中农),两头平”。
到1947年春天,南皮县没收地主土地13万亩、房屋14万间,有16080户贫佃农分得土地,4200户贫佃农分得房屋。
乐陵县没收地主土地175809亩、非耕地12162亩、房屋28757间、粮食9711498斤、牲畜4675头,大、小车2231辆,分给84600多户贫雇农。
临邑县没收地主土地11847亩、房屋6756间、粮食400万斤、牲畜500多头。
宁津县土改后贫农人均占有土地3.8亩,中农占有人均土地4.1亩,富农人均占有土地3.9亩,地主人均占有土地2.8亩。
土改,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它使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最底层劳动人民从根本上翻身做了主人,因而爆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冀鲁边区的土改运动势如暴风骤雨,锐不可当,横扫着地主、富农及一切封建势力。
土改,使广大的劳动人民从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人人有田种,人人得其平”,“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由中共中央颁布正式实施,农民分得的土地从法律上得到保护。
歼灭残敌、消灭“还乡团”、实行土地改革,冀鲁边区打了三场硬仗胜仗,为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和接下来的支援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