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4月30日,胶济铁路全线通车第二年,清政府道员黄中慧乘火车途经高密时,被德国站长奥力虚疑为日本侦探,强行拽下火车,交由士兵看管,由此引发一场反对德国种族歧视的轩然大波。
清末胶济铁路“黄中慧风波”
2018-12-08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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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中慧肖像及1905年7月2日致周自齐的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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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济铁路的贵宾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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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建勇
说起黄中慧,鲜为人知。《人民日报》原高级编辑、传记作家、《在历史现场》一书作者李辉说:“不清楚黄中慧为何人,在几种不同的民国辞典中均未查到他的条目。”
但有一副挽李大钊的对联:“求仁得仁公应无憾,以暴易暴吾谁与归。”就是黄中慧所写。可见,黄中慧并非无名之辈。
笔者多方查阅史料得知:黄中慧,字秀伯,江苏江宁县(今南京)人,曾赴美留学,以道员分直隶,清末随伍廷芳出使美国,任首席参赞。其父黄慎之(名思永),光绪年间状元,实业家,与张謇被时人称为“商部实业两状元”。
尽管黄中慧不是特别有名,但因在胶济铁路的一次乘车遭遇,一时成了报纸上的主角。
1905年4月30日,黄中慧乘火车赴青岛。那一年,是胶济铁路全线通车的第二年。通车初期,只有1列客车在青岛—济南之间往返运行。1908年9月,又加开1列快速客车,只在大站停车,所以那时能够乘火车的人很少。
这本该是一次非常愉悦的旅行。因为黄中慧乘坐的是一等车,这不是一般人所能享用的。
王斌著作的《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一书中写道:“一等车非常舒适,座位有软垫和方便的靠背,座位前边间距很大,单个的隔间可关闭。车厢两端各有一间可关闭的小室,一间是供车辆看守人休息和取暖用的,另一间是观景隔间。观景隔间是客厅,内有沙发、桌子和几把沙发椅,过道旁边有两个睡觉的隔间,内有床和厕所。夜间有煤油灯照明。”
当时一等车为欧洲人专享。黄中慧在一群欧洲人中自然十分显眼,尽管他穿着洋装,但亚洲人面孔是改变不了的。列车行至高密站,黄中慧就被一个叫奥力虚的德国站长给“揪”了出来。
站长何以管得这么宽?现在人有所不知,当时站长地位很高。山东巡抚还授予站长和列车长以相应的中国官阶。官阶从五品至九品不等。相当于现在从地市级正副职到乡科级正副职。礼部也批准将他们正式编入朝廷官员中。
“铁路上的中国职员在民众中享有较高的声望。曾有一位朝廷将军由于拒绝出示车票而被铁路中国职员请下了车。”连中国职员都这么牛,更不必说德国站长了。
高密站属于大站,停车时间约15分钟—20分钟。奥力虚站长到一等车送客,在一群白人中发现了一个黄色人种——黄中慧。
站长虽然眼神很好,但判断力不佳,错把黄中慧当成日本侦探。
德国人对日本人警惕性很高。当时日本一直图谋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殊地位。早在1897年“胶州湾事件”发生时,就意欲干涉,以报“三国干涉还辽”之仇(俄、德、法三国为了自身利益,迫使日本把甲午战争后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中国)。
黄中慧被当成日本侦探,成为德日交恶的受害者。这时有三名德国军官和律师偕家眷,持一等车票上车。奥力虚命令黄中慧把座位让给德国人。看来那时也不是对号入座。
黄中慧操英语据理争辩,毫不相让,结果被拽下车。更让黄中慧生气的是,站长还把他交给士兵看管,以防这名“日本侦探”跑了。
1905年5月28日出版的德文报纸《青岛新闻》则称,黄中慧被逐出的理由是因为他“占用了过多的空间”。德国学者碧能艳在其著作《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青岛,1897-1914》中采纳了这一说法。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廿八日(1905年5月31日)出版的《申报》,以《详记黄观察被火车站长殴辱事》为题作了报道。观察,是清代对道员的尊称。报道说:“同车之人告以此系中国监司大员,乌得如此虐待。站长闻之,爽然若失,因请观察上车。”
但黄中慧并不想就此罢休,他在高密不走了。这对高密站长来说,无疑是个“烫手的山芋”,遂好生款待,多方周旋。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闻此也电告该站长需优礼相待。
锡乐巴(1855年—1925年),德国铁路设计师,胶济铁路主要设计者,也是胶济铁路首任负责人。
等黄中慧到青岛后,锡乐巴又亲自到他住的行馆慰问,也是为了浇灭他的心头之火。本来,有了这番“心理按摩”,黄中慧的火气可能也就消了,可没想到锡乐巴的一封道歉信,让黄中慧再次火起。
信中写道:“黄道台阁下敬启者,前闻阁下于上月三十号在高密车站所遇不便之事,由于敝公司站长奥力虚尽职太过,敝总办等闻之,抱歉殊深,当将此案详慎调查……并议定将奥力虚高密站长之职立行撤差……”
尽职太过?这是批评站长呢,还是表扬站长?是道歉呢,还是辩解?
黄中慧大为不满,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信,信中说:
“观来函语气,未免将此事过于看轻。试问,以无辜搭客,毫无过失,而无端逐出车外,用强力驱迫,并交兵丁看守,夺其自由之权,乃贵公司挪易其词,仅名之为不便之事?而转自谓其所用之人为尽职太过?虐待过客至于此,极而如此措辞,未免过于失当。以此等举动施之官长,乃仅称之为不便,则寻常客商又将若何虐处耶?由此类推,可见贵公司虐待华人已视为成例。”
黄中慧推断的“虐待”或许言过其实,不过“歧视”倒是客观存在。
德国人是这样划分客车等级的:一等为欧洲人专享；二等为欧洲人和上等中国人乘坐；三等则为普通中国人乘坐。这种按人种划分等级的做法,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
德国学者余凯思指出:“胶澳殖民地时期,进化论和生物学的种族话语在德国广为流行,成为德国人论述中国的主导因素。”“‘中国人’是被当作‘人种低级’和‘价值低下’来看待的。”
黄中慧是一位有影响的改革派人物。他还是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报》(1901年9月8日创刊)的主编,与其他中文、日文及英文报纸有密切联系,于是上海和青岛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新闻。这起事件正值中国收回利权运动时期,在当时激起了反德情绪。
中国报纸还将此事与高密和胶州撤兵联系起来。其背景是:1900年,因筑路冲突,胶澳总督叶世克向高密和胶州各派了200人的军队,保护胶州—高密段铁路建设,可直到铁路建成都没有撤出。黄中慧事件发生时,德军依然在此驻扎,直到同年11月才撤出。
报上称,中国人不再处于德国占领时的那种卑躬屈膝的地位了,所谓的“黄种人”获得了自信,不能再由外国人做主——特别是在铁路问题上。
当时德国驻华公使穆默表达了对此事的不满:“中国人中流行的这种情绪很典型,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以前都不会引起注意的事件,现在都被夸大成了不寻常的事情,并对外国尤其是德国进行漫无边际的攻击。”
后来,座位歧视这种状况有所改变。1907年,山东巡抚杨士骧访问青岛时,就乘坐了包括豪华车在内的专列,费用高达3000元,当然这笔钱由山东巡抚衙门负担。毕竟,挣钱还是最主要的。
再说黄中慧。《在历史现场》作者李辉在澳大利亚查看莫理循档案时,看到黄中慧为莫理循访美写给“芝簃(yí)仁兄”的引荐信。
黄中慧与莫理循是好友。莫理循(1862年－1920年),1897年－1912年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912年－1920年任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是一位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旅行家及政治家。
黄中慧在信中说:“芝簃仁兄大人阁下,久不通信,念甚。今有伦敦泰晤士访员毛利生君(即莫理循),因日俄和事特来美都。此君于此次战事最称有功,于中日交涉持论公允,弟与之至好,特为介绍。将来和议开后,如有请其相助之处,不妨开诚布公,尽情相告,彼必然竭力助我。毛君此行,实我国之福也。”
可见,黄中慧与“芝簃”关系也不错。可“芝簃”是谁?芝簃乃周自齐早期别号。
周自齐(1869年-1923年),单县人,时在华盛顿清驻美公使馆任二等参赞,后回国创办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12年出任山东都督,1922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还短期代行过民国大总统职务。
周自齐与山东很有缘,黄中慧与山东也很有缘。在《详记黄观察被火车站长欧辱事》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黄中慧)送夫人往山东归宁。”归宁,古时礼俗,夫妻携礼前往女方家里省亲。由此推断,黄中慧是山东女婿。
黄中慧在给周自齐的信末附言:“附呈近来小照一纸,惠存为幸!此颂轺安。弟黄中慧顿首。五月卅日。同事诸君,特此致意。”
这封信写于1905年7月2日,正是“黄中慧风波”两个月后。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黄中慧的珍贵文献。
□ 于建勇
说起黄中慧,鲜为人知。《人民日报》原高级编辑、传记作家、《在历史现场》一书作者李辉说:“不清楚黄中慧为何人,在几种不同的民国辞典中均未查到他的条目。”
但有一副挽李大钊的对联:“求仁得仁公应无憾,以暴易暴吾谁与归。”就是黄中慧所写。可见,黄中慧并非无名之辈。
笔者多方查阅史料得知:黄中慧,字秀伯,江苏江宁县(今南京)人,曾赴美留学,以道员分直隶,清末随伍廷芳出使美国,任首席参赞。其父黄慎之(名思永),光绪年间状元,实业家,与张謇被时人称为“商部实业两状元”。
尽管黄中慧不是特别有名,但因在胶济铁路的一次乘车遭遇,一时成了报纸上的主角。
1905年4月30日,黄中慧乘火车赴青岛。那一年,是胶济铁路全线通车的第二年。通车初期,只有1列客车在青岛—济南之间往返运行。1908年9月,又加开1列快速客车,只在大站停车,所以那时能够乘火车的人很少。
这本该是一次非常愉悦的旅行。因为黄中慧乘坐的是一等车,这不是一般人所能享用的。
王斌著作的《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一书中写道:“一等车非常舒适,座位有软垫和方便的靠背,座位前边间距很大,单个的隔间可关闭。车厢两端各有一间可关闭的小室,一间是供车辆看守人休息和取暖用的,另一间是观景隔间。观景隔间是客厅,内有沙发、桌子和几把沙发椅,过道旁边有两个睡觉的隔间,内有床和厕所。夜间有煤油灯照明。”
当时一等车为欧洲人专享。黄中慧在一群欧洲人中自然十分显眼,尽管他穿着洋装,但亚洲人面孔是改变不了的。列车行至高密站,黄中慧就被一个叫奥力虚的德国站长给“揪”了出来。
站长何以管得这么宽?现在人有所不知,当时站长地位很高。山东巡抚还授予站长和列车长以相应的中国官阶。官阶从五品至九品不等。相当于现在从地市级正副职到乡科级正副职。礼部也批准将他们正式编入朝廷官员中。
“铁路上的中国职员在民众中享有较高的声望。曾有一位朝廷将军由于拒绝出示车票而被铁路中国职员请下了车。”连中国职员都这么牛,更不必说德国站长了。
高密站属于大站,停车时间约15分钟—20分钟。奥力虚站长到一等车送客,在一群白人中发现了一个黄色人种——黄中慧。
站长虽然眼神很好,但判断力不佳,错把黄中慧当成日本侦探。
德国人对日本人警惕性很高。当时日本一直图谋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殊地位。早在1897年“胶州湾事件”发生时,就意欲干涉,以报“三国干涉还辽”之仇(俄、德、法三国为了自身利益,迫使日本把甲午战争后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中国)。
黄中慧被当成日本侦探,成为德日交恶的受害者。这时有三名德国军官和律师偕家眷,持一等车票上车。奥力虚命令黄中慧把座位让给德国人。看来那时也不是对号入座。
黄中慧操英语据理争辩,毫不相让,结果被拽下车。更让黄中慧生气的是,站长还把他交给士兵看管,以防这名“日本侦探”跑了。
1905年5月28日出版的德文报纸《青岛新闻》则称,黄中慧被逐出的理由是因为他“占用了过多的空间”。德国学者碧能艳在其著作《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青岛,1897-1914》中采纳了这一说法。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廿八日(1905年5月31日)出版的《申报》,以《详记黄观察被火车站长殴辱事》为题作了报道。观察,是清代对道员的尊称。报道说:“同车之人告以此系中国监司大员,乌得如此虐待。站长闻之,爽然若失,因请观察上车。”
但黄中慧并不想就此罢休,他在高密不走了。这对高密站长来说,无疑是个“烫手的山芋”,遂好生款待,多方周旋。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闻此也电告该站长需优礼相待。
锡乐巴(1855年—1925年),德国铁路设计师,胶济铁路主要设计者,也是胶济铁路首任负责人。
等黄中慧到青岛后,锡乐巴又亲自到他住的行馆慰问,也是为了浇灭他的心头之火。本来,有了这番“心理按摩”,黄中慧的火气可能也就消了,可没想到锡乐巴的一封道歉信,让黄中慧再次火起。
信中写道:“黄道台阁下敬启者,前闻阁下于上月三十号在高密车站所遇不便之事,由于敝公司站长奥力虚尽职太过,敝总办等闻之,抱歉殊深,当将此案详慎调查……并议定将奥力虚高密站长之职立行撤差……”
尽职太过?这是批评站长呢,还是表扬站长?是道歉呢,还是辩解?
黄中慧大为不满,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信,信中说:
“观来函语气,未免将此事过于看轻。试问,以无辜搭客,毫无过失,而无端逐出车外,用强力驱迫,并交兵丁看守,夺其自由之权,乃贵公司挪易其词,仅名之为不便之事?而转自谓其所用之人为尽职太过?虐待过客至于此,极而如此措辞,未免过于失当。以此等举动施之官长,乃仅称之为不便,则寻常客商又将若何虐处耶?由此类推,可见贵公司虐待华人已视为成例。”
黄中慧推断的“虐待”或许言过其实,不过“歧视”倒是客观存在。
德国人是这样划分客车等级的:一等为欧洲人专享；二等为欧洲人和上等中国人乘坐；三等则为普通中国人乘坐。这种按人种划分等级的做法,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
德国学者余凯思指出:“胶澳殖民地时期,进化论和生物学的种族话语在德国广为流行,成为德国人论述中国的主导因素。”“‘中国人’是被当作‘人种低级’和‘价值低下’来看待的。”
黄中慧是一位有影响的改革派人物。他还是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报》(1901年9月8日创刊)的主编,与其他中文、日文及英文报纸有密切联系,于是上海和青岛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新闻。这起事件正值中国收回利权运动时期,在当时激起了反德情绪。
中国报纸还将此事与高密和胶州撤兵联系起来。其背景是:1900年,因筑路冲突,胶澳总督叶世克向高密和胶州各派了200人的军队,保护胶州—高密段铁路建设,可直到铁路建成都没有撤出。黄中慧事件发生时,德军依然在此驻扎,直到同年11月才撤出。
报上称,中国人不再处于德国占领时的那种卑躬屈膝的地位了,所谓的“黄种人”获得了自信,不能再由外国人做主——特别是在铁路问题上。
当时德国驻华公使穆默表达了对此事的不满:“中国人中流行的这种情绪很典型,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以前都不会引起注意的事件,现在都被夸大成了不寻常的事情,并对外国尤其是德国进行漫无边际的攻击。”
后来,座位歧视这种状况有所改变。1907年,山东巡抚杨士骧访问青岛时,就乘坐了包括豪华车在内的专列,费用高达3000元,当然这笔钱由山东巡抚衙门负担。毕竟,挣钱还是最主要的。
再说黄中慧。《在历史现场》作者李辉在澳大利亚查看莫理循档案时,看到黄中慧为莫理循访美写给“芝簃(yí)仁兄”的引荐信。
黄中慧与莫理循是好友。莫理循(1862年－1920年),1897年－1912年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912年－1920年任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是一位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旅行家及政治家。
黄中慧在信中说:“芝簃仁兄大人阁下,久不通信,念甚。今有伦敦泰晤士访员毛利生君(即莫理循),因日俄和事特来美都。此君于此次战事最称有功,于中日交涉持论公允,弟与之至好,特为介绍。将来和议开后,如有请其相助之处,不妨开诚布公,尽情相告,彼必然竭力助我。毛君此行,实我国之福也。”
可见,黄中慧与“芝簃”关系也不错。可“芝簃”是谁?芝簃乃周自齐早期别号。
周自齐(1869年-1923年),单县人,时在华盛顿清驻美公使馆任二等参赞,后回国创办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12年出任山东都督,1922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还短期代行过民国大总统职务。
周自齐与山东很有缘,黄中慧与山东也很有缘。在《详记黄观察被火车站长欧辱事》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黄中慧)送夫人往山东归宁。”归宁,古时礼俗,夫妻携礼前往女方家里省亲。由此推断,黄中慧是山东女婿。
黄中慧在给周自齐的信末附言:“附呈近来小照一纸,惠存为幸!此颂轺安。弟黄中慧顿首。五月卅日。同事诸君,特此致意。”
这封信写于1905年7月2日,正是“黄中慧风波”两个月后。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黄中慧的珍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