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在学生眼里,老师是“吐辞为经、举足为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85岁的朱德发先生是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7月中旬不幸猝然离世。“他的有生命质地的、有精神光亮的、深刻而温暖的书,在今后的岁月里,仍将是照耀我们精神前行的灯。”
他点亮了多少学生的心灯
2018-08-03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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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发执教几十年,用自己的美德与才华到底点亮了多少学生的心灯,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朱德发先生去世后,再聆他去年12月28日的录音,恍如昨日。那是他在济南召开的纪念孔孚先生暨孔孚与中华文化艺术精神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即兴发言。朱先生感慨,孔孚去世20年了,走得太早,活到去年才92岁。我们要学习他敢于超越的精神,他说要建造自己的摩天大厦,超越古人。“他当年写山水诗时都57岁了,还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们这代人不能超越前人,不能建一座摩天大楼,我们就没出息,是不肖子孙。”
山师团队:
“朱氏”气度与风格
7月16日中午,济南高温。在给朱先生送别的队伍里,我看到长朱先生一岁的现代文学史家蒋心焕教授、与朱先生同龄的评论家宋遂良教授、比朱先生小两岁的评论家袁忠岳教授。看到老人晃动着的白发,心生“物伤其类”之叹。
宋遂良跟朱德发共事30多年,两人经常就育人、学术、社会问题交流看法,彼此默契。得知老友去世,悲痛不已。他说: “朱德发是山东师大现当代文学学科第二代传人,在他主持领导下,我们学科获得了博士授予权并成为国家重点学科。他不仅学术研究做得好,而且还培养了诸多有成就的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在袁忠岳眼里,朱德发一直勤奋专注于学术研究和教学,在他的研究领域一直有种超前意识。袁忠岳参加过朱德发主编的《中国山水诗论稿》的写作,他认为,朱德发之所以要主编这样一部作品,出发点之一便是对山东师大山水诗人孔孚的敬重,学校有这样的诗人,也得有一批研究山水诗实力的学者。
山东大学特聘人文社科一级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温儒敏得悉朱德发去世的消息连发两条微博吊唁。他还把自己在2015年对朱先生和山师团队的评价文章贴在博客上。其中有这样的话,山师这个学术团队,“已经成为全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我能鲜明地感觉到它的气度、风格:在山师这里,比较少、或者说没有‘名士气’；比较少、或者说没有‘才子气’；也很少学术的‘玩票’或者自娱自乐的东西。这个团队多数的学者,都是比较脚踏实地的,就像农民开垦一块地,播下种子,勤勉地等待收获。几十年来,这个团队给人感觉有一股向上的力,有学术的激情,也比较团结。这是令人羡慕的。朱德发先生可以说是山师这个现代文学团队的一个代表,或者说核心。朱先生的人格、作风,显然影响到这个团队。”
求真:埋头书斋与课堂
在告别仪式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勇,评价了朱德发在“五四”文学研究领域、文学史理论、“重写文学史”实践等领域的贡献,他专门提了朱先生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的研究,“匡正和澄清了五四文学研究中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
朱先生在学术上的这个标志性成就,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
1978年,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大前身)开始准备为本科生开设“五四文学研究”的选修课；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田仲济、孙昌熙要编写“文革”后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朱德发参加其中“五四文学革命”一章的撰写。
朱德发几乎翻阅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所有史料。通过反复比较,他惊奇地发现,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真面目与以往文学史的叙述和政治的经典判断相差很远。新中国成立后,王瑶、唐弢等人编写的文学史都是直接引用《新民主主义论》中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结论。
朱先生在接受《社会科学报》记者邢霞采访时说:“当时正值‘两个凡是’的大讨论,于是我也自我解放思想,试着用实践来检验真理,从几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界定‘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通常是指1917年胡适、陈独秀正式倡导文学革命起,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是党成立初,也是秘密活动的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并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站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前台。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逐步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五四文学革命开创的新文学的指导思想才逐步发生变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左翼文学的发展,无产阶级思想也才开始渐渐成为主导思想。第二,即使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他的思想也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1923年,他在《平民主义》中将人道主义、平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混到了一起,认为人道主义和平民主义是可以互通的。第三,我对于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茅盾的新文学观、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周作人的文学主张、冰心‘问题小说’的思想意义、胡适《尝试集》及其诗论、《狂人日记》的人道主义思想倾向等已成定论或遭受忽视的问题,一一加以研究论证。无论怎样,都得不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结论。”
朱德发发现,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呈现出一种比较复杂的形态,它是各种“新思潮”的混合体,但在构成这一复杂形态的带着各自不同色彩的新思潮的诸方面中,民主主义与之相联系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主要方面,因之也占有主导地位。既然是这样,那么在编写文学史的时候,是否可以把这个观点加进去。“我分别问了田、孙两位主编,他们不置可否,事后想他们是不愿意去触碰当时的政治高压线。但是,我始终认为我的观点是对的,于是在选修课上和同学们讲了一些。”
1980年前后朱德发草成一篇万字以上的学术论文。在乍暖还寒的改革开放初期,朱德发的提法,对于学术界来说更是“离经叛道”,在当时要冲破思想禁锢,阻力非常大。最终《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商兑》在1983年《文学评论丛刊》第17期上刊发出来。论文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
若干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保生在文章中写道,“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的讨论,始作俑者是朱德发,……应该承认,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原创性太少、太弱,我想除了社会经济阶段的原因外,还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文化体制有关。”
朱先生多次讲:“事后,有朋友说,我的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研究为我捞了学术研究的第一桶金,其实,在当时是踩了一个地雷,不过也因此炸醒了我,让我有勇气和胆识去思考、去揭秘文学史留给我们的密码。”
朱先生视育人与学术为自己的生命。他的研究生因女友在外地,经常往返在路上。朱先生知道后对他说:“大好时光不要都虚度了,恋爱固然不能没有,但趁着年轻要多学点东西。……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我两地分居二十多年,见少离多,常将大米装进暖瓶泡一夜,第二天倒出来吃!”
汗洒杏坛,站成“光彩照人”的风景
在朱先生告别仪式上,山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魏建教授眼含热泪说:“他是一个教师,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他是一位终生授课的业师。1951年起,他先后教过小学生、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直到去世前不久还给博士生讲课,一讲就是半天。他不只是终生授课的业师,还是一位拥有万千弟子的名师。60多年来,他教过几百个小学生,指导了30多名博士研究生、50多名硕士研究生,教过的本专科学生一万多人。他不只是拥有万千弟子的名师,还是培养了众多高徒的恩师。一大批大中专生被他培养成名扬四方的学者和批评家。他不只是众多高徒的恩师,还是一位师德高尚的宗师。他的敬业精神,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宽广胸怀,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学子。”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60年,朱德发以调干生身份保送进入孔子故里曲阜师范学院学习,从此坚定了他终生从教、汗洒杏坛的职业理想。此前,自上世纪50年代初,他在家乡蓬莱从教,一直想当个小说家。
朱先生去世前曾跟山东师大教授张丽军有个对话。谈起求学经历,朱先生说:“我们那个时间上学,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那时中央采取的政策是‘休养生息’,和全国人民一起渡过难关,生活是 ‘瓜菜代’。曲师靠近农村。有些老百姓就在校门口卖东西,什么菜包子、菜团子、胡萝卜、地瓜都卖。吃不饱的可以到学校周围买一点儿。曲师基础教学抓得比较好。老师们教学很投入。当时有一个教务长高赞非,基础教学抓得非常扎实,亲自听课,监督有方。学校为中文系学生开了一些书目。我就按照这个书目,几乎把所有的书目都读完了。有些书没列在书目里面,我就去拜访外国文学的老师,他还给我介绍了一些书。那个时候我非常愿意读书,读的面比较广。”
1964年大学毕业后,朱德发分配到了山师,从此开了高教生涯。
2015年10月,朱德发先生回母校参加建校六十周年庆祝大会。听说母校要筹建中国教师博物馆,他和弟子李钧合写了《中国教师博物馆赞》,有如下的句子:“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传道授业解惑,激励鼓舞唤醒。当今之世,物欲横流,师者更应‘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气定神安,高瞻远瞩,为国弘文,与时偕行。”这个“赞”,可看作朱老师关于师德的体认。孔子一生从教,弟子多贤,朱老师发扬光大之。
在执教五十年时,朱先生荣获“中国首届百名高校教学名师”光荣称号。他的学生、著名学者王兆胜回忆:“朱老师是来北京受奖的,那天我到宾馆看他,朱老师小心翼翼从盒里拿出奖牌,先是将它挂在我脖子上,他自己则退后一点进行审视,然后又将它挂在自己脖子上对镜端详,自语道:‘真是不错,光彩照人啊!’此时,我颇受感动,我当然知道,朱老师所谓的‘光彩照人’指的是这枚奖牌,但我却认为‘真正不错’和‘光彩照人’的应是朱老师本人,因为他执教五十年,用自己的美德与才华到底点亮了多少学生的心灯,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在与朱老师相处的时光中,我从没看到他如此高兴和自豪过,面对‘全国名师’这一称号,朱老师一下子变成一个知足、快乐和幸福的孩子了。”
“再也不能和他老人家
争辩了”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李宗刚教授说,朱老师最根本的身份还是一个教育家,“不仅仅因为他是国家级教学名师,也不仅仅因为他的学生堪称中国现代文学‘朱家军’,而是他回归教育本质,即因材施教。”李宗刚说,朱老师总爱说一句话,那就是“每个学生都有两把刷子”,老师的责任就是找到学生的长处,为学生不断加油。
被评为齐鲁文化英才的贾振勇教授,是朱老师招的第一个博士生,贾振勇的《郭沫若的〈女神〉与〈屈原〉》课,被批准为第七批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这是山师大第一次获得国家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工程类国家项目。
朱老师去世多日了,贾振勇一直都处在恍惚中,依然觉得朱老师没走。前几天他去看师母,一进门耳边竟然恍惚传来老师的声音:“小贾来了?““振勇来了?”
“尽管他老人家的精神依旧长存,温暖依旧暖心,可是,我却再也不能和他老人家争辩,让他老人家再‘骂’一次了。”贾振勇说,“1998年,在朱老师带领下,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实现了山师历史上博士点零的突破。转过年来,我有幸再次登堂入室,成为他的第一个博士。当然我也再次领受了他的‘骂’。读硕士时,我就经常因为不服气他老人家的观点而与他争执,导致同学们说我是挨他‘骂’最多的学生。读博后,这种‘挨骂’有增无减。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刚入学不久的一次上课。那次不知是我记错时间还是他记错了,中午午休还没醒,就被电话铃声惊醒,接起来一听,他老人家劈头盖脸就说都几点了还不来上课?不容我分辨就说赶紧来。那时住得近,我慌里慌张跑去时,朱老师书桌上已经堆好了上课讨论的各种材料。为了谁记错了时间,师生两人又争辩了一会。可没几分钟,争辩不知不觉就转向了学术,围绕各种热点难题,师徒俩相互‘较劲’。20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记得,开始上课时是艳阳高照,下课时已是夕阳西下,中间俩人没休息一分钟,没喝一口水。争辩到最后,师徒两人都有些精疲力尽。朱老师向来以不怒自威著称,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威’的后面,是严格与认真,是宽容和鼓励,是对学生敢于挑战权威、奋力追求真理的启发与引导,是对学生‘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塑造与引领。如今他虽已驾鹤西去,但是他是真的依旧活在学生心中。”
贾振勇从朱老师身上悟到了为师之道,并身体力行:“教师是一个需要讲良心的职业。这种良心要体现讲课精益求精、把讲课升华成艺术、用生命投入。”
对学子的那份“诚”与“爱”
青岛大学教授周海波从1984年年初就认识朱先生。“在我学术之路几乎走不通的时候,老师收留了我,接收我到他的门下攻读博士。我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老师来到宿舍,几乎一句客气话也没有,直奔我学术研究中致命的问题,讨论起了博士论文的设想。对我来说,最初可能讨个博士虚名的想法多些,但老师的一席话让我明白了许多,他是很看重我能够读博士的,殷切期望,溢于言表。我很自然地觉得来到他身边就是为了做学问,就是为打通新的学术之路,寻找新的学术目标而来。”
周海波教授回忆:“今年4月份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要在青岛大学举行课题开题论证会,我给朱老师打电话,邀请他前来参加指导,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他在电话里就给了很多指点。4月14号上午开题会议,朱老师发言声音非常洪亮、思路非常清晰,他的评点一如既往的精彩。他不仅仅关心课题本身,更关心青岛大学的学科建设,从整体上来考虑青岛大学的未来发展。对我的课题研究,老师的指导也是建设性的,他全面地宏观地对课题进行规划设计,涉及到各个方面。想不到老师回济南没几个月,师弟打来电话,告知老师住院了。过几天我赶到济南,在病房里看到老师。从昏迷中醒来的老师,说话有气无力,但思路仍然清晰,还在关心我的课题,关心青岛的朋友、同学。老师生病,一直瞒着大家,他觉得大家都忙,怕耽误时间。我告别他的时候,他还嘱咐我,不要告诉其他人。”
山东师大教授顾广梅跟朱先生读完硕士,后又二次入“朱门”攻读博士。记得读硕士刚开学时上完老师的一堂课,她因为一个问题没听明白,就追着老师一路走一路讨论。朱老师温和地笑着、听着,但并不赞同顾广梅的观点,强调要重视学术思维的训练。“我当时似懂非懂,言语中并不服气老师的指正,又以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于是一老一少在大庭广众之下聊得十分热烈。以至事后有老师问我,广梅你那天在和朱老师争论什么啊,两个人看起来都那么激动?后来回想起来,才懂得恩师对青年学子的那份‘诚’与‘爱’。他一生不做伪学术,更不做虚伪之人,所以他不仅能攀登上学术的高峰,也在做人做事上留下许多佳话。他求真求善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也激励、感召着我砥砺前行。”
顾广梅的博士论文写毕,朱老师审阅后竟手写了近万字的阅读感受。手捧这一页页钢笔书写的工整小楷,顾广梅无语凝噎。“后来我独立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在写毕业论文遇到难题的时候,去请教当时已八十高龄的朱老师帮忙修改,记得学生给我打电话时激动地哽咽了,朱老师亲手为这位青年学子写了满满七页纸的评语和建议!如今,这两份恩师亲笔已经被我和我的学生视为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珍藏起来。”
山东女子学院副教授赵启鹏回忆,“本科的时候,听老师作关于鲁迅的学术报告,感觉他是一位非常严肃的大学者,遥不可及、令人敬畏。但其实,他生活中非常不一样。”2002年,赵启鹏跟朱老师读硕士。“有次去恩师家上课,没注意到自己的T恤袖子上破了一个小洞。下课后正要告辞,恩师在自己包里掏啊掏,掏出500块钱来,神秘地冲我招招手说,‘喏,拿去买件新衣服吧,是不是最近资金紧张啊。年轻人该买新衣服就要买,不要太节俭。’其实不只是自己的弟子,只要有学生来找他,即便是外校的学生,他都会非常认真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帮助他们。”
言犹在耳的良师诤言
在朱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我看到翟德耀先生撰写的挽联,概括了朱先生的一生:“胸怀天下融会中西开拓创新纵横驰骋四十年著作等身彪炳学界；襟抱海内贯通古今宅心仁厚传道授业六十载桃李芬芳誉满杏坛。”
朱先生的学生、著名评论家张清华引用雨果在悼念巴尔扎克时的话评价朱先生:“他所有的作品仅仅形成了一部书,一部有生命的、光亮的、深刻的书。”张清华说,“是的,他的有生命质地的、有精神光亮的、深刻而温暖的书,在今后的岁月里,仍将是照耀我们精神前行的灯。”
写这篇文章时,我反复听着朱先生的录音,在那次研讨会的结尾,他说:“我们继承孔孚先生,要继承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现在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只要是传统的都是好的,我觉得孔孚眼里并不是这样的,孔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了他自己的选择,他选择那些最优秀的,进而又经过他思考,然后融入自己的创作中。”朱先生的话,是良师诤言。
我记得朱先生看到某地街道墙上刻了二十四孝图,非常生气。他说:“二十四孝图有些东西是可以重新评价的,但是有些东西是糟粕。”
我将保留先生的遗言,想他的时候,就听听。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朱德发先生去世后,再聆他去年12月28日的录音,恍如昨日。那是他在济南召开的纪念孔孚先生暨孔孚与中华文化艺术精神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即兴发言。朱先生感慨,孔孚去世20年了,走得太早,活到去年才92岁。我们要学习他敢于超越的精神,他说要建造自己的摩天大厦,超越古人。“他当年写山水诗时都57岁了,还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们这代人不能超越前人,不能建一座摩天大楼,我们就没出息,是不肖子孙。”
山师团队:
“朱氏”气度与风格
7月16日中午,济南高温。在给朱先生送别的队伍里,我看到长朱先生一岁的现代文学史家蒋心焕教授、与朱先生同龄的评论家宋遂良教授、比朱先生小两岁的评论家袁忠岳教授。看到老人晃动着的白发,心生“物伤其类”之叹。
宋遂良跟朱德发共事30多年,两人经常就育人、学术、社会问题交流看法,彼此默契。得知老友去世,悲痛不已。他说: “朱德发是山东师大现当代文学学科第二代传人,在他主持领导下,我们学科获得了博士授予权并成为国家重点学科。他不仅学术研究做得好,而且还培养了诸多有成就的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在袁忠岳眼里,朱德发一直勤奋专注于学术研究和教学,在他的研究领域一直有种超前意识。袁忠岳参加过朱德发主编的《中国山水诗论稿》的写作,他认为,朱德发之所以要主编这样一部作品,出发点之一便是对山东师大山水诗人孔孚的敬重,学校有这样的诗人,也得有一批研究山水诗实力的学者。
山东大学特聘人文社科一级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温儒敏得悉朱德发去世的消息连发两条微博吊唁。他还把自己在2015年对朱先生和山师团队的评价文章贴在博客上。其中有这样的话,山师这个学术团队,“已经成为全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我能鲜明地感觉到它的气度、风格:在山师这里,比较少、或者说没有‘名士气’；比较少、或者说没有‘才子气’；也很少学术的‘玩票’或者自娱自乐的东西。这个团队多数的学者,都是比较脚踏实地的,就像农民开垦一块地,播下种子,勤勉地等待收获。几十年来,这个团队给人感觉有一股向上的力,有学术的激情,也比较团结。这是令人羡慕的。朱德发先生可以说是山师这个现代文学团队的一个代表,或者说核心。朱先生的人格、作风,显然影响到这个团队。”
求真:埋头书斋与课堂
在告别仪式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勇,评价了朱德发在“五四”文学研究领域、文学史理论、“重写文学史”实践等领域的贡献,他专门提了朱先生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的研究,“匡正和澄清了五四文学研究中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
朱先生在学术上的这个标志性成就,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
1978年,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大前身)开始准备为本科生开设“五四文学研究”的选修课；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田仲济、孙昌熙要编写“文革”后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朱德发参加其中“五四文学革命”一章的撰写。
朱德发几乎翻阅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所有史料。通过反复比较,他惊奇地发现,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真面目与以往文学史的叙述和政治的经典判断相差很远。新中国成立后,王瑶、唐弢等人编写的文学史都是直接引用《新民主主义论》中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结论。
朱先生在接受《社会科学报》记者邢霞采访时说:“当时正值‘两个凡是’的大讨论,于是我也自我解放思想,试着用实践来检验真理,从几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界定‘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通常是指1917年胡适、陈独秀正式倡导文学革命起,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是党成立初,也是秘密活动的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并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站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前台。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逐步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五四文学革命开创的新文学的指导思想才逐步发生变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左翼文学的发展,无产阶级思想也才开始渐渐成为主导思想。第二,即使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他的思想也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1923年,他在《平民主义》中将人道主义、平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混到了一起,认为人道主义和平民主义是可以互通的。第三,我对于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茅盾的新文学观、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周作人的文学主张、冰心‘问题小说’的思想意义、胡适《尝试集》及其诗论、《狂人日记》的人道主义思想倾向等已成定论或遭受忽视的问题,一一加以研究论证。无论怎样,都得不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结论。”
朱德发发现,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呈现出一种比较复杂的形态,它是各种“新思潮”的混合体,但在构成这一复杂形态的带着各自不同色彩的新思潮的诸方面中,民主主义与之相联系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主要方面,因之也占有主导地位。既然是这样,那么在编写文学史的时候,是否可以把这个观点加进去。“我分别问了田、孙两位主编,他们不置可否,事后想他们是不愿意去触碰当时的政治高压线。但是,我始终认为我的观点是对的,于是在选修课上和同学们讲了一些。”
1980年前后朱德发草成一篇万字以上的学术论文。在乍暖还寒的改革开放初期,朱德发的提法,对于学术界来说更是“离经叛道”,在当时要冲破思想禁锢,阻力非常大。最终《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商兑》在1983年《文学评论丛刊》第17期上刊发出来。论文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
若干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保生在文章中写道,“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的讨论,始作俑者是朱德发,……应该承认,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原创性太少、太弱,我想除了社会经济阶段的原因外,还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文化体制有关。”
朱先生多次讲:“事后,有朋友说,我的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研究为我捞了学术研究的第一桶金,其实,在当时是踩了一个地雷,不过也因此炸醒了我,让我有勇气和胆识去思考、去揭秘文学史留给我们的密码。”
朱先生视育人与学术为自己的生命。他的研究生因女友在外地,经常往返在路上。朱先生知道后对他说:“大好时光不要都虚度了,恋爱固然不能没有,但趁着年轻要多学点东西。……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我两地分居二十多年,见少离多,常将大米装进暖瓶泡一夜,第二天倒出来吃!”
汗洒杏坛,站成“光彩照人”的风景
在朱先生告别仪式上,山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魏建教授眼含热泪说:“他是一个教师,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他是一位终生授课的业师。1951年起,他先后教过小学生、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直到去世前不久还给博士生讲课,一讲就是半天。他不只是终生授课的业师,还是一位拥有万千弟子的名师。60多年来,他教过几百个小学生,指导了30多名博士研究生、50多名硕士研究生,教过的本专科学生一万多人。他不只是拥有万千弟子的名师,还是培养了众多高徒的恩师。一大批大中专生被他培养成名扬四方的学者和批评家。他不只是众多高徒的恩师,还是一位师德高尚的宗师。他的敬业精神,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宽广胸怀,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学子。”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60年,朱德发以调干生身份保送进入孔子故里曲阜师范学院学习,从此坚定了他终生从教、汗洒杏坛的职业理想。此前,自上世纪50年代初,他在家乡蓬莱从教,一直想当个小说家。
朱先生去世前曾跟山东师大教授张丽军有个对话。谈起求学经历,朱先生说:“我们那个时间上学,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那时中央采取的政策是‘休养生息’,和全国人民一起渡过难关,生活是 ‘瓜菜代’。曲师靠近农村。有些老百姓就在校门口卖东西,什么菜包子、菜团子、胡萝卜、地瓜都卖。吃不饱的可以到学校周围买一点儿。曲师基础教学抓得比较好。老师们教学很投入。当时有一个教务长高赞非,基础教学抓得非常扎实,亲自听课,监督有方。学校为中文系学生开了一些书目。我就按照这个书目,几乎把所有的书目都读完了。有些书没列在书目里面,我就去拜访外国文学的老师,他还给我介绍了一些书。那个时候我非常愿意读书,读的面比较广。”
1964年大学毕业后,朱德发分配到了山师,从此开了高教生涯。
2015年10月,朱德发先生回母校参加建校六十周年庆祝大会。听说母校要筹建中国教师博物馆,他和弟子李钧合写了《中国教师博物馆赞》,有如下的句子:“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传道授业解惑,激励鼓舞唤醒。当今之世,物欲横流,师者更应‘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气定神安,高瞻远瞩,为国弘文,与时偕行。”这个“赞”,可看作朱老师关于师德的体认。孔子一生从教,弟子多贤,朱老师发扬光大之。
在执教五十年时,朱先生荣获“中国首届百名高校教学名师”光荣称号。他的学生、著名学者王兆胜回忆:“朱老师是来北京受奖的,那天我到宾馆看他,朱老师小心翼翼从盒里拿出奖牌,先是将它挂在我脖子上,他自己则退后一点进行审视,然后又将它挂在自己脖子上对镜端详,自语道:‘真是不错,光彩照人啊!’此时,我颇受感动,我当然知道,朱老师所谓的‘光彩照人’指的是这枚奖牌,但我却认为‘真正不错’和‘光彩照人’的应是朱老师本人,因为他执教五十年,用自己的美德与才华到底点亮了多少学生的心灯,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在与朱老师相处的时光中,我从没看到他如此高兴和自豪过,面对‘全国名师’这一称号,朱老师一下子变成一个知足、快乐和幸福的孩子了。”
“再也不能和他老人家
争辩了”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李宗刚教授说,朱老师最根本的身份还是一个教育家,“不仅仅因为他是国家级教学名师,也不仅仅因为他的学生堪称中国现代文学‘朱家军’,而是他回归教育本质,即因材施教。”李宗刚说,朱老师总爱说一句话,那就是“每个学生都有两把刷子”,老师的责任就是找到学生的长处,为学生不断加油。
被评为齐鲁文化英才的贾振勇教授,是朱老师招的第一个博士生,贾振勇的《郭沫若的〈女神〉与〈屈原〉》课,被批准为第七批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这是山师大第一次获得国家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工程类国家项目。
朱老师去世多日了,贾振勇一直都处在恍惚中,依然觉得朱老师没走。前几天他去看师母,一进门耳边竟然恍惚传来老师的声音:“小贾来了?““振勇来了?”
“尽管他老人家的精神依旧长存,温暖依旧暖心,可是,我却再也不能和他老人家争辩,让他老人家再‘骂’一次了。”贾振勇说,“1998年,在朱老师带领下,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实现了山师历史上博士点零的突破。转过年来,我有幸再次登堂入室,成为他的第一个博士。当然我也再次领受了他的‘骂’。读硕士时,我就经常因为不服气他老人家的观点而与他争执,导致同学们说我是挨他‘骂’最多的学生。读博后,这种‘挨骂’有增无减。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刚入学不久的一次上课。那次不知是我记错时间还是他记错了,中午午休还没醒,就被电话铃声惊醒,接起来一听,他老人家劈头盖脸就说都几点了还不来上课?不容我分辨就说赶紧来。那时住得近,我慌里慌张跑去时,朱老师书桌上已经堆好了上课讨论的各种材料。为了谁记错了时间,师生两人又争辩了一会。可没几分钟,争辩不知不觉就转向了学术,围绕各种热点难题,师徒俩相互‘较劲’。20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记得,开始上课时是艳阳高照,下课时已是夕阳西下,中间俩人没休息一分钟,没喝一口水。争辩到最后,师徒两人都有些精疲力尽。朱老师向来以不怒自威著称,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威’的后面,是严格与认真,是宽容和鼓励,是对学生敢于挑战权威、奋力追求真理的启发与引导,是对学生‘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塑造与引领。如今他虽已驾鹤西去,但是他是真的依旧活在学生心中。”
贾振勇从朱老师身上悟到了为师之道,并身体力行:“教师是一个需要讲良心的职业。这种良心要体现讲课精益求精、把讲课升华成艺术、用生命投入。”
对学子的那份“诚”与“爱”
青岛大学教授周海波从1984年年初就认识朱先生。“在我学术之路几乎走不通的时候,老师收留了我,接收我到他的门下攻读博士。我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老师来到宿舍,几乎一句客气话也没有,直奔我学术研究中致命的问题,讨论起了博士论文的设想。对我来说,最初可能讨个博士虚名的想法多些,但老师的一席话让我明白了许多,他是很看重我能够读博士的,殷切期望,溢于言表。我很自然地觉得来到他身边就是为了做学问,就是为打通新的学术之路,寻找新的学术目标而来。”
周海波教授回忆:“今年4月份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要在青岛大学举行课题开题论证会,我给朱老师打电话,邀请他前来参加指导,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他在电话里就给了很多指点。4月14号上午开题会议,朱老师发言声音非常洪亮、思路非常清晰,他的评点一如既往的精彩。他不仅仅关心课题本身,更关心青岛大学的学科建设,从整体上来考虑青岛大学的未来发展。对我的课题研究,老师的指导也是建设性的,他全面地宏观地对课题进行规划设计,涉及到各个方面。想不到老师回济南没几个月,师弟打来电话,告知老师住院了。过几天我赶到济南,在病房里看到老师。从昏迷中醒来的老师,说话有气无力,但思路仍然清晰,还在关心我的课题,关心青岛的朋友、同学。老师生病,一直瞒着大家,他觉得大家都忙,怕耽误时间。我告别他的时候,他还嘱咐我,不要告诉其他人。”
山东师大教授顾广梅跟朱先生读完硕士,后又二次入“朱门”攻读博士。记得读硕士刚开学时上完老师的一堂课,她因为一个问题没听明白,就追着老师一路走一路讨论。朱老师温和地笑着、听着,但并不赞同顾广梅的观点,强调要重视学术思维的训练。“我当时似懂非懂,言语中并不服气老师的指正,又以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于是一老一少在大庭广众之下聊得十分热烈。以至事后有老师问我,广梅你那天在和朱老师争论什么啊,两个人看起来都那么激动?后来回想起来,才懂得恩师对青年学子的那份‘诚’与‘爱’。他一生不做伪学术,更不做虚伪之人,所以他不仅能攀登上学术的高峰,也在做人做事上留下许多佳话。他求真求善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也激励、感召着我砥砺前行。”
顾广梅的博士论文写毕,朱老师审阅后竟手写了近万字的阅读感受。手捧这一页页钢笔书写的工整小楷,顾广梅无语凝噎。“后来我独立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在写毕业论文遇到难题的时候,去请教当时已八十高龄的朱老师帮忙修改,记得学生给我打电话时激动地哽咽了,朱老师亲手为这位青年学子写了满满七页纸的评语和建议!如今,这两份恩师亲笔已经被我和我的学生视为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珍藏起来。”
山东女子学院副教授赵启鹏回忆,“本科的时候,听老师作关于鲁迅的学术报告,感觉他是一位非常严肃的大学者,遥不可及、令人敬畏。但其实,他生活中非常不一样。”2002年,赵启鹏跟朱老师读硕士。“有次去恩师家上课,没注意到自己的T恤袖子上破了一个小洞。下课后正要告辞,恩师在自己包里掏啊掏,掏出500块钱来,神秘地冲我招招手说,‘喏,拿去买件新衣服吧,是不是最近资金紧张啊。年轻人该买新衣服就要买,不要太节俭。’其实不只是自己的弟子,只要有学生来找他,即便是外校的学生,他都会非常认真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帮助他们。”
言犹在耳的良师诤言
在朱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我看到翟德耀先生撰写的挽联,概括了朱先生的一生:“胸怀天下融会中西开拓创新纵横驰骋四十年著作等身彪炳学界；襟抱海内贯通古今宅心仁厚传道授业六十载桃李芬芳誉满杏坛。”
朱先生的学生、著名评论家张清华引用雨果在悼念巴尔扎克时的话评价朱先生:“他所有的作品仅仅形成了一部书,一部有生命的、光亮的、深刻的书。”张清华说,“是的,他的有生命质地的、有精神光亮的、深刻而温暖的书,在今后的岁月里,仍将是照耀我们精神前行的灯。”
写这篇文章时,我反复听着朱先生的录音,在那次研讨会的结尾,他说:“我们继承孔孚先生,要继承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现在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只要是传统的都是好的,我觉得孔孚眼里并不是这样的,孔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了他自己的选择,他选择那些最优秀的,进而又经过他思考,然后融入自己的创作中。”朱先生的话,是良师诤言。
我记得朱先生看到某地街道墙上刻了二十四孝图,非常生气。他说:“二十四孝图有些东西是可以重新评价的,但是有些东西是糟粕。”
我将保留先生的遗言,想他的时候,就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