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镜鉴他深感国运艰难,整顿经济秩序,苦心维持,为南宋赢得宝贵的喘息之机。尤为可贵的,面对故土沦丧,他既没有不切实际地一味主攻,
吕颐浩:经略有才干,国危荷重担
2018-04-25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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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颐浩禅寺,原址即为吕颐浩故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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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颐浩画像 |
□ 本报记者 鲍 青
南宋草创之初,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叛贼侵凌,百事危难,步履维艰。立国君主赵构屡遭厄运,九死一生,所以安全感极其缺乏,疑心非常深重。高宗朝前期宰相中,赵构最信赖和倚重的,当属济南人吕颐浩。
新旧融合,利则存弊则废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吕颐浩出生于济南府一户普通的官宦家庭。他的曾祖父、祖父均未仕宦,父亲也仅任过八品小官。
这一年,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进行到第三个年头,朝内新旧两党的明争暗斗也日趋激烈。14年后,神宗驾崩,8岁的哲宗于幼冲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笃信司马光的旧法学说,陆续贬黜支持新法的大臣,新法措施也大多被废止。年轻的吕颐浩,第一次感受到朝政的残酷与无常。
8年之后,太皇太后去世,哲宗开始亲政。他随即起用变法官员,并改元为“绍圣”,表明自己要继承神宗的变法事业。当年的进士考试,皇帝亲出策论题,表达对旧法的不满:“朕之临御近十载矣,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能,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商贾之路不通,吏员猥多,兵备松弛,饥馑频仍,此其故何也……”哲宗对过往朝政很不满意,要“绌元祐之政”,复神宗“新法”。士子录取也体现了哲宗的意图,“考官初取,多主元祐(旧党)；覆考专取熙宁、元丰(新党)”。
23岁的吕颐浩,对新法“存废”态度谨慎。他认为“常平法不宜废,如免役、坊场两法亦可行,惟青苗、市易当罢去”,“旧法新法,利则存弊则废”,凡利于民者,可存而行,凡病于民者,可废而止。新旧融合的吕颐浩,参与廷试并一举中第。
吕颐浩被任命为大名府成安县尉。尽管只是微贱的小官,俸禄也很微薄,但他非常满足。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吕颐浩因丁忧返乡。吕家本不富裕,如今更陷入困境,吕颐浩只能“躬耕以赡老幼”,刚起步的仕宦生涯也被打断。虽然遇到挫折,但吕颐浩对未来依旧憧憬满满,鼓励自己“要须激昂壮志,修宦业以绍复先人之意”。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吕颐浩服阙,出任密州司户参军。随着阅历日丰,吕颐浩逐渐意识到仕途艰辛,高昂的情绪转而有些消沉。在给友人的诗中,他就流露出沮丧情绪:“宦途忽忽六周星,万事于今一未成。但著青衫趋冉冉,不知华发欲茎茎……”并表示希望回归田园,躬耕形隐。
吕颐浩的悲观情绪没有持续多久,就迎来了仕途的春天。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吕颐浩受举荐为大名府国子监教授,8年后出任皇子博士。由于为官勤恳,吕颐浩官职不断升迁。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吕颐浩任徽猷阁待制、河北路都转运使。
仕途相对顺利,使吕颐浩感到较为惬意。但这种愉悦的心情,很快又被苦恼所替代。看到同僚纷纷进入朝廷中枢,吕颐浩难掩自卑之情:“扁舟隐隐马骎骎,重到燕山感念深……青山岂乏归耕路,白发难忘报国心……”
按照北宋制度,身为转运使的吕颐浩,完全有机会入朝为官。但北宋与辽、金的战争,彻底打乱了他的人生轨迹。
忧心国事,阶下囚识康王
宣和四年,辽为金兵所败,辽天祚帝出逃。宋徽宗认为这是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好机会,就令内侍童贯为宣抚使,“举诸路之兵欲图燕、蓟”。
骄横的宋军很快遭遇挫败,辽兵以奇兵断其粮道,宋军损失惨重,一溃千里。混乱中,吕颐浩坠马失道,迷失方向。他记述道:“望北斗南走,徒步六十里,赖幽人张兰僧引路,间关至涿州,仅能入城,而契丹之兵已围合涿州。被围凡十五日,郭药师以兵来解围。千余人乘雪夜行一百二十里至安肃军,又两日至雄州。”吕颐浩这才暂时脱离险境。
宋军的惨败,彻底暴露了虚弱本质。金军趁着宋军南溃,顺势占领了燕山。北宋不得不用重金从金军手中赎取。宋廷置燕山府,令吕颐浩任河北路都转运使,兼经制燕山。
燕山的防御力量,是投诚的三万契丹降军。但他们骄横难制,勒索不断,不仅拖累北宋财政,也引发诸多民怨。吕颐浩上书徽宗,认为“燕山一路费用如此。虽穷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财,必无以善其后”。
没想到,苦口婆心的劝说,竟然惹恼了沉浸于开疆拓土迷梦中的宋徽宗。朝廷“怒沮坏边事”,下发极严厉的圣旨:“吕颐浩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贷。先免去他徽猷阁待制职务。如果军粮因此阙误,让宣抚使给他戴上大枷……”一个月后,宋徽宗余怒未消,甚至愈想愈气,再降御笔说:“吕颐浩辈乃何人,敢怀奸兴讹,造讪诲诋恢复大政。自从获罪,更加桀骜不逊……分朋植党,援引奸人,对众毁谤朝廷,肆为轻侮……为臣如此,深骇所闻!”宋廷责令宣抚使警告吕颐浩:“此后边防的每件事,如果有阙误稽违,或者无事生非,当以军法处置,永为臣子之戒!”
吕颐浩的赤胆忠心,换来的却是宋廷的雷霆万钧。但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极具前瞻性。降将郭药师日渐跋扈,契丹降军渐成尾大不掉。随着宋金摩擦日益加剧,宋徽宗“感悟吕颐浩前日之言”,恢复了他的官职,并进职徽猷阁直学士。宣和六年,吕颐浩丁太夫人忧,丧事还没有料理完,就“有旨起复,催促还任,文移沓至,不许辞免”。他重新回到危机四伏的燕山。
宋金战争爆发了。宣和七年,金军兵分两路,直逼燕山前线。宣抚使与吕颐浩一面加强守备,一面上奏朝廷。当时朝中大臣昏聩无能,竟然以“郊祀在近”,藏匿他们的奏章,致使皇帝无从知晓。等待郊祀完成,事态已经无法挽回了。
在金兵压境下,郭药师统领的契丹降军成了保卫燕山的重要力量。但被寄予厚望的他却很快叛变,并胁持宣抚使和吕颐浩等人投降金兵。
在此之前,吕颐浩清醒认识到郭药师不可靠,曾力劝宣抚使弃城而逃。但许多人盲目乐观,不了解敌我形势,坚决反对吕颐浩的意见。
金军将被俘宋朝官员扣押军营。为摧毁降臣的心理防线,金兵每次攻击宋国城池时,都是“鸣鼓而攻,令吕颐浩等亲自立观”。
吕颐浩看到“不需几时,城池即陷”,了解了金军的强大,加深对金兵的了解。这为他日后制定对金策略提供了来源。
金兵迅猛南下,北宋举朝震骇。宋徽宗急忙传位太子,带领亲信逃往南方。刚即位的宋钦宗对“和战”举棋不定,抗金形势时好时坏,令人忧心。宋钦宗曾派康王赵构前往金营,却被金人扣押。吕颐浩和赵构,一个是阶下之囚,一个是屈辱人质,同是天涯沦落人,自然惺惺相惜。后来经过宋廷斡旋,赵构和吕颐浩回到首都。共同的苦难记忆,令两人彼此充满好感。
金兵暂时撤退后,抗金形势依然紧张。朝廷考虑吕颐浩久任河北,经验丰富,再任命他任河北都转运使,随军赶赴河北。但由于被俘期间天气寒冷,又“饮冷致疾”,吕颐浩患上恶疾,身体每况愈下,未能成行。他被改任到河南嵩山崇福宫担任闲职。清闲后的吕颐浩,“自开德府来南京寻访家属”。是年十一月,他挈家寄居于扬州,买小圃闲居,无仕宦之意。
为国理财,时危方见能臣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东京,北宋灭亡。当年五月,赵构在河南商丘即位,为宋高宗。当时北方惨遭兵燹蹂躏,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甚至宫廷和官僚机构的运行,也难以为继。
如何开源,既能满足政府开支,又不引发百姓反抗,成了南宋面临的难题。宋高宗将希望寄托在理财多年的吕颐浩身上。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吕颐浩任户部尚书。吕颐浩上任后,立即开始整顿紊乱的经济秩序,恢复社会生产。他收回征收酒税的权力,禁止地方随意增添,减轻百姓负担。而对于征收来的税赋,吕颐浩将它们分地放置,降低安全风险。
吕颐浩还改革盐场制度,增加盐场产量,为国家增加收入。他还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常平法。吕颐浩认为,除青苗、市易法外,“常平法不宜废”。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财政危机得到有效缓解,南宋政府获得了大量金钱,及时补充了财政亏空,为南宋抗金准备了物质基础。
吕颐浩整理财政的同时,也在建设稳固的后方基地,为抗金提供防守堡垒。
建炎元年,吕颐浩任职于扬州。他提出自己的设想,“避地于江外以为后图”。吕颐浩指出:“今日之势,讲和亦不可恃,欲战则力不逮,若非迁避,更无上策。”他要求朝廷:“先迁宗庙于江外,大驾且驻南京,若无探报,只住南京,万一有警,速驾南来。江淮地热,又马无5草,必不能久留,俟其既往,我复北去,未为失计也。兵法所谓彼入我出,彼出我入,兹诚今日备御之策。”
吕颐浩分析,宋对金作战失利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步兵无法与骑兵对抗。在各地防御工事缺乏修缮的情况下,利用长江天险和复杂地形来化解金军优势,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高宗后来逃跑避敌,便是驻跸于扬州。为迎接高宗到来,吕颐浩作了周密的安排。高宗一到扬州,就召见了吕颐浩。吕颐浩向高宗分析“淮南两路,北距海,南阻江,土地膏腴,形势雄胜”,认为如果“顺动以慰天人之心,必得其宜矣”。高宗对他的上奏很满意,当面称赞“卿忠言甚切当朕心”。
随着中原形势愈发危急,高宗对下一步的战略举棋不定,遂“下诏令百官陈述己见”。吕颐浩上书提出“备御十策”,涵盖收民心、选将帅等各方面,“条分而详布之,深切当时之务”。
备御十策提出,标志着吕颐浩对金策略的初步成型。他对恢复的梦想,以及现实的清醒,是当时绝大多数朝臣不具备的。
吕颐浩的建议虽很完备,但宋高宗为了安全,只想逃跑避敌、议和求得安全,根本无心作长远打算,吕颐浩的建议随即被搁浅。
建炎三年,高宗逃到镇江,询问诸人去向。吕颐浩“降阶拜伏不起”,以首叩地,请求皇帝留在镇江。但其他大臣并不认同吕颐浩的建议,高宗随即决定继续南逃,留吕颐浩留守镇江。
吕颐浩带领几千老弱残兵,在镇江北下寨与金军隔岸对峙。为了洞悉敌军详情,他每天披甲乘舟,往来于长江,督责士兵,并舟船济渡逃亡江南的官民。他还以长江天险为依凭,募士兵趁夜渡江,以攻为守,焚烧金军营寨,制造金军恐慌。金兵见吕颐浩防守严密,无机可乘,被迫撤走,南逃的高宗终于松了口气。
北伐抗金,罢秦桧斥朋党
正在外部兵事胶着之际,南宋内部爆发了反对高宗的兵变。因平定兵乱有功,吕颐浩升任宰相。朝廷对吕颐浩理财和救驾,给予高度赞扬:“久总邦计,财资腾丰裕之称；晋长天官,铨选有澄清之誉。请帅师而北行,往防京口。深嘉忠义,悉出恳诚。”
吕颐浩出任宰相后,每每忧思“胡虏未灭、国步多艰”,以平定中原、尽复境土为心。
吕颐浩希望能和金朝达成议和,再积蓄力量,恢复国土。他四次派议和使者北上,还修书于降金的宋朝官员刘豫,向他“陈述故主之思,面陈朝廷密意”。
但因为金国内部强硬派当政,执意南下消灭南宋,吕颐浩的计划没有成功。但他一心为高宗和南宋安全着想,尽心尽力,苦心擘划,令高宗非常感动。所以当议和失败,群臣弹劾,吕氏罢相后,高宗仍动情地说:“颐浩功臣,无误国大罪……朕当眷遇始终不替。”所以到了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60岁的吕颐浩再度拜相。
当时刘豫迁都汴京,意图表明自己是北宋政权的继承者。刘豫还充当金朝的马前卒,积极策反南宋士民,并在陕西发动进攻,给南宋西部防线造成巨大压力。
金和刘豫的咄咄进逼,让高宗极为不安。为了缓解军事压力,不再被动挨打,吕颐浩开始酝酿北伐。
第二年,高宗令吕颐浩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全权负责北伐事宜。在诏书中,高宗赋予他极大的权力:“尽长江表里之封,悉归经略；举宿将王侯之贵,咸听指呼。”
为表示对北伐的支持,高宗派人慰问吕颐浩。北伐还得到了抵抗派大臣李纲的全力支持。他频繁给吕颐浩写信,为其鼓劲加油,勉励他“惟朝廷之复兴,赖君子之经纶”。
然而令吕颐浩始料不及的是,自己苦心打造的北伐,尚未征战就遇到了内乱。北伐军刚出发到丹徒,“前军赵延寿反,韩世忠追至建平县杀之”。
叛乱虽然很快平定,但军心大挫,军队的虚弱和不稳也暴露无遗。很快力主北伐的大臣桑仲病逝,吕颐浩失去了左膀右臂,被迫引疾求罢。北伐事实上无疾而终。
北伐失利,除了宋金力量对比不均衡外,朝廷的因素也非常明显。高宗北伐,只是为舒缓局势,并没有真正恢复中原的雄心。而另一名宰相秦桧的掣肘,也影响了北伐进行。
秦桧自被金国放回后,很快取得了高宗的信任,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他常常向皇帝和群臣暗示,自己有解决宋金战争的妙法。这让希望苟安的高宗非常满意,决定重用他处理宋金关系。而秦、吕二人对金的态度颇为不同。秦桧对金一味议和,吕颐浩则主张以守为主,攻守结合,并倡议在适当时机北伐。
秦桧趁吕颐浩主持北伐不在朝中之机,排斥异己独揽朝政,势力越来越大。
吕颐浩感受到秦桧咄咄逼人的攻势。他回朝后,开始打击与秦桧结党的官员,一大批秦党遭到贬黜。绍兴二年八月,秦桧被罢相,吕颐浩取得这场斗争的完全胜利。
壮志未酬,心念故土恢复
强敌环伺,内部不稳,吕颐浩虽然驱逐了秦桧,但仍旧感到压力重重。他向高宗陈述,切不可一味求安,“忘战必危”,“今天下之势,可谓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南而已。这些地方也多糟焚毁,非常残破”。他建议朝廷定都应选择利于北伐之地,可“据都会之要,使号令易通于四方,将兵顺流而可下,漕运不致于艰阻,然后策发大兵”。这样可以收得人心,使沦亡地区百姓“知王师有收复中原之意,则中兴之业可觊也”。如果一味求安,到时“金人他日再来,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后之患不可胜言矣”。吕颐浩力陈利弊,言辞恳切,但高宗却只从安全考虑,将都城定在临安府。
吕颐浩的对外政策,往往从现实着手,刚柔相济,讲究变通,却不改恢复之志。他鉴于南宋初期国力疲弱,建议对伪齐采取守势,“此处为叛臣所据……且留以蔽敌。等到内部先定,他时并力图之”。吕颐浩还主张与伪齐通商贸易,不仅可以增加南宋收入,还能加强南北联系,用经济手段加强它的回归心理。
吕颐浩的务实和清醒,得到李纲的赞同和支持。他说:“伪齐有不可讨之理……为今之计,莫如自治”。
吕颐浩与秦桧,虽都主张求和,但本质全然不同。高宗起先赞同吕颐浩,但不久在惶恐中只求苟安。绍兴二年,赴金求和的使者王伦回到临安。他带来金人打算议和的消息,高宗非常欣喜,立即派人前往谈判,并告知他们苛刻的条件也可接受。
高宗对议和的极度热心,令吕颐浩担心秦桧将卷土重来,非常不安。他建议在议和之外,也要训练士卒,加强战备,不可一切希望都在议和上。但此时的高宗仿佛抓住了金人伸出的救命稻草,对吕颐浩的进取政策并不热心,反问道:“此与今来欲讲和事相妨否?”
失去了高宗的支持,吕颐浩越想努力改变局势,就越感受到阻力。他常年疾病日渐老迈,感到朝政不可为,自己又力不从心,多次以身体不适请辞宰相。绍兴三年,吕颐浩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予自苦寒起家及宦,赴公尽瘁,不敢辞难,致仕将相。”他告诫家人:“勤廉为仕宦,勤则上位必见喜,廉则吏人自是差服。”
同年,京湖地震,御使弹劾吕颐浩,有十罪。高宗也顺势同意吕颐浩辞去宰相。赋闲的吕颐浩住在浙江台州,建退老堂,自号退老居士。
第二年,金、刘豫联合南犯。韩世忠率军迅速破敌,吕颐浩意识到宋金力量正在改变,再次上书:“京东之民,企望王师日久,乞命诸将分道进兵。”
绍兴五年,吕颐浩被任命为荆湖南路安抚使。当时荆湖发生旱灾,吕颐浩积极调拨粮食,救济大批灾民,为此受到朝廷的奖谕。
吕颐浩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尽管如此,吕颐浩还是强撑病体赶赴临安。
吕颐浩对国事的关心,让高宗很高兴,“上亲笔褒美,令陈利害”。他即条具,析为十论,有“用兵之策,彼此形势,粮草供应”等。这是吕颐浩最后一次详细阐发自己的抗金思想。他痛心疾首地说:“不用兵则二圣必不得还,中原之地必不可复,伪齐资粮必不可焚。”更为可贵的是,吕颐浩既主张对金用兵,又建议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他指出目前宋金力量正处于彼消此长之际,“察贼之势如彼,度我之势如此,若不用兵恢复中原,则必有后时之悔”。
高宗并未采纳吕颐浩的建议,但仍对他眷顾有加,“抚谕久之”。
正当吕颐浩陈述恢复中原意见之时,抵抗派大臣张浚因军士哗变罢相。而伪齐刘豫政权被废,扫清了宋金议和障碍。绍兴八年,主持议和的秦桧复相,不久又独相,与高宗一起对金议和。吕颐浩考虑到秦桧上位,议和已板上钉钉,决定相机而退。
绍兴九年,吕颐浩以少傅、镇南军节度使、成国公致仕。高宗的致仕诏书,高度肯定了吕颐浩的政绩:“辅朕初载,遭时多虞。忧勤百为,终始一节……位并年高,功与德称。”
致仕当年,69岁的吕颐浩病逝于台州。宋孝宗即位后,褒奖抵抗派大臣,以吕颐浩“再登鼎司,能断大事,主盟义举,取日虞渊,讫于瀛海无波,复安宗社,艰难之际,厥功茂焉”,配飨高宗庙庭。
南宋草创之初,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叛贼侵凌,百事危难,步履维艰。立国君主赵构屡遭厄运,九死一生,所以安全感极其缺乏,疑心非常深重。高宗朝前期宰相中,赵构最信赖和倚重的,当属济南人吕颐浩。
新旧融合,利则存弊则废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吕颐浩出生于济南府一户普通的官宦家庭。他的曾祖父、祖父均未仕宦,父亲也仅任过八品小官。
这一年,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进行到第三个年头,朝内新旧两党的明争暗斗也日趋激烈。14年后,神宗驾崩,8岁的哲宗于幼冲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笃信司马光的旧法学说,陆续贬黜支持新法的大臣,新法措施也大多被废止。年轻的吕颐浩,第一次感受到朝政的残酷与无常。
8年之后,太皇太后去世,哲宗开始亲政。他随即起用变法官员,并改元为“绍圣”,表明自己要继承神宗的变法事业。当年的进士考试,皇帝亲出策论题,表达对旧法的不满:“朕之临御近十载矣,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能,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商贾之路不通,吏员猥多,兵备松弛,饥馑频仍,此其故何也……”哲宗对过往朝政很不满意,要“绌元祐之政”,复神宗“新法”。士子录取也体现了哲宗的意图,“考官初取,多主元祐(旧党)；覆考专取熙宁、元丰(新党)”。
23岁的吕颐浩,对新法“存废”态度谨慎。他认为“常平法不宜废,如免役、坊场两法亦可行,惟青苗、市易当罢去”,“旧法新法,利则存弊则废”,凡利于民者,可存而行,凡病于民者,可废而止。新旧融合的吕颐浩,参与廷试并一举中第。
吕颐浩被任命为大名府成安县尉。尽管只是微贱的小官,俸禄也很微薄,但他非常满足。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吕颐浩因丁忧返乡。吕家本不富裕,如今更陷入困境,吕颐浩只能“躬耕以赡老幼”,刚起步的仕宦生涯也被打断。虽然遇到挫折,但吕颐浩对未来依旧憧憬满满,鼓励自己“要须激昂壮志,修宦业以绍复先人之意”。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吕颐浩服阙,出任密州司户参军。随着阅历日丰,吕颐浩逐渐意识到仕途艰辛,高昂的情绪转而有些消沉。在给友人的诗中,他就流露出沮丧情绪:“宦途忽忽六周星,万事于今一未成。但著青衫趋冉冉,不知华发欲茎茎……”并表示希望回归田园,躬耕形隐。
吕颐浩的悲观情绪没有持续多久,就迎来了仕途的春天。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吕颐浩受举荐为大名府国子监教授,8年后出任皇子博士。由于为官勤恳,吕颐浩官职不断升迁。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吕颐浩任徽猷阁待制、河北路都转运使。
仕途相对顺利,使吕颐浩感到较为惬意。但这种愉悦的心情,很快又被苦恼所替代。看到同僚纷纷进入朝廷中枢,吕颐浩难掩自卑之情:“扁舟隐隐马骎骎,重到燕山感念深……青山岂乏归耕路,白发难忘报国心……”
按照北宋制度,身为转运使的吕颐浩,完全有机会入朝为官。但北宋与辽、金的战争,彻底打乱了他的人生轨迹。
忧心国事,阶下囚识康王
宣和四年,辽为金兵所败,辽天祚帝出逃。宋徽宗认为这是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好机会,就令内侍童贯为宣抚使,“举诸路之兵欲图燕、蓟”。
骄横的宋军很快遭遇挫败,辽兵以奇兵断其粮道,宋军损失惨重,一溃千里。混乱中,吕颐浩坠马失道,迷失方向。他记述道:“望北斗南走,徒步六十里,赖幽人张兰僧引路,间关至涿州,仅能入城,而契丹之兵已围合涿州。被围凡十五日,郭药师以兵来解围。千余人乘雪夜行一百二十里至安肃军,又两日至雄州。”吕颐浩这才暂时脱离险境。
宋军的惨败,彻底暴露了虚弱本质。金军趁着宋军南溃,顺势占领了燕山。北宋不得不用重金从金军手中赎取。宋廷置燕山府,令吕颐浩任河北路都转运使,兼经制燕山。
燕山的防御力量,是投诚的三万契丹降军。但他们骄横难制,勒索不断,不仅拖累北宋财政,也引发诸多民怨。吕颐浩上书徽宗,认为“燕山一路费用如此。虽穷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财,必无以善其后”。
没想到,苦口婆心的劝说,竟然惹恼了沉浸于开疆拓土迷梦中的宋徽宗。朝廷“怒沮坏边事”,下发极严厉的圣旨:“吕颐浩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贷。先免去他徽猷阁待制职务。如果军粮因此阙误,让宣抚使给他戴上大枷……”一个月后,宋徽宗余怒未消,甚至愈想愈气,再降御笔说:“吕颐浩辈乃何人,敢怀奸兴讹,造讪诲诋恢复大政。自从获罪,更加桀骜不逊……分朋植党,援引奸人,对众毁谤朝廷,肆为轻侮……为臣如此,深骇所闻!”宋廷责令宣抚使警告吕颐浩:“此后边防的每件事,如果有阙误稽违,或者无事生非,当以军法处置,永为臣子之戒!”
吕颐浩的赤胆忠心,换来的却是宋廷的雷霆万钧。但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极具前瞻性。降将郭药师日渐跋扈,契丹降军渐成尾大不掉。随着宋金摩擦日益加剧,宋徽宗“感悟吕颐浩前日之言”,恢复了他的官职,并进职徽猷阁直学士。宣和六年,吕颐浩丁太夫人忧,丧事还没有料理完,就“有旨起复,催促还任,文移沓至,不许辞免”。他重新回到危机四伏的燕山。
宋金战争爆发了。宣和七年,金军兵分两路,直逼燕山前线。宣抚使与吕颐浩一面加强守备,一面上奏朝廷。当时朝中大臣昏聩无能,竟然以“郊祀在近”,藏匿他们的奏章,致使皇帝无从知晓。等待郊祀完成,事态已经无法挽回了。
在金兵压境下,郭药师统领的契丹降军成了保卫燕山的重要力量。但被寄予厚望的他却很快叛变,并胁持宣抚使和吕颐浩等人投降金兵。
在此之前,吕颐浩清醒认识到郭药师不可靠,曾力劝宣抚使弃城而逃。但许多人盲目乐观,不了解敌我形势,坚决反对吕颐浩的意见。
金军将被俘宋朝官员扣押军营。为摧毁降臣的心理防线,金兵每次攻击宋国城池时,都是“鸣鼓而攻,令吕颐浩等亲自立观”。
吕颐浩看到“不需几时,城池即陷”,了解了金军的强大,加深对金兵的了解。这为他日后制定对金策略提供了来源。
金兵迅猛南下,北宋举朝震骇。宋徽宗急忙传位太子,带领亲信逃往南方。刚即位的宋钦宗对“和战”举棋不定,抗金形势时好时坏,令人忧心。宋钦宗曾派康王赵构前往金营,却被金人扣押。吕颐浩和赵构,一个是阶下之囚,一个是屈辱人质,同是天涯沦落人,自然惺惺相惜。后来经过宋廷斡旋,赵构和吕颐浩回到首都。共同的苦难记忆,令两人彼此充满好感。
金兵暂时撤退后,抗金形势依然紧张。朝廷考虑吕颐浩久任河北,经验丰富,再任命他任河北都转运使,随军赶赴河北。但由于被俘期间天气寒冷,又“饮冷致疾”,吕颐浩患上恶疾,身体每况愈下,未能成行。他被改任到河南嵩山崇福宫担任闲职。清闲后的吕颐浩,“自开德府来南京寻访家属”。是年十一月,他挈家寄居于扬州,买小圃闲居,无仕宦之意。
为国理财,时危方见能臣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东京,北宋灭亡。当年五月,赵构在河南商丘即位,为宋高宗。当时北方惨遭兵燹蹂躏,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甚至宫廷和官僚机构的运行,也难以为继。
如何开源,既能满足政府开支,又不引发百姓反抗,成了南宋面临的难题。宋高宗将希望寄托在理财多年的吕颐浩身上。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吕颐浩任户部尚书。吕颐浩上任后,立即开始整顿紊乱的经济秩序,恢复社会生产。他收回征收酒税的权力,禁止地方随意增添,减轻百姓负担。而对于征收来的税赋,吕颐浩将它们分地放置,降低安全风险。
吕颐浩还改革盐场制度,增加盐场产量,为国家增加收入。他还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常平法。吕颐浩认为,除青苗、市易法外,“常平法不宜废”。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财政危机得到有效缓解,南宋政府获得了大量金钱,及时补充了财政亏空,为南宋抗金准备了物质基础。
吕颐浩整理财政的同时,也在建设稳固的后方基地,为抗金提供防守堡垒。
建炎元年,吕颐浩任职于扬州。他提出自己的设想,“避地于江外以为后图”。吕颐浩指出:“今日之势,讲和亦不可恃,欲战则力不逮,若非迁避,更无上策。”他要求朝廷:“先迁宗庙于江外,大驾且驻南京,若无探报,只住南京,万一有警,速驾南来。江淮地热,又马无5草,必不能久留,俟其既往,我复北去,未为失计也。兵法所谓彼入我出,彼出我入,兹诚今日备御之策。”
吕颐浩分析,宋对金作战失利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步兵无法与骑兵对抗。在各地防御工事缺乏修缮的情况下,利用长江天险和复杂地形来化解金军优势,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高宗后来逃跑避敌,便是驻跸于扬州。为迎接高宗到来,吕颐浩作了周密的安排。高宗一到扬州,就召见了吕颐浩。吕颐浩向高宗分析“淮南两路,北距海,南阻江,土地膏腴,形势雄胜”,认为如果“顺动以慰天人之心,必得其宜矣”。高宗对他的上奏很满意,当面称赞“卿忠言甚切当朕心”。
随着中原形势愈发危急,高宗对下一步的战略举棋不定,遂“下诏令百官陈述己见”。吕颐浩上书提出“备御十策”,涵盖收民心、选将帅等各方面,“条分而详布之,深切当时之务”。
备御十策提出,标志着吕颐浩对金策略的初步成型。他对恢复的梦想,以及现实的清醒,是当时绝大多数朝臣不具备的。
吕颐浩的建议虽很完备,但宋高宗为了安全,只想逃跑避敌、议和求得安全,根本无心作长远打算,吕颐浩的建议随即被搁浅。
建炎三年,高宗逃到镇江,询问诸人去向。吕颐浩“降阶拜伏不起”,以首叩地,请求皇帝留在镇江。但其他大臣并不认同吕颐浩的建议,高宗随即决定继续南逃,留吕颐浩留守镇江。
吕颐浩带领几千老弱残兵,在镇江北下寨与金军隔岸对峙。为了洞悉敌军详情,他每天披甲乘舟,往来于长江,督责士兵,并舟船济渡逃亡江南的官民。他还以长江天险为依凭,募士兵趁夜渡江,以攻为守,焚烧金军营寨,制造金军恐慌。金兵见吕颐浩防守严密,无机可乘,被迫撤走,南逃的高宗终于松了口气。
北伐抗金,罢秦桧斥朋党
正在外部兵事胶着之际,南宋内部爆发了反对高宗的兵变。因平定兵乱有功,吕颐浩升任宰相。朝廷对吕颐浩理财和救驾,给予高度赞扬:“久总邦计,财资腾丰裕之称；晋长天官,铨选有澄清之誉。请帅师而北行,往防京口。深嘉忠义,悉出恳诚。”
吕颐浩出任宰相后,每每忧思“胡虏未灭、国步多艰”,以平定中原、尽复境土为心。
吕颐浩希望能和金朝达成议和,再积蓄力量,恢复国土。他四次派议和使者北上,还修书于降金的宋朝官员刘豫,向他“陈述故主之思,面陈朝廷密意”。
但因为金国内部强硬派当政,执意南下消灭南宋,吕颐浩的计划没有成功。但他一心为高宗和南宋安全着想,尽心尽力,苦心擘划,令高宗非常感动。所以当议和失败,群臣弹劾,吕氏罢相后,高宗仍动情地说:“颐浩功臣,无误国大罪……朕当眷遇始终不替。”所以到了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60岁的吕颐浩再度拜相。
当时刘豫迁都汴京,意图表明自己是北宋政权的继承者。刘豫还充当金朝的马前卒,积极策反南宋士民,并在陕西发动进攻,给南宋西部防线造成巨大压力。
金和刘豫的咄咄进逼,让高宗极为不安。为了缓解军事压力,不再被动挨打,吕颐浩开始酝酿北伐。
第二年,高宗令吕颐浩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全权负责北伐事宜。在诏书中,高宗赋予他极大的权力:“尽长江表里之封,悉归经略；举宿将王侯之贵,咸听指呼。”
为表示对北伐的支持,高宗派人慰问吕颐浩。北伐还得到了抵抗派大臣李纲的全力支持。他频繁给吕颐浩写信,为其鼓劲加油,勉励他“惟朝廷之复兴,赖君子之经纶”。
然而令吕颐浩始料不及的是,自己苦心打造的北伐,尚未征战就遇到了内乱。北伐军刚出发到丹徒,“前军赵延寿反,韩世忠追至建平县杀之”。
叛乱虽然很快平定,但军心大挫,军队的虚弱和不稳也暴露无遗。很快力主北伐的大臣桑仲病逝,吕颐浩失去了左膀右臂,被迫引疾求罢。北伐事实上无疾而终。
北伐失利,除了宋金力量对比不均衡外,朝廷的因素也非常明显。高宗北伐,只是为舒缓局势,并没有真正恢复中原的雄心。而另一名宰相秦桧的掣肘,也影响了北伐进行。
秦桧自被金国放回后,很快取得了高宗的信任,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他常常向皇帝和群臣暗示,自己有解决宋金战争的妙法。这让希望苟安的高宗非常满意,决定重用他处理宋金关系。而秦、吕二人对金的态度颇为不同。秦桧对金一味议和,吕颐浩则主张以守为主,攻守结合,并倡议在适当时机北伐。
秦桧趁吕颐浩主持北伐不在朝中之机,排斥异己独揽朝政,势力越来越大。
吕颐浩感受到秦桧咄咄逼人的攻势。他回朝后,开始打击与秦桧结党的官员,一大批秦党遭到贬黜。绍兴二年八月,秦桧被罢相,吕颐浩取得这场斗争的完全胜利。
壮志未酬,心念故土恢复
强敌环伺,内部不稳,吕颐浩虽然驱逐了秦桧,但仍旧感到压力重重。他向高宗陈述,切不可一味求安,“忘战必危”,“今天下之势,可谓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南而已。这些地方也多糟焚毁,非常残破”。他建议朝廷定都应选择利于北伐之地,可“据都会之要,使号令易通于四方,将兵顺流而可下,漕运不致于艰阻,然后策发大兵”。这样可以收得人心,使沦亡地区百姓“知王师有收复中原之意,则中兴之业可觊也”。如果一味求安,到时“金人他日再来,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后之患不可胜言矣”。吕颐浩力陈利弊,言辞恳切,但高宗却只从安全考虑,将都城定在临安府。
吕颐浩的对外政策,往往从现实着手,刚柔相济,讲究变通,却不改恢复之志。他鉴于南宋初期国力疲弱,建议对伪齐采取守势,“此处为叛臣所据……且留以蔽敌。等到内部先定,他时并力图之”。吕颐浩还主张与伪齐通商贸易,不仅可以增加南宋收入,还能加强南北联系,用经济手段加强它的回归心理。
吕颐浩的务实和清醒,得到李纲的赞同和支持。他说:“伪齐有不可讨之理……为今之计,莫如自治”。
吕颐浩与秦桧,虽都主张求和,但本质全然不同。高宗起先赞同吕颐浩,但不久在惶恐中只求苟安。绍兴二年,赴金求和的使者王伦回到临安。他带来金人打算议和的消息,高宗非常欣喜,立即派人前往谈判,并告知他们苛刻的条件也可接受。
高宗对议和的极度热心,令吕颐浩担心秦桧将卷土重来,非常不安。他建议在议和之外,也要训练士卒,加强战备,不可一切希望都在议和上。但此时的高宗仿佛抓住了金人伸出的救命稻草,对吕颐浩的进取政策并不热心,反问道:“此与今来欲讲和事相妨否?”
失去了高宗的支持,吕颐浩越想努力改变局势,就越感受到阻力。他常年疾病日渐老迈,感到朝政不可为,自己又力不从心,多次以身体不适请辞宰相。绍兴三年,吕颐浩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予自苦寒起家及宦,赴公尽瘁,不敢辞难,致仕将相。”他告诫家人:“勤廉为仕宦,勤则上位必见喜,廉则吏人自是差服。”
同年,京湖地震,御使弹劾吕颐浩,有十罪。高宗也顺势同意吕颐浩辞去宰相。赋闲的吕颐浩住在浙江台州,建退老堂,自号退老居士。
第二年,金、刘豫联合南犯。韩世忠率军迅速破敌,吕颐浩意识到宋金力量正在改变,再次上书:“京东之民,企望王师日久,乞命诸将分道进兵。”
绍兴五年,吕颐浩被任命为荆湖南路安抚使。当时荆湖发生旱灾,吕颐浩积极调拨粮食,救济大批灾民,为此受到朝廷的奖谕。
吕颐浩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尽管如此,吕颐浩还是强撑病体赶赴临安。
吕颐浩对国事的关心,让高宗很高兴,“上亲笔褒美,令陈利害”。他即条具,析为十论,有“用兵之策,彼此形势,粮草供应”等。这是吕颐浩最后一次详细阐发自己的抗金思想。他痛心疾首地说:“不用兵则二圣必不得还,中原之地必不可复,伪齐资粮必不可焚。”更为可贵的是,吕颐浩既主张对金用兵,又建议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他指出目前宋金力量正处于彼消此长之际,“察贼之势如彼,度我之势如此,若不用兵恢复中原,则必有后时之悔”。
高宗并未采纳吕颐浩的建议,但仍对他眷顾有加,“抚谕久之”。
正当吕颐浩陈述恢复中原意见之时,抵抗派大臣张浚因军士哗变罢相。而伪齐刘豫政权被废,扫清了宋金议和障碍。绍兴八年,主持议和的秦桧复相,不久又独相,与高宗一起对金议和。吕颐浩考虑到秦桧上位,议和已板上钉钉,决定相机而退。
绍兴九年,吕颐浩以少傅、镇南军节度使、成国公致仕。高宗的致仕诏书,高度肯定了吕颐浩的政绩:“辅朕初载,遭时多虞。忧勤百为,终始一节……位并年高,功与德称。”
致仕当年,69岁的吕颐浩病逝于台州。宋孝宗即位后,褒奖抵抗派大臣,以吕颐浩“再登鼎司,能断大事,主盟义举,取日虞渊,讫于瀛海无波,复安宗社,艰难之际,厥功茂焉”,配飨高宗庙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