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岸青
2017年是吴宝康同志诞辰100周年,在各种纪念活动中,他被称为是我国档案学界的泰斗、“中国档案学界的一代宗师”。可以说,在大众日报社研究部的工作,是吴宝康“转行”的扎实铺垫。他说:“我后来从新闻战线转到档案战线上来,恐怕也可以说在大众日报社是能够找到渊源的。”
1948年,大众日报社社长匡亚明找研究部主任吴宝康谈话,说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政策研究室要建立资料室,专管华东局的图书、报纸、资料和档案等,为政策研究室工作服务,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同志向大众日报社要干部,报社领导决定调吴宝康前往,并征求他的意见。
吴宝康二话没说,一口同意了。从这时起,吴宝康一步步走向新中国的档案工作。
1952年11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开课,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设立档案专业教育,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的吴宝康既是班主任,也听课学习。在这个班的基础上,195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成立,吴宝康任系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这便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前身。吴宝康从此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档案教育事业和学科建设上,他在其专著《档案学概论》中初步构建了中国档案学的理论体系,并在理论上论证了档案学科的独立性。
多年后,吴宝康回忆:“正是在大众日报研究部的工作,使我从研究工作的实践中,由表及里地认识到图书、资料、档案的重要性,做任何工作都离不了它,没有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研究部工作的一段历史过程,为我今后坚定不移地从事档案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吴宝康认为,“大众日报社成立研究部,这是当时的一个创举”,“把图书资料翻译和人民来信等具体工作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与报纸宣传挂上了钩,就把‘死’的工作做活了”。
新闻理论界常说,新闻界有两个泰斗级人物,南有复旦大学的王中,北有人民大学的甘惜分。一提起大众日报,王中就强调大众日报是新闻干部的摇篮。他还说,大众日报是他的老家,是他走向新闻工作道路的起点。
王中曾经两度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新闻学原理大纲》集中体现了他的新闻理论观点,当时被喻为“新闻改革理论家”。后来他与甘惜分、方汉奇一同成为三位“文革”结束后新闻学首批博士生导师,学界对王中的评价是:“新闻界开始有人提出自己对于新闻传播原理的一些看法,开始突破传统党报理论的某些固有观点和世界苏联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模式,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
王中血气方刚,抗战初期尚在山东大学外文系读书的他,就在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队伍里枪来之不易,后来他曾开玩笑说睡觉时就把枪当爱人一样搂着。根据党的指示,他在谷牧的领导下,在东北军五十七军中从事兵运工作,亲历战争的残酷。之后又遵照党的指示,从五十七军撤出,到大众日报社当了编辑。
战时全省各报都相通,大众日报社常常派出自己的骨干到地方去办报,师傅带徒弟,带出徒弟之后,又回大众日报社,其他各报的记者也可以调到大众日报社工作,这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作为“师傅”,王中屡次被从大众日报派到滨海区《农民报》、鲁中《鲁中日报》、济南市委机关报的《新民主报》等报任总编辑或总编室主任,新闻从业经历长达八九年。
1946年,王中任大众日报通讯部副主任兼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编辑部副主任,经常上夜班,要喝茶提神,同事们说王中有三宝——“茶壶、茶碗、电灯泡”。军调开始后,因为懂英语,王中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罗尔波赴山东各地采访,揭露青岛国民党第八军企图利用联合国救济物资达其政治目的,以及调处执行小组处理问题不公平。而美方代表往往倾向国民党方面,并指出“尽管不公平,但共产党人仍愿委曲求全继续,因为他们认为持久的和平要靠谈判的成功”。
2017年是吴宝康同志诞辰100周年,在各种纪念活动中,他被称为是我国档案学界的泰斗、“中国档案学界的一代宗师”。可以说,在大众日报社研究部的工作,是吴宝康“转行”的扎实铺垫。他说:“我后来从新闻战线转到档案战线上来,恐怕也可以说在大众日报社是能够找到渊源的。”
1948年,大众日报社社长匡亚明找研究部主任吴宝康谈话,说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政策研究室要建立资料室,专管华东局的图书、报纸、资料和档案等,为政策研究室工作服务,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同志向大众日报社要干部,报社领导决定调吴宝康前往,并征求他的意见。
吴宝康二话没说,一口同意了。从这时起,吴宝康一步步走向新中国的档案工作。
1952年11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开课,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设立档案专业教育,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的吴宝康既是班主任,也听课学习。在这个班的基础上,195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成立,吴宝康任系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这便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前身。吴宝康从此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档案教育事业和学科建设上,他在其专著《档案学概论》中初步构建了中国档案学的理论体系,并在理论上论证了档案学科的独立性。
多年后,吴宝康回忆:“正是在大众日报研究部的工作,使我从研究工作的实践中,由表及里地认识到图书、资料、档案的重要性,做任何工作都离不了它,没有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研究部工作的一段历史过程,为我今后坚定不移地从事档案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吴宝康认为,“大众日报社成立研究部,这是当时的一个创举”,“把图书资料翻译和人民来信等具体工作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与报纸宣传挂上了钩,就把‘死’的工作做活了”。
新闻理论界常说,新闻界有两个泰斗级人物,南有复旦大学的王中,北有人民大学的甘惜分。一提起大众日报,王中就强调大众日报是新闻干部的摇篮。他还说,大众日报是他的老家,是他走向新闻工作道路的起点。
王中曾经两度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新闻学原理大纲》集中体现了他的新闻理论观点,当时被喻为“新闻改革理论家”。后来他与甘惜分、方汉奇一同成为三位“文革”结束后新闻学首批博士生导师,学界对王中的评价是:“新闻界开始有人提出自己对于新闻传播原理的一些看法,开始突破传统党报理论的某些固有观点和世界苏联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模式,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
王中血气方刚,抗战初期尚在山东大学外文系读书的他,就在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队伍里枪来之不易,后来他曾开玩笑说睡觉时就把枪当爱人一样搂着。根据党的指示,他在谷牧的领导下,在东北军五十七军中从事兵运工作,亲历战争的残酷。之后又遵照党的指示,从五十七军撤出,到大众日报社当了编辑。
战时全省各报都相通,大众日报社常常派出自己的骨干到地方去办报,师傅带徒弟,带出徒弟之后,又回大众日报社,其他各报的记者也可以调到大众日报社工作,这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作为“师傅”,王中屡次被从大众日报派到滨海区《农民报》、鲁中《鲁中日报》、济南市委机关报的《新民主报》等报任总编辑或总编室主任,新闻从业经历长达八九年。
1946年,王中任大众日报通讯部副主任兼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编辑部副主任,经常上夜班,要喝茶提神,同事们说王中有三宝——“茶壶、茶碗、电灯泡”。军调开始后,因为懂英语,王中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罗尔波赴山东各地采访,揭露青岛国民党第八军企图利用联合国救济物资达其政治目的,以及调处执行小组处理问题不公平。而美方代表往往倾向国民党方面,并指出“尽管不公平,但共产党人仍愿委曲求全继续,因为他们认为持久的和平要靠谈判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