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穿长衫,头戴红疙瘩帽,在趵突泉后街摆卦摊。人们不管是算卦、抽帖,还是测字,见他样样精通,与求卦者对答如流,应付自如,谁也不会想到他竟是一位为民请命、舍身捐命的共产主义战士……
耿贞元:捐命无悔的“算命先生”
2018-03-02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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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贞元画像。 |
■ 周末人物 红色记忆·不忘初心
□ 本报记者 卢昱
1928年冬,济南,萧瑟依旧。
在经历日寇制造的“五三惨案”后,整座城市的伤疤仍未痊愈。古城中,有一群心怀共产主义信仰的人脚生风雷,奔走四方,如同冬日汩汩而出的趵突泉,为寒冷的河床不断喷涌出新绿。
在这群革命先驱中,有位以算命先生为掩护的共产党人,在为民请命的历程中,燃烧着自己的智慧,乃至捐命而在所不惜……
“狂风扫尽千里雾”
“这位算命先生就是耿贞元,原名耿之贱,又名耿精一,化名周汉臣。1890年,他生于广饶县南乡紧靠益都的黄丘村一户农民家庭。乳名‘保全’的他,自幼心里装事儿,爱琢磨。他在乡间私塾读过《四书》《五经》,能诗善文。稍长后,他农忙时参加劳动,闲时自习祖传中医眼科,并配制散剂眼药,为农民医治眼疾。”青州党史研究专家刘传功介绍道。
识字后的耿贞元,怀着试探和好奇的心理,跟着算命先生学测字。从《金口诀》《麻衣相》,再到《易经》中的“六爻卜术”,凭借着聪敏,他逐渐掌握了技巧,察言观色,刺探着每位求访者心底的秘密。
1920年,因为地势较低的家乡,三天两头闹水灾,生活无着的耿贞元便同妻子王小英,告别家乡,迁移到条件相对较富庶的益都县城混穷。不久,耿贞元家就来了好运,添了一个大胖小子,把夫妇俩高兴得脸上整天挂着笑,从心底里觉得老青州府是个养人的好地方。“给孩子起名时,耿贞元思前想后,认定了青州这块福地,给孩子起名‘青州’。”刘传功说。
而青州也成了耿贞元信仰的福地。在青州这方地盘上,他遇见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邓恩铭。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由邓恩铭的介绍,耿贞元于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传功说,耿贞元入党后,邓恩铭还是敬称他为“耿先生”。
同时,针对耿贞元聪明机警、善于给百姓“算命测字”的特长,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邓恩铭,安排他在青州和周边的数县,为党做联络情报工作。从此后,耿贞元经常挎着一个手匣,手敲云板,走街串巷。一来二去,这位“算命先生”有了群众基础,青州一带好多人都认识他。
“耿贞元的确不是一般人物,从他当年写过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得出他那深厚的无产阶级情感和坚强的革命信念:鲸吞蚕食无情休,豺狼当道更堪忧；狂风扫尽千里雾,旭日东升照九洲。”刘传功说。
通过给人测字问卜,耿贞元巧妙地宣传革命道理,指出人民群众贫困的根本原因。例如,凡是问卜者,都十分关心未来自己的命运如何,他便以算卦的形态、言词说“厄运未消”“洗劫将临”。问卜者惊慌了,诘问解脱方法时,他便以“事在人为”“人心齐,泰山移”“大家一条心,即可逢凶化吉”等语言来鼓励、安慰,巧妙地将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与人民群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925年和1926年,黄丘的耿贞元同志常到刘集来。他衣着很土,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庄稼人。他精通卜卦,我母亲常找他算卦。他便用毛笔拆八字,讲得头头是道,这时就显示出其学识渊博了。”广饶县刘集村的刘成德曾回忆。
小旅馆里的红色信仰
耿贞元入党时,对社会、时代的认识已经足够深刻。从清末的腐朽到新政府的革新,从广饶北部民众因抗税而戕杀知事王文琙,到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他冷眼看世情,在一次次对共产主义的宣传中,他的思想也得到升华,坚定着自己的人生选择。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明确指出:“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这是中共中央决议中第一次提出农民土地问题。此后,耿贞元在农村的活动更为活跃,同刘集村的刘良才等人,分别行动,以算命为名,宣传革命道理,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在今淄河西岸,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废弃古道。几千年来,这条直通渤海的古道曾以“便鱼盐之利”而成为齐国故都临淄的经济大动脉。
在这条交通要道上,有个朱家庄,村里有个出身贫苦、老实厚道又乐善好施的农民高新成,他和妻子在村头的大道旁开了一家小旅店。当年,经常往来临淄广饶两地的耿贞元,很快成了店里的常客。
在高新成的小旅店里,人们常凑在这里谈古论今,耿贞元也借用这样的场合通过给人测字、问卜,巧妙地宣传革命道理。
从小就富有正义感的高新成,很快成为耿贞元的好朋友。两人经常彻夜长谈,高新成逐渐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如今,当年的小旅店,只剩下青砖而砌的大门,整个庭院已空荡荡,满是荒草。当年耿贞元和高新成围坐的桌椅,被高新成唯一的女儿高玉美珍藏着,见证着那段荡气回肠的农村基层党员发展历程。
1926年秋,由耿贞元介绍,高新成加入共产党,小旅店也成了党组织秘密活动联络点。不久,耿贞元在白兔丘、呈羔等村发展了张闵斋、高洪山、高凤山、常成孟等10多名党员。
1926年冬,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在寒冷中瑟瑟发抖的十多个党员,聚在高新成的小旅店内。在一盆正旺的柴火照耀下,耿贞元主持党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共白兔丘支部,推选高新成为支部书记。从此,临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有了正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临淄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后,在耿贞元的带领下,秘密开展革命工作,积极组织、广泛宣传,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春,白兔丘、呈羔、寇家庄、郝家庄等二十几个村庄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发了会员证。
“农民协会的任务主要有三点:一是发动会员互相资助搞生产,二是节俭承办会员的婚丧嫁娶红白事,三是为会员维权,替会员说话。为了与当地的地主恶霸进行斗争,农会把短工、长工秘密组织起来,成立了‘短工团’‘觅汉团’。”刘传功介绍道。
“把旧社会砸个稀巴烂”
共产党在广饶、寿光、青州、临淄一带的活动,如星星之火,四散开来遍地红。1927年4月,寿光县的张家庄、崔家庄、于家尧河村,广饶县的延家村、刘家集、呈家王村、封庙村,临淄县的呈羔、商王庄,临朐县的吴家辛兴等地,被确定为党的秘密交通点。
从此后,这些村落便成了耿贞元秘密活动的地点。他打着算命的旗号,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学文化,启发贫苦农民挺起腰杆同封建地主作斗争,把革命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这期间,耿贞元配合各地党组织,在向封建地主进行斗争的同时,十分注意为穷苦农民排忧解难。
耿贞元琢磨宣传的规律和技巧。同样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他,深知农民兄弟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心心念念的也都是耪、刨、耕、耩,哪有大把的时间坐下来学习。
看到刘集一带的共产党员在学习《共产党宣言》,他也内化成自己的思想,编了顺口溜:“说宣言,道宣言,宣言是咱穷人的主心骨；穷腿子们,你起来,我起来,手拉手,抱成团,把这吃人的旧社会砸个稀巴烂!”
算命先生到哪里,革命主义唱到哪里,村民们逐渐接受了这位先生的主张。在耿家集村,耿贞元和党支部书记耿金俭,带领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为乡亲们修建了过路桥,疏通了防涝的排水沟等,受到了穷苦农民的称赞。
就在革命轰轰烈烈地澎湃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下达密令,展开了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大屠杀,白色恐怖迅速笼罩全国。这时,热衷于升官发财的中共青州地委组织部长兼中共益都县委书记杜华梓,溜往上海,找到国民党的要人,叛变投敌。并在上海《国民日报》上两次登报,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接着,回益都抢夺国民党县党部的领导权,企图“名正言顺”地独吞大革命的胜利果实。
不仅如此,杜华梓还两次三番地上窜下跳,竟当上了益都、临淄、广饶、寿光、昌乐、临朐六个县的国民党剿共组织“六县党委工作员”。“从此,杜华梓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不止一次地到我党革命活动基地、东圣水村魏嵋家,搜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刘传功说。
1928年初春,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遭到破坏后,根据省委指示,中共广饶特支与中共益北特支联合成立了中共广益特支联席委员会。
聚在益北特支的共产党员们,战斗力形成堡垒,他们根据居住地离县城较远的优势,不怕杜华梓一伙的“通缉”,一直战斗在风口浪尖上。在耿贞元的指点下,他们与广饶县刘集村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从民间搜集到长短枪30余支,建立起红色游击队,曾一度在益都县北部的臧台顶插上了红旗。
这年秋天,由于社会动乱和水旱荒灾的来袭,益都北部和广饶南部一带的农民,生活极其困难。当满坡的高粱晒过红米、谷子面临入囤的季节,刘良才和耿贞元商量,召开了全体党员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吃坡”运动。刘集村的地主刘林蛟,家有100亩上等好地,还开着钱庄,是当地有名的“吸血鬼”,必须先把他“吃掉”。
这天刚擦亮,月亮升起时,好几个村庄参加“吃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赤卫队员、夜校学员、短工会会员等,个个精神抖擞,他们手中有的拿着镰刀,有的拿着麻袋或包袱,足足200多人,齐刷刷地站在地头上。一声招呼,他们争先恐后地扑进地里。“噌、噌、噌”“嚓、嚓、嚓……”地主家的几十亩谷子、高粱,不长时间被割去多半。
莫不灵验如神
1928年秋后,耿贞元被调至益都县任县委书记。此时,白色恐怖蔓延。除省立第十中学外,我党益都县的组织基本被摧垮。他的任务,就是去整理和恢复受到摧残的党组织。
当耿贞元找到一部分失掉关系的党团员时,适逢寿光、广饶两县的土匪黄凤岐、刘正吉等联合进攻益都城,他不幸被误为攻城的密探被捕。虽很快获释,但已暴露目标,无法继续在益都工作。因此组织便将游走江湖的他调到济南,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地方秘密交通员。
当时,党的交通联络工作常常因接头联系不畅,组织暴露,导致损失；或机关迁移频繁,住所不定,联系不及时,影响工作。加之省城济南的社会环境十分恶劣,省委机关设立的秘密接头地点,屡次遭到敌人的破坏。逼得做这项工作的同志,只好在一天之内甚至数次改换地点。省委任国祯书记在听到耿贞元读过《周易》,掌握“测字”“算卦”技巧后,当即作出调他去省委工作的决定。
耿贞元担任省委机关交通员后,主要在济南城西门外的趵突泉一带活动。此处自晨至晚小贩拥挤,江湖郎中林立,说书的、讲古的、卖药的、算命批八字的,以及各种技艺杂耍和变魔术的,都在此大显身手。
开始,耿贞元身穿长衫,头戴红疙瘩帽,在趵突泉后街摆卦摊。从早到晚,他总是坐在矮凳上,身前地上铺着一块三尺见方的摆布,和他朝夕相伴的拜匣放在上面；匣旁,放着鸟笼,内养了一只玲珑巧怪的黄雀,在卦摊前跳来跳去,为前来求卜的人抽帖算卦。人们不管是算卦、抽帖,还是测字,见他样样精通,与求卦者对答如流,应付自如,谁也想不到他竟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后来,耿贞元有了固定的小门头,在江湖动荡中,靠算卦遮掩着真实身份。当时益都县东朱鹿村共产党员陈凤九,就曾遵照省委指示,几次前往济南,通过耿贞元与省委联系。
“在趵突泉北边一条小小的南北街上。在街南头路西有个小门头,高挂着一个布幡儿,上书‘包测吉凶祸福,莫不灵验如神’几个字,有几个人围着一张小桌子。我们便装着求签,挤了进去,定神一看,我差点叫出来。原来这测字的先生正是我的老相识,此人叫耿贞元。”1981年,刘传功在济南采访离休的陈凤九时,老人如是回忆。
“他幼年读周易,为革命挑个黄雀儿串四乡,给人测字算命。”陈凤九回忆道,“我装作不认识的样子,说了声:‘先生,算卦。’顺手递上一张小纸条:‘昨天到,住某某处。’他接过纸条,约略一看,便往口袋里一装,随机抓起竹筒摇了几摇,把几个制钱往石板上一倒,高声说:‘从你的八字和卦来看,你先生大吉大利,大好大福!’然后,我们给十个铜板,扬长而去。”
很快,省委即派人去趵突泉南街,与住在一座二层小楼上的陈凤九接上头,交待了省委的指示。在济南的几天,陈凤九还出去参加活动。一次是在西门外顺河街发电厂南的一个旅馆里,在二楼一个不大的房间中,五六个同志围着方桌坐了一圈,桌上摆着麻将牌,用来遮人耳目。
通过耿贞元这个枢纽介绍来的全省不同地区的党员,在一起谈论形势,研究工作。“楼梯上有个小窗户,正对着河东边的西城门,城门楼子上还留着炮弹洞,玻璃窗上还有一些圆圆的弹洞,这是五月初日本兵打的。”对于细节,陈凤九历历在目。
青岛街头的“活神仙”
那时耿贞元同志的“工作”地点,经常随省委机关而不停地转移。后来,山东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转移到青岛办公,耿贞元的卦摊又出现在青岛市面上。
有一天,青岛著名的福罗洋行总经理在百忙中,专门找耿贞元算卦。他请耿贞元算算自己那位怀孕的小太太,究竟是生女还是生男。耿贞元微微眯着眼,看了看孕妇的肚子,朝着那位老总的脸,细瞅了好长时间,说:“先生大吉大利,肯定是个小子了!”
不久,那位老总的小太太果然生下男孩。这一来,真把那位老总高兴得不得了。他马上找到耿贞元,大大赞赏了一番,还甩下五块大洋酬谢,逢人就夸耿贞元,说他简直就是“活神仙”!这样一来,耿贞元在青岛出了大名。
1930年的一天,广饶的延春成同志到青岛去找省委联系工作。他首先想到要见耿贞元,在大街上打听时,有位市民冲口而出:“你找‘活神仙’,我领你去!”未费吹灰之力,就把事情办妥了。
“然而,时间久了,也难免引起狡猾敌人的注意。有一次,一个敌人直接尾随到耿贞元的住所——宏源居的大门外,贼头贼脑地这里看、那边瞧。耿贞元立马断定,被敌人侦探跟上了。”刘传功说,在这紧急时刻,耿贞元灵机一动,立刻装模作样地害起“神经病”来,还不停地大哭大叫,在地上打滚儿,并拖着一根绳子要寻死上吊。
邻居好多群众见此情景,也都关切地跑出来劝他。有人甚至怀疑他被人“偷了钱”疼疯了。大伙儿便凑了些钱,前呼后拥地把他送往青岛火车站,还为他代买上火车票,将他“遣返”回益都。
不久,耿贞元又带着算命的装备,从益都赶往济南,继续遵照省委的指示,没白没黑地到各地巡视,甚至在边远的鲁西和鲁南一些地方,都留下他的足迹。
1932年暑假期间,国民党益都县政府趁城内省立四师放假的机会,利用四师的校舍,要举办乡镇训练班,培养他们在乡下的忠实爪牙。在参加培训的乡镇长中,有的是流氓恶棍,有的是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大代表,有的甚至在农村大量搜刮民财,有的私买枪支,欺压百姓,有的竟然在乡公所扣押吊打无辜百姓等等。
对此,以耿贞元等为骨干,在四师校园内,公开贴出了揭发乡镇长罪行的对联。这一来,整个校园内“开了锅”,培训班也办不下去了。当主持办班的县党部常委赵若谦出面干预时,前来参加办班的乡镇长们一轰而起,四散逃跑,赵若谦没跑迭,戴在头上的礼帽都跑掉了。
1932年6月底,山东省委根据中央会议通过的《开展游击活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等文件,不顾山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立即创造北方苏区的要求,并将当时党的工作开展较好的博兴、益都两县作为暴动的重点。
同年7月4日,博兴暴动发生不到3天,就遭到失败,参加暴动的几十名同志被捕,20余人被杀,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博兴县暴动不久,益都县在省委的督促下,县城内的一区和乡下郑母一带的十区同时举行暴动。8月18日,暴动队伍袭击了十区区公所和民团,缴获10余支步枪。当暴动队伍在老鸦窝村集结时,遭到敌人的围攻,队伍一触即散。第二天,队伍只剩下10余人。又因一区没有按照县委决定行事,区委只好解散队伍。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张牙舞爪,杀气腾腾,到处搜捕共产党。这时,耿贞元同志恰巧被省委派到这里巡视工作。看到如此严重的局面,他心急火燎,十分惦念同志们的安全。
暴动发生当晚,耿贞元在东圣水村魏天民家里,正和益都县的部分党员秘密开会,商量应付和摆脱敌人追捕的办法。由于村中坏人告密,19日天将拂晓,耿贞元同志不幸被捕。
“我做的工作还不够”
1932年8月29日,耿贞元连同被捕的二十七人,被敌人用铁甲车从益都解往济南。性情刚烈的他决心在铁甲车上碰头自杀,以对抗敌人。被同车的战友郑心亭、牛端亭等同志所劝阻,让他保留抗争到底的最后一丝希望。
在被押入济南监狱后,耿贞元对一同被捕的同志说:“现在,我们既然落入狼窝,就啥也别顾了。必须抱定为党牺牲的意志,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的事业,任何时刻都要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
在敌人的法庭上,耿贞元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和家中亲人的苦难,总是考虑如何变着法儿地掩护同志们。当他得知去益都的捕共队,一直没有抓到领导暴动的冀虎臣同志时,脸上露出笑容,心中也暗暗定下盘算。
在省府东街山东省公安局的拘留所里,耿贞元被提出过堂时,他一看审判台上坐着的是叛徒王天生,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拼他个鱼死网破。此时已是国民党“捕共队”队长的王天生皮笑肉不笑地问:“你不就是那个以‘算卦’当幌子的耿同志吗?”
耿贞元暴跳如雷地应道:“混蛋,谁是你的同志?!”
王天生又问:“你去益都干什么来?”
耿贞元变着花样儿应付道:“我是益都的县委书记,我不在益都在哪!?”
“这次益都暴动是谁负责搞的?!”叛徒问。
“益都暴动并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我发展的一个党员叫李虎臣,他是十区区公所大队长,因为和区长不和而争吵起来,他就带着他的人和枪,拉到山里去了。你们这些人,竟诬陷我,眼瞎了吗?!”耿贞元声东击西,并试图挑起叛徒的怒火,以求保护战友,自己得以速死。在接下来的审问中,他除了大骂王天生是无耻叛徒外,别的什么也没吐露。
而后的8月31日,济南的酷暑中,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自过堂,以暴动现行犯的罪名,判处耿贞元等14人死刑,立即执行。当听到处死刑时,耿贞元平静地对战友说:“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唯一的惋惜是我做的工作还不够,没有看到新社会的到来。”
在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耿贞元捐命而去,追着一年前在此牺牲的邓恩铭等同志……留下了十多岁的儿子——“青州”。
“我多少年来一直打听他后代的情况,可惜一直没有音信。”刘传功惋惜道。
□ 本报记者 卢昱
1928年冬,济南,萧瑟依旧。
在经历日寇制造的“五三惨案”后,整座城市的伤疤仍未痊愈。古城中,有一群心怀共产主义信仰的人脚生风雷,奔走四方,如同冬日汩汩而出的趵突泉,为寒冷的河床不断喷涌出新绿。
在这群革命先驱中,有位以算命先生为掩护的共产党人,在为民请命的历程中,燃烧着自己的智慧,乃至捐命而在所不惜……
“狂风扫尽千里雾”
“这位算命先生就是耿贞元,原名耿之贱,又名耿精一,化名周汉臣。1890年,他生于广饶县南乡紧靠益都的黄丘村一户农民家庭。乳名‘保全’的他,自幼心里装事儿,爱琢磨。他在乡间私塾读过《四书》《五经》,能诗善文。稍长后,他农忙时参加劳动,闲时自习祖传中医眼科,并配制散剂眼药,为农民医治眼疾。”青州党史研究专家刘传功介绍道。
识字后的耿贞元,怀着试探和好奇的心理,跟着算命先生学测字。从《金口诀》《麻衣相》,再到《易经》中的“六爻卜术”,凭借着聪敏,他逐渐掌握了技巧,察言观色,刺探着每位求访者心底的秘密。
1920年,因为地势较低的家乡,三天两头闹水灾,生活无着的耿贞元便同妻子王小英,告别家乡,迁移到条件相对较富庶的益都县城混穷。不久,耿贞元家就来了好运,添了一个大胖小子,把夫妇俩高兴得脸上整天挂着笑,从心底里觉得老青州府是个养人的好地方。“给孩子起名时,耿贞元思前想后,认定了青州这块福地,给孩子起名‘青州’。”刘传功说。
而青州也成了耿贞元信仰的福地。在青州这方地盘上,他遇见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邓恩铭。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由邓恩铭的介绍,耿贞元于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传功说,耿贞元入党后,邓恩铭还是敬称他为“耿先生”。
同时,针对耿贞元聪明机警、善于给百姓“算命测字”的特长,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邓恩铭,安排他在青州和周边的数县,为党做联络情报工作。从此后,耿贞元经常挎着一个手匣,手敲云板,走街串巷。一来二去,这位“算命先生”有了群众基础,青州一带好多人都认识他。
“耿贞元的确不是一般人物,从他当年写过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得出他那深厚的无产阶级情感和坚强的革命信念:鲸吞蚕食无情休,豺狼当道更堪忧；狂风扫尽千里雾,旭日东升照九洲。”刘传功说。
通过给人测字问卜,耿贞元巧妙地宣传革命道理,指出人民群众贫困的根本原因。例如,凡是问卜者,都十分关心未来自己的命运如何,他便以算卦的形态、言词说“厄运未消”“洗劫将临”。问卜者惊慌了,诘问解脱方法时,他便以“事在人为”“人心齐,泰山移”“大家一条心,即可逢凶化吉”等语言来鼓励、安慰,巧妙地将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与人民群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925年和1926年,黄丘的耿贞元同志常到刘集来。他衣着很土,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庄稼人。他精通卜卦,我母亲常找他算卦。他便用毛笔拆八字,讲得头头是道,这时就显示出其学识渊博了。”广饶县刘集村的刘成德曾回忆。
小旅馆里的红色信仰
耿贞元入党时,对社会、时代的认识已经足够深刻。从清末的腐朽到新政府的革新,从广饶北部民众因抗税而戕杀知事王文琙,到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他冷眼看世情,在一次次对共产主义的宣传中,他的思想也得到升华,坚定着自己的人生选择。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明确指出:“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这是中共中央决议中第一次提出农民土地问题。此后,耿贞元在农村的活动更为活跃,同刘集村的刘良才等人,分别行动,以算命为名,宣传革命道理,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在今淄河西岸,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废弃古道。几千年来,这条直通渤海的古道曾以“便鱼盐之利”而成为齐国故都临淄的经济大动脉。
在这条交通要道上,有个朱家庄,村里有个出身贫苦、老实厚道又乐善好施的农民高新成,他和妻子在村头的大道旁开了一家小旅店。当年,经常往来临淄广饶两地的耿贞元,很快成了店里的常客。
在高新成的小旅店里,人们常凑在这里谈古论今,耿贞元也借用这样的场合通过给人测字、问卜,巧妙地宣传革命道理。
从小就富有正义感的高新成,很快成为耿贞元的好朋友。两人经常彻夜长谈,高新成逐渐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如今,当年的小旅店,只剩下青砖而砌的大门,整个庭院已空荡荡,满是荒草。当年耿贞元和高新成围坐的桌椅,被高新成唯一的女儿高玉美珍藏着,见证着那段荡气回肠的农村基层党员发展历程。
1926年秋,由耿贞元介绍,高新成加入共产党,小旅店也成了党组织秘密活动联络点。不久,耿贞元在白兔丘、呈羔等村发展了张闵斋、高洪山、高凤山、常成孟等10多名党员。
1926年冬,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在寒冷中瑟瑟发抖的十多个党员,聚在高新成的小旅店内。在一盆正旺的柴火照耀下,耿贞元主持党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共白兔丘支部,推选高新成为支部书记。从此,临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有了正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临淄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后,在耿贞元的带领下,秘密开展革命工作,积极组织、广泛宣传,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春,白兔丘、呈羔、寇家庄、郝家庄等二十几个村庄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发了会员证。
“农民协会的任务主要有三点:一是发动会员互相资助搞生产,二是节俭承办会员的婚丧嫁娶红白事,三是为会员维权,替会员说话。为了与当地的地主恶霸进行斗争,农会把短工、长工秘密组织起来,成立了‘短工团’‘觅汉团’。”刘传功介绍道。
“把旧社会砸个稀巴烂”
共产党在广饶、寿光、青州、临淄一带的活动,如星星之火,四散开来遍地红。1927年4月,寿光县的张家庄、崔家庄、于家尧河村,广饶县的延家村、刘家集、呈家王村、封庙村,临淄县的呈羔、商王庄,临朐县的吴家辛兴等地,被确定为党的秘密交通点。
从此后,这些村落便成了耿贞元秘密活动的地点。他打着算命的旗号,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学文化,启发贫苦农民挺起腰杆同封建地主作斗争,把革命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这期间,耿贞元配合各地党组织,在向封建地主进行斗争的同时,十分注意为穷苦农民排忧解难。
耿贞元琢磨宣传的规律和技巧。同样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他,深知农民兄弟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心心念念的也都是耪、刨、耕、耩,哪有大把的时间坐下来学习。
看到刘集一带的共产党员在学习《共产党宣言》,他也内化成自己的思想,编了顺口溜:“说宣言,道宣言,宣言是咱穷人的主心骨；穷腿子们,你起来,我起来,手拉手,抱成团,把这吃人的旧社会砸个稀巴烂!”
算命先生到哪里,革命主义唱到哪里,村民们逐渐接受了这位先生的主张。在耿家集村,耿贞元和党支部书记耿金俭,带领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为乡亲们修建了过路桥,疏通了防涝的排水沟等,受到了穷苦农民的称赞。
就在革命轰轰烈烈地澎湃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下达密令,展开了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大屠杀,白色恐怖迅速笼罩全国。这时,热衷于升官发财的中共青州地委组织部长兼中共益都县委书记杜华梓,溜往上海,找到国民党的要人,叛变投敌。并在上海《国民日报》上两次登报,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接着,回益都抢夺国民党县党部的领导权,企图“名正言顺”地独吞大革命的胜利果实。
不仅如此,杜华梓还两次三番地上窜下跳,竟当上了益都、临淄、广饶、寿光、昌乐、临朐六个县的国民党剿共组织“六县党委工作员”。“从此,杜华梓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不止一次地到我党革命活动基地、东圣水村魏嵋家,搜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刘传功说。
1928年初春,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遭到破坏后,根据省委指示,中共广饶特支与中共益北特支联合成立了中共广益特支联席委员会。
聚在益北特支的共产党员们,战斗力形成堡垒,他们根据居住地离县城较远的优势,不怕杜华梓一伙的“通缉”,一直战斗在风口浪尖上。在耿贞元的指点下,他们与广饶县刘集村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从民间搜集到长短枪30余支,建立起红色游击队,曾一度在益都县北部的臧台顶插上了红旗。
这年秋天,由于社会动乱和水旱荒灾的来袭,益都北部和广饶南部一带的农民,生活极其困难。当满坡的高粱晒过红米、谷子面临入囤的季节,刘良才和耿贞元商量,召开了全体党员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吃坡”运动。刘集村的地主刘林蛟,家有100亩上等好地,还开着钱庄,是当地有名的“吸血鬼”,必须先把他“吃掉”。
这天刚擦亮,月亮升起时,好几个村庄参加“吃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赤卫队员、夜校学员、短工会会员等,个个精神抖擞,他们手中有的拿着镰刀,有的拿着麻袋或包袱,足足200多人,齐刷刷地站在地头上。一声招呼,他们争先恐后地扑进地里。“噌、噌、噌”“嚓、嚓、嚓……”地主家的几十亩谷子、高粱,不长时间被割去多半。
莫不灵验如神
1928年秋后,耿贞元被调至益都县任县委书记。此时,白色恐怖蔓延。除省立第十中学外,我党益都县的组织基本被摧垮。他的任务,就是去整理和恢复受到摧残的党组织。
当耿贞元找到一部分失掉关系的党团员时,适逢寿光、广饶两县的土匪黄凤岐、刘正吉等联合进攻益都城,他不幸被误为攻城的密探被捕。虽很快获释,但已暴露目标,无法继续在益都工作。因此组织便将游走江湖的他调到济南,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地方秘密交通员。
当时,党的交通联络工作常常因接头联系不畅,组织暴露,导致损失；或机关迁移频繁,住所不定,联系不及时,影响工作。加之省城济南的社会环境十分恶劣,省委机关设立的秘密接头地点,屡次遭到敌人的破坏。逼得做这项工作的同志,只好在一天之内甚至数次改换地点。省委任国祯书记在听到耿贞元读过《周易》,掌握“测字”“算卦”技巧后,当即作出调他去省委工作的决定。
耿贞元担任省委机关交通员后,主要在济南城西门外的趵突泉一带活动。此处自晨至晚小贩拥挤,江湖郎中林立,说书的、讲古的、卖药的、算命批八字的,以及各种技艺杂耍和变魔术的,都在此大显身手。
开始,耿贞元身穿长衫,头戴红疙瘩帽,在趵突泉后街摆卦摊。从早到晚,他总是坐在矮凳上,身前地上铺着一块三尺见方的摆布,和他朝夕相伴的拜匣放在上面；匣旁,放着鸟笼,内养了一只玲珑巧怪的黄雀,在卦摊前跳来跳去,为前来求卜的人抽帖算卦。人们不管是算卦、抽帖,还是测字,见他样样精通,与求卦者对答如流,应付自如,谁也想不到他竟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后来,耿贞元有了固定的小门头,在江湖动荡中,靠算卦遮掩着真实身份。当时益都县东朱鹿村共产党员陈凤九,就曾遵照省委指示,几次前往济南,通过耿贞元与省委联系。
“在趵突泉北边一条小小的南北街上。在街南头路西有个小门头,高挂着一个布幡儿,上书‘包测吉凶祸福,莫不灵验如神’几个字,有几个人围着一张小桌子。我们便装着求签,挤了进去,定神一看,我差点叫出来。原来这测字的先生正是我的老相识,此人叫耿贞元。”1981年,刘传功在济南采访离休的陈凤九时,老人如是回忆。
“他幼年读周易,为革命挑个黄雀儿串四乡,给人测字算命。”陈凤九回忆道,“我装作不认识的样子,说了声:‘先生,算卦。’顺手递上一张小纸条:‘昨天到,住某某处。’他接过纸条,约略一看,便往口袋里一装,随机抓起竹筒摇了几摇,把几个制钱往石板上一倒,高声说:‘从你的八字和卦来看,你先生大吉大利,大好大福!’然后,我们给十个铜板,扬长而去。”
很快,省委即派人去趵突泉南街,与住在一座二层小楼上的陈凤九接上头,交待了省委的指示。在济南的几天,陈凤九还出去参加活动。一次是在西门外顺河街发电厂南的一个旅馆里,在二楼一个不大的房间中,五六个同志围着方桌坐了一圈,桌上摆着麻将牌,用来遮人耳目。
通过耿贞元这个枢纽介绍来的全省不同地区的党员,在一起谈论形势,研究工作。“楼梯上有个小窗户,正对着河东边的西城门,城门楼子上还留着炮弹洞,玻璃窗上还有一些圆圆的弹洞,这是五月初日本兵打的。”对于细节,陈凤九历历在目。
青岛街头的“活神仙”
那时耿贞元同志的“工作”地点,经常随省委机关而不停地转移。后来,山东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转移到青岛办公,耿贞元的卦摊又出现在青岛市面上。
有一天,青岛著名的福罗洋行总经理在百忙中,专门找耿贞元算卦。他请耿贞元算算自己那位怀孕的小太太,究竟是生女还是生男。耿贞元微微眯着眼,看了看孕妇的肚子,朝着那位老总的脸,细瞅了好长时间,说:“先生大吉大利,肯定是个小子了!”
不久,那位老总的小太太果然生下男孩。这一来,真把那位老总高兴得不得了。他马上找到耿贞元,大大赞赏了一番,还甩下五块大洋酬谢,逢人就夸耿贞元,说他简直就是“活神仙”!这样一来,耿贞元在青岛出了大名。
1930年的一天,广饶的延春成同志到青岛去找省委联系工作。他首先想到要见耿贞元,在大街上打听时,有位市民冲口而出:“你找‘活神仙’,我领你去!”未费吹灰之力,就把事情办妥了。
“然而,时间久了,也难免引起狡猾敌人的注意。有一次,一个敌人直接尾随到耿贞元的住所——宏源居的大门外,贼头贼脑地这里看、那边瞧。耿贞元立马断定,被敌人侦探跟上了。”刘传功说,在这紧急时刻,耿贞元灵机一动,立刻装模作样地害起“神经病”来,还不停地大哭大叫,在地上打滚儿,并拖着一根绳子要寻死上吊。
邻居好多群众见此情景,也都关切地跑出来劝他。有人甚至怀疑他被人“偷了钱”疼疯了。大伙儿便凑了些钱,前呼后拥地把他送往青岛火车站,还为他代买上火车票,将他“遣返”回益都。
不久,耿贞元又带着算命的装备,从益都赶往济南,继续遵照省委的指示,没白没黑地到各地巡视,甚至在边远的鲁西和鲁南一些地方,都留下他的足迹。
1932年暑假期间,国民党益都县政府趁城内省立四师放假的机会,利用四师的校舍,要举办乡镇训练班,培养他们在乡下的忠实爪牙。在参加培训的乡镇长中,有的是流氓恶棍,有的是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大代表,有的甚至在农村大量搜刮民财,有的私买枪支,欺压百姓,有的竟然在乡公所扣押吊打无辜百姓等等。
对此,以耿贞元等为骨干,在四师校园内,公开贴出了揭发乡镇长罪行的对联。这一来,整个校园内“开了锅”,培训班也办不下去了。当主持办班的县党部常委赵若谦出面干预时,前来参加办班的乡镇长们一轰而起,四散逃跑,赵若谦没跑迭,戴在头上的礼帽都跑掉了。
1932年6月底,山东省委根据中央会议通过的《开展游击活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等文件,不顾山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立即创造北方苏区的要求,并将当时党的工作开展较好的博兴、益都两县作为暴动的重点。
同年7月4日,博兴暴动发生不到3天,就遭到失败,参加暴动的几十名同志被捕,20余人被杀,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博兴县暴动不久,益都县在省委的督促下,县城内的一区和乡下郑母一带的十区同时举行暴动。8月18日,暴动队伍袭击了十区区公所和民团,缴获10余支步枪。当暴动队伍在老鸦窝村集结时,遭到敌人的围攻,队伍一触即散。第二天,队伍只剩下10余人。又因一区没有按照县委决定行事,区委只好解散队伍。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张牙舞爪,杀气腾腾,到处搜捕共产党。这时,耿贞元同志恰巧被省委派到这里巡视工作。看到如此严重的局面,他心急火燎,十分惦念同志们的安全。
暴动发生当晚,耿贞元在东圣水村魏天民家里,正和益都县的部分党员秘密开会,商量应付和摆脱敌人追捕的办法。由于村中坏人告密,19日天将拂晓,耿贞元同志不幸被捕。
“我做的工作还不够”
1932年8月29日,耿贞元连同被捕的二十七人,被敌人用铁甲车从益都解往济南。性情刚烈的他决心在铁甲车上碰头自杀,以对抗敌人。被同车的战友郑心亭、牛端亭等同志所劝阻,让他保留抗争到底的最后一丝希望。
在被押入济南监狱后,耿贞元对一同被捕的同志说:“现在,我们既然落入狼窝,就啥也别顾了。必须抱定为党牺牲的意志,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的事业,任何时刻都要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
在敌人的法庭上,耿贞元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和家中亲人的苦难,总是考虑如何变着法儿地掩护同志们。当他得知去益都的捕共队,一直没有抓到领导暴动的冀虎臣同志时,脸上露出笑容,心中也暗暗定下盘算。
在省府东街山东省公安局的拘留所里,耿贞元被提出过堂时,他一看审判台上坐着的是叛徒王天生,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拼他个鱼死网破。此时已是国民党“捕共队”队长的王天生皮笑肉不笑地问:“你不就是那个以‘算卦’当幌子的耿同志吗?”
耿贞元暴跳如雷地应道:“混蛋,谁是你的同志?!”
王天生又问:“你去益都干什么来?”
耿贞元变着花样儿应付道:“我是益都的县委书记,我不在益都在哪!?”
“这次益都暴动是谁负责搞的?!”叛徒问。
“益都暴动并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我发展的一个党员叫李虎臣,他是十区区公所大队长,因为和区长不和而争吵起来,他就带着他的人和枪,拉到山里去了。你们这些人,竟诬陷我,眼瞎了吗?!”耿贞元声东击西,并试图挑起叛徒的怒火,以求保护战友,自己得以速死。在接下来的审问中,他除了大骂王天生是无耻叛徒外,别的什么也没吐露。
而后的8月31日,济南的酷暑中,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自过堂,以暴动现行犯的罪名,判处耿贞元等14人死刑,立即执行。当听到处死刑时,耿贞元平静地对战友说:“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唯一的惋惜是我做的工作还不够,没有看到新社会的到来。”
在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耿贞元捐命而去,追着一年前在此牺牲的邓恩铭等同志……留下了十多岁的儿子——“青州”。
“我多少年来一直打听他后代的情况,可惜一直没有音信。”刘传功惋惜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