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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1957年生于台湾台中,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台湾大学第一位哲学博士,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所长、台湾元亨书院创院院长。现任慈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杰出海外访问学者及儒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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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来自台湾的著名哲学家林安梧,师从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先生,主张融通儒道佛三教,继承与发展并重。日前,他来山东大学与省内学者交流其新书《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时,记者采访了他。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2017年11月19日上午,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一场有省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出席的座谈会隆重举行,座谈会的主题是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作者是来自台湾的著名哲学家、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杰出访问学者林安梧教授。
林安梧师从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牟宗三先生,主张融通儒道佛三教,继承与发展并重,面向二十一世纪文明的新挑战,展开对话与交流。多年来,林安梧不仅潜心治学,著述等身,而且非常重视学术传承,广泛奖掖后进,大兴讲学之风,这部35万字的《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就是他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间为山大师生开设的十讲系列讲座的结集。
初见林安梧教授,他头戴一顶深藏青色的无沿八角帽,身穿同样颜色的中式对襟上衣,言谈举止,悠然从容。座谈会后,记者采访了林先生,原以为涉及古代经典、学术研究等话题的访谈可能会比较艰涩,然而林先生却是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以小例明大道,寓深刻于生动,谈笑之间发人深省。
哲学太有趣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林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儒道佛等家经典以及哲学的学习、研究,不少人觉得是比较枯燥、困难的,您是如何走上这条治学之路的?有什么特殊的因缘?
林安梧(以下简称林):我们林家1751年从福建迁到台中,祖辈一直务农,到我是第八代了。1963年我六岁半时进了台中大里乡的草湖小学,成绩常常维持在第一名,特别是算术,几乎都是满分。1969年我在老师的推荐和鼓励下,考入一所天主教学校卫道中学,这是台湾中部很精英的一个初中,它的氛围有一种神圣感,充满人文关怀,爱的关怀,天主教信仰跟我们在乡间熟悉的儒道信仰当然不同,但我强烈地体会到,它们彰显出来的那种为人处世的风格风范是一致的,我觉得我生命的蜕变在这是一个起点。
高中我念的是台中一中,那时候我的数理成绩很好,同时对中国古文非常感兴趣,买了《史记精华》、《汉书精华》什么的,就读啊,背啊!对文科的喜欢有增无减。本来高二刚开始我选的是自然组,到高二下学期,要作最后一次抉择,读文科的话可以转到社会组,我就想转组。跟周围的亲人、老师商量时,我舅舅,我当时的语文老师都建议我还是读理工,我父亲希望我当医生,但我不喜欢,最后父亲说,那就随你自己的兴趣吧。
转组申请将要截止的前一天晚上,我拿了两个铜板跑到晒谷场,想着就像长辈们礼拜神明时掷筊问卜那样,一正一反就是吉兆,就代表允许、可行。我很虔诚地跪在那儿向天祈祷,掷出两个铜板,连掷三次居然都是一正一反,于是第二天我就很笃定地去转组,从此走向了文史哲这条路。
记:可以说是天遂人愿啊。
林:是,很有趣,真是有天命焉的那种感觉。
其实高一时我已经读了不少中国古代文史经典和中西哲学论著,转文科之后读的课外书更多了,就连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牟宗三先生的《认识心之批判》这种很高深的书也借出来读,当时根本读不懂,但一遍不懂再读二遍,心里想着以后一定要看懂它。一中的图书馆非常好,藏书相当完备,我们经常泡在里面。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李敖是我们更早的学长,酷爱读书,台中一中图书馆的图书后面都有借阅签名卡,听说上面“李敖”两字出现得最多,我们同学去借书时,如果发现一本书签名卡上没有李敖,我们读的是李敖都没借阅过的书,就觉得骄傲,觉得自己比较厉害啦。
1975年台湾大学联考,我考上了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它的最大特色是具有丰厚的国学传统,不只是文学,还有历史和哲学,还包括义理、辞章、考据等,我在师大最重要的成长,正是来自于它的学术传统。如果说高中阶段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是越来越喜欢,越来越有兴趣,师大的熏陶过程则真正开启了我的哲学思考活动。高中时我曾尝试写论文发表在校刊上,那时的思考还是比较零散的,上大学后我每个学期都会写几篇论文,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刊物的交流研讨、编辑等活动也比较多,慢慢地,问题意识,独立的、系统的思考和论辩能力就培养起来了。
师大毕业后我去了竹南高中任教,1982年考入台湾大学哲学系念硕士,1986年继读博士,这段时间应该是我知识累积跟思考进步、视野放宽时段。读博士期间,我正式成为牟宗三先生门下弟子,也是这段时间,我到文化大学兼职开设中国当代哲学课,开始在大学教书,后来又到台湾清华大学任职通识教育,十几年后又回到师大做教授。在几十年的教学和思考、研究过程中,在博大精深的人文学问里头,我寻找到、体会到很多快乐。像你开始问的学哲学会不会很难很枯燥,不会啊,哲学太有趣了,学了之后你就爱上它了,哲学本身就是你自己在思维的天地里面,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驰骋,去构造自己的想法——对宇宙人生的价值、对万物一切的看法,哲学是一门很适合我的学问。
东西方文明应当融通而非对峙
记:您多年来致力于挖掘传统儒道佛思想的资源来解决当下社会问题,同时特别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交流,请您就这种纵向的“古为今用”和横向的中西贯通谈一谈想法。
林:我一直觉得近百年来,这个世界的话语权是不均衡的,基本上以欧美为中心,学界也基本被欧美话语权吞没了；但是中国现在各方面都发展起来了,这个世界已经慢慢到了一个必须调节的年代。
进入21世纪,我常常呼吁这是一个人类文明重新交谈对话的年代,而中国文明也必须多参与一些,这也是在尽我们的责任。以儒道佛为主的东方文明、中国文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极具包容性,我们有责任、有权利、也有机会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回归传统经典,彰显先哲智慧,以革现代社会之弊,为人类文明发展发挥正面的示范作用。
人们经常把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比如认为选择现代化就要摒弃传统,选择传统就要排斥现代,这是不可取的。“逝者如斯夫”,人们处在一个变动不停的历史进程中,不必纠结传统文化是否妨碍现代化,而应该思考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在现代化的学习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内涵得以释放,能够参与交谈和对话,不断调适,得到新生。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不存在绝对的矛盾,当然也不存在不必过问就可以发生的融通,而一定是在不断地交流、对话和选择中获得发展的。
记:可以举例具体谈一谈吗?
林:从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词语来说吧。比如“小康社会”,“小康”一词最早出于《诗经》,《礼记·礼运》对“大同”、“小康”作了较系统的阐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国家提出在2020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这个小康之义是要达到儒家经典里所说的“谨于礼”“著其义”“考其信”“刑仁讲让,示民有常”,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富足。我们进入小康社会之后才有机会推动世界进入孔子理想中的“天下为公”的境界,这是源自中国古代经典的非常重要的王道思想。对照一下被霸权笼罩的当今世界,中华文明传统的某些范式是否还具有独特的宝贵价值?
我们中国作为全世界的大国之一,伴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有所谓“大国崛起”的说法,外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这样那样的疑惑和不安,西方近现代文明没有“王道”的概念,我们如何能免于霸权,让崇尚和平、世界大同的“王道”概念在中华母土之上很好地生长,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参照和新的可能,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事业,但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事业。
再比如习主席强调的几个自信中,有个很重要的“文化自信”,这个文化自信从哪里找?还是要从我们中华文化传统里找,从古代经典里找,唯有回到自己的传统,我们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体,唯有东方文明的主体性挺立起来,才有与西方文明展开更多交谈对话的可能。我们就是要立足自己的文化正统,迈向全世界,跟其他各民族各文化更加开放地往来、交谈,让儒道佛等古代经典中蕴含的先贤智慧彰显出来、释放出来,参与到现代文明社会建设,发挥更大的更积极的作用。
我认为文化自信必须回到经典去阐释。不是说读了经典就能解决一切,而是读了经典可以知道还有哪些可能的解决途径,要树立中国的文化自信,古代经典的意义必须释放出来,并参与现代讨论。如果我们大学的历史系不读《史记》、《汉书》,教育系不读《论语》,政治系不读《资治通鉴》,这是很荒谬的；如果我们有意无意地总是被西方强势的话语权、西方的标准所左右,月亮都是外国的圆,“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这是很奇怪的。
当然,东西方文明交谈的目的在融通而非对峙,西方文明传统中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代经典里也有一些糟粕需要批判、瓦解,多元融通应当是去芜存菁、优化和升华的过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立定脚跟,要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我们的文化本身的主体性必须要稳住。
浩然之气是做人做事的“根”
记:在您的一些论著和讲述中,看得出您一直对教育问题很感兴趣也非常重视,请问您您对中国教育理念、体系、方法等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建议?
林:教育是要教人们如何安身立命,而不是如何出人头地。这是我多年来一直讲、反复讲的问题。
在进入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之前,人处自然之间,还没有疏离、异化,人是通天接地的。现在的孩子离开了自然的天地,进入到西方近现代以来建构成的现代性社会之中。在这个社会里,工具性、合理性,甚至是一种理性法则变得重要起来,追求此生此世欲望的彻底满足,甚至追求拥有更大能力去获得更多资源来满足欲望,变成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共同认知。
在西方近现代文明特性下,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如何追求卓越,是追求竞争意义下的“出人头地”,在这样的“现代化”的思考和教育模式里,很多人想的是如何满足“现代性”的欲望,或者怎么样通过一种工具性的合理法则获取更多的资源,它早已经偏离了“士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目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在台湾已经看到了很多弊病,像台湾幼教有个口号:“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像大陆有很多很普遍的针对孩子的各种辅导班、特长班,家长们望子成龙并没有错,但如果片面强调竞争,尤其是整个社会都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和氛围,事情就严重了。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要追逐跟人竞争的卓越感,那种卓越感很容易异化成“有我无人”,它很难产生“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带有服务意识的人生观。
这个问题其实是全人类的问题。而我们如果能够好好地回归自己的文化传统,重新思考教育是为了什么,就有机会为人类文明开启新的可能。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安身立命”一定能“出人头地”,但“出人头地”未必能安身立命。所以,教孩子应该教他“安身立命”,“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应该教他帮助别人,而不只是教他跟别人竞争。
记:近些年大陆也在提倡素质教育,可不少家长觉得,别人都在努力竞争上进,我的孩子一放松不就落后了吗?将来在社会上如何立足呢?
林: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社会风尚和评价体系的问题。教育最重要的是自己人格的生长,智识的生长,才能的生长,德行的生长,而不是盲从或追求外在的评价。一个良善的政治社会共同体要求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人们对于各种评价能够坦然待之,而不是认为只有从名校毕业的人生才是成功的,才是有意义、有成就的,考不上名校就低人一等。职业无贵贱,人格有品级。人格的品级不是由收入和权位来决定,而是由文化教养来决定,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评价体系的多元化,人们会不断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和生长,那种攀比出身、权位、薪资高低的情况,不惜代价去追求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情况,就会逐渐发生改变。
在我看来,教育本来应该像江湖,“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鱼可以游得快一点,如果它愿意,它也可以悠然自得游慢一点,但是现在的教育常常是逼使这条鱼要怎么样游得快,甚至限制在一个速度上。“道生之,德畜之”,教育应该是一种生长,顺应自然的生长,而不是一种制造,一种逼迫。教育要教出平常、歌颂平常,而不是歌颂伟大,这样社会就会逐渐走向合理。而且,这样的社会自有一种从容的、悠久无疆的动力。
我在台湾做了多年的通识教育,“通识”是先“通”而后“识”,做事情做学问,为人处世,都有一个根源之道,它触及整个人存在的价值、智能,它的本义和理想应该是“通达的智慧”。通识教育要的就是这个根源之道,然后再落实到各种专科知识当中去。对于通识,过去常被误解成普“通”常“识”,在许多大学都被设计成专门学科之概述性、入门性、工具性的理论介绍,这实在是大大扭曲了。我认为除了一般性类似导论的课程外,通识教育应该大力发展的另一个层面是“经典教育”,这可以视作大学教育的源头活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木树人都要育好根,大学不能被视为一个职业训练所,它培养的学生要有通识的教养在里头。
我现在山东大学讲学,山大的校训是“学无止境,气有浩然”,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个浩然之气就是做人做事的“根”。
学问一定是由博返约
记:您在人文学科领域耕耘多年,著作等身,对如今有志于学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林:这个没有什么独家秘笈。
治学、求学密不可分,治学其实也是不断求学的过程,包括我多年不间断的授课、讲习,同时也就是一个听讲、学习的过程,山东大学的校训“气有浩然”前面不是还有个“学无止境”嘛。讲几点供大家参考吧。
一个是读书学习要勤思考,敢质疑,一定要有问题感,这样才会有开拓,有创造性；如果没有问题感,读再多的书也是无效的,就像农夫种丝瓜不问天时不循物性只知道一味浇水施肥,丝瓜藤丝瓜叶非常茂盛,但就是不结丝瓜。我在高中阶段就经常参加一些读书小组、讨论会等,会作很多阅读准备,有很多思考,跟大学生们论辩也不落下风,有时课堂上也会有讨论,也会有不少“思想的火花”,我年轻时写的不少论文就是在这样的读、思、问、辩的过程中缘起的。有件事说起来有点“大逆不道”,在我正式成为牟宗三先生弟子之前,1981年我写《当代新儒家述评》时,就对当代新儒学有些不同看法,对老师已经有批评了,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老师的敬重和情谊。所以,读书不唯书,尊师不唯师,是我们做学问应当具备的态度。
再一个我们做人文学科的研究必须回归经典,博览经典,因为这是整个中国人文的源头。如果离开古代经典或者对经典的阅读理解及诠释的能力不足,那么你讲中国人文我觉得会很空。我常说做学问的五证——历史的考证、典籍的佐证、科学的验证、心性的体证和逻辑的辩证,五者相互交融,长期历练,学问乃成。现在不少人特别强调学习、研究的“专业”、“专精”,这是有问题的,年轻人一上来就去求“专”问题更多。学问一定是由博返约,然后才能说一理通、万理彻,你说我专心研究《论语》,其他我都不管不研究,我就做《论语》专家,这话怎么会通呢?这不叫专心,这叫“呆滞”。你专心读《论语》的时候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其他的东西也跑过来参与你的觉知,这才对嘛,很简单的道理。济南泉水为什么好?它只是济南的泉水吗?其他地方的水都不要的话,济南就没泉水了,是整个地下水刚好汇到这里,经过岩层土壤过滤到这里,最后才生成这么干净美好的济南泉水。学问也是这样来的。
缘牵山东二十载
记:谢谢您对济南泉水的夸赞,谈谈您对山东的印象吧。
林:我跟山东、山大的缘分已经有二十年了。第一次来山东是1998年,那年在济南舜耕山庄参加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是由台湾《鹅湖》月刊与山东大学合办的。之后我们到业师牟宗三先生的故乡栖霞参访,在牟氏庄园,我在题字簿上写下了“仁义为栖,照雨成霞”的句子。再后来去青岛,记得就在路边,一位街头画家为我留下一帧素描画像。当然,更不能忘怀的是济南的大明湖,“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济南风情,实乃佳绝。
二十年来,我来山东的次数多得记不清了,只觉得齐鲁大地果真是圣贤之乡,厚德载物,朴质刚健,自强不息。与山东同道、山东大学师生的交流,像涓涓细流汇聚成河,课堂上讲论,饭桌上饮酒,或议辩长谈,或挥毫赋诗,或酣饮高歌,这方水土这方人,有着天地间的豪情,也有家常般的温润,都令人欣悦欢喜。我想,与山东和山东大学这份缘,一定还会延续下去。
来自台湾的著名哲学家林安梧,师从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先生,主张融通儒道佛三教,继承与发展并重。日前,他来山东大学与省内学者交流其新书《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时,记者采访了他。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2017年11月19日上午,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一场有省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出席的座谈会隆重举行,座谈会的主题是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作者是来自台湾的著名哲学家、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杰出访问学者林安梧教授。
林安梧师从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牟宗三先生,主张融通儒道佛三教,继承与发展并重,面向二十一世纪文明的新挑战,展开对话与交流。多年来,林安梧不仅潜心治学,著述等身,而且非常重视学术传承,广泛奖掖后进,大兴讲学之风,这部35万字的《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就是他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间为山大师生开设的十讲系列讲座的结集。
初见林安梧教授,他头戴一顶深藏青色的无沿八角帽,身穿同样颜色的中式对襟上衣,言谈举止,悠然从容。座谈会后,记者采访了林先生,原以为涉及古代经典、学术研究等话题的访谈可能会比较艰涩,然而林先生却是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以小例明大道,寓深刻于生动,谈笑之间发人深省。
哲学太有趣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林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儒道佛等家经典以及哲学的学习、研究,不少人觉得是比较枯燥、困难的,您是如何走上这条治学之路的?有什么特殊的因缘?
林安梧(以下简称林):我们林家1751年从福建迁到台中,祖辈一直务农,到我是第八代了。1963年我六岁半时进了台中大里乡的草湖小学,成绩常常维持在第一名,特别是算术,几乎都是满分。1969年我在老师的推荐和鼓励下,考入一所天主教学校卫道中学,这是台湾中部很精英的一个初中,它的氛围有一种神圣感,充满人文关怀,爱的关怀,天主教信仰跟我们在乡间熟悉的儒道信仰当然不同,但我强烈地体会到,它们彰显出来的那种为人处世的风格风范是一致的,我觉得我生命的蜕变在这是一个起点。
高中我念的是台中一中,那时候我的数理成绩很好,同时对中国古文非常感兴趣,买了《史记精华》、《汉书精华》什么的,就读啊,背啊!对文科的喜欢有增无减。本来高二刚开始我选的是自然组,到高二下学期,要作最后一次抉择,读文科的话可以转到社会组,我就想转组。跟周围的亲人、老师商量时,我舅舅,我当时的语文老师都建议我还是读理工,我父亲希望我当医生,但我不喜欢,最后父亲说,那就随你自己的兴趣吧。
转组申请将要截止的前一天晚上,我拿了两个铜板跑到晒谷场,想着就像长辈们礼拜神明时掷筊问卜那样,一正一反就是吉兆,就代表允许、可行。我很虔诚地跪在那儿向天祈祷,掷出两个铜板,连掷三次居然都是一正一反,于是第二天我就很笃定地去转组,从此走向了文史哲这条路。
记:可以说是天遂人愿啊。
林:是,很有趣,真是有天命焉的那种感觉。
其实高一时我已经读了不少中国古代文史经典和中西哲学论著,转文科之后读的课外书更多了,就连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牟宗三先生的《认识心之批判》这种很高深的书也借出来读,当时根本读不懂,但一遍不懂再读二遍,心里想着以后一定要看懂它。一中的图书馆非常好,藏书相当完备,我们经常泡在里面。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李敖是我们更早的学长,酷爱读书,台中一中图书馆的图书后面都有借阅签名卡,听说上面“李敖”两字出现得最多,我们同学去借书时,如果发现一本书签名卡上没有李敖,我们读的是李敖都没借阅过的书,就觉得骄傲,觉得自己比较厉害啦。
1975年台湾大学联考,我考上了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它的最大特色是具有丰厚的国学传统,不只是文学,还有历史和哲学,还包括义理、辞章、考据等,我在师大最重要的成长,正是来自于它的学术传统。如果说高中阶段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是越来越喜欢,越来越有兴趣,师大的熏陶过程则真正开启了我的哲学思考活动。高中时我曾尝试写论文发表在校刊上,那时的思考还是比较零散的,上大学后我每个学期都会写几篇论文,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刊物的交流研讨、编辑等活动也比较多,慢慢地,问题意识,独立的、系统的思考和论辩能力就培养起来了。
师大毕业后我去了竹南高中任教,1982年考入台湾大学哲学系念硕士,1986年继读博士,这段时间应该是我知识累积跟思考进步、视野放宽时段。读博士期间,我正式成为牟宗三先生门下弟子,也是这段时间,我到文化大学兼职开设中国当代哲学课,开始在大学教书,后来又到台湾清华大学任职通识教育,十几年后又回到师大做教授。在几十年的教学和思考、研究过程中,在博大精深的人文学问里头,我寻找到、体会到很多快乐。像你开始问的学哲学会不会很难很枯燥,不会啊,哲学太有趣了,学了之后你就爱上它了,哲学本身就是你自己在思维的天地里面,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驰骋,去构造自己的想法——对宇宙人生的价值、对万物一切的看法,哲学是一门很适合我的学问。
东西方文明应当融通而非对峙
记:您多年来致力于挖掘传统儒道佛思想的资源来解决当下社会问题,同时特别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交流,请您就这种纵向的“古为今用”和横向的中西贯通谈一谈想法。
林:我一直觉得近百年来,这个世界的话语权是不均衡的,基本上以欧美为中心,学界也基本被欧美话语权吞没了；但是中国现在各方面都发展起来了,这个世界已经慢慢到了一个必须调节的年代。
进入21世纪,我常常呼吁这是一个人类文明重新交谈对话的年代,而中国文明也必须多参与一些,这也是在尽我们的责任。以儒道佛为主的东方文明、中国文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极具包容性,我们有责任、有权利、也有机会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回归传统经典,彰显先哲智慧,以革现代社会之弊,为人类文明发展发挥正面的示范作用。
人们经常把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比如认为选择现代化就要摒弃传统,选择传统就要排斥现代,这是不可取的。“逝者如斯夫”,人们处在一个变动不停的历史进程中,不必纠结传统文化是否妨碍现代化,而应该思考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在现代化的学习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内涵得以释放,能够参与交谈和对话,不断调适,得到新生。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不存在绝对的矛盾,当然也不存在不必过问就可以发生的融通,而一定是在不断地交流、对话和选择中获得发展的。
记:可以举例具体谈一谈吗?
林:从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词语来说吧。比如“小康社会”,“小康”一词最早出于《诗经》,《礼记·礼运》对“大同”、“小康”作了较系统的阐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国家提出在2020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这个小康之义是要达到儒家经典里所说的“谨于礼”“著其义”“考其信”“刑仁讲让,示民有常”,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富足。我们进入小康社会之后才有机会推动世界进入孔子理想中的“天下为公”的境界,这是源自中国古代经典的非常重要的王道思想。对照一下被霸权笼罩的当今世界,中华文明传统的某些范式是否还具有独特的宝贵价值?
我们中国作为全世界的大国之一,伴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有所谓“大国崛起”的说法,外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这样那样的疑惑和不安,西方近现代文明没有“王道”的概念,我们如何能免于霸权,让崇尚和平、世界大同的“王道”概念在中华母土之上很好地生长,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参照和新的可能,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事业,但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事业。
再比如习主席强调的几个自信中,有个很重要的“文化自信”,这个文化自信从哪里找?还是要从我们中华文化传统里找,从古代经典里找,唯有回到自己的传统,我们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体,唯有东方文明的主体性挺立起来,才有与西方文明展开更多交谈对话的可能。我们就是要立足自己的文化正统,迈向全世界,跟其他各民族各文化更加开放地往来、交谈,让儒道佛等古代经典中蕴含的先贤智慧彰显出来、释放出来,参与到现代文明社会建设,发挥更大的更积极的作用。
我认为文化自信必须回到经典去阐释。不是说读了经典就能解决一切,而是读了经典可以知道还有哪些可能的解决途径,要树立中国的文化自信,古代经典的意义必须释放出来,并参与现代讨论。如果我们大学的历史系不读《史记》、《汉书》,教育系不读《论语》,政治系不读《资治通鉴》,这是很荒谬的；如果我们有意无意地总是被西方强势的话语权、西方的标准所左右,月亮都是外国的圆,“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这是很奇怪的。
当然,东西方文明交谈的目的在融通而非对峙,西方文明传统中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代经典里也有一些糟粕需要批判、瓦解,多元融通应当是去芜存菁、优化和升华的过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立定脚跟,要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我们的文化本身的主体性必须要稳住。
浩然之气是做人做事的“根”
记:在您的一些论著和讲述中,看得出您一直对教育问题很感兴趣也非常重视,请问您您对中国教育理念、体系、方法等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建议?
林:教育是要教人们如何安身立命,而不是如何出人头地。这是我多年来一直讲、反复讲的问题。
在进入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之前,人处自然之间,还没有疏离、异化,人是通天接地的。现在的孩子离开了自然的天地,进入到西方近现代以来建构成的现代性社会之中。在这个社会里,工具性、合理性,甚至是一种理性法则变得重要起来,追求此生此世欲望的彻底满足,甚至追求拥有更大能力去获得更多资源来满足欲望,变成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共同认知。
在西方近现代文明特性下,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如何追求卓越,是追求竞争意义下的“出人头地”,在这样的“现代化”的思考和教育模式里,很多人想的是如何满足“现代性”的欲望,或者怎么样通过一种工具性的合理法则获取更多的资源,它早已经偏离了“士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目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在台湾已经看到了很多弊病,像台湾幼教有个口号:“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像大陆有很多很普遍的针对孩子的各种辅导班、特长班,家长们望子成龙并没有错,但如果片面强调竞争,尤其是整个社会都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和氛围,事情就严重了。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要追逐跟人竞争的卓越感,那种卓越感很容易异化成“有我无人”,它很难产生“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带有服务意识的人生观。
这个问题其实是全人类的问题。而我们如果能够好好地回归自己的文化传统,重新思考教育是为了什么,就有机会为人类文明开启新的可能。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安身立命”一定能“出人头地”,但“出人头地”未必能安身立命。所以,教孩子应该教他“安身立命”,“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应该教他帮助别人,而不只是教他跟别人竞争。
记:近些年大陆也在提倡素质教育,可不少家长觉得,别人都在努力竞争上进,我的孩子一放松不就落后了吗?将来在社会上如何立足呢?
林: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社会风尚和评价体系的问题。教育最重要的是自己人格的生长,智识的生长,才能的生长,德行的生长,而不是盲从或追求外在的评价。一个良善的政治社会共同体要求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人们对于各种评价能够坦然待之,而不是认为只有从名校毕业的人生才是成功的,才是有意义、有成就的,考不上名校就低人一等。职业无贵贱,人格有品级。人格的品级不是由收入和权位来决定,而是由文化教养来决定,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评价体系的多元化,人们会不断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和生长,那种攀比出身、权位、薪资高低的情况,不惜代价去追求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情况,就会逐渐发生改变。
在我看来,教育本来应该像江湖,“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鱼可以游得快一点,如果它愿意,它也可以悠然自得游慢一点,但是现在的教育常常是逼使这条鱼要怎么样游得快,甚至限制在一个速度上。“道生之,德畜之”,教育应该是一种生长,顺应自然的生长,而不是一种制造,一种逼迫。教育要教出平常、歌颂平常,而不是歌颂伟大,这样社会就会逐渐走向合理。而且,这样的社会自有一种从容的、悠久无疆的动力。
我在台湾做了多年的通识教育,“通识”是先“通”而后“识”,做事情做学问,为人处世,都有一个根源之道,它触及整个人存在的价值、智能,它的本义和理想应该是“通达的智慧”。通识教育要的就是这个根源之道,然后再落实到各种专科知识当中去。对于通识,过去常被误解成普“通”常“识”,在许多大学都被设计成专门学科之概述性、入门性、工具性的理论介绍,这实在是大大扭曲了。我认为除了一般性类似导论的课程外,通识教育应该大力发展的另一个层面是“经典教育”,这可以视作大学教育的源头活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木树人都要育好根,大学不能被视为一个职业训练所,它培养的学生要有通识的教养在里头。
我现在山东大学讲学,山大的校训是“学无止境,气有浩然”,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个浩然之气就是做人做事的“根”。
学问一定是由博返约
记:您在人文学科领域耕耘多年,著作等身,对如今有志于学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林:这个没有什么独家秘笈。
治学、求学密不可分,治学其实也是不断求学的过程,包括我多年不间断的授课、讲习,同时也就是一个听讲、学习的过程,山东大学的校训“气有浩然”前面不是还有个“学无止境”嘛。讲几点供大家参考吧。
一个是读书学习要勤思考,敢质疑,一定要有问题感,这样才会有开拓,有创造性；如果没有问题感,读再多的书也是无效的,就像农夫种丝瓜不问天时不循物性只知道一味浇水施肥,丝瓜藤丝瓜叶非常茂盛,但就是不结丝瓜。我在高中阶段就经常参加一些读书小组、讨论会等,会作很多阅读准备,有很多思考,跟大学生们论辩也不落下风,有时课堂上也会有讨论,也会有不少“思想的火花”,我年轻时写的不少论文就是在这样的读、思、问、辩的过程中缘起的。有件事说起来有点“大逆不道”,在我正式成为牟宗三先生弟子之前,1981年我写《当代新儒家述评》时,就对当代新儒学有些不同看法,对老师已经有批评了,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老师的敬重和情谊。所以,读书不唯书,尊师不唯师,是我们做学问应当具备的态度。
再一个我们做人文学科的研究必须回归经典,博览经典,因为这是整个中国人文的源头。如果离开古代经典或者对经典的阅读理解及诠释的能力不足,那么你讲中国人文我觉得会很空。我常说做学问的五证——历史的考证、典籍的佐证、科学的验证、心性的体证和逻辑的辩证,五者相互交融,长期历练,学问乃成。现在不少人特别强调学习、研究的“专业”、“专精”,这是有问题的,年轻人一上来就去求“专”问题更多。学问一定是由博返约,然后才能说一理通、万理彻,你说我专心研究《论语》,其他我都不管不研究,我就做《论语》专家,这话怎么会通呢?这不叫专心,这叫“呆滞”。你专心读《论语》的时候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其他的东西也跑过来参与你的觉知,这才对嘛,很简单的道理。济南泉水为什么好?它只是济南的泉水吗?其他地方的水都不要的话,济南就没泉水了,是整个地下水刚好汇到这里,经过岩层土壤过滤到这里,最后才生成这么干净美好的济南泉水。学问也是这样来的。
缘牵山东二十载
记:谢谢您对济南泉水的夸赞,谈谈您对山东的印象吧。
林:我跟山东、山大的缘分已经有二十年了。第一次来山东是1998年,那年在济南舜耕山庄参加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是由台湾《鹅湖》月刊与山东大学合办的。之后我们到业师牟宗三先生的故乡栖霞参访,在牟氏庄园,我在题字簿上写下了“仁义为栖,照雨成霞”的句子。再后来去青岛,记得就在路边,一位街头画家为我留下一帧素描画像。当然,更不能忘怀的是济南的大明湖,“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济南风情,实乃佳绝。
二十年来,我来山东的次数多得记不清了,只觉得齐鲁大地果真是圣贤之乡,厚德载物,朴质刚健,自强不息。与山东同道、山东大学师生的交流,像涓涓细流汇聚成河,课堂上讲论,饭桌上饮酒,或议辩长谈,或挥毫赋诗,或酣饮高歌,这方水土这方人,有着天地间的豪情,也有家常般的温润,都令人欣悦欢喜。我想,与山东和山东大学这份缘,一定还会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