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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张大春说,“我的老家,就在济南的朝阳街。” |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作家莫言与张大春十年前的3月29日在北京有个对话,莫言评价张大春像孙悟空,是台湾最有天分、最桀骜不驯、最好玩到不得了的一位作家。很多小说写得很好的作家,但是人不好玩；很多很好玩的作家,小说写得并不是太好。“我想张大春是小说写得好,人也非常有趣。”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实习生 谢青筱
张大春的新书《春灯公子》简体版最近在内地出版,引起关注。1月18日,记者在济南电话采访了身在台北的张大春先生。
晚8点,爽朗的笑声从台北传来。张大春先生说:“你很准时啊,我又听到家乡的声音了。”我们提前约好了时间,用电话交流。
张先生虽祖籍济南,但出生在台北,他已没有了乡音,但他笑声透出的豪爽,让人想到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塑造的济南人的性格。
“我的老家,就在济南的朝阳街,制锦市嘛。”在济南天桥区的朝阳街上,张家“懋德堂”就是张大春的祖居地,曾有五大院落,几百口人丁,家世显赫,代有功名。如今,“懋德堂”已不复存在。
1957年出生的张大春,有着小说家,诗人,书法家,评书人,电视综艺节目嘉宾等多重身份。写作种类驳杂、文风戏谑、幽默,思维天马行空。比如,保留武侠小说的种种元素,加入新细节,让它产生出新的活力的《城邦暴力团》；比如,这几年一直在持续更新出版的《大唐李白》系列,大胆替李白“代笔”。
“说书人”是张大春很喜欢的一个跨界身份,他最喜欢的就是在说书节目里“怎样不太低俗地修理最该修理的讨厌的人”。
台湾作家司马中原说:“在当代文坛上,‘张大春闪电’确是耀人眼目,他学习钻研的玩意儿,统括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他天生具有一种敏睿的内感,一种冥冥的灵动,加上不是常人所能比拟的想像和组合能力,以及极具爆发性的语言创造力,这许许多多的因素造就了他,他就是‘野鬼托生的文学怪胎’……”
“得胜头回”不是骈拇枝指
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读《春灯公子》,给人感觉和读古代的话本小说、笔记小说一个味道,娓娓道来,不紧不慢。没有西方小说的那些铺排。这个叙事节奏,是怎么把握的?
张先生说:“中国的小说有一些民间特质,它最直接的一个特色是,诉诸听觉,也就是说,不论笔记是不是写给人看的笔记,只要它是在说一个虚构的故事,比如像蒲留仙,我们山东老乡啊,说一个故事；或者说模仿蒲留仙的,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他们基本上都吸收了民间书场里的特色。主要的特点是诉诸听觉,听觉上面,有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要求,那就是不像看一样,看会有记忆力,看的话,记忆力会保留好几页；听的话,上一句话听完了就忘了,下一句话又来了。更直白地说,听觉是不累积记忆的,所以中国的小说就有一个要求,就是它不断地想要用种种叙事的手段去保留读者的记忆。”
娓娓道来,是一种境界,节奏把握,需要技巧。张先生说:“你刚才讲我的小说娓娓道来,这个形容词,我不敢当,其实中国好的小说,都是娓娓道来的。中国话本、章回小说、或者只要跟书场传统有关系的这些‘活儿’,姑且称之为‘活儿’吧,大概都有一种挑战,就是保留最大量记忆的手段。所以中国故事,怎么讲,谁先讲,讲哪一部分,或者说哪个是主角,哪个是配角,它都想办法会让保留记忆变成最主要的成分。”
张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宋代话本到了明代有仿作出现,比如冯梦龙、凌濛初在明朝模仿宋代已经具备的话本的形式来从事的创作。“‘三言二拍’里很重要的一个结构是先讲一个小故事,甚至先讲两个小故事,然后才进入他今天这一回回目里的题目,那表示什么呢?那前面两个小故事不是干扰吗?不管好听不好听,起码他不是正文,为什么一定要讲那个呢?那个叫做‘得胜头回’,这是一个固定的形式,为什么会有这个呢?从小说叙事来讲,你可以说,这是废话嘛,骈拇枝指嘛,没有必要存在的。这个方式,有点像音乐上的动机跟主题一样,他透过一再地重复让你掌握主题。”
“还有一个故事,我记得很有趣,讲一个和尚,其实最后的故事是苏东坡跟佛印这两个人的故事,但是话本硬是在前面先侃了两个故事,而且还不短,分量可能比苏东坡跟佛印两个人的故事还长,也就是明明是很小的故事分量,但他把它说长了。‘得胜头回’意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就是为了增强记忆,增加听众对于故事的印象。”张先生说。
在张大春看来,中国所谓的笔记、话本、章回的主要特色就是诉诸听觉。“因为它是在书场里讲的,它不像西方,西方小说都是拿在手上读的,西方的印刷术,从古城堡印《圣经》开始,十四五世纪吧,比中国的印刷术晚嘛,但从教育普及来说,中国读书人很少,中国一般的庶民大众接触一个故事不是通过阅读,而是通过听。所以要克服听觉不能保留记忆的缺陷,设计了种种方式。‘得胜头回’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还是回到《春灯公子》,小说家张大春化身说书人,说市井豪侠江湖快意恩仇。所谓“春灯”,是指正月里挂出来的花灯。本书以春灯公子大宴江湖人物一年一度的“春灯宴”为楔子,讲述了十九个在每年宴会上的说书人用“立题品”,也就是用“诗、词提品”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反映人的品性,换言之,就是深入发掘人性。这些故事看完,回头一想,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写尽人世无常的沧桑。
张先生说:“至于你说我的小说,娓娓道来,不疾不徐。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你一快了,印象累积得太丰富了,或者主题隐瞒得太晦涩了,读者记不住嘛。”
让蒙尘的古人“元气淋漓”
读《春灯公子》,有种举重若轻的感觉,比如方观承“儒行品”写到最后的几句话:“方先生——有人说就是方观承,其子方维甸,与父亲并称为老小二宫保。不过对照方观承本人的行状与袁枚的《随园文集》所载者,并不相同。行状传记所述,很难鼓舞穷酸寒士上进。因为人一旦混到有人给写行状传记之际,已经不够孤独了。”最后一句,“不够孤独”,足可以当座右铭。这结尾,让记者想起《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和《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张先生有没有借鉴古人?
张先生说:“哈哈哈,不能说没有受影响,当然是故意模仿的。为什么蒲留仙会称自己为‘异史氏’,是因为他明明不是写历史的人,但是他把他所叙述的这些故事都当作是历史材料在编,同时他还把自己当作是司马迁,或者是班固、范晔、陈寿是吧?这种‘异史氏曰’,发表自己意见的方式其实在西方小说中是最忌讳的,因为西方小说是尽量不让作者跑出来现身说话的,对不对?作者有什么意见借由故事里的角色之口来说话,你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人物应该怎样说话,小说叙述时没机会,干脆叫他到法庭上去说,干脆设计一个法庭让他们辩论,其实说的都是托尔斯泰或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说的话。但是中国的小说家管你这些吗?不管!就自己说我认为如何如何,人生应该怎么样。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我就是故意的,不是受影响而已。”
方观承,历史上实有其人,是清代的高官,历任直隶清河道台、直隶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直隶总督。一个人成了达官贵人,就极有可能失去本我,也就是“不够孤独”,用张大春的话说,他已经不是一个元气淋漓的人了。
记者问张先生是不是对方观承的行状有专门研究。
张先生谦虚地说:“不敢讲研究,对于材料是参考过的,因为上去二三十年,我买过中国历代笔记小说,有一套在家里,不完整,原来在台湾出版有100多本,我只买到86本,我还缺十几本。那家出版社到现在也倒了。这些东西都在书架里,随时都在看,对我影响很大。方观承是非常有名的人,不是太冷僻的。袁枚都替他弄行状嘛。”
方观承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最为著名的就是所谓“车笠之交”。有一年,北上省亲的方观承独行在山东道上,杭州人沈廷芳与海南人陈镳恰好一同乘车赶往京都应试,这两人看到年轻的方观承一路随车徒步而行,衣冠欠整,劳顿疲惫,但头角峥嵘,举止端严,不由相问。交谈中,沈廷芳与陈镳二人得知方观承身世、经历,深表同情,于是邀他一道乘车赶路。可车厢狭小,仅能容两人,于是,他们决定一路上每人轮流步行三十里,乘车六十里。三人就如此一路风尘到达京城。沈、陈二人与方观承分别时,又送给方观承新衣毡笠,以御道途风寒。几十年后,已经身为直隶总督的方观承得知沈廷芳(山东登莱青道道台)、陈镳(云南知府)赴京述职途经其官邸驻地,便立即派人将沈、陈二人请到府上,故人相见万分感慨,忍不住涕泪纵横。
张先生在书中让方观承这样蒙尘的古人“元气淋漓”。
“泥”是一种生于南海的虫
记者看到,在《春灯公子》第二篇达六合“艺能品”中有一段说到“酒”:“干喝浊酒的客人还有个外号,叫‘泥虫儿’——据说还是有典故的:‘泥’是一种生于南海的虫,遇酒则通体绵软欲化。换言之,‘泥虫儿’就是那些烂醉鬼的别称。”
2011年记者到日本去采访,看到泡温泉的门口,有个牌子写的是:“泥醉者勿入”。记者理解,泥醉,是不是就是烂醉如泥的缩写呢?也就是一个人醉得如一滩烂泥呢?
“哈哈哈,‘泥醉者勿入’!泥虫儿,见于宋代笔记,烂醉如泥,一般人的理解把它理解成泥巴,地上的泥巴。其实不是,泥是一种虫子的名字。”
记者也喝醉过,一旦喝醉了,则浑身无骨,四肢无力。真如泥巴一般。是不是泥虫的特性,就像泥一样呢?“这是人的观察所感,生物学上我不了解了,至少没法在西方近代科学上找到印记嘛。但我考证,在宋代就有这个说法了,我是在宋人笔记当中看到的。”
记者问张先生喜欢喝白酒吗?他说:“还好吧,比起内地的白酒,金门高粱比较纯粹一些,它没有那么多香嘛。”
张先生在《聆听父亲》一书中,谈到喝醉酒:
那是1982年12月27日,古历辛酉年腊月初二,我父亲六十整寿的深夜,我醉趴在自己房间的床上,歪过头朝一旁的垃圾桶呕吐。……“爸爸今年六十了,你喝醉了,爸爸很高兴!”“瞎!没想到哇,我也活到六十了——跟你奶奶过世的时候一个岁数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说那些老家的事了,听起来很烦呐——走开啦!”我继续吐着。他忽然沉默下来。我背上的手继续以一种索然无趣的意绪拍了好几下,停了停,又拍几下,最后床垫一轻,他走了。临到门边儿的时候,他忽然用那种京剧里的老生韵白念道:“走、走、走——唉!我——往何——处去唉?”
一湾浅浅的海峡,挡不住乡愁。酒啊,一言难尽的酒!《春灯公子》中宴席多多,岂能无酒?
张先生名讳“大春”,名字里面有个“春”,《春灯公子》,里面也有个“春”。记者问,张先生对“春”是不是情有独钟?
他说:“没有,是巧合。在我的传奇笔记小说‘春、夏、秋、冬’系列,像走楼梯似的,一个一个往下走。第一部第一个是‘春’字打头(《春灯公子》),第二部第二个字是‘夏’(《战夏阳》),第三部是第三个字‘秋’(《一叶秋》),第四部第四字是‘冬’(《岛国之冬》)。是很自然的。”
重拾起“东家听来西家播弄,夜里梦见醒时摆布,乡间传说市上兜售,城里风闻渡头捣故”的说书行当,张先生一年四季都写遍,要过把大瘾。
家族里有很会讲故事的人
济南被誉为“曲山艺海”,民间艺人特别多,《老残游记》中,说到白妞黑妞说书的事儿,很精彩。记者大胆假设,张先生对说书也情有独钟。是不是在潜意识里跟济南有关呢?一方水土一方人,血液里是不是也有说唱的基因呢?
张先生说:“哈哈,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验过DNA。不敢讲。但是我家族里,我妈跟我二姑都大量地保留着从前在老家的一些记忆。我还有一个侄子,他现在已经过世了,年纪比我大20多岁,我在31岁上,回济南西关朝阳街,就是制锦市嘛,我那个侄子差不多要60岁了,他的记忆惊人,哪年哪月哪日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是什么原因,记得很清楚,娓娓道来,井井有条。他是我的侄子,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东西多,他说起很多老辈人的事情,那种生猛、鲜活印象极为深刻,跟他相处两个礼拜,收获蛮多的。当时我还没有计划要写《聆听父亲》,但到后来,1998年跟2003年两次开始写《聆听父亲》,中间有停顿嘛,印象最深的反而不是我写的家史漫谈,而是我的侄儿说的很多小故事,那些鲜活的细节,他不只记忆力好,叙述能力好。他讲出来,所以我才会记下来。”
张先生坦言,他的创作受到亲人影响很深,在《聆听父亲》中,可以窥见他的家族史,他也曾说过“春夏秋冬”第三部《一叶秋》里的老太太就是母亲,奶奶,曾祖母,高祖母的形象。
他说:“牵扯到我家族里面的角色,我想我们家族里几个女性的角色比男性的角色更动人,我妈和我二姑是两个跟我最接近的女性,北京有个大书法家欧阳中石,他就是我的姑父,欧阳先生的爱人就是我的二姑。1988年去大陆以后,只要有机会到北京,我都会去找我二姑。我二姑还有我妈妈,她们所口述的一些故事,十则故事至少有八则都是再上一辈的妇女传下来的。都是女声,女人的声音,我的奶奶啦,曾祖母啦,从我父亲这一代上去好几代都是老太太,一个一个的老太太传下来的故事。我很幸运,家族里面,有几个很会讲故事的老太太。”
是顽皮,更是自在
《春灯公子》一卷在手,老感觉张大春就坐在面前,在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地说,达六合、巨鹿公、朱祖谋、李纯彪等奇人形象呼之欲出,而张大春偶尔顽皮地笑着。也让记者想起了沈从文先生说过的话,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顽皮。
“沈先生自己的小说是很规矩的,他几乎没有在他的小说里调过皮。他可能是心向往之。”张先生说。
张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小说家不是一辈子就写故事给人看,最重要的是:我怎么帮助我这一代人,捡回被集体糟蹋掉的训练及教养。”
谈到写作,张先生说:“写故事写小说,这是一个事业,相对于人这一生很多事情来说,事业不是唯一的东西嘛,甚至可能还不见得是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写小说不能就信了‘小说教’吧,我是不太主张把专业放到太庞大的地位,一定还有一些小小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可以帮助人家去思考的东西。”
不厌其烦,具体做一些“小小的事情”。大约从2007年开始,张大春就在自己小说创作的本业之外,花了特别多的心力关注整个社会的语文教育。
有感于家中孩子苦于应试作文及语文教育,更长期受困于各种不假思索的空话、套话和口头语,张大春创作新书《文章自在》,以七十余篇文章演绎文章之道,既谈他对文章写作和当前语文教育的看法,剖析常人习焉不察的种种说话恶习,也示范各种写作技巧。同时征引苏洵、鲁迅、胡适、梁实秋、毛尖等古今名家文章各一篇,进一步阐述文章妙趣、语言美好。
做个自在人,闭门读笔记,自在地写,顽皮地说。此张大春之谓欤?江湖林野,奇人异事,飞贼走盗、神鬼传说……一切人间稀奇事,都是听说而已。张大春夫子自道。
“我才不干这傻事儿呢”
现在是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纸质媒体日子不好过,图书发行量都在下降。小说家在新媒体时代有没有危机感?
张先生说:“我没有。纸本的书或媒体销量变少,有整个产业上繁杂,或者复杂的原因,不仅仅是单纯地因为网络兴起,移动通讯比较发达。但是一定是有取代性的,此消彼长,此长彼消。其实,我想纸媒早就应该有一些改变,或者说传递小说或传递文学信息的手段或渠道也可能在纸张和网络之间,还有别的东西,甚至创作这件事也不一定就是拿起一本三百页的书,花了20块人民币就可以享受一个礼拜。不一定是这样,说不定他可能也回到书场中去,宋代有瓦舍的时候,既没有邮政通讯,也没有纸张啊,在瓦舍里面,人们也不是不能享受小说的乐趣嘛。你就是会说故事,爱说故事,而且有人要听,你还是有做不完的‘活儿’啊。”
谈到作家莫言和阿城,张先生说,他们都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作家,一方面他们面对生活,有一种很直观的勇气,而且表面上不见得看得出来,但仔细回味会发觉,阿城跟莫言是不同的,莫言常常利用奇特的或者说非经验的故事；阿城呢,则是常常寻找一些边际材料,他不是出现在正常人生活里面的,这两个人走的路不一样,但是殊途同归,都是有勇气真正面对现实的。后来到90年代以后出现的作家,不管是内地的、台湾的还是国外的,年轻的时候面对生活的勇气好像差一点。
记者请张大春先生给年轻的小说家提点忠告。张先生笑着说:“我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嘛,我才不干这傻事儿呢,我给年轻作家提出好建议,结果他们比我写得都好,我怕年轻人淘汰我。哈哈哈。晚安!”
电话挂断,余音缭绕。张先生音容,如在目前。真爽快的齐人性格。
作家莫言与张大春十年前的3月29日在北京有个对话,莫言评价张大春像孙悟空,是台湾最有天分、最桀骜不驯、最好玩到不得了的一位作家。很多小说写得很好的作家,但是人不好玩；很多很好玩的作家,小说写得并不是太好。“我想张大春是小说写得好,人也非常有趣。”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实习生 谢青筱
张大春的新书《春灯公子》简体版最近在内地出版,引起关注。1月18日,记者在济南电话采访了身在台北的张大春先生。
晚8点,爽朗的笑声从台北传来。张大春先生说:“你很准时啊,我又听到家乡的声音了。”我们提前约好了时间,用电话交流。
张先生虽祖籍济南,但出生在台北,他已没有了乡音,但他笑声透出的豪爽,让人想到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塑造的济南人的性格。
“我的老家,就在济南的朝阳街,制锦市嘛。”在济南天桥区的朝阳街上,张家“懋德堂”就是张大春的祖居地,曾有五大院落,几百口人丁,家世显赫,代有功名。如今,“懋德堂”已不复存在。
1957年出生的张大春,有着小说家,诗人,书法家,评书人,电视综艺节目嘉宾等多重身份。写作种类驳杂、文风戏谑、幽默,思维天马行空。比如,保留武侠小说的种种元素,加入新细节,让它产生出新的活力的《城邦暴力团》；比如,这几年一直在持续更新出版的《大唐李白》系列,大胆替李白“代笔”。
“说书人”是张大春很喜欢的一个跨界身份,他最喜欢的就是在说书节目里“怎样不太低俗地修理最该修理的讨厌的人”。
台湾作家司马中原说:“在当代文坛上,‘张大春闪电’确是耀人眼目,他学习钻研的玩意儿,统括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他天生具有一种敏睿的内感,一种冥冥的灵动,加上不是常人所能比拟的想像和组合能力,以及极具爆发性的语言创造力,这许许多多的因素造就了他,他就是‘野鬼托生的文学怪胎’……”
“得胜头回”不是骈拇枝指
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读《春灯公子》,给人感觉和读古代的话本小说、笔记小说一个味道,娓娓道来,不紧不慢。没有西方小说的那些铺排。这个叙事节奏,是怎么把握的?
张先生说:“中国的小说有一些民间特质,它最直接的一个特色是,诉诸听觉,也就是说,不论笔记是不是写给人看的笔记,只要它是在说一个虚构的故事,比如像蒲留仙,我们山东老乡啊,说一个故事；或者说模仿蒲留仙的,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他们基本上都吸收了民间书场里的特色。主要的特点是诉诸听觉,听觉上面,有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要求,那就是不像看一样,看会有记忆力,看的话,记忆力会保留好几页；听的话,上一句话听完了就忘了,下一句话又来了。更直白地说,听觉是不累积记忆的,所以中国的小说就有一个要求,就是它不断地想要用种种叙事的手段去保留读者的记忆。”
娓娓道来,是一种境界,节奏把握,需要技巧。张先生说:“你刚才讲我的小说娓娓道来,这个形容词,我不敢当,其实中国好的小说,都是娓娓道来的。中国话本、章回小说、或者只要跟书场传统有关系的这些‘活儿’,姑且称之为‘活儿’吧,大概都有一种挑战,就是保留最大量记忆的手段。所以中国故事,怎么讲,谁先讲,讲哪一部分,或者说哪个是主角,哪个是配角,它都想办法会让保留记忆变成最主要的成分。”
张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宋代话本到了明代有仿作出现,比如冯梦龙、凌濛初在明朝模仿宋代已经具备的话本的形式来从事的创作。“‘三言二拍’里很重要的一个结构是先讲一个小故事,甚至先讲两个小故事,然后才进入他今天这一回回目里的题目,那表示什么呢?那前面两个小故事不是干扰吗?不管好听不好听,起码他不是正文,为什么一定要讲那个呢?那个叫做‘得胜头回’,这是一个固定的形式,为什么会有这个呢?从小说叙事来讲,你可以说,这是废话嘛,骈拇枝指嘛,没有必要存在的。这个方式,有点像音乐上的动机跟主题一样,他透过一再地重复让你掌握主题。”
“还有一个故事,我记得很有趣,讲一个和尚,其实最后的故事是苏东坡跟佛印这两个人的故事,但是话本硬是在前面先侃了两个故事,而且还不短,分量可能比苏东坡跟佛印两个人的故事还长,也就是明明是很小的故事分量,但他把它说长了。‘得胜头回’意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就是为了增强记忆,增加听众对于故事的印象。”张先生说。
在张大春看来,中国所谓的笔记、话本、章回的主要特色就是诉诸听觉。“因为它是在书场里讲的,它不像西方,西方小说都是拿在手上读的,西方的印刷术,从古城堡印《圣经》开始,十四五世纪吧,比中国的印刷术晚嘛,但从教育普及来说,中国读书人很少,中国一般的庶民大众接触一个故事不是通过阅读,而是通过听。所以要克服听觉不能保留记忆的缺陷,设计了种种方式。‘得胜头回’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还是回到《春灯公子》,小说家张大春化身说书人,说市井豪侠江湖快意恩仇。所谓“春灯”,是指正月里挂出来的花灯。本书以春灯公子大宴江湖人物一年一度的“春灯宴”为楔子,讲述了十九个在每年宴会上的说书人用“立题品”,也就是用“诗、词提品”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反映人的品性,换言之,就是深入发掘人性。这些故事看完,回头一想,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写尽人世无常的沧桑。
张先生说:“至于你说我的小说,娓娓道来,不疾不徐。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你一快了,印象累积得太丰富了,或者主题隐瞒得太晦涩了,读者记不住嘛。”
让蒙尘的古人“元气淋漓”
读《春灯公子》,有种举重若轻的感觉,比如方观承“儒行品”写到最后的几句话:“方先生——有人说就是方观承,其子方维甸,与父亲并称为老小二宫保。不过对照方观承本人的行状与袁枚的《随园文集》所载者,并不相同。行状传记所述,很难鼓舞穷酸寒士上进。因为人一旦混到有人给写行状传记之际,已经不够孤独了。”最后一句,“不够孤独”,足可以当座右铭。这结尾,让记者想起《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和《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张先生有没有借鉴古人?
张先生说:“哈哈哈,不能说没有受影响,当然是故意模仿的。为什么蒲留仙会称自己为‘异史氏’,是因为他明明不是写历史的人,但是他把他所叙述的这些故事都当作是历史材料在编,同时他还把自己当作是司马迁,或者是班固、范晔、陈寿是吧?这种‘异史氏曰’,发表自己意见的方式其实在西方小说中是最忌讳的,因为西方小说是尽量不让作者跑出来现身说话的,对不对?作者有什么意见借由故事里的角色之口来说话,你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人物应该怎样说话,小说叙述时没机会,干脆叫他到法庭上去说,干脆设计一个法庭让他们辩论,其实说的都是托尔斯泰或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说的话。但是中国的小说家管你这些吗?不管!就自己说我认为如何如何,人生应该怎么样。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我就是故意的,不是受影响而已。”
方观承,历史上实有其人,是清代的高官,历任直隶清河道台、直隶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直隶总督。一个人成了达官贵人,就极有可能失去本我,也就是“不够孤独”,用张大春的话说,他已经不是一个元气淋漓的人了。
记者问张先生是不是对方观承的行状有专门研究。
张先生谦虚地说:“不敢讲研究,对于材料是参考过的,因为上去二三十年,我买过中国历代笔记小说,有一套在家里,不完整,原来在台湾出版有100多本,我只买到86本,我还缺十几本。那家出版社到现在也倒了。这些东西都在书架里,随时都在看,对我影响很大。方观承是非常有名的人,不是太冷僻的。袁枚都替他弄行状嘛。”
方观承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最为著名的就是所谓“车笠之交”。有一年,北上省亲的方观承独行在山东道上,杭州人沈廷芳与海南人陈镳恰好一同乘车赶往京都应试,这两人看到年轻的方观承一路随车徒步而行,衣冠欠整,劳顿疲惫,但头角峥嵘,举止端严,不由相问。交谈中,沈廷芳与陈镳二人得知方观承身世、经历,深表同情,于是邀他一道乘车赶路。可车厢狭小,仅能容两人,于是,他们决定一路上每人轮流步行三十里,乘车六十里。三人就如此一路风尘到达京城。沈、陈二人与方观承分别时,又送给方观承新衣毡笠,以御道途风寒。几十年后,已经身为直隶总督的方观承得知沈廷芳(山东登莱青道道台)、陈镳(云南知府)赴京述职途经其官邸驻地,便立即派人将沈、陈二人请到府上,故人相见万分感慨,忍不住涕泪纵横。
张先生在书中让方观承这样蒙尘的古人“元气淋漓”。
“泥”是一种生于南海的虫
记者看到,在《春灯公子》第二篇达六合“艺能品”中有一段说到“酒”:“干喝浊酒的客人还有个外号,叫‘泥虫儿’——据说还是有典故的:‘泥’是一种生于南海的虫,遇酒则通体绵软欲化。换言之,‘泥虫儿’就是那些烂醉鬼的别称。”
2011年记者到日本去采访,看到泡温泉的门口,有个牌子写的是:“泥醉者勿入”。记者理解,泥醉,是不是就是烂醉如泥的缩写呢?也就是一个人醉得如一滩烂泥呢?
“哈哈哈,‘泥醉者勿入’!泥虫儿,见于宋代笔记,烂醉如泥,一般人的理解把它理解成泥巴,地上的泥巴。其实不是,泥是一种虫子的名字。”
记者也喝醉过,一旦喝醉了,则浑身无骨,四肢无力。真如泥巴一般。是不是泥虫的特性,就像泥一样呢?“这是人的观察所感,生物学上我不了解了,至少没法在西方近代科学上找到印记嘛。但我考证,在宋代就有这个说法了,我是在宋人笔记当中看到的。”
记者问张先生喜欢喝白酒吗?他说:“还好吧,比起内地的白酒,金门高粱比较纯粹一些,它没有那么多香嘛。”
张先生在《聆听父亲》一书中,谈到喝醉酒:
那是1982年12月27日,古历辛酉年腊月初二,我父亲六十整寿的深夜,我醉趴在自己房间的床上,歪过头朝一旁的垃圾桶呕吐。……“爸爸今年六十了,你喝醉了,爸爸很高兴!”“瞎!没想到哇,我也活到六十了——跟你奶奶过世的时候一个岁数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说那些老家的事了,听起来很烦呐——走开啦!”我继续吐着。他忽然沉默下来。我背上的手继续以一种索然无趣的意绪拍了好几下,停了停,又拍几下,最后床垫一轻,他走了。临到门边儿的时候,他忽然用那种京剧里的老生韵白念道:“走、走、走——唉!我——往何——处去唉?”
一湾浅浅的海峡,挡不住乡愁。酒啊,一言难尽的酒!《春灯公子》中宴席多多,岂能无酒?
张先生名讳“大春”,名字里面有个“春”,《春灯公子》,里面也有个“春”。记者问,张先生对“春”是不是情有独钟?
他说:“没有,是巧合。在我的传奇笔记小说‘春、夏、秋、冬’系列,像走楼梯似的,一个一个往下走。第一部第一个是‘春’字打头(《春灯公子》),第二部第二个字是‘夏’(《战夏阳》),第三部是第三个字‘秋’(《一叶秋》),第四部第四字是‘冬’(《岛国之冬》)。是很自然的。”
重拾起“东家听来西家播弄,夜里梦见醒时摆布,乡间传说市上兜售,城里风闻渡头捣故”的说书行当,张先生一年四季都写遍,要过把大瘾。
家族里有很会讲故事的人
济南被誉为“曲山艺海”,民间艺人特别多,《老残游记》中,说到白妞黑妞说书的事儿,很精彩。记者大胆假设,张先生对说书也情有独钟。是不是在潜意识里跟济南有关呢?一方水土一方人,血液里是不是也有说唱的基因呢?
张先生说:“哈哈,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验过DNA。不敢讲。但是我家族里,我妈跟我二姑都大量地保留着从前在老家的一些记忆。我还有一个侄子,他现在已经过世了,年纪比我大20多岁,我在31岁上,回济南西关朝阳街,就是制锦市嘛,我那个侄子差不多要60岁了,他的记忆惊人,哪年哪月哪日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是什么原因,记得很清楚,娓娓道来,井井有条。他是我的侄子,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东西多,他说起很多老辈人的事情,那种生猛、鲜活印象极为深刻,跟他相处两个礼拜,收获蛮多的。当时我还没有计划要写《聆听父亲》,但到后来,1998年跟2003年两次开始写《聆听父亲》,中间有停顿嘛,印象最深的反而不是我写的家史漫谈,而是我的侄儿说的很多小故事,那些鲜活的细节,他不只记忆力好,叙述能力好。他讲出来,所以我才会记下来。”
张先生坦言,他的创作受到亲人影响很深,在《聆听父亲》中,可以窥见他的家族史,他也曾说过“春夏秋冬”第三部《一叶秋》里的老太太就是母亲,奶奶,曾祖母,高祖母的形象。
他说:“牵扯到我家族里面的角色,我想我们家族里几个女性的角色比男性的角色更动人,我妈和我二姑是两个跟我最接近的女性,北京有个大书法家欧阳中石,他就是我的姑父,欧阳先生的爱人就是我的二姑。1988年去大陆以后,只要有机会到北京,我都会去找我二姑。我二姑还有我妈妈,她们所口述的一些故事,十则故事至少有八则都是再上一辈的妇女传下来的。都是女声,女人的声音,我的奶奶啦,曾祖母啦,从我父亲这一代上去好几代都是老太太,一个一个的老太太传下来的故事。我很幸运,家族里面,有几个很会讲故事的老太太。”
是顽皮,更是自在
《春灯公子》一卷在手,老感觉张大春就坐在面前,在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地说,达六合、巨鹿公、朱祖谋、李纯彪等奇人形象呼之欲出,而张大春偶尔顽皮地笑着。也让记者想起了沈从文先生说过的话,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顽皮。
“沈先生自己的小说是很规矩的,他几乎没有在他的小说里调过皮。他可能是心向往之。”张先生说。
张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小说家不是一辈子就写故事给人看,最重要的是:我怎么帮助我这一代人,捡回被集体糟蹋掉的训练及教养。”
谈到写作,张先生说:“写故事写小说,这是一个事业,相对于人这一生很多事情来说,事业不是唯一的东西嘛,甚至可能还不见得是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写小说不能就信了‘小说教’吧,我是不太主张把专业放到太庞大的地位,一定还有一些小小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可以帮助人家去思考的东西。”
不厌其烦,具体做一些“小小的事情”。大约从2007年开始,张大春就在自己小说创作的本业之外,花了特别多的心力关注整个社会的语文教育。
有感于家中孩子苦于应试作文及语文教育,更长期受困于各种不假思索的空话、套话和口头语,张大春创作新书《文章自在》,以七十余篇文章演绎文章之道,既谈他对文章写作和当前语文教育的看法,剖析常人习焉不察的种种说话恶习,也示范各种写作技巧。同时征引苏洵、鲁迅、胡适、梁实秋、毛尖等古今名家文章各一篇,进一步阐述文章妙趣、语言美好。
做个自在人,闭门读笔记,自在地写,顽皮地说。此张大春之谓欤?江湖林野,奇人异事,飞贼走盗、神鬼传说……一切人间稀奇事,都是听说而已。张大春夫子自道。
“我才不干这傻事儿呢”
现在是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纸质媒体日子不好过,图书发行量都在下降。小说家在新媒体时代有没有危机感?
张先生说:“我没有。纸本的书或媒体销量变少,有整个产业上繁杂,或者复杂的原因,不仅仅是单纯地因为网络兴起,移动通讯比较发达。但是一定是有取代性的,此消彼长,此长彼消。其实,我想纸媒早就应该有一些改变,或者说传递小说或传递文学信息的手段或渠道也可能在纸张和网络之间,还有别的东西,甚至创作这件事也不一定就是拿起一本三百页的书,花了20块人民币就可以享受一个礼拜。不一定是这样,说不定他可能也回到书场中去,宋代有瓦舍的时候,既没有邮政通讯,也没有纸张啊,在瓦舍里面,人们也不是不能享受小说的乐趣嘛。你就是会说故事,爱说故事,而且有人要听,你还是有做不完的‘活儿’啊。”
谈到作家莫言和阿城,张先生说,他们都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作家,一方面他们面对生活,有一种很直观的勇气,而且表面上不见得看得出来,但仔细回味会发觉,阿城跟莫言是不同的,莫言常常利用奇特的或者说非经验的故事；阿城呢,则是常常寻找一些边际材料,他不是出现在正常人生活里面的,这两个人走的路不一样,但是殊途同归,都是有勇气真正面对现实的。后来到90年代以后出现的作家,不管是内地的、台湾的还是国外的,年轻的时候面对生活的勇气好像差一点。
记者请张大春先生给年轻的小说家提点忠告。张先生笑着说:“我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嘛,我才不干这傻事儿呢,我给年轻作家提出好建议,结果他们比我写得都好,我怕年轻人淘汰我。哈哈哈。晚安!”
电话挂断,余音缭绕。张先生音容,如在目前。真爽快的齐人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