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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强
推动煤炭替代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长短结合的政策组合,短期靠行政手段,中长期则要靠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为新能源技术创新承担更多的责任。
入冬以来,伴随着清洁采暖改造的深入开展,北方部分地区遭遇了冬季供暖不足和天然气“气荒”,究其原因,是在施行“煤改气”政策的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处理好新旧能源交替的过渡工作。当前,我国正处于旧能源依旧强势、新能源刚刚兴起的阶段,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两者的地位与关系,以合理的方式推动新旧能源的逐步替代。
从旧能源的方面看,去年我国GDP增速为6.9%,随着经济逐渐复苏,煤炭又逐渐展示出它的强势地位。2017年1-9月,我国累计生产原煤25.92亿吨,同比增长5.52%。2017年1-11月,90家大型煤炭企业原煤产量完成22.5亿吨,同比增加1.6亿吨,上涨7.6%。
在过去几年煤炭产量下降时,许多人认为煤炭时代已过,控煤容易。当时我的观点就是应该对这个问题保持谨慎,无论从绝对量上还是能源结构上看,煤炭替代都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2016年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费的62%,煤炭作为能源“老大”的位置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这是庞大的能源消费量和煤炭在能源中占绝对比重所决定的。
从绝对量方面看,煤炭消费最主要的支撑在于下游需求的持续回暖。在中国的煤炭消费中,45%用于发电,另外将近40%用于炼焦、钢铁、化工等工业行业。而2017年电力和工业品需求开始出现回升。2016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了5%,而2017年前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长了6.9%,其中火电发电量增长了6.3%。并且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基础设施投资、外贸出口等关键指标增速回升,种种迹象都显示,能源需求复苏给煤炭需求带来了基本支撑。
在能源需求较弱的时候,人们往往难以做出乐观判断。长期而言,中国人均能源消费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2016年中国的人均电力消费量约为4000千瓦时,人均能源消费量约3.1吨标准煤,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或是日本、韩国一半的水平。以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依然离不开能源增长。其次,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轨道交通、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乡镇以及农村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重要。
从消费结构上来看,只有比较低的能源需求增长可以使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持续下降。2016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中煤炭、石油、天然气所占比重分别为62%、18.3%、6.4%；非化石能源中水电占9.3%,核电占1.7%,风电占1.9%,太阳能占0.5%,其他如生物质能微小。由于资源禀赋、石油价格和能源安全问题,属于化石能源的石油一直很稳定地占18%左右,“十三五”期间可能还将保持这个比重。非化石能源当中,水电曾经有过快速增长,但近年来由于资源潜力的约束,今后将稳定在9%左右。也就是说,“十三五”期间,能源结构中石油和水电(共占比约27%-28%)这两个板块的比例将保持相对稳定。
根据《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把化石能源中的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中的核电、风电和太阳能统称为清洁能源,加总起来大致为10%。化石能源中的煤炭目前占62%。在雾霾治理和低碳清洁发展的背景下,“十三五”期间能源结构中可能起比较大变化的是煤炭的减少和清洁能源的增加,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所以“十三五”期间能源结构一定会得到相应调整。如果“十三五”期间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可以增加到10%,这样,3%的天然气增长和2%的非化石能源增长,可以使煤炭占能源结构的比例减少5个百分点,从2016年的62%下降为2020年的57%。直观地从数字上看,满足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比例为15%和天然气的7%,不是没有可能,但也不是很容易,因此,预测煤炭在2020年的能源结构比例低于57%可能比较乐观。
因此,新能源对于“旧”能源煤炭的替代并不容易。长期“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资源禀赋；二是煤炭的低价优势。因此,清洁能源发展需要面对替代能源的资源和高成本的问题。
根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的数据,中国在运核电机组为36台,装机容量3472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20台,装机容量2311万千瓦。考虑到核电建设工期至少需要5-6年,即使目前全部在建和运营,到2020年核电投产装机最多能达到5800万千瓦,占2020年一次能源也不过3%左右。水电也由于较长工期的限制,到2020年大致只能达到3.5亿千瓦左右。生物质和地热等量级相对较小。要满足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15%的要求,可以预见风电和太阳能还会得到政府从政策和规划上的大力支持。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成本。虽然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大,风电和太阳能的成本不断下降,但如果考虑可再生能源的并网成本以及配套储能成本,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劣势依然明显,实现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展,补贴负担不可持续。因此,距离市场比较近的分布式将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发展模式。
从战略上看问题,推动煤炭替代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长短结合的政策组合。短期靠行政手段,通过更高的环境标准和约束指标,以及能源价格改革和补贴,强势进行煤炭替代和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长期则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来解决新能源发展的成本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该为新能源技术创新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提供资金支持、保护创新权益,以及对新技术应用的推广等。(作者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推动煤炭替代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长短结合的政策组合,短期靠行政手段,中长期则要靠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为新能源技术创新承担更多的责任。
入冬以来,伴随着清洁采暖改造的深入开展,北方部分地区遭遇了冬季供暖不足和天然气“气荒”,究其原因,是在施行“煤改气”政策的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处理好新旧能源交替的过渡工作。当前,我国正处于旧能源依旧强势、新能源刚刚兴起的阶段,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两者的地位与关系,以合理的方式推动新旧能源的逐步替代。
从旧能源的方面看,去年我国GDP增速为6.9%,随着经济逐渐复苏,煤炭又逐渐展示出它的强势地位。2017年1-9月,我国累计生产原煤25.92亿吨,同比增长5.52%。2017年1-11月,90家大型煤炭企业原煤产量完成22.5亿吨,同比增加1.6亿吨,上涨7.6%。
在过去几年煤炭产量下降时,许多人认为煤炭时代已过,控煤容易。当时我的观点就是应该对这个问题保持谨慎,无论从绝对量上还是能源结构上看,煤炭替代都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2016年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费的62%,煤炭作为能源“老大”的位置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这是庞大的能源消费量和煤炭在能源中占绝对比重所决定的。
从绝对量方面看,煤炭消费最主要的支撑在于下游需求的持续回暖。在中国的煤炭消费中,45%用于发电,另外将近40%用于炼焦、钢铁、化工等工业行业。而2017年电力和工业品需求开始出现回升。2016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了5%,而2017年前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长了6.9%,其中火电发电量增长了6.3%。并且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基础设施投资、外贸出口等关键指标增速回升,种种迹象都显示,能源需求复苏给煤炭需求带来了基本支撑。
在能源需求较弱的时候,人们往往难以做出乐观判断。长期而言,中国人均能源消费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2016年中国的人均电力消费量约为4000千瓦时,人均能源消费量约3.1吨标准煤,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或是日本、韩国一半的水平。以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依然离不开能源增长。其次,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轨道交通、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乡镇以及农村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重要。
从消费结构上来看,只有比较低的能源需求增长可以使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持续下降。2016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中煤炭、石油、天然气所占比重分别为62%、18.3%、6.4%；非化石能源中水电占9.3%,核电占1.7%,风电占1.9%,太阳能占0.5%,其他如生物质能微小。由于资源禀赋、石油价格和能源安全问题,属于化石能源的石油一直很稳定地占18%左右,“十三五”期间可能还将保持这个比重。非化石能源当中,水电曾经有过快速增长,但近年来由于资源潜力的约束,今后将稳定在9%左右。也就是说,“十三五”期间,能源结构中石油和水电(共占比约27%-28%)这两个板块的比例将保持相对稳定。
根据《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把化石能源中的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中的核电、风电和太阳能统称为清洁能源,加总起来大致为10%。化石能源中的煤炭目前占62%。在雾霾治理和低碳清洁发展的背景下,“十三五”期间能源结构中可能起比较大变化的是煤炭的减少和清洁能源的增加,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所以“十三五”期间能源结构一定会得到相应调整。如果“十三五”期间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可以增加到10%,这样,3%的天然气增长和2%的非化石能源增长,可以使煤炭占能源结构的比例减少5个百分点,从2016年的62%下降为2020年的57%。直观地从数字上看,满足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比例为15%和天然气的7%,不是没有可能,但也不是很容易,因此,预测煤炭在2020年的能源结构比例低于57%可能比较乐观。
因此,新能源对于“旧”能源煤炭的替代并不容易。长期“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资源禀赋；二是煤炭的低价优势。因此,清洁能源发展需要面对替代能源的资源和高成本的问题。
根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的数据,中国在运核电机组为36台,装机容量3472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20台,装机容量2311万千瓦。考虑到核电建设工期至少需要5-6年,即使目前全部在建和运营,到2020年核电投产装机最多能达到5800万千瓦,占2020年一次能源也不过3%左右。水电也由于较长工期的限制,到2020年大致只能达到3.5亿千瓦左右。生物质和地热等量级相对较小。要满足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15%的要求,可以预见风电和太阳能还会得到政府从政策和规划上的大力支持。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成本。虽然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大,风电和太阳能的成本不断下降,但如果考虑可再生能源的并网成本以及配套储能成本,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劣势依然明显,实现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展,补贴负担不可持续。因此,距离市场比较近的分布式将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发展模式。
从战略上看问题,推动煤炭替代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长短结合的政策组合。短期靠行政手段,通过更高的环境标准和约束指标,以及能源价格改革和补贴,强势进行煤炭替代和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长期则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来解决新能源发展的成本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该为新能源技术创新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提供资金支持、保护创新权益,以及对新技术应用的推广等。(作者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