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彭龄受嘉庆帝的信任,在官场掀起一股反贪旋风。他纠弹重臣,弹劾权臣,对扭转官场风纪起到了一定功用。但在日益恶化的吏治风气下,曾经锐意反腐的嘉庆帝也陷入茫然、萌生倦意,清王朝也就此沉沦衰朽。
“无疾而终”的嘉庆反腐
2018-01-03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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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年逾八旬的老皇帝决定将皇位传给第十五子顒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帝。
嘉庆是年35岁,正是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的时期,由他来主政一个庞大的帝国,切合时宜。
但压在嘉庆肩上的担子,却一点都不轻松。从乾隆后期开始腐化的吏治,已经开始出现溃烂的趋势。从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每侦破一个贪腐大案,往往都是“办一个,查一串；查一个,带一窝”,官员集体腐败现象触目惊心。乾隆年间爆发的甘肃冒赈案,便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代表。
清代在甘肃为了筹集粮草,以备荒年赈济或兵事所需,曾实行过“捐监”政策,凡是想取得国子监监生资格的读书人,可以通过向当地官仓捐交谷物来实现。但因为捐监容易滋生腐败,一度被清廷叫停。但到了乾隆三十九年,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时,这项政策又再度复活。他以甘肃仓储不足、可用“捐监”粮米赈济灾民为由,说服了陕甘总督,让他代为请示朝廷。皇帝批准了这项要求,甘肃各地自此捐监再开。
但开捐之后,王亶望却私自将应收的豆麦全部折合成白银,这为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后每年甘肃都向朝廷谎报灾情,不仅骗取朝廷赈济,还通过虚开赈灾粮款,官员坐收其利。在王亶望的运作下,几乎整个甘肃官员都参与其中。案发后,连乾隆帝都惊呼“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就是在这种腐败的吏治氛围中,嘉庆帝接过了治国的重担。嘉庆四年,他出人意料地将乾隆后期首席重臣和珅查办。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随即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以诛和珅为引线,新皇帝的一缕缕治国新风,绵绵不断地吹散开来。人们发现,这是一位和先皇作风截然不同的皇帝。乾隆坐享康雍两代人的勤奋积累,经济欣欣向荣,社会财富大为增加。乾隆帝早年虽勤政节俭,愈往后则愈发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他自诩“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又在文化上修纂《四库全书》,还多次巡幸江南,每一项都是骇人听闻的奢华消费。到了乾隆晚年,积累的社会财富已经被挥霍殆尽,已经到了寅吃卯粮的地步,而人口的激增又让垦荒变得难以为继,官僚群体的腐败又加重了统治危机。
嘉庆帝敏锐地捕捉到了江山动摇的信号。他要革除吏治积弊,以清除奢侈的根基。他先削减皇室祭天的规模和陪同人员,再禁止大臣向他进贡古玩字画,以期扭转财政困局。乾隆时期,大臣争相向自诩文章皇帝的乾隆进献字画,以博取宠幸。嘉庆帝则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向皇帝进贡古玩字画,除了助长贪风之外,别无一丝益处。
不久,嘉庆帝接到汇报,上年底采解的一块玉石,因道路崎岖,难以按时抵达京城。嘉庆帝要求:“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玉石虽美,却和民生无涉,他并不将其作为有价值的东西。
接着,嘉庆帝开始治理官场腐败。但此后他发现自己似乎坠入了一个无尽深渊。无论自己发什么雷霆之怒,整治多少官员,官僚都是惰性依旧,始终难以复制祖父雍正帝的反贪辉煌。
嘉庆帝先在官员中物色清廉者,对他们委以重任,让他们放手整治贪腐。初彭龄这样的官员,毕生致力于参劾贪腐官员,在污浊的古代官场,如果得不到嘉庆帝的保护和支持,是很难有所善终的。在嘉庆帝的治理下,全国十一个总督中,六个因贪腐而被撤换,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朝廷风气有所改观,而一些清廉实干的官员也得到提升,成为可以依靠的股肱能臣。
然而,反腐的高潮刚过,似乎就很快一切如旧。在地方,因为潜规则取代了显规则,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也仍然懈怠昏庸,对民间疾苦漠不关心。
更为严重的是,从乾隆晚期开始的地方财政亏空开始蔓延。起先是一些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出现亏空,不得不负债经营。而到了嘉庆时期,随着隐性贪腐的蔓延,地方亏空成了各地普遍现象。为了维持运转,各地必须靠借债度日,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起高利贷。在无计可施之际,他们只能将敛财的黑手伸向百姓,又加剧了官民冲突,激化了统治危机。
坏消息一个又一个地传来,让嘉庆帝难以安眠。他苦思解决之策,决心加大反腐力度,几乎每月都有人事调整。腐败官员不断被揪出,但腐败的势头却没有丝毫减弱,基层的财政危机也没有得到缓解。耐性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他痛斥群臣:“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国事尚可问乎?”
国事愈发不可问了。嘉庆十八年,嘉庆帝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途中,收到两百多名天理教徒联合太监突袭皇宫的消息。这次意外,给了嘉庆帝极大的精神刺激,他在诗文中多次提及此事,都是充满着不解和悔恨。
此后,吏治越来越松懈,嘉庆帝已经回天乏术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竟然发生了兵部大印被盗的滑稽事。而风起云涌的底层起义,给衰朽的清王朝敲响了丧钟。
乾隆六十年,年逾八旬的老皇帝决定将皇位传给第十五子顒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帝。
嘉庆是年35岁,正是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的时期,由他来主政一个庞大的帝国,切合时宜。
但压在嘉庆肩上的担子,却一点都不轻松。从乾隆后期开始腐化的吏治,已经开始出现溃烂的趋势。从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每侦破一个贪腐大案,往往都是“办一个,查一串；查一个,带一窝”,官员集体腐败现象触目惊心。乾隆年间爆发的甘肃冒赈案,便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代表。
清代在甘肃为了筹集粮草,以备荒年赈济或兵事所需,曾实行过“捐监”政策,凡是想取得国子监监生资格的读书人,可以通过向当地官仓捐交谷物来实现。但因为捐监容易滋生腐败,一度被清廷叫停。但到了乾隆三十九年,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时,这项政策又再度复活。他以甘肃仓储不足、可用“捐监”粮米赈济灾民为由,说服了陕甘总督,让他代为请示朝廷。皇帝批准了这项要求,甘肃各地自此捐监再开。
但开捐之后,王亶望却私自将应收的豆麦全部折合成白银,这为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后每年甘肃都向朝廷谎报灾情,不仅骗取朝廷赈济,还通过虚开赈灾粮款,官员坐收其利。在王亶望的运作下,几乎整个甘肃官员都参与其中。案发后,连乾隆帝都惊呼“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就是在这种腐败的吏治氛围中,嘉庆帝接过了治国的重担。嘉庆四年,他出人意料地将乾隆后期首席重臣和珅查办。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随即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以诛和珅为引线,新皇帝的一缕缕治国新风,绵绵不断地吹散开来。人们发现,这是一位和先皇作风截然不同的皇帝。乾隆坐享康雍两代人的勤奋积累,经济欣欣向荣,社会财富大为增加。乾隆帝早年虽勤政节俭,愈往后则愈发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他自诩“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又在文化上修纂《四库全书》,还多次巡幸江南,每一项都是骇人听闻的奢华消费。到了乾隆晚年,积累的社会财富已经被挥霍殆尽,已经到了寅吃卯粮的地步,而人口的激增又让垦荒变得难以为继,官僚群体的腐败又加重了统治危机。
嘉庆帝敏锐地捕捉到了江山动摇的信号。他要革除吏治积弊,以清除奢侈的根基。他先削减皇室祭天的规模和陪同人员,再禁止大臣向他进贡古玩字画,以期扭转财政困局。乾隆时期,大臣争相向自诩文章皇帝的乾隆进献字画,以博取宠幸。嘉庆帝则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向皇帝进贡古玩字画,除了助长贪风之外,别无一丝益处。
不久,嘉庆帝接到汇报,上年底采解的一块玉石,因道路崎岖,难以按时抵达京城。嘉庆帝要求:“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玉石虽美,却和民生无涉,他并不将其作为有价值的东西。
接着,嘉庆帝开始治理官场腐败。但此后他发现自己似乎坠入了一个无尽深渊。无论自己发什么雷霆之怒,整治多少官员,官僚都是惰性依旧,始终难以复制祖父雍正帝的反贪辉煌。
嘉庆帝先在官员中物色清廉者,对他们委以重任,让他们放手整治贪腐。初彭龄这样的官员,毕生致力于参劾贪腐官员,在污浊的古代官场,如果得不到嘉庆帝的保护和支持,是很难有所善终的。在嘉庆帝的治理下,全国十一个总督中,六个因贪腐而被撤换,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朝廷风气有所改观,而一些清廉实干的官员也得到提升,成为可以依靠的股肱能臣。
然而,反腐的高潮刚过,似乎就很快一切如旧。在地方,因为潜规则取代了显规则,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也仍然懈怠昏庸,对民间疾苦漠不关心。
更为严重的是,从乾隆晚期开始的地方财政亏空开始蔓延。起先是一些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出现亏空,不得不负债经营。而到了嘉庆时期,随着隐性贪腐的蔓延,地方亏空成了各地普遍现象。为了维持运转,各地必须靠借债度日,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起高利贷。在无计可施之际,他们只能将敛财的黑手伸向百姓,又加剧了官民冲突,激化了统治危机。
坏消息一个又一个地传来,让嘉庆帝难以安眠。他苦思解决之策,决心加大反腐力度,几乎每月都有人事调整。腐败官员不断被揪出,但腐败的势头却没有丝毫减弱,基层的财政危机也没有得到缓解。耐性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他痛斥群臣:“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国事尚可问乎?”
国事愈发不可问了。嘉庆十八年,嘉庆帝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途中,收到两百多名天理教徒联合太监突袭皇宫的消息。这次意外,给了嘉庆帝极大的精神刺激,他在诗文中多次提及此事,都是充满着不解和悔恨。
此后,吏治越来越松懈,嘉庆帝已经回天乏术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竟然发生了兵部大印被盗的滑稽事。而风起云涌的底层起义,给衰朽的清王朝敲响了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