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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教授在山师大校园。 |
□ 本报记者 王建 逄春阶
“‘五四’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两个珍贵的东西:启蒙的理性和青春的激情。启蒙理性的代表是鲁迅,青春激情的代表则是郭沫若。”说这段话的是山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魏建。12月1日上午,在郭沫若先生去世40周年前夕,就郭沫若在新文学革命中贡献的话题,本报记者在济南采访了魏建先生。
郭沫若先生逝世已经快40年了,然而,对他的评价,非但没有盖棺论定,反而分歧越来越大。肯定的声音和否定的声音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极评价”。
12月1日,冬日清晨的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格外安静,弥漫着书香气息。在教学三楼的办公室,魏建先生接受记者的采访,围绕郭沫若谈了两个多小时。
“科学地认识一个历史人物,要有科学的立场、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评判。”魏建说,“在科学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基础上,才能对郭沫若做出相对科学的评价。”
有着“丰赡其学,性情其人”美誉的魏建教授,讲起百年前的那群人那些事,激情满腔,伴随着他栩栩如生的描述,我们感觉郭沫若模糊的身影渐渐清晰。
魏建教授说:“‘五四’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两个珍贵的东西:启蒙的理性和青春的激情。启蒙理性的代表是鲁迅,青春激情的代表则是郭沫若。”
郭沫若:一个复杂的存在
1985年,魏建考入山师中文系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冯光廉教授《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课的课程论文选题让他发了愁。
“冯老师让我写一篇现代戏剧家研究述评,曹禺、田汉、夏衍等著名戏剧家都有人写了,我还能选谁呢?”愁坏了的魏建去找冯教授。“冯老师说还有郭沫若的历史剧呢。我其实知道,但当时对郭沫若不感兴趣,不愿意写。”魏建说。冯教授看出了魏建的不情愿,“你可以对郭沫若不感兴趣,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你不能不了解他。”
冯教授的这句话打动了魏建。很快,一篇两万多字的论文出炉。魏建把它投给了《郭沫若研究》杂志。没几天,杂志主编黄候兴先生来信,说要讨论论文修改,把魏建约到了北京。
见面后,黄老只字不提论文修改的事,而是对魏建循循善诱,鼓励他从事郭沫若研究,还给了他出席当年9月在湖南张家界附近召开郭沫若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在回忆自己走上郭沫若研究这条学术道路的经历时,魏建笑言:“那时我不是奔郭沫若去的,是奔着张家界去的。”
随着研究深入,魏建对郭沫若了解越来越多,发现郭沫若是一个复杂的存在。“郭沫若这个人太丰富了,20世纪少有比他更广博的天才。然而,学界对他的认识还有很多模糊和不准确的地方。”意识到肩上的责任,魏建写了《郭沫若:一个复杂的存在》这部专著。
魏建首先给我们讲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被遮蔽的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般只是被理解成思想启蒙运动,其实,这场运动不仅是思想启蒙运动,起初是一场青春文化运动。《新青年》1915年创刊,直到1919年初,谈得最多的并不是‘民主’和‘科学’,而是‘青年’和‘青春’。后来,大家大谈启蒙,把它的青春文化内涵忽略了。”
“这场青春文化运动的前奏,是在日本的留学生抗议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留日学生群情激愤,最先起来抗议,3000多人在东京集会。随后,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并派代表前往北京、上海,向政府请愿,组织抗议活动。在归国请愿的留学生中,就有郭沫若。”5月7日,获悉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下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答复“二十一条”要求,正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郭沫若十分愤怒,与同学连夜回国抗议。
“到了上海后,得知北洋政府已屈服于日本,郭沫若非常绝望,愤然作七律一首: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这时的陈独秀看到了青年的力量,开始寄希望于青年,于是创办《青年》杂志,要掀起一场青春文化运动,从此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幕。”魏建说。
“五四青春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是当时兴起的青春文学思潮:创作主体是一代青年作家的崛起,创作主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的青春主题,塑造的人物大都是五四时代青年。当时的人后来回忆这场青春文学思潮,或称为抒情主义,或称为主情主义,或称为浪漫主义。若在五四新文学中推选两部青春文学的代表作品,一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一是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若在‘五四’青春文学思潮中选择一个代表,首推郭沫若。”
开创新文学抒情传统
1918年的大年夜,正在九州帝国大学读书的郭沫若,因为囊中羞涩,不得不离开在福冈箱崎神社附近租住的房屋,寻找更便宜的住处。“搬家是在夜里,因为地方近,行李又不多,便同老婆两人自己手提背负地搬运了一两次,也就搬空了。”郭沫若和妻子安娜听着耳畔的松声和海声,背着儿子行走在十里松原,迁移到了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渔村网屋町。
新住处前后均有窗,但无帘子可遮,真是“朔风欲打玻璃破,吹得炉燃亦可嘉”。这里条件虽苦,却是郭沫若日后跃身诗坛地方,他后来曾深情回忆道:“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我忘不了那静朗的楼头,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
第二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浪潮拍打着瀛州海岸,留日学生也行动起来。5月中旬,郭沫若和几个留日同学聚会商谈,决定成立一个义务通讯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同时撰写一些反击日本侵略的文字,投寄国内各学校和报馆,进行爱国反日宣传。郭沫若给这个小团体定名为“夏社”,“因为时期是在夏天,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原称中夏,而结社又是在夏君家里。”
为了工作方便,夏社订了一份《时事新报》。因为成员都是学医的,不善于做文章,翻译和撰述就由郭沫若唱独角戏。
在《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郭沫若第一次读到了国内发表的白话诗。“是康白情的《送许德珩赴欧洲》,里面有‘我们喊了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那样的话。”
郭沫若不禁暗暗地惊异,“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么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于是,郭沫若把1918年在冈山做的《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等几首新诗投寄了出去,不久就在《学灯》上登了出来。
“看见自己的著作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种说不出来地陶醉。”郭沫若说,这便是他“凫进文学潮流里面来的真正的开始。”
第一个发现郭沫若诗才的是《学灯》编辑宗白华。郭沫若的诗让他眼前一亮,在给田汉的信中他写道:“我又得着一个像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郭沫若做的诗,宗白华无有不登,有时候甚至整版刊登郭沫若的诗歌。
郭沫若常说,宗白华是他的“钟子期”。在宗白华的鼓励和支持下,郭沫若的诗兴被煽发到了狂潮的地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
写《地球,我的母亲》是在1919年的年假。那天,郭沫若正在福冈图书馆看书,突然诗兴来袭,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脱下木屐,“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诗写好后,郭沫若感觉像新生了一样。正好碰见一个广东同学要去横滨过年,他有一个大皮箧自己拿不动要去雇人,郭沫若就自告奋勇替他扛在肩上,走了两里路把朋友送上车,“自己是愉快得了不得”。
写《凤凰涅槃》时,郭沫若正在课堂听讲,“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写出了那诗的前半”。晚上就寝前,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的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写了出来”。
郭沫若“诗”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魏建认为,“郭沫若在新诗创作上的爆发,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抒情传统,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讲究的是发乎情止乎礼,对抒情是有限制的。进入20世纪后,文学界不乏叙事的高手,但缺少抒情高手。当初写作白话诗的人,大都不会抒情。直到郭沫若出现。”
“郭沫若开创的中国新文学的抒情传统,主要表现在:五四新文学先驱主要是运用‘理性智慧’,郭沫若主要运用‘诗性智慧’；五四新文学先驱主要关注‘思想启蒙’,郭沫若主要关注‘情感启蒙’；五四新文学先驱主要致力于让中国人思想大解放,郭沫若主要致力于让中国人情感大解放。”魏建说,这就是郭沫若为中国新文学带来的一些新东西,“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理论倡导的第一人是胡适,‘现代小说之父’是鲁迅,抒情传统的奠基人就是郭沫若。”
“五四”时期对中国诗歌道路最用心的探索者
郭沫若的新诗究竟贡献了什么?在谈这一点前,魏建教授首先澄清了一个问题: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许多研究者都爱以《女神》的思想和艺术代替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和艺术,其实《女神》代替不了郭沫若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
“五四时期,郭沫若发表了100多首诗,收进《女神》的有50多首,还有一半没收进去。看了这些诗以后,就会发现郭沫若真了不起,他是当时最用心探索中国诗歌道路的人。”魏建说。
“《女神》中的诗在形式上主要有四类:自由体、新格律体、歌剧体和半自由体。《女神》之外,郭沫若还探索如何用格律体、叙事体、散文体,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手法抒发诗情。经过多方面的探索,郭沫若形成了从此影响中国新诗一个世纪的创作理念:我的诗歌我做主,不拘一体但忠于自我,不再受制于诗歌形式,而是让形式为自己抒情服务,什么形式适合抒发自己此刻的感情就用什么形式抒情。”
“在这种诗歌创作理念影响下,郭沫若发明了一个诗歌概念——‘内在律’。与之相对的是‘外在律’,指的是中国古代诗歌讲究字数、行数、对仗、押韵、平仄等外在形式规范。郭沫若说‘内在律’就是情绪的自然消长。他认为,中国的新诗要走‘内在律’之路,这实际上对诗人的要求更高。郭沫若的新诗大都不是随心所欲的抒情,即使他那些最自由的诗作,虽然不受‘外在律’的束缚,却受‘内在律’的支配；不受理性规范的约束,却受情绪表现的支配。如何分行、怎样设计顿数、各行字数的多少、标点的有无都起到了特殊的抒情作用。这样的自由不是不要形式,而是一首诗有一首诗自己需要的形式。”魏建说。
郭沫若的“内在律”是怎样的诗美规范?魏建教授娓娓道来。
“情绪是郭沫若诗的‘魂’。第一核心是情绪,没有什么比抒情更重要。”
“意象在郭沫若诗中是‘肉’。抒情要借助意象,郭沫若诗的意象与旧诗完全不同,喜马拉雅山、尼罗河、地球……全是新的、大的、世界的意象。中国的诗歌从未如此与世界对话,这是前所未有的。”
“节奏相当于郭沫若诗的‘骨’。旧诗按格律自然有节奏,新诗不同,必须有节奏才能更好地实现诗的音乐美。郭沫若认为新诗可以不押韵,必须要有节奏。郭沫若的诗只要朗读就能出节奏,不仅能产生音乐美感,还像是中国式的摇滚乐,郭沫若诗的节奏魅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的诗能让中国人嗨起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想象是郭沫若诗的翅膀。郭沫若的想象力高于其他诗人,对此,真正的诗人没有几个不服气。”
赋予孔子以现代意义
“当年辙迹苦栖遑,庙貌千秋更有光。志学敏求能不厌,因材施教实多方。诗书礼乐精华在,思孟颜曾俎豆旁。今日自然时代异,斯民怀念胜前王。”这是郭沫若的诗《游孔庙》。1959年2月,郭沫若参观曲阜,写了5首诗,发表在2月21日的《大众日报》三版上。
2月18日早晨8点左右,郭沫若从兖州下车,前往曲阜参观。他在孔庙的参观时间最长。在孔庙,郭沫若谈到了孔子,他说:“孔子的一生是艰难困苦的一生,是不断顽强奋斗的一生,他对我们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得到了人民的爱戴。”郭沫若对孔子大加赞扬,但对孔府并不怎么欣赏,他幽默地说:“孔子生前绝对不会想到后人会为他修建这样雄伟的庙宇,这样庞大的府第,他如看到这些,肯定会吓一大跳。”
魏建说,“五四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郭沫若是‘反潮流’的,他非常推崇孔子。在给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把东方的孔子和西方的歌德都列为罕见的‘球形天才’。郭沫若认为,天才有两种: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所谓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方八面,立体地发展了去。”郭沫若这样解读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的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Pantheism的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Kinetisch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切精透的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要重估一切的价值,“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至今还是不错吗?”儒术孔道“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因此要“打倒孔家店”,孔子这个“中国的罪魁”、“盗丘”也要被打倒。然而,在“打倒孔家店”的激昂口号中,被视为“五四”精神杰出代表的郭沫若却对孔子大唱赞美之歌。这一矛盾的现象,让魏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感到困惑。
反复研读郭沫若谈论孔子文章,魏建发现,郭沫若“五四”时期谈论孔子,前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大抵被秦以后的学者误解了。”郭沫若的出发点似乎是想把人们对孔子的误解纠正过来,可结果却是他在纠正的同时又把孔子大大曲解了。“在郭沫若眼中,孔子是‘球形的发展’的人,是完全进入‘自由’境地的人,是将个性发展到极致的人,是自强不息、不断更新自己的人。这是以他青年诗人的眼光所‘看’到的形象,是他理想中的孔子形象。”
魏建认为,“对于郭沫若这样理解孔子先不说是否准确,首先应当确定他是否在孔子身上提取到了时代所需要的积极的东西。
“五四新文化运动要冲破坚固的封建壁垒,郭沫若从孔子那里找到了资源。他发现老子和孔子的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但中国固有的文化久受蒙蔽,民族的精神已经沉潜了几千年,因此,‘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
“显然,郭沫若不是笼统地肯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吸取被蒙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借鉴西方文化的精华,要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生。”魏建说。
“在这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首要的敌人是代表封建专制的‘君’和‘神’。郭沫若又发现了作为个性主义和人本主义者的孔子,而这正是推倒‘君’和‘神’所需要的‘动与力’。”
“当中国文化运行了几千年面临着重新进行选择的时候,《新青年》诸君选择了借外力再造中国新文化,而郭沫若则是想‘唤醒沉沉潜着的民族精神而复归于三代以前的自由思想,更使发展起来的再生’。”魏建说,“郭沫若赋予孔子以现代意义,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我们梳理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对坚定文化自信有启示意义。
“球形天才”榜样的力量
作为中国新文化一支方面军的领袖人物,郭沫若是“全能式”的文化巨人。然而,国人对他的认识有许多是不准确的。
魏建说,在学术界,因为各种原因,对郭沫若这个多侧面人物仅看到有限的一个或几个侧面,作出主观性、片面性的评价,甚至以偏概全的肯定与否定。“比如郭沫若写过很好的诗篇,也写过一些很不好的顺口溜儿。赞美郭沫若的人拿他的杰作说他的诗如何好；贬低他的人以他的顺口溜为例说他的诗如何不好。”在民间,现在的人们主要通过网络和微信了解郭沫若,而网络和微信上很多信息是错误的,比如许多广为流传的郭沫若的诗歌作品是假的,有的诗作大部分文字是真的,但标题和关键性诗句都是伪造的。令人奇怪的是,许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也在传播这些明显错误的信息。在大众消费文化时代,郭沫若一直被大众消费着。
魏建说:“郭沫若在五个方面对现代中国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以《女神》为代表的早期诗作为中国开一代诗风；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代表的历史学论著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新史学；以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卓越成就使中国的古文字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将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和古器物学相结合,建立了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新体系；开创了现代中国历史剧文学。”
一般认为,五四时期和20世纪40年代是郭沫若的两个创作高峰。但在魏建看来,郭沫若最辉煌的时期是这两个高峰之间的1920年代末期和1930年代初期,因为他在这一时期的综合创作成就最高。
“据不完全统计,1928年到1933年间,郭沫若写了40多本书,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译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生物学、美术考古史的翻译,历史学著作,古文字研究著作等。其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史学界称为划时代的著作,《生命的科学》被今人称为‘不该遗忘的科学巨译’,《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被赞为继罗振玉、王国维后‘最伟大之巨著’。从接触甲骨文到发表研究成果,罗振玉用了9年,王国维用了6年,郭沫若只用了1年。”
“当今各行各业都不缺少精通一门的专家,唯独缺乏学贯东西、博古通今的大师。”魏建说,“郭沫若对当今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是他作为‘球形天才’榜样的力量和这种榜样给我们的启示。”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五四’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两个珍贵的东西:启蒙的理性和青春的激情。启蒙理性的代表是鲁迅,青春激情的代表则是郭沫若。”说这段话的是山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魏建。12月1日上午,在郭沫若先生去世40周年前夕,就郭沫若在新文学革命中贡献的话题,本报记者在济南采访了魏建先生。
郭沫若先生逝世已经快40年了,然而,对他的评价,非但没有盖棺论定,反而分歧越来越大。肯定的声音和否定的声音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极评价”。
12月1日,冬日清晨的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格外安静,弥漫着书香气息。在教学三楼的办公室,魏建先生接受记者的采访,围绕郭沫若谈了两个多小时。
“科学地认识一个历史人物,要有科学的立场、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评判。”魏建说,“在科学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基础上,才能对郭沫若做出相对科学的评价。”
有着“丰赡其学,性情其人”美誉的魏建教授,讲起百年前的那群人那些事,激情满腔,伴随着他栩栩如生的描述,我们感觉郭沫若模糊的身影渐渐清晰。
魏建教授说:“‘五四’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两个珍贵的东西:启蒙的理性和青春的激情。启蒙理性的代表是鲁迅,青春激情的代表则是郭沫若。”
郭沫若:一个复杂的存在
1985年,魏建考入山师中文系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冯光廉教授《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课的课程论文选题让他发了愁。
“冯老师让我写一篇现代戏剧家研究述评,曹禺、田汉、夏衍等著名戏剧家都有人写了,我还能选谁呢?”愁坏了的魏建去找冯教授。“冯老师说还有郭沫若的历史剧呢。我其实知道,但当时对郭沫若不感兴趣,不愿意写。”魏建说。冯教授看出了魏建的不情愿,“你可以对郭沫若不感兴趣,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你不能不了解他。”
冯教授的这句话打动了魏建。很快,一篇两万多字的论文出炉。魏建把它投给了《郭沫若研究》杂志。没几天,杂志主编黄候兴先生来信,说要讨论论文修改,把魏建约到了北京。
见面后,黄老只字不提论文修改的事,而是对魏建循循善诱,鼓励他从事郭沫若研究,还给了他出席当年9月在湖南张家界附近召开郭沫若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在回忆自己走上郭沫若研究这条学术道路的经历时,魏建笑言:“那时我不是奔郭沫若去的,是奔着张家界去的。”
随着研究深入,魏建对郭沫若了解越来越多,发现郭沫若是一个复杂的存在。“郭沫若这个人太丰富了,20世纪少有比他更广博的天才。然而,学界对他的认识还有很多模糊和不准确的地方。”意识到肩上的责任,魏建写了《郭沫若:一个复杂的存在》这部专著。
魏建首先给我们讲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被遮蔽的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般只是被理解成思想启蒙运动,其实,这场运动不仅是思想启蒙运动,起初是一场青春文化运动。《新青年》1915年创刊,直到1919年初,谈得最多的并不是‘民主’和‘科学’,而是‘青年’和‘青春’。后来,大家大谈启蒙,把它的青春文化内涵忽略了。”
“这场青春文化运动的前奏,是在日本的留学生抗议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留日学生群情激愤,最先起来抗议,3000多人在东京集会。随后,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并派代表前往北京、上海,向政府请愿,组织抗议活动。在归国请愿的留学生中,就有郭沫若。”5月7日,获悉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下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答复“二十一条”要求,正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郭沫若十分愤怒,与同学连夜回国抗议。
“到了上海后,得知北洋政府已屈服于日本,郭沫若非常绝望,愤然作七律一首: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这时的陈独秀看到了青年的力量,开始寄希望于青年,于是创办《青年》杂志,要掀起一场青春文化运动,从此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幕。”魏建说。
“五四青春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是当时兴起的青春文学思潮:创作主体是一代青年作家的崛起,创作主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的青春主题,塑造的人物大都是五四时代青年。当时的人后来回忆这场青春文学思潮,或称为抒情主义,或称为主情主义,或称为浪漫主义。若在五四新文学中推选两部青春文学的代表作品,一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一是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若在‘五四’青春文学思潮中选择一个代表,首推郭沫若。”
开创新文学抒情传统
1918年的大年夜,正在九州帝国大学读书的郭沫若,因为囊中羞涩,不得不离开在福冈箱崎神社附近租住的房屋,寻找更便宜的住处。“搬家是在夜里,因为地方近,行李又不多,便同老婆两人自己手提背负地搬运了一两次,也就搬空了。”郭沫若和妻子安娜听着耳畔的松声和海声,背着儿子行走在十里松原,迁移到了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渔村网屋町。
新住处前后均有窗,但无帘子可遮,真是“朔风欲打玻璃破,吹得炉燃亦可嘉”。这里条件虽苦,却是郭沫若日后跃身诗坛地方,他后来曾深情回忆道:“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我忘不了那静朗的楼头,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
第二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浪潮拍打着瀛州海岸,留日学生也行动起来。5月中旬,郭沫若和几个留日同学聚会商谈,决定成立一个义务通讯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同时撰写一些反击日本侵略的文字,投寄国内各学校和报馆,进行爱国反日宣传。郭沫若给这个小团体定名为“夏社”,“因为时期是在夏天,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原称中夏,而结社又是在夏君家里。”
为了工作方便,夏社订了一份《时事新报》。因为成员都是学医的,不善于做文章,翻译和撰述就由郭沫若唱独角戏。
在《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郭沫若第一次读到了国内发表的白话诗。“是康白情的《送许德珩赴欧洲》,里面有‘我们喊了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那样的话。”
郭沫若不禁暗暗地惊异,“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么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于是,郭沫若把1918年在冈山做的《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等几首新诗投寄了出去,不久就在《学灯》上登了出来。
“看见自己的著作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种说不出来地陶醉。”郭沫若说,这便是他“凫进文学潮流里面来的真正的开始。”
第一个发现郭沫若诗才的是《学灯》编辑宗白华。郭沫若的诗让他眼前一亮,在给田汉的信中他写道:“我又得着一个像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郭沫若做的诗,宗白华无有不登,有时候甚至整版刊登郭沫若的诗歌。
郭沫若常说,宗白华是他的“钟子期”。在宗白华的鼓励和支持下,郭沫若的诗兴被煽发到了狂潮的地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
写《地球,我的母亲》是在1919年的年假。那天,郭沫若正在福冈图书馆看书,突然诗兴来袭,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脱下木屐,“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诗写好后,郭沫若感觉像新生了一样。正好碰见一个广东同学要去横滨过年,他有一个大皮箧自己拿不动要去雇人,郭沫若就自告奋勇替他扛在肩上,走了两里路把朋友送上车,“自己是愉快得了不得”。
写《凤凰涅槃》时,郭沫若正在课堂听讲,“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写出了那诗的前半”。晚上就寝前,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的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写了出来”。
郭沫若“诗”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魏建认为,“郭沫若在新诗创作上的爆发,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抒情传统,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讲究的是发乎情止乎礼,对抒情是有限制的。进入20世纪后,文学界不乏叙事的高手,但缺少抒情高手。当初写作白话诗的人,大都不会抒情。直到郭沫若出现。”
“郭沫若开创的中国新文学的抒情传统,主要表现在:五四新文学先驱主要是运用‘理性智慧’,郭沫若主要运用‘诗性智慧’；五四新文学先驱主要关注‘思想启蒙’,郭沫若主要关注‘情感启蒙’；五四新文学先驱主要致力于让中国人思想大解放,郭沫若主要致力于让中国人情感大解放。”魏建说,这就是郭沫若为中国新文学带来的一些新东西,“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理论倡导的第一人是胡适,‘现代小说之父’是鲁迅,抒情传统的奠基人就是郭沫若。”
“五四”时期对中国诗歌道路最用心的探索者
郭沫若的新诗究竟贡献了什么?在谈这一点前,魏建教授首先澄清了一个问题: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许多研究者都爱以《女神》的思想和艺术代替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和艺术,其实《女神》代替不了郭沫若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
“五四时期,郭沫若发表了100多首诗,收进《女神》的有50多首,还有一半没收进去。看了这些诗以后,就会发现郭沫若真了不起,他是当时最用心探索中国诗歌道路的人。”魏建说。
“《女神》中的诗在形式上主要有四类:自由体、新格律体、歌剧体和半自由体。《女神》之外,郭沫若还探索如何用格律体、叙事体、散文体,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手法抒发诗情。经过多方面的探索,郭沫若形成了从此影响中国新诗一个世纪的创作理念:我的诗歌我做主,不拘一体但忠于自我,不再受制于诗歌形式,而是让形式为自己抒情服务,什么形式适合抒发自己此刻的感情就用什么形式抒情。”
“在这种诗歌创作理念影响下,郭沫若发明了一个诗歌概念——‘内在律’。与之相对的是‘外在律’,指的是中国古代诗歌讲究字数、行数、对仗、押韵、平仄等外在形式规范。郭沫若说‘内在律’就是情绪的自然消长。他认为,中国的新诗要走‘内在律’之路,这实际上对诗人的要求更高。郭沫若的新诗大都不是随心所欲的抒情,即使他那些最自由的诗作,虽然不受‘外在律’的束缚,却受‘内在律’的支配；不受理性规范的约束,却受情绪表现的支配。如何分行、怎样设计顿数、各行字数的多少、标点的有无都起到了特殊的抒情作用。这样的自由不是不要形式,而是一首诗有一首诗自己需要的形式。”魏建说。
郭沫若的“内在律”是怎样的诗美规范?魏建教授娓娓道来。
“情绪是郭沫若诗的‘魂’。第一核心是情绪,没有什么比抒情更重要。”
“意象在郭沫若诗中是‘肉’。抒情要借助意象,郭沫若诗的意象与旧诗完全不同,喜马拉雅山、尼罗河、地球……全是新的、大的、世界的意象。中国的诗歌从未如此与世界对话,这是前所未有的。”
“节奏相当于郭沫若诗的‘骨’。旧诗按格律自然有节奏,新诗不同,必须有节奏才能更好地实现诗的音乐美。郭沫若认为新诗可以不押韵,必须要有节奏。郭沫若的诗只要朗读就能出节奏,不仅能产生音乐美感,还像是中国式的摇滚乐,郭沫若诗的节奏魅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的诗能让中国人嗨起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想象是郭沫若诗的翅膀。郭沫若的想象力高于其他诗人,对此,真正的诗人没有几个不服气。”
赋予孔子以现代意义
“当年辙迹苦栖遑,庙貌千秋更有光。志学敏求能不厌,因材施教实多方。诗书礼乐精华在,思孟颜曾俎豆旁。今日自然时代异,斯民怀念胜前王。”这是郭沫若的诗《游孔庙》。1959年2月,郭沫若参观曲阜,写了5首诗,发表在2月21日的《大众日报》三版上。
2月18日早晨8点左右,郭沫若从兖州下车,前往曲阜参观。他在孔庙的参观时间最长。在孔庙,郭沫若谈到了孔子,他说:“孔子的一生是艰难困苦的一生,是不断顽强奋斗的一生,他对我们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得到了人民的爱戴。”郭沫若对孔子大加赞扬,但对孔府并不怎么欣赏,他幽默地说:“孔子生前绝对不会想到后人会为他修建这样雄伟的庙宇,这样庞大的府第,他如看到这些,肯定会吓一大跳。”
魏建说,“五四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郭沫若是‘反潮流’的,他非常推崇孔子。在给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把东方的孔子和西方的歌德都列为罕见的‘球形天才’。郭沫若认为,天才有两种: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所谓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方八面,立体地发展了去。”郭沫若这样解读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的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Pantheism的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Kinetisch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切精透的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要重估一切的价值,“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至今还是不错吗?”儒术孔道“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因此要“打倒孔家店”,孔子这个“中国的罪魁”、“盗丘”也要被打倒。然而,在“打倒孔家店”的激昂口号中,被视为“五四”精神杰出代表的郭沫若却对孔子大唱赞美之歌。这一矛盾的现象,让魏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感到困惑。
反复研读郭沫若谈论孔子文章,魏建发现,郭沫若“五四”时期谈论孔子,前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大抵被秦以后的学者误解了。”郭沫若的出发点似乎是想把人们对孔子的误解纠正过来,可结果却是他在纠正的同时又把孔子大大曲解了。“在郭沫若眼中,孔子是‘球形的发展’的人,是完全进入‘自由’境地的人,是将个性发展到极致的人,是自强不息、不断更新自己的人。这是以他青年诗人的眼光所‘看’到的形象,是他理想中的孔子形象。”
魏建认为,“对于郭沫若这样理解孔子先不说是否准确,首先应当确定他是否在孔子身上提取到了时代所需要的积极的东西。
“五四新文化运动要冲破坚固的封建壁垒,郭沫若从孔子那里找到了资源。他发现老子和孔子的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但中国固有的文化久受蒙蔽,民族的精神已经沉潜了几千年,因此,‘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
“显然,郭沫若不是笼统地肯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吸取被蒙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借鉴西方文化的精华,要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生。”魏建说。
“在这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首要的敌人是代表封建专制的‘君’和‘神’。郭沫若又发现了作为个性主义和人本主义者的孔子,而这正是推倒‘君’和‘神’所需要的‘动与力’。”
“当中国文化运行了几千年面临着重新进行选择的时候,《新青年》诸君选择了借外力再造中国新文化,而郭沫若则是想‘唤醒沉沉潜着的民族精神而复归于三代以前的自由思想,更使发展起来的再生’。”魏建说,“郭沫若赋予孔子以现代意义,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我们梳理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对坚定文化自信有启示意义。
“球形天才”榜样的力量
作为中国新文化一支方面军的领袖人物,郭沫若是“全能式”的文化巨人。然而,国人对他的认识有许多是不准确的。
魏建说,在学术界,因为各种原因,对郭沫若这个多侧面人物仅看到有限的一个或几个侧面,作出主观性、片面性的评价,甚至以偏概全的肯定与否定。“比如郭沫若写过很好的诗篇,也写过一些很不好的顺口溜儿。赞美郭沫若的人拿他的杰作说他的诗如何好；贬低他的人以他的顺口溜为例说他的诗如何不好。”在民间,现在的人们主要通过网络和微信了解郭沫若,而网络和微信上很多信息是错误的,比如许多广为流传的郭沫若的诗歌作品是假的,有的诗作大部分文字是真的,但标题和关键性诗句都是伪造的。令人奇怪的是,许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也在传播这些明显错误的信息。在大众消费文化时代,郭沫若一直被大众消费着。
魏建说:“郭沫若在五个方面对现代中国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以《女神》为代表的早期诗作为中国开一代诗风；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代表的历史学论著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新史学；以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卓越成就使中国的古文字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将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和古器物学相结合,建立了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新体系；开创了现代中国历史剧文学。”
一般认为,五四时期和20世纪40年代是郭沫若的两个创作高峰。但在魏建看来,郭沫若最辉煌的时期是这两个高峰之间的1920年代末期和1930年代初期,因为他在这一时期的综合创作成就最高。
“据不完全统计,1928年到1933年间,郭沫若写了40多本书,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译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生物学、美术考古史的翻译,历史学著作,古文字研究著作等。其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史学界称为划时代的著作,《生命的科学》被今人称为‘不该遗忘的科学巨译’,《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被赞为继罗振玉、王国维后‘最伟大之巨著’。从接触甲骨文到发表研究成果,罗振玉用了9年,王国维用了6年,郭沫若只用了1年。”
“当今各行各业都不缺少精通一门的专家,唯独缺乏学贯东西、博古通今的大师。”魏建说,“郭沫若对当今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是他作为‘球形天才’榜样的力量和这种榜样给我们的启示。”
■ 责任编辑 郭爱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