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孙立群在数十年专业史学研究的基础上,从书斋里走出来,力求让历史知识转化为百姓常识。11月29日,在济南举办的省直机关第五期读书学习讲座中,孙立群挥洒史学功底,淋漓尽致地剖析“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一兴亡周期律,给今人有益的启示。讲座前,本报记者专访孙立群,听他讲述自己研究历史兴衰的感悟。
孙立群:以历史“兴亡周期律”为鉴
2017-12-08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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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本报记者 卢昱
十多年前,在电视荧屏上,就曾看到过孙立群教授。那时便知他将历史故事和背后的哲思讲得深入浅出。
11月29日一见面,便被孙立群的学识打动。他眯起眼睛一笑,用“天津味儿”普通话聊起历史,更是旁征博引,娓娓道来。
个头不高的孙立群,身体硬朗,精力充沛。“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尤其对足球格外地喜爱。年轻时,我是踢前锋的,我个子不高但跑得很快,在校队是踢左前卫的。后来,留校以后我就踢后卫,再后来就把球门儿,现在踢不了球了就看足球。”孙立群打开了话匣子,足球使他受益颇多,有了更多的体能储备,以从事历史学研究。
坚持“学术品位,大众口味”
1971年秋,孙立群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专业,自此与历史结缘。在南开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孙立群耳濡目染,“当年老师带徒弟,口传心授,不是机械化生产。”
那时候,孙立群如饥似渴地读书,带着问题去读,这个方法受益终身。“我从小爱读书、爱买书,静下来读书是人生一大乐事。除了专业书要精读熟读,其他书要尽可能博览,开阔眼界、触类旁通。读书可以让浮躁的心沉静下来,消除烦闷。我很欣赏清人张潮谈不同季节读书的感受:‘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不同季节、场合、环境都有读书的乐趣,就看自己的体验感受。”
1975年大学毕业后,孙立群留校当老师。他为本科生教授“中国古代史”课程,跨度四十年。对此,孙立群也只是谦虚地表示,讲课是本行,自己乐在其中:“咱就是教书的料,讲课是个行当。既然咱们干上了,还见异思迁,那能成吗?”
不求名利,在三尺讲台培育桃李,孙立群在教学、科研的同时,不断思考着历史如何传播。“‘学术品位,大众口味’应该成为史学工作者为社会服务的指针。其实,这正是我国历史学的传统——讲故事。《史记》最精彩的篇章,就是那些回味无穷的故事,没有故事情节,没有启迪性、教益性的历史读物,是不会受到社会大众欢迎的。”孙立群说。
自2006年以来,从登陆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到全国各地作讲座,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孙立群从未停下匆匆奔走的脚步。“历史知识如果不能转化成老百姓的常识,历史就没有意义。大众化使史学传播生生不息,是史学传播的动力与归宿,史学回归民间是大势所趋。”他如是剖析自己的动力。
不断地围绕“历史”讲学,使得孙立群对历史有着特殊的感情。“荀子说过这么一句话,‘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观往事,就是看历史,但看历史不是简单的消遣,风花雪月小桥流水；以自戒,就是看历史主要是让自己警钟长鸣,让自己不能掉以轻心,什么事让自己随时警惕起来警钟长鸣啊?治乱是非亦可识。荀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是有规律可循的。”
而皇帝唐太宗,一口气说了三面镜子,让孙立群对历史有着常思常新的感悟。“第一面是以铜为镜,就可以照照自己,也就是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这三面镜子里面,以史为镜是最重要的。”
在孙立群看来,忘记历史是可怕的。“今天我们的文化当中存在着我们认为不小的问题,就是人们对历史的掉以轻心,甚至不断地歪曲历史、调侃历史、戏说历史。这是我们在发展建设当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因为你把严肃的历史都戏说了,搞笑了,大家就觉得无所谓呀,也许成年人不会受影响,可对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会妨碍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对历史,从专业到通俗的不同角度,孙立群分享自己的心得:“我们现在看历史书,看得最多的就是王朝的兴衰,相互的替代,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历史就在我们身边。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凝固的现实,现实就是流动的历史。”
“当下研究、学习历史,就是以此得到启迪,增长人生智慧,办好现在的事,走好自己的路。”作为历史学者,孙立群指出汲取历史智慧的重要性。
“据我个人感觉,今天和过去有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质发生了变化。什么质啊?就是我们的治国理念。过去的历史,从夏商周我们都看到了家族、个人的影子。到秦以后,秦始皇是中国的千古一帝,更是把个人的位置凌驾于国家之上。他们对待国家就像对待自己的事一样。这个变化是我们逐渐认识到的,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幸福,必须要改变一个人、一个家族说了算的历史。”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从家国角度出发,孙立群分析,要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国情,即“家天下、化家为国、家国同构、人治社会”。正如严复所说:“两千年来中国所谓的国家,只有家,没有国。国,是一姓之家。兴,一家之兴。亡,一家之亡。”“要看清王朝的兴亡,得把它延伸、放大,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它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它对中国文化起着非常明显的影响。”
“‘家天下’的源头是夏朝,由夏至清十几个王朝,也就是十几个家族。它们前后更替,改朝换代。中国管理地方、民众、官僚的制度非常完备,可唯独没有管理制约皇帝的制度。人治社会在发展中形成了一种文化——明君崇拜。过去人们,特别相信一个能力很强、道德自律、很自觉的人能够治理国家,有了他就能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但历史上几百个皇帝中有明君、昏君、暴君、庸君,他们个人的素质,管理国家的能力强弱又决定了这个社会有周期性的动乱。”孙立群解析说。
由于统治者的素质、能力不一样,其王朝命运也各不相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孙立群说古人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已十分深刻,“历史中,开国之初明君在位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都很自信,愿意把国家搞好,‘勃’就是形势一片大好。但到了社会被昏君、暴君把持时,社会矛盾又激化,爆发出来,其亡也‘忽’。这种历史现象屡见不鲜。”
在秦朝以后的朝代更替中,孙立群指出,有三个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首先是‘一短一长’现象。”孙立群说,如果前一个王朝执政的时间很短,那么下一个王朝的存续时间就相对长一些。比如,秦朝存在了16年,紧随其后的西汉却延续了200年；王莽的政权存在了17年,东汉延续了195年,都是“一短一长”。原因是前一个王朝覆灭后,新的统治者就会从前朝覆灭的原因中吸取教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再就是短命王朝的‘六十年现象’。”孙立群说,在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有不少,比如秦朝、西晋、隋朝等,执政时间都没有超过六十年,往往是“一代开国,二代亡国”。其最致命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王朝后继者的素质太差,不能以史为鉴。
“还有就是王朝终结的‘三百年怪圈’。”细数中国历史,至今尚无一个王朝政权执政时间超过三百年的,即使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唐朝,也只存在了290年。“原因与我国历史上土地自由买卖、土地占有无限量等现象有关,当失去生活来源的人越来越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时,社会必然产生动荡,最终导致百姓揭竿而起,彻底推翻原有的政权。”孙立群谈及此现象的原因。
而翻阅短命王朝的历史,孙立群分析道,“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开国皇帝一般来讲都很伟大,比如像秦始皇、晋武帝司马炎、隋文帝杨坚,这三个人虽是短命王朝的开国皇帝,但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他们都是统一中国的人。”
“短命王朝都是在选接班人上出的问题。一个家族管理国家离不开好的接班人,不在全社会中选,有很大的局限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建国以后,忽视了国家最主要的目标,所以民情沸腾。”孙立群分析说。
历史是不可逆的
历史学研究中,越是特殊的现象,往往越有代表性。孙立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史。从望远镜转换到显微镜,孙立群探究西晋的兴衰过程,更深刻、形象地体察“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一兴亡周期律。
“西晋虽然仅仅存在半个世纪,但给中国历史带来的震撼是永恒的。”孙立群说,通过它能看到中国历史一些很经典的问题。“社会动乱时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政治家、军阀的事,其实老百姓才是深受其害的。因为政治家整天争权夺利,谁关心人民生活呀,所以老百姓成为最大的牺牲者。”
“历史是不可逆的。没有哪个王朝建立之初,就奔着短命的目标去。”孙立群诙谐地指出,西晋的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之初,以国事为重,励精图治,实行无为而治的宽松政治,使社会矛盾有所缓解。
泰始四年(268年),司马炎发布诏书:“永惟保乂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意思是,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治理国家的核心。”孙立群说,“无为”是道家的思想主张,本意是无所作为,但运用到治国理念上,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主要是对人民少干扰,轻徭薄赋,不大兴土木,不瞎折腾,让人民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历史证明,国家在社会动荡之后实行这样的政策,会使社会安定,经济恢复。
同年,司马炎又在诏书中提出治国5条原则: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对此,孙立群逐一解析:“正身”,就是当政者要以身作则,起好作用；“勤百姓”,关注百姓的生活；“抚孤寡”,关心社会上老年人、家里有困难的那些人；“敦本息末”,这是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本”指农业,“末”指商业,“敦本息末”就是要重农抑商；“去人事”就是不要把人际关系弄得太繁琐复杂。
为使诏书的精神落到实处,司马炎带头遵守执行。比如,他严禁奢侈。有一年司马炎患病初愈,一些大臣带礼物前来祝贺,司马炎止之。有一太医向司马炎献上一件雉头裘,精美无比。司马炎不但没有接受,一怒之下当众将裘袍焚烧于殿前。
“司马炎在位期间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发动灭东吴的战争,结束了三国鼎立群雄割据的历史,中华终归一统。这对于民族融合和国家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孙立群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
在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下,司马炎逐渐滋长了骄奢之气,生活开始腐化,以致上行下效,泛滥成风,大臣争相敛财,炫富比富；社会拜金为尚,学子清谈误国,加速了西晋王朝的沦落。
“互市”腐蚀社会肌体
“当时的西晋社会有三股风气最为突出,严重地腐蚀着社会肌体。”孙立群指出,“首先是奢侈腐化之风。司马炎坐稳皇帝宝座后,在民间大选宫女。后宫宫女多达数千,但他仍不满足,灭吴之后,又把吴国宫中数千名宫女运到洛阳。这样,后宫宫女达到万人。由于宫女太多,司马炎不知所从,有时就坐在一辆羊拉的车上在宫里转悠,车停在哪个宫女的门口,就在哪儿过夜。”
“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些皇亲国戚、官僚大臣紧随其后,纵情声色,极尽奢华。”孙立群说。
“再就是金钱崇拜之风。西晋是中国古代金钱拜物教最盛行的时期。钱成为无所不能的神物。西晋的富豪们还热衷于炫富、比富,而且贪得无厌,凶残暴戾,甚至以杀人当儿戏!”孙立群为古人感到惋惜。
当时的文学家鲁褒,写《钱神论》剖析官僚贵族对钱的贪婪掠夺,入木三分。文中写道:“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辨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发,怨仇嫌恨非钱不解……”
“鲁褒认为,钱变成了社会的有力杠杆,人们毫不隐晦地谈钱、爱钱、贪钱、掠钱,朝野上下,一切向钱看,一切可以用钱换,社会风气腐败透顶。”孙立群说,在钱的驱动下,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西晋王朝岌岌可危。
“还有就是清谈之风盛行。西晋的官员们‘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当官的不干实事,办事又不认真去办,敷衍了事,马马虎虎。”孙立群指出,西晋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腐败导致的社会动乱,官员清谈是政治腐败的表现,是表而非本。
“西晋与强大的汉唐王朝相比,缺少一个较为稳定、连续的统治群体是致其短命的硬伤。”孙立群说,在《晋书·惠帝纪》讲到当时社会风气时说:“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
“所谓‘互市’就是交换。权与钱、权与人、权与色、权与所有有用的东西都可以交换,权钱交易,钱能通神,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铜臭味,严重腐蚀了社会肌体。”孙立群说。
西晋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在孙立群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民生最重要。在西晋社会连绵不断的动乱中,受害最深的还是老百姓。人们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四处逃亡,死于战火或逃难之中。”
据《晋书·五行志》记载,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年),大旱,各地严重缺水,“河、洛、江、汉皆竭,可涉”。“涉,就是徒步渡水,黄河、洛河、长江和汉江的水都干了,可以趟水过河,可见旱到什么程度!”孙立群分析说。
紧接着,永嘉四年(310年),又闹起蝗灾,“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马毛鬣皆尽”。“这是说整个北方地区,蝗虫太多了,不仅草木被吃光,连牲畜身上的毛也被吃光了!多么可怕的景象!”古人笔下的历史场景,刺痛着孙立群。
“再就是生命最可贵。在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和建立晋政权的过程中,许多士人遭到杀戮,他们自以为参与政治,可以治国平天下,到头来却陷入残酷的灭顶之灾。”孙立群解释说,士人不断被杀的惨痛教训,人口大量逃亡的惨状,使有识之士渐渐清醒起来。
“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在于他们不仅珍视人的存在,珍视人的感情,而且还能透彻、豁达地看待人生,保持了内心的平衡与冷静。应该说,这是魏晋士人品格中最为闪光的地方。”孙立群说。
“窑洞对”意义深远
以史为鉴,方能更好地面向未来。“其实,对中国古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律,共产党人早就注意到了。”孙立群说,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访问,曾和毛泽东有段著名的“窑洞对”。
“当时黄炎培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可能存在这种周期律的问题,并问共产党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孙立群说。
从历史看未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后,现代社会在诸多地方与传统相去甚远。孙立群说:“人们早就明白,人治社会是绝非值得赞同的社会管理方式。今天是依法治国的时代,人治的那一套,决不能拿到今天。”
“毛泽东主席说这话的时候已经过了72年,至今意义仍深远。”孙立群说,不光在中国,世界上哪个政权不让人民监督,哪个政权就要出问题。2005年,美国前总统布什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那些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也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如何让古今相通,孙立群说:“传统时代的一些精神、原则,确实有可取之处,但也要看到古今的根本区别。”
而传统社会亦有法律制度,不论是儒家的以礼为法,还是法家的严刑重典,从未或缺,但孙立群指出,传统的立法和现代的法律是不一样的,他说:“中国的礼法传统,现在看来,肯定是落后的。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公平正义,和维护皇权的传统礼法有本质的区别。现代人说法律的不公平,是最大化的不公平,传统礼法维护的等级制度,本身就是不公平。”
当然,传统的礼法精神亦非毫无可取,孙立群说:“有一些原则、精神还是有借鉴意义的,比如强项令、法不阿贵等,古代有很多公正严明的清官,今天依旧值得敬佩。当然,必须分清楚的是,我们可以赞扬那些严格执法的官员的人格和操守,但绝不代表认同他们所维护的礼法制度,这是两回事。”
“只要社会有矛盾、社会有各种问题,而我们不去认真解决,积少成多,由小变大,当它突然爆发的时候就会有措手不及之感,这就是周期律。而要跳出兴亡周期律,就需要深入历史,了解它,研究它。只有民族提高整体素质,我们每个人提升自己的智慧,才能跳出周期律。”孙立群说。
“一个政权不是一蹴而就走到全盛期的,它应该有一个过渡、稳定、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几代人不断建设构成的。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的社会也是走过了风风雨雨,只要以史为鉴,不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国家会越走越好,这是一个历史规律。”孙立群展望道。
□ 本报记者 卢昱
十多年前,在电视荧屏上,就曾看到过孙立群教授。那时便知他将历史故事和背后的哲思讲得深入浅出。
11月29日一见面,便被孙立群的学识打动。他眯起眼睛一笑,用“天津味儿”普通话聊起历史,更是旁征博引,娓娓道来。
个头不高的孙立群,身体硬朗,精力充沛。“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尤其对足球格外地喜爱。年轻时,我是踢前锋的,我个子不高但跑得很快,在校队是踢左前卫的。后来,留校以后我就踢后卫,再后来就把球门儿,现在踢不了球了就看足球。”孙立群打开了话匣子,足球使他受益颇多,有了更多的体能储备,以从事历史学研究。
坚持“学术品位,大众口味”
1971年秋,孙立群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专业,自此与历史结缘。在南开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孙立群耳濡目染,“当年老师带徒弟,口传心授,不是机械化生产。”
那时候,孙立群如饥似渴地读书,带着问题去读,这个方法受益终身。“我从小爱读书、爱买书,静下来读书是人生一大乐事。除了专业书要精读熟读,其他书要尽可能博览,开阔眼界、触类旁通。读书可以让浮躁的心沉静下来,消除烦闷。我很欣赏清人张潮谈不同季节读书的感受:‘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不同季节、场合、环境都有读书的乐趣,就看自己的体验感受。”
1975年大学毕业后,孙立群留校当老师。他为本科生教授“中国古代史”课程,跨度四十年。对此,孙立群也只是谦虚地表示,讲课是本行,自己乐在其中:“咱就是教书的料,讲课是个行当。既然咱们干上了,还见异思迁,那能成吗?”
不求名利,在三尺讲台培育桃李,孙立群在教学、科研的同时,不断思考着历史如何传播。“‘学术品位,大众口味’应该成为史学工作者为社会服务的指针。其实,这正是我国历史学的传统——讲故事。《史记》最精彩的篇章,就是那些回味无穷的故事,没有故事情节,没有启迪性、教益性的历史读物,是不会受到社会大众欢迎的。”孙立群说。
自2006年以来,从登陆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到全国各地作讲座,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孙立群从未停下匆匆奔走的脚步。“历史知识如果不能转化成老百姓的常识,历史就没有意义。大众化使史学传播生生不息,是史学传播的动力与归宿,史学回归民间是大势所趋。”他如是剖析自己的动力。
不断地围绕“历史”讲学,使得孙立群对历史有着特殊的感情。“荀子说过这么一句话,‘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观往事,就是看历史,但看历史不是简单的消遣,风花雪月小桥流水；以自戒,就是看历史主要是让自己警钟长鸣,让自己不能掉以轻心,什么事让自己随时警惕起来警钟长鸣啊?治乱是非亦可识。荀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是有规律可循的。”
而皇帝唐太宗,一口气说了三面镜子,让孙立群对历史有着常思常新的感悟。“第一面是以铜为镜,就可以照照自己,也就是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这三面镜子里面,以史为镜是最重要的。”
在孙立群看来,忘记历史是可怕的。“今天我们的文化当中存在着我们认为不小的问题,就是人们对历史的掉以轻心,甚至不断地歪曲历史、调侃历史、戏说历史。这是我们在发展建设当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因为你把严肃的历史都戏说了,搞笑了,大家就觉得无所谓呀,也许成年人不会受影响,可对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会妨碍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对历史,从专业到通俗的不同角度,孙立群分享自己的心得:“我们现在看历史书,看得最多的就是王朝的兴衰,相互的替代,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历史就在我们身边。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凝固的现实,现实就是流动的历史。”
“当下研究、学习历史,就是以此得到启迪,增长人生智慧,办好现在的事,走好自己的路。”作为历史学者,孙立群指出汲取历史智慧的重要性。
“据我个人感觉,今天和过去有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质发生了变化。什么质啊?就是我们的治国理念。过去的历史,从夏商周我们都看到了家族、个人的影子。到秦以后,秦始皇是中国的千古一帝,更是把个人的位置凌驾于国家之上。他们对待国家就像对待自己的事一样。这个变化是我们逐渐认识到的,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幸福,必须要改变一个人、一个家族说了算的历史。”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从家国角度出发,孙立群分析,要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国情,即“家天下、化家为国、家国同构、人治社会”。正如严复所说:“两千年来中国所谓的国家,只有家,没有国。国,是一姓之家。兴,一家之兴。亡,一家之亡。”“要看清王朝的兴亡,得把它延伸、放大,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它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它对中国文化起着非常明显的影响。”
“‘家天下’的源头是夏朝,由夏至清十几个王朝,也就是十几个家族。它们前后更替,改朝换代。中国管理地方、民众、官僚的制度非常完备,可唯独没有管理制约皇帝的制度。人治社会在发展中形成了一种文化——明君崇拜。过去人们,特别相信一个能力很强、道德自律、很自觉的人能够治理国家,有了他就能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但历史上几百个皇帝中有明君、昏君、暴君、庸君,他们个人的素质,管理国家的能力强弱又决定了这个社会有周期性的动乱。”孙立群解析说。
由于统治者的素质、能力不一样,其王朝命运也各不相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孙立群说古人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已十分深刻,“历史中,开国之初明君在位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都很自信,愿意把国家搞好,‘勃’就是形势一片大好。但到了社会被昏君、暴君把持时,社会矛盾又激化,爆发出来,其亡也‘忽’。这种历史现象屡见不鲜。”
在秦朝以后的朝代更替中,孙立群指出,有三个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首先是‘一短一长’现象。”孙立群说,如果前一个王朝执政的时间很短,那么下一个王朝的存续时间就相对长一些。比如,秦朝存在了16年,紧随其后的西汉却延续了200年；王莽的政权存在了17年,东汉延续了195年,都是“一短一长”。原因是前一个王朝覆灭后,新的统治者就会从前朝覆灭的原因中吸取教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再就是短命王朝的‘六十年现象’。”孙立群说,在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有不少,比如秦朝、西晋、隋朝等,执政时间都没有超过六十年,往往是“一代开国,二代亡国”。其最致命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王朝后继者的素质太差,不能以史为鉴。
“还有就是王朝终结的‘三百年怪圈’。”细数中国历史,至今尚无一个王朝政权执政时间超过三百年的,即使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唐朝,也只存在了290年。“原因与我国历史上土地自由买卖、土地占有无限量等现象有关,当失去生活来源的人越来越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时,社会必然产生动荡,最终导致百姓揭竿而起,彻底推翻原有的政权。”孙立群谈及此现象的原因。
而翻阅短命王朝的历史,孙立群分析道,“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开国皇帝一般来讲都很伟大,比如像秦始皇、晋武帝司马炎、隋文帝杨坚,这三个人虽是短命王朝的开国皇帝,但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他们都是统一中国的人。”
“短命王朝都是在选接班人上出的问题。一个家族管理国家离不开好的接班人,不在全社会中选,有很大的局限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建国以后,忽视了国家最主要的目标,所以民情沸腾。”孙立群分析说。
历史是不可逆的
历史学研究中,越是特殊的现象,往往越有代表性。孙立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史。从望远镜转换到显微镜,孙立群探究西晋的兴衰过程,更深刻、形象地体察“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一兴亡周期律。
“西晋虽然仅仅存在半个世纪,但给中国历史带来的震撼是永恒的。”孙立群说,通过它能看到中国历史一些很经典的问题。“社会动乱时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政治家、军阀的事,其实老百姓才是深受其害的。因为政治家整天争权夺利,谁关心人民生活呀,所以老百姓成为最大的牺牲者。”
“历史是不可逆的。没有哪个王朝建立之初,就奔着短命的目标去。”孙立群诙谐地指出,西晋的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之初,以国事为重,励精图治,实行无为而治的宽松政治,使社会矛盾有所缓解。
泰始四年(268年),司马炎发布诏书:“永惟保乂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意思是,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治理国家的核心。”孙立群说,“无为”是道家的思想主张,本意是无所作为,但运用到治国理念上,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主要是对人民少干扰,轻徭薄赋,不大兴土木,不瞎折腾,让人民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历史证明,国家在社会动荡之后实行这样的政策,会使社会安定,经济恢复。
同年,司马炎又在诏书中提出治国5条原则: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对此,孙立群逐一解析:“正身”,就是当政者要以身作则,起好作用；“勤百姓”,关注百姓的生活；“抚孤寡”,关心社会上老年人、家里有困难的那些人；“敦本息末”,这是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本”指农业,“末”指商业,“敦本息末”就是要重农抑商；“去人事”就是不要把人际关系弄得太繁琐复杂。
为使诏书的精神落到实处,司马炎带头遵守执行。比如,他严禁奢侈。有一年司马炎患病初愈,一些大臣带礼物前来祝贺,司马炎止之。有一太医向司马炎献上一件雉头裘,精美无比。司马炎不但没有接受,一怒之下当众将裘袍焚烧于殿前。
“司马炎在位期间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发动灭东吴的战争,结束了三国鼎立群雄割据的历史,中华终归一统。这对于民族融合和国家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孙立群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
在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下,司马炎逐渐滋长了骄奢之气,生活开始腐化,以致上行下效,泛滥成风,大臣争相敛财,炫富比富；社会拜金为尚,学子清谈误国,加速了西晋王朝的沦落。
“互市”腐蚀社会肌体
“当时的西晋社会有三股风气最为突出,严重地腐蚀着社会肌体。”孙立群指出,“首先是奢侈腐化之风。司马炎坐稳皇帝宝座后,在民间大选宫女。后宫宫女多达数千,但他仍不满足,灭吴之后,又把吴国宫中数千名宫女运到洛阳。这样,后宫宫女达到万人。由于宫女太多,司马炎不知所从,有时就坐在一辆羊拉的车上在宫里转悠,车停在哪个宫女的门口,就在哪儿过夜。”
“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些皇亲国戚、官僚大臣紧随其后,纵情声色,极尽奢华。”孙立群说。
“再就是金钱崇拜之风。西晋是中国古代金钱拜物教最盛行的时期。钱成为无所不能的神物。西晋的富豪们还热衷于炫富、比富,而且贪得无厌,凶残暴戾,甚至以杀人当儿戏!”孙立群为古人感到惋惜。
当时的文学家鲁褒,写《钱神论》剖析官僚贵族对钱的贪婪掠夺,入木三分。文中写道:“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辨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发,怨仇嫌恨非钱不解……”
“鲁褒认为,钱变成了社会的有力杠杆,人们毫不隐晦地谈钱、爱钱、贪钱、掠钱,朝野上下,一切向钱看,一切可以用钱换,社会风气腐败透顶。”孙立群说,在钱的驱动下,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西晋王朝岌岌可危。
“还有就是清谈之风盛行。西晋的官员们‘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当官的不干实事,办事又不认真去办,敷衍了事,马马虎虎。”孙立群指出,西晋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腐败导致的社会动乱,官员清谈是政治腐败的表现,是表而非本。
“西晋与强大的汉唐王朝相比,缺少一个较为稳定、连续的统治群体是致其短命的硬伤。”孙立群说,在《晋书·惠帝纪》讲到当时社会风气时说:“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
“所谓‘互市’就是交换。权与钱、权与人、权与色、权与所有有用的东西都可以交换,权钱交易,钱能通神,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铜臭味,严重腐蚀了社会肌体。”孙立群说。
西晋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在孙立群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民生最重要。在西晋社会连绵不断的动乱中,受害最深的还是老百姓。人们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四处逃亡,死于战火或逃难之中。”
据《晋书·五行志》记载,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年),大旱,各地严重缺水,“河、洛、江、汉皆竭,可涉”。“涉,就是徒步渡水,黄河、洛河、长江和汉江的水都干了,可以趟水过河,可见旱到什么程度!”孙立群分析说。
紧接着,永嘉四年(310年),又闹起蝗灾,“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马毛鬣皆尽”。“这是说整个北方地区,蝗虫太多了,不仅草木被吃光,连牲畜身上的毛也被吃光了!多么可怕的景象!”古人笔下的历史场景,刺痛着孙立群。
“再就是生命最可贵。在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和建立晋政权的过程中,许多士人遭到杀戮,他们自以为参与政治,可以治国平天下,到头来却陷入残酷的灭顶之灾。”孙立群解释说,士人不断被杀的惨痛教训,人口大量逃亡的惨状,使有识之士渐渐清醒起来。
“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在于他们不仅珍视人的存在,珍视人的感情,而且还能透彻、豁达地看待人生,保持了内心的平衡与冷静。应该说,这是魏晋士人品格中最为闪光的地方。”孙立群说。
“窑洞对”意义深远
以史为鉴,方能更好地面向未来。“其实,对中国古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律,共产党人早就注意到了。”孙立群说,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访问,曾和毛泽东有段著名的“窑洞对”。
“当时黄炎培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可能存在这种周期律的问题,并问共产党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孙立群说。
从历史看未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后,现代社会在诸多地方与传统相去甚远。孙立群说:“人们早就明白,人治社会是绝非值得赞同的社会管理方式。今天是依法治国的时代,人治的那一套,决不能拿到今天。”
“毛泽东主席说这话的时候已经过了72年,至今意义仍深远。”孙立群说,不光在中国,世界上哪个政权不让人民监督,哪个政权就要出问题。2005年,美国前总统布什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那些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也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如何让古今相通,孙立群说:“传统时代的一些精神、原则,确实有可取之处,但也要看到古今的根本区别。”
而传统社会亦有法律制度,不论是儒家的以礼为法,还是法家的严刑重典,从未或缺,但孙立群指出,传统的立法和现代的法律是不一样的,他说:“中国的礼法传统,现在看来,肯定是落后的。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公平正义,和维护皇权的传统礼法有本质的区别。现代人说法律的不公平,是最大化的不公平,传统礼法维护的等级制度,本身就是不公平。”
当然,传统的礼法精神亦非毫无可取,孙立群说:“有一些原则、精神还是有借鉴意义的,比如强项令、法不阿贵等,古代有很多公正严明的清官,今天依旧值得敬佩。当然,必须分清楚的是,我们可以赞扬那些严格执法的官员的人格和操守,但绝不代表认同他们所维护的礼法制度,这是两回事。”
“只要社会有矛盾、社会有各种问题,而我们不去认真解决,积少成多,由小变大,当它突然爆发的时候就会有措手不及之感,这就是周期律。而要跳出兴亡周期律,就需要深入历史,了解它,研究它。只有民族提高整体素质,我们每个人提升自己的智慧,才能跳出周期律。”孙立群说。
“一个政权不是一蹴而就走到全盛期的,它应该有一个过渡、稳定、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几代人不断建设构成的。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的社会也是走过了风风雨雨,只要以史为鉴,不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国家会越走越好,这是一个历史规律。”孙立群展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