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也有“理财”思想?早在1911年,清朝末科进士陈焕章,就用近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用英文完成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该书诠释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经济思想发展轨迹,也标定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百年始步。11月19日,本报记者专访该书的翻译者、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韩华,听她讲述翻译背后的心得和感悟。
韩华:萃取孔门的独特矿石
2017-11-24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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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孔门理财学》译者韩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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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理财学》作者陈焕章。 |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本报记者 卢昱 逄春阶
1911年,清代末科进士陈焕章,用近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用英文完成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在该书中,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强调素被忽略的孔子学说中“理财”的内容,提出“孔门理财学”,其思想对理解儒学的现代转型不无裨益。
11月19日,初冬的北京,寒意初袭。本报记者专访该书中文版翻译者、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韩华。初见韩华,除了图书馆人的严谨,更有着川妹子的灵动,亦如她的文字,知性而文雅。听她讲述翻译《孔门理财学》时的所思所悟,更是如沐春风。
“我就是一名采矿者”
孔门也有“理财”思想?在韩华看来,陈焕章笔下的“理财”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不仅包括财政,还包括社会生产,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Economy)意思颇为相近。“陈焕章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延续发展,是通过生产实践,不断创造出人们需要的物质财富。因为对物质财富的不断追求与创造,才有了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韩华介绍道。
一百多年前,陈焕章一面从中国传统的古圣先贤之经典中寻找材料依据,运用孔子学说的“微言大义”解决现实矛盾,使传统的儒学与现实发生联系,且为现实服务；另一方面,又用西学解释儒学,融合中西,使儒学与西学接轨,赋予儒学新内容,使之更能服务于现实社会的需要。
韩华指出,这些所作所为都得益于陈焕章本人的受学经历。“陈焕章真正算得上是历史上罕有的新旧学问、中外知识相对均衡,并集于一身的知识分子。”
陈焕章生于1880年,自八岁始“谒圣”,拜祭孔子,13岁时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与梁启超同学。他曾任澳门《知新报》主笔,撰文倡明孔学,支持变法维新,还在广州时敏学堂任教并任学堂监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陈焕章中举人,翌年联捷进士,朝考点内阁中书,入进士馆。1905年,他奉派为留美学员,专修两年英语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百年时光,白驹过隙。韩华的翻译与陈焕章的原著,在今与古、新与旧之间,形成互动,相得益彰。而人在找书,书也在寻人。韩华与《孔门理财学》结缘,得益于她的经历,在家庭的影响下,自幼对近代史感兴趣。
大学时,韩华曾读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被其中文章的语言和思想所折服。“那一代人对时政的思考,对孔教和传统文化的信仰,打动着我。也正是怀着对那个时代的先进中国人的崇敬心情,阅读康有为、陈焕章、梁漱溟、蔡元培等人的文章和论著,开始关注清末民初的孔教运动,我的硕士论文就是《陈焕章与民国初年的国教运动》,硕士期间就已经开始接触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了。”
“其实,一个人读儒家传统典籍多了,潜意识中想做事儿,做好事儿。”2006年博士后出站,韩华有幸来到国家图书馆。在国家图书馆,韩华曾在外文采编部从事海外中国学的典籍补藏工作。国家图书馆藏有丰富的海外中国学文献,要对这样一座宝库进行整理,需要深厚的学术底力与严谨的学术精神。这时,韩华想到自己研究数年的民国初年孔教运动,想到了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因为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中征引了大量的中国典籍文献,其中包括詹姆斯·理雅各译的《中国经典》、马克思·缪勒主编的《东方圣书》等。
韩华认为翻译《孔门理财学》,是一条深度了解海外中国学文献的途径,不仅可以促进补藏工作的开展,也可以继续研究陈焕章思想。于是,韩华开始翻阅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最早出版的《孔门理财学》英文版,并着手翻译。
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自序中,曾感叹:“孔教的文献可喻之为蕴藏着丰富矿藏的巍峨高山,而我就是一名采矿者,萃取独特的矿石,并以之贡献给世界生产。正如采矿者自身不能创造矿石,而通过采矿者对矿石的勘探、挖掘与精炼劳动之后,使矿石有用而供人类利用一般,我在努力增添人类知识。”这段话,韩华谨记在心,并抄录在笔记本的扉页,以资激励。
那时,韩华一方面照顾孩子、忙着工作,一方面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单位进行翻译,如此坚持三年。“当时很认真,带着使命感,将翻译这部名著视为自己学术研究中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做好本职工作,让后人能看到这本有用的文献。”
为力求语言上的原汁原味,还原陈焕章的写作风格,韩华最大化地收集了陈焕章的文字,从书籍、报刊到杂志,一篇篇复印件将自己代入历史的现场。她还通读了大量西方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书籍,力图对陈焕章经济学思想进行阐述,而不是简简单单叙述其经济学方法。
翻译对韩华的工作也大有裨益。她将陈焕章在原著中引用的典籍,列出目录,顺藤摸瓜,一本本寻访到。“翻译很辛苦,但也值得,就像敲门砖一样,让我找到了一条把科研和工作结合起来的路。”韩华说。
咱们自己就有宝
翻译是一个思想碰撞的过程。
韩华介绍说,在《孔教会杂志》创刊号上,陈焕章特意将《孔门理财学》第32卷《国用》译成中文,在解释翻译目的时,他强调要用孔子学说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苟欲于中国之财政为根本之解决,非实行孔教不可,此余译是篇之微意也。”
“民国初年,国弱民贫,国家靠借外债以维持财政,在位者将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揣进自己腰包。对此,陈焕章认为,食禄者不言私利,却应当言公利。作为官吏,国家既然给了你薪水,就不该多想私利,而更多地想公利。这对当下,也有启迪。”韩华介绍道。
在强调孔子并非不言利的同时,陈焕章还提出“以义理财”的观点。他何以要提出以义理财的主张呢?
韩华认为,这得从儒家思想体系中去寻找答案。儒家学说中素有“义利之辨”,并视之为道德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而“义”的含义,冯友兰表述为:“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是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
在陈焕章看来,义与利是相对的,食禄者必须是具有“内圣”之功夫,即具有道德修养的真君子。君子言利必须以义作为准绳,以道德相约束。“‘以义理财’的观点与孔子在位者不言私利的说教是一致的,因为只有在位者是一个有高度道德修养的君子,具有‘内圣’功夫,才能言公利、不言私利,才会不病民,才能有利于国计民生,达到‘外王’的目的。”韩华介绍道。
除了义和利的纷争,陈焕章还援引古例,论证在位者“节用”是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一环。他明确指出“古代国家财政……节用为第一义”,以中国历史观之,汉文帝、隋文帝等贤明君主,“其始皆非遇优美之时局,然其所成之效果,不独国富,而且民足,赋予民者虽少,而用于公者甚多。其所以能至此之故,固节用而已,盖俭于自奉者也”。
“陈焕章强调食禄为官者节用,有针砭时弊之效。晚清国家财政困难,甲午战后更是形成举借外债以维持财政的局面,但统治者奢侈浮华之陋习并未稍改,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节用’也就相当有必要了。”韩华介绍说。
“通过陈焕章对《国用》的翻译,不仅看出他从儒家学说中汲取道德方面的丰富内涵,还发现了其中有关国计民生的思想主张,使儒学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与现实息息相关,使之发挥起衰去弊的功效。”韩华说。
而近年以来,这种对儒家学说的汲取,是经济学人所缺失的,“在经济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中,我们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忽略了儒家关于国计民生的基础部分。”
有的经济学人,也意识到当下崇尚乃至膜拜西方经济学的风气:攻读学位的各类学生,言必欧美,惟西学马首是瞻,盲目照搬者有之,削足适履者亦有之；命题行文,概以西文为模板,引言、文献、模型乃至结论,一定描画得酷似才善罢甘休。到头来,花费极大论证成本而得出某一直观的常识结论者有之,指鹿为马、逾淮而枳者亦有之。
“其实,不是别人好,我们就好,咱们自己就有宝。”韩华感叹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叶坦教授指出,《孔门理财学》诠释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经济思想发展轨迹,也标定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百年始步。”
越是历久弥新的理论框架,就越植根于一个民族深厚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中。“可以尝试让《孔门理财学》成为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教材,至少让学经济的学生们了解中国古代经典的东西,儒家士大夫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考,尤其是对经济丰富而深刻的思考。虽然古人没有西方经济学那样系统的理论,没有以专门学科形态呈现,但数千年来,先贤们将经济思考内置于治平之学、经世济民之学的框架中,为了这方水土的和睦、繁荣发展,做出的思考在当下还是鲜活的、值得学习的。”
“以德为先,利为末”
在完成《孔门理财学》一书后,陈焕章回到祖国,在实践上亦身体力行,通过创办孔教会、孔教大学、孔教学院等各种方式来推行孔教思想,力图立孔教为国教。受制于各方面因素,他的愿望最终以失败告终。
陈焕章对孔教的把握,可谓精深。长期担任晚清宫廷史官的恽毓鼎,在《澄斋日记》中记述:“昨晤汤纪五(汤化龙,与陈焕章同科的进士),盛推高要陈焕章新旧学之精深。今日检陈著《孔教论》观之,极言孔子当为中国大宗教家。持论甚辨,阐明孔学,亦能自畅其说。”
而比陈焕章小一岁的鲁迅,与他的成长经历极其相似,但两人的人生路却迥异。鲁迅曾对陈焕章评价说,自己若要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是靠着这“中国”两个字,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
鲁迅与陈焕章,一个擅长打碎与重建,一个着力保护与弥补,一个说丑的、恶的,一个说美的、善的,一个剑拔弩张,一个温柔敦厚。“其实,他们都是为了找出路,解决国人的信仰危机。陈焕章说的是理想层面,是我们追求的美好的社会状况。但在儒家理想层面之下,是鲁迅看到的活生生的经济活动,很多负面的东西被剥开了。”韩华评价道。
韩华分析说,鲁迅所投身的新文化运动,与陈焕章所从事的国教运动,二者共同关心着近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思考着中国文化未来发展路径。面对民初的混乱,孔教会提出“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入手,救治中国,将振兴传统文化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
然而,孔教会对孔教的提倡,在客观上支持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政治倒退行为。反过来,这使新文化运动人意识到,思想文化是救治国家的关键所在,他们改变作法,从另一方向寻找资源,以支撑国人的精神信仰。“虽然新文化运动同国教运动取向不同,但就重建国人信仰而言,是在作着共同的努力。”韩华说。
“我们要弘扬一个东西,一般是大力宣传正能量,才有利于它的发展。”在韩华看来,陈焕章的做法可以理解,“他从不说孔子的坏话,从不否定孔子的东西。从小时候祭祀孔子,读孔门典籍,到成年后办孔教会,弘扬孔教,他都能找到儒学活下来的理由,能够发展的东西。”
参照陈焕章的路径,韩华说:“儒家士大夫思考经世济民,考虑集体利益而实现经济增长,关注政府如何维护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为人人创造良好、公平的环境进行生产、消费活动。虽然孔门没有形成系统的经济学体系,但内化于一个人的内在修养。要想入世、做经济,得以德为先,利为末,才使得大家在一方水土生生不息。”
除了个人讲究“德”,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的结尾处,高度自信地预言:“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毫无疑问,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世界不必害怕所谓的‘黄祸’……中国将不会伤害任何人,不会如西方国家一样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在中国强大后,孔子的‘大同世’将来临,世界国家将出现,民族间的兄弟关系将建立起来,将再没有战争,而是永久的和平。”
“陈焕章所处的时代,中国穷且乱,从单膝跪地乃至双膝跪地,但陈焕章坚信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因为儒家士大夫理财活动所追求的社会治理的大公,不仅是中国人的理想,也是人类的理想。经济学是伦理学的一种应用,经济活动首先在文化与道德观的指导之下、是以正义原则为根据管理财富的科学,财富要看什么人掌握,有‘德’之人掌握则有益,对国家亦可成立。他坚信,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中国的经济思想和理财方式,一定会让我们的祖国崛起。”韩华说。
桑梓之地岂能丢
“山东作为孔孟的故乡,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加之历朝历代对孔庙的重视,曲阜在中国人、尤其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近代以来,外国侵略者在山东挑起的事端曾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韩华介绍道。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毁坏即墨孔孟圣像,曾引起了继马关条约签定之后的又一次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林旭发起并组织了该次上书。
在一百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孔教运动中,曲阜受到了孔教会人士的高度重视。作为孔子的出生之地,在陈焕章建立孔教的设想中,曲阜在孔教中的位置,如同耶路撒冷在基督教中的位置一样重要。陈焕章在《孔教论》第12条中,曾指出孔林是孔教的圣地。
1913年,为了成功举办全国孔教大会,陈焕章做了较周密的准备。他托“山东孔道会调查一切详情,以便登诸杂志,籍动大众壮往之气”,甚至将前往曲阜的路线及天气情况刊登在《孔教会杂志》上,给赴会者尽可能提供方便。
1913年9月20日,陈焕章“只身先诣曲阜,筹备大会”,同孔祥柯商量有关事宜。二人一起迁入曲阜师范学校,将会议住宿定在曲阜师范学校、四氏学堂两处。同日下午二点,大会的筹备会在此召开,“阙里人士咸集”。
从西到东,从北到南,陈焕章以切身行动,为孔教的流播奔走。据陈氏后人回忆,陈焕章墓碑的碑文有“飞兮冲天,死兮首丘,呜呼博士,笃生砚洲,孟轲韩愈,异世同畴……”等内容。当时人评价陈焕章为孟轲、韩愈式的孔子坚定追随者,可谓恰当。“这种信仰是从内到外,与他从小到大受到的作为‘中国人’的教育息息相关,有了定力。”韩华说。
乱世重读圣贤书,“陈焕章们”睁大眼睛看世界,爱国爱民之心倍增。陈焕章对因列强操纵而引起的军阀派系争斗、党争,国家因外人挑拨、构乱而出现的政局,表现出深切的关注和忧虑。
而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转让给日本。为此,孔教会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并发表了由陈焕章起草的《孔教会为山东问题宣言》。
韩华为陈焕章的爱国热情所感染,在博士论文中整段引用该宣言书的慷慨文辞:“我东邻日本意欲兼并我土地,奴隶我人民,且其所兼并者,先及于圣贤之桑梓,所奴隶者,先及于圣贤之裔孙。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山东为至圣先师孔子故里,林庙所在,全国宗仰,是为中国之圣地……若使日本果占山东,则战争之祸无时或息,我中国人独非人乎,其能坐视日本人之占领山东而不争乎,前仆后起,愈接愈厉,是可断言也。”
“陈焕章从文化存亡的角度出发,指出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桑梓之地。如果连山东都被敌人占领了,那对中国文化的侮辱,对民族自信心的打击将是极恐怖的。”韩华分析说。
孔子的理想是全人类的
一百多年前,陈焕章用开放的姿态,为传统文化思想“古”为“今”用做出表率。
“陈焕章引用《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话,解释说这是孔子全部教义中最为重要的陈述,大同世或太平世,是孔子追求的终极目标,亦为孔教追求的黄金时代。”韩华分析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正确的历史观,可以客观理性地看世界。孔子提出的不仅是中国人的理想,而是整个人类的理想。”
“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再版多次。几乎都有经济学家作序,都对这本书进行重新解读,足以看到这本书近百年来在西方的影响。也说明陈焕章的判断是对的,孔子的理想是全人类的理想。”韩华说。
而对当下,如何研究孔子、研究儒学,韩华从自己的专业给出建议。“我觉得要从不同角度,去找连接点。山东作为孔孟之乡,要整理和挖掘典籍。我们的小学、中学教育,能不能下点功夫,讲美好的儒家故事。师范学校,培养一批弘扬文化的人才。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陈焕章引用大量儒家典籍,读多了会潜移默化,让人愿意奉献社会,愿意踏踏实实做人,愿意好好工作。”韩华谈及自己的切身感受。翻译完陈焕章的著作后,为了做好本职工作,还翻译了十余本著作,主要围绕儒家学说、经济学和战争史等主题。
“陈焕章对我影响至深。我努力像他一样,也在萃取孔门的独特矿石以奉献人类文明,我对国家图书馆的工作心怀敬畏。因为我是站在前人肩膀上进行文献整理,文献中有很多前人鲜活的生活,他们的创造,他们为国家的牺牲,为文化的奉献。我现在进行的文献整理、翻译,后来的人会看,可能会对养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韩华说。
□ 本报记者 卢昱 逄春阶
1911年,清代末科进士陈焕章,用近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用英文完成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在该书中,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强调素被忽略的孔子学说中“理财”的内容,提出“孔门理财学”,其思想对理解儒学的现代转型不无裨益。
11月19日,初冬的北京,寒意初袭。本报记者专访该书中文版翻译者、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韩华。初见韩华,除了图书馆人的严谨,更有着川妹子的灵动,亦如她的文字,知性而文雅。听她讲述翻译《孔门理财学》时的所思所悟,更是如沐春风。
“我就是一名采矿者”
孔门也有“理财”思想?在韩华看来,陈焕章笔下的“理财”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不仅包括财政,还包括社会生产,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Economy)意思颇为相近。“陈焕章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延续发展,是通过生产实践,不断创造出人们需要的物质财富。因为对物质财富的不断追求与创造,才有了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韩华介绍道。
一百多年前,陈焕章一面从中国传统的古圣先贤之经典中寻找材料依据,运用孔子学说的“微言大义”解决现实矛盾,使传统的儒学与现实发生联系,且为现实服务；另一方面,又用西学解释儒学,融合中西,使儒学与西学接轨,赋予儒学新内容,使之更能服务于现实社会的需要。
韩华指出,这些所作所为都得益于陈焕章本人的受学经历。“陈焕章真正算得上是历史上罕有的新旧学问、中外知识相对均衡,并集于一身的知识分子。”
陈焕章生于1880年,自八岁始“谒圣”,拜祭孔子,13岁时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与梁启超同学。他曾任澳门《知新报》主笔,撰文倡明孔学,支持变法维新,还在广州时敏学堂任教并任学堂监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陈焕章中举人,翌年联捷进士,朝考点内阁中书,入进士馆。1905年,他奉派为留美学员,专修两年英语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百年时光,白驹过隙。韩华的翻译与陈焕章的原著,在今与古、新与旧之间,形成互动,相得益彰。而人在找书,书也在寻人。韩华与《孔门理财学》结缘,得益于她的经历,在家庭的影响下,自幼对近代史感兴趣。
大学时,韩华曾读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被其中文章的语言和思想所折服。“那一代人对时政的思考,对孔教和传统文化的信仰,打动着我。也正是怀着对那个时代的先进中国人的崇敬心情,阅读康有为、陈焕章、梁漱溟、蔡元培等人的文章和论著,开始关注清末民初的孔教运动,我的硕士论文就是《陈焕章与民国初年的国教运动》,硕士期间就已经开始接触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了。”
“其实,一个人读儒家传统典籍多了,潜意识中想做事儿,做好事儿。”2006年博士后出站,韩华有幸来到国家图书馆。在国家图书馆,韩华曾在外文采编部从事海外中国学的典籍补藏工作。国家图书馆藏有丰富的海外中国学文献,要对这样一座宝库进行整理,需要深厚的学术底力与严谨的学术精神。这时,韩华想到自己研究数年的民国初年孔教运动,想到了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因为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中征引了大量的中国典籍文献,其中包括詹姆斯·理雅各译的《中国经典》、马克思·缪勒主编的《东方圣书》等。
韩华认为翻译《孔门理财学》,是一条深度了解海外中国学文献的途径,不仅可以促进补藏工作的开展,也可以继续研究陈焕章思想。于是,韩华开始翻阅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最早出版的《孔门理财学》英文版,并着手翻译。
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自序中,曾感叹:“孔教的文献可喻之为蕴藏着丰富矿藏的巍峨高山,而我就是一名采矿者,萃取独特的矿石,并以之贡献给世界生产。正如采矿者自身不能创造矿石,而通过采矿者对矿石的勘探、挖掘与精炼劳动之后,使矿石有用而供人类利用一般,我在努力增添人类知识。”这段话,韩华谨记在心,并抄录在笔记本的扉页,以资激励。
那时,韩华一方面照顾孩子、忙着工作,一方面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单位进行翻译,如此坚持三年。“当时很认真,带着使命感,将翻译这部名著视为自己学术研究中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做好本职工作,让后人能看到这本有用的文献。”
为力求语言上的原汁原味,还原陈焕章的写作风格,韩华最大化地收集了陈焕章的文字,从书籍、报刊到杂志,一篇篇复印件将自己代入历史的现场。她还通读了大量西方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书籍,力图对陈焕章经济学思想进行阐述,而不是简简单单叙述其经济学方法。
翻译对韩华的工作也大有裨益。她将陈焕章在原著中引用的典籍,列出目录,顺藤摸瓜,一本本寻访到。“翻译很辛苦,但也值得,就像敲门砖一样,让我找到了一条把科研和工作结合起来的路。”韩华说。
咱们自己就有宝
翻译是一个思想碰撞的过程。
韩华介绍说,在《孔教会杂志》创刊号上,陈焕章特意将《孔门理财学》第32卷《国用》译成中文,在解释翻译目的时,他强调要用孔子学说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苟欲于中国之财政为根本之解决,非实行孔教不可,此余译是篇之微意也。”
“民国初年,国弱民贫,国家靠借外债以维持财政,在位者将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揣进自己腰包。对此,陈焕章认为,食禄者不言私利,却应当言公利。作为官吏,国家既然给了你薪水,就不该多想私利,而更多地想公利。这对当下,也有启迪。”韩华介绍道。
在强调孔子并非不言利的同时,陈焕章还提出“以义理财”的观点。他何以要提出以义理财的主张呢?
韩华认为,这得从儒家思想体系中去寻找答案。儒家学说中素有“义利之辨”,并视之为道德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而“义”的含义,冯友兰表述为:“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是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
在陈焕章看来,义与利是相对的,食禄者必须是具有“内圣”之功夫,即具有道德修养的真君子。君子言利必须以义作为准绳,以道德相约束。“‘以义理财’的观点与孔子在位者不言私利的说教是一致的,因为只有在位者是一个有高度道德修养的君子,具有‘内圣’功夫,才能言公利、不言私利,才会不病民,才能有利于国计民生,达到‘外王’的目的。”韩华介绍道。
除了义和利的纷争,陈焕章还援引古例,论证在位者“节用”是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一环。他明确指出“古代国家财政……节用为第一义”,以中国历史观之,汉文帝、隋文帝等贤明君主,“其始皆非遇优美之时局,然其所成之效果,不独国富,而且民足,赋予民者虽少,而用于公者甚多。其所以能至此之故,固节用而已,盖俭于自奉者也”。
“陈焕章强调食禄为官者节用,有针砭时弊之效。晚清国家财政困难,甲午战后更是形成举借外债以维持财政的局面,但统治者奢侈浮华之陋习并未稍改,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节用’也就相当有必要了。”韩华介绍说。
“通过陈焕章对《国用》的翻译,不仅看出他从儒家学说中汲取道德方面的丰富内涵,还发现了其中有关国计民生的思想主张,使儒学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与现实息息相关,使之发挥起衰去弊的功效。”韩华说。
而近年以来,这种对儒家学说的汲取,是经济学人所缺失的,“在经济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中,我们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忽略了儒家关于国计民生的基础部分。”
有的经济学人,也意识到当下崇尚乃至膜拜西方经济学的风气:攻读学位的各类学生,言必欧美,惟西学马首是瞻,盲目照搬者有之,削足适履者亦有之；命题行文,概以西文为模板,引言、文献、模型乃至结论,一定描画得酷似才善罢甘休。到头来,花费极大论证成本而得出某一直观的常识结论者有之,指鹿为马、逾淮而枳者亦有之。
“其实,不是别人好,我们就好,咱们自己就有宝。”韩华感叹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叶坦教授指出,《孔门理财学》诠释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经济思想发展轨迹,也标定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百年始步。”
越是历久弥新的理论框架,就越植根于一个民族深厚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中。“可以尝试让《孔门理财学》成为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教材,至少让学经济的学生们了解中国古代经典的东西,儒家士大夫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考,尤其是对经济丰富而深刻的思考。虽然古人没有西方经济学那样系统的理论,没有以专门学科形态呈现,但数千年来,先贤们将经济思考内置于治平之学、经世济民之学的框架中,为了这方水土的和睦、繁荣发展,做出的思考在当下还是鲜活的、值得学习的。”
“以德为先,利为末”
在完成《孔门理财学》一书后,陈焕章回到祖国,在实践上亦身体力行,通过创办孔教会、孔教大学、孔教学院等各种方式来推行孔教思想,力图立孔教为国教。受制于各方面因素,他的愿望最终以失败告终。
陈焕章对孔教的把握,可谓精深。长期担任晚清宫廷史官的恽毓鼎,在《澄斋日记》中记述:“昨晤汤纪五(汤化龙,与陈焕章同科的进士),盛推高要陈焕章新旧学之精深。今日检陈著《孔教论》观之,极言孔子当为中国大宗教家。持论甚辨,阐明孔学,亦能自畅其说。”
而比陈焕章小一岁的鲁迅,与他的成长经历极其相似,但两人的人生路却迥异。鲁迅曾对陈焕章评价说,自己若要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是靠着这“中国”两个字,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
鲁迅与陈焕章,一个擅长打碎与重建,一个着力保护与弥补,一个说丑的、恶的,一个说美的、善的,一个剑拔弩张,一个温柔敦厚。“其实,他们都是为了找出路,解决国人的信仰危机。陈焕章说的是理想层面,是我们追求的美好的社会状况。但在儒家理想层面之下,是鲁迅看到的活生生的经济活动,很多负面的东西被剥开了。”韩华评价道。
韩华分析说,鲁迅所投身的新文化运动,与陈焕章所从事的国教运动,二者共同关心着近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思考着中国文化未来发展路径。面对民初的混乱,孔教会提出“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入手,救治中国,将振兴传统文化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
然而,孔教会对孔教的提倡,在客观上支持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政治倒退行为。反过来,这使新文化运动人意识到,思想文化是救治国家的关键所在,他们改变作法,从另一方向寻找资源,以支撑国人的精神信仰。“虽然新文化运动同国教运动取向不同,但就重建国人信仰而言,是在作着共同的努力。”韩华说。
“我们要弘扬一个东西,一般是大力宣传正能量,才有利于它的发展。”在韩华看来,陈焕章的做法可以理解,“他从不说孔子的坏话,从不否定孔子的东西。从小时候祭祀孔子,读孔门典籍,到成年后办孔教会,弘扬孔教,他都能找到儒学活下来的理由,能够发展的东西。”
参照陈焕章的路径,韩华说:“儒家士大夫思考经世济民,考虑集体利益而实现经济增长,关注政府如何维护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为人人创造良好、公平的环境进行生产、消费活动。虽然孔门没有形成系统的经济学体系,但内化于一个人的内在修养。要想入世、做经济,得以德为先,利为末,才使得大家在一方水土生生不息。”
除了个人讲究“德”,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的结尾处,高度自信地预言:“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毫无疑问,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世界不必害怕所谓的‘黄祸’……中国将不会伤害任何人,不会如西方国家一样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在中国强大后,孔子的‘大同世’将来临,世界国家将出现,民族间的兄弟关系将建立起来,将再没有战争,而是永久的和平。”
“陈焕章所处的时代,中国穷且乱,从单膝跪地乃至双膝跪地,但陈焕章坚信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因为儒家士大夫理财活动所追求的社会治理的大公,不仅是中国人的理想,也是人类的理想。经济学是伦理学的一种应用,经济活动首先在文化与道德观的指导之下、是以正义原则为根据管理财富的科学,财富要看什么人掌握,有‘德’之人掌握则有益,对国家亦可成立。他坚信,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中国的经济思想和理财方式,一定会让我们的祖国崛起。”韩华说。
桑梓之地岂能丢
“山东作为孔孟的故乡,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加之历朝历代对孔庙的重视,曲阜在中国人、尤其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近代以来,外国侵略者在山东挑起的事端曾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韩华介绍道。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毁坏即墨孔孟圣像,曾引起了继马关条约签定之后的又一次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林旭发起并组织了该次上书。
在一百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孔教运动中,曲阜受到了孔教会人士的高度重视。作为孔子的出生之地,在陈焕章建立孔教的设想中,曲阜在孔教中的位置,如同耶路撒冷在基督教中的位置一样重要。陈焕章在《孔教论》第12条中,曾指出孔林是孔教的圣地。
1913年,为了成功举办全国孔教大会,陈焕章做了较周密的准备。他托“山东孔道会调查一切详情,以便登诸杂志,籍动大众壮往之气”,甚至将前往曲阜的路线及天气情况刊登在《孔教会杂志》上,给赴会者尽可能提供方便。
1913年9月20日,陈焕章“只身先诣曲阜,筹备大会”,同孔祥柯商量有关事宜。二人一起迁入曲阜师范学校,将会议住宿定在曲阜师范学校、四氏学堂两处。同日下午二点,大会的筹备会在此召开,“阙里人士咸集”。
从西到东,从北到南,陈焕章以切身行动,为孔教的流播奔走。据陈氏后人回忆,陈焕章墓碑的碑文有“飞兮冲天,死兮首丘,呜呼博士,笃生砚洲,孟轲韩愈,异世同畴……”等内容。当时人评价陈焕章为孟轲、韩愈式的孔子坚定追随者,可谓恰当。“这种信仰是从内到外,与他从小到大受到的作为‘中国人’的教育息息相关,有了定力。”韩华说。
乱世重读圣贤书,“陈焕章们”睁大眼睛看世界,爱国爱民之心倍增。陈焕章对因列强操纵而引起的军阀派系争斗、党争,国家因外人挑拨、构乱而出现的政局,表现出深切的关注和忧虑。
而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转让给日本。为此,孔教会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并发表了由陈焕章起草的《孔教会为山东问题宣言》。
韩华为陈焕章的爱国热情所感染,在博士论文中整段引用该宣言书的慷慨文辞:“我东邻日本意欲兼并我土地,奴隶我人民,且其所兼并者,先及于圣贤之桑梓,所奴隶者,先及于圣贤之裔孙。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山东为至圣先师孔子故里,林庙所在,全国宗仰,是为中国之圣地……若使日本果占山东,则战争之祸无时或息,我中国人独非人乎,其能坐视日本人之占领山东而不争乎,前仆后起,愈接愈厉,是可断言也。”
“陈焕章从文化存亡的角度出发,指出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桑梓之地。如果连山东都被敌人占领了,那对中国文化的侮辱,对民族自信心的打击将是极恐怖的。”韩华分析说。
孔子的理想是全人类的
一百多年前,陈焕章用开放的姿态,为传统文化思想“古”为“今”用做出表率。
“陈焕章引用《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话,解释说这是孔子全部教义中最为重要的陈述,大同世或太平世,是孔子追求的终极目标,亦为孔教追求的黄金时代。”韩华分析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正确的历史观,可以客观理性地看世界。孔子提出的不仅是中国人的理想,而是整个人类的理想。”
“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再版多次。几乎都有经济学家作序,都对这本书进行重新解读,足以看到这本书近百年来在西方的影响。也说明陈焕章的判断是对的,孔子的理想是全人类的理想。”韩华说。
而对当下,如何研究孔子、研究儒学,韩华从自己的专业给出建议。“我觉得要从不同角度,去找连接点。山东作为孔孟之乡,要整理和挖掘典籍。我们的小学、中学教育,能不能下点功夫,讲美好的儒家故事。师范学校,培养一批弘扬文化的人才。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陈焕章引用大量儒家典籍,读多了会潜移默化,让人愿意奉献社会,愿意踏踏实实做人,愿意好好工作。”韩华谈及自己的切身感受。翻译完陈焕章的著作后,为了做好本职工作,还翻译了十余本著作,主要围绕儒家学说、经济学和战争史等主题。
“陈焕章对我影响至深。我努力像他一样,也在萃取孔门的独特矿石以奉献人类文明,我对国家图书馆的工作心怀敬畏。因为我是站在前人肩膀上进行文献整理,文献中有很多前人鲜活的生活,他们的创造,他们为国家的牺牲,为文化的奉献。我现在进行的文献整理、翻译,后来的人会看,可能会对养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韩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