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国庆节前后在济南、临沂演出四场,使得该剧全国巡演达到176场。陕西人艺为观众呈现出与电影、电视、秦腔、歌剧、舞剧、方言广播剧等不同的《白鹿原》。9月29日下午,记者在山东省会大剧院采访了《白鹿原》制作人、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宣和白嘉轩的扮演者蒋瑞征。除话剧本身,他们谈的最多的是陈忠实先生,话剧《白鹿原》得益于陈忠实的影响力。他们牢记陈先生的话——
“娃们自己来演,往好里弄吧”
2017-10-13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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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嘉轩。话剧《白鹿原》剧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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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灵和兆鹏。话剧《白鹿原》剧照。 |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田可新 实习生 边伟
9月29日晚,话剧《白鹿原》在济南首演。省会大剧院座无虚席,热情的济南观众起立鼓掌,演员四次谢幕。《白鹿原》制作人、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宣说,我最高兴的事儿是,散场了,混在观众人流中,听着他们五花八门的评论,听着观众学说白鹿村方言(蓝田话):“揍丝滴、揍丝滴”(就是的、就是的),脑海里总翻出陈忠实老师的嘱咐:“娃们自己来演,往好里弄吧。”李宣用陈忠实的口音对记者学说了一遍,惹得周围的人都笑起来。
自2015年12月31日《白鹿原》在西安首演起,李宣就被朋友圈冠以“谢幕视频咖”。她喜欢谢幕演员一次次的鞠躬,喜欢听鸦雀无声三个半小时之后,骤然响起的欢呼和掌声,喜欢看观众的三个阶段:坐着鼓掌、起立鼓掌、欢呼着鼓掌,喜欢看那些担心堵车而提前离席,却又驻足在通道和她一样拍摄小视频的观众。
我们对李宣和蒋瑞征的采访在演出前3小时开始,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自己的娃,演自己的戏,要啥版权呢”
2016年6月16晚,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在西安演出,拉开了全国巡演序幕。陈忠实的家人集体观演,谢幕时,陈忠实长女陈黎力上台连说三遍“很满意”。而现场为陈忠实留下的座位——7排1座上摆着一束白玫瑰,引人遐思。“那天,恰是陈老师去世后的七七忌日。”
2013年陕西人艺筹备话剧版《白鹿原》时,剧院已经7年没有大戏。李宣说:“那时我们的演员都干啥了?说来不怕笑话,卖茶叶蛋的,卖羊肉泡馍的,卖面的,开KTV的,干啥的都有。而当时歌剧、舞剧、秦腔、话剧,几乎陕西的每一个艺术门类都在用自己的形式讲述《白鹿原》,相比之下,陕西人艺落伍了。当时北京人艺已经有了话剧《白鹿原》,咱的班底没法跟人家比,我们10个演员的名字还不如人家一个有分量。我有这个想排演的想法和动议,只是觉得创作力不够,底气不足,但是心里又不甘,当时也得到了省里的支持,我就跟陈老师通了个电话,自从那个电话开始,陈老师一直支持我们,我们说想排演话剧,但是没有版权。他说,没事,咱自己的娃,演自己的戏,要啥版权呢。我说,您对剧本有啥要求,他说,没啥要求,娃们自己来演,往好里弄吧。”
李宣带领他们的团队凭着陕西人“把脏水泼我头上吧,一出太阳就干了”的那股韧性走过来的。
七个本子盲选,选中了孟冰的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部50万字的小说改编成三个半小时、4万字的话剧剧本,谈何容易。2006年,由林兆华导演的北京人艺版《白鹿原》在首都剧院上演,濮存昕、宋丹丹担纲主演,当代优秀剧作家孟冰担任编剧。
“摆在我们面前的头号问题是,我们选哪个本子?”李宣说,“我们当时就挑出了7本剧本,然后聘请专家盲选,把每一个剧作家的名字都盖上,盲选进行了三轮,最终孟冰的版本胜出。我当时就跟陈老师说,我们选择了孟冰的剧本,陈老师说,那我给你问一下,他就跟孟冰老师沟通了,一问,成了。就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才算真正启动,陈老师的支持和帮助,成了我们拍好戏的直接动力。”
时间从现在往前推12年,北京人艺导演林兆华第一次找孟冰改编《白鹿原》,孟冰没敢接。在他当时的印象里,《白鹿原》是不太适合改编成戏剧的。等再次认真读了两遍小说后,孟冰才对小说中的人物有了感觉,一个个角色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决定试试看。“白天黑夜,小说里的这些人物就一直在我身边萦萦绕绕,说着他们的那些话,我一抬眼仿佛就能看见他们,耳边就充斥着他们的声音。”这时候孟冰感到可能有点希望,突然找到了上课时候先生们常说的“呼之欲出,跃然纸上”的感觉,“不用再去多想,这些人物就自然地出现了,去说他们该说的话。”
在孟冰看来,改编《白鹿原》是对自己的一次灵魂洗礼,引导他重新梳理认知民族意识、文学与艺术家的功能,以及今天文学和生活的关系。孟冰认为,“改一部戏或者写一部戏的时候,首先会动情,这是第一个层面,会牵动自己的感情,有感而发。第二个层面,写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就会动心,调动你心底难以忘却的一些记忆和情感状态。”今天很多戏能够动情就会很好看,能够动心就称得上是成功之作了。但是在写《白鹿原》剧本的时候,孟冰觉得自己达到了第三个层面——动气。“动气就是调动起你全身的能量,这个能量是你整个生命的积累,如同陈忠实老师说的‘把小说连同生命一起交给了出版社’,如果我们不能用生命去感受这部文学巨作,自然无法调动起自己的生命体验,也就不能传递出它带给我们的对人生的五味杂陈。”
“两个话剧版本前后相距十年,孟冰老师在陕西人艺版剧本创作上,对北京人艺版剧本做了微调,一是精简了人物,比如减掉了小说中的一个次要人物徐秀才。二是,为了便于交代时代背景和主体事件,增加了众村民的‘议论’,这样,就不仅解决了交代背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发挥古希腊戏剧里的‘歌队’功能,在‘叙事’中不断地转换身份,跳进跳出,在全剧节奏控制、感情渲染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导演胡宗琪所说的,歌队是喧闹的叙述者,也是沉默的集体无意识,是蒙昧的存在,也是乡村最基础的现实,他们构成了白鹿原的精神场域。歌队的出现也打破了陈忠实之前所担心的时空限制,不少观众看完陕西人艺版,都对这一精巧设计竖起大拇指。”李宣说,“舞台设计上,北京人艺版实景搭建了一片黄土高坡,有真实的尘土,也有真实的牛羊。陕西人艺版团队深入考究后,突出再现了祠堂、牌楼、窑洞这些带有关中地域特点且符合人物阶层的场景。”
请卖羊血泡馍的师傅
教方言
为突出陕西人艺的“原生性”,《白鹿原》启用的是本土演员。这些土生土长的陕西人艺老中青三代演员,用他们朴实憨厚、生冷硬倔的表演,土得掉渣儿,却又亲切、富有个性的乡音,串起白鹿原上一张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李宣说:“启用本土演员,不是我下的决心,是陈忠实老师。我问他,白嘉轩谁来演哪,鹿子霖谁来演哪,陈老师说,这是陕西人自己的故事,就应该由陕西人自己来演。我说那我们请陕西的明星吗?他说,不请明星也可以吧。说实在的,明星现在的价钱也很高。我们这样一个院团也没有这样的实力。再说,人家明星都是有档期的呢。我们当时选角色的时候,原则是‘就是’而不是‘就像’,这个人就是白嘉轩,这个人就是鹿子霖,这个人就是黑娃。他们平时性格,言谈举止,整个形体轮廓感,就是某一个角色。”
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准确说,应该叫陕西人艺方言版话剧。他的最大亮点是演员采用陕西白鹿村方言(蓝田话),而不是普通话与方言混搭。“演员选出来了,再根据语言归类,陕西人的话一个村一个样,有很微妙的差距,外地人听不出来。我们话剧要的方言,一定是白鹿原这个村里的,也就是蓝田话。我们这个团队,经过了四十天的方言训练。指导老师是一个卖羊血泡馍的,他是蓝田人,特土,特到位的那一种,咬字啊,吐音啊,都是标准的白鹿原上的味儿。”李宣笑着说,还顺嘴模仿了几句。
为什么要坚持用蓝田口音?李宣说:“我们的首演在陕西,这是一道关。首先是方言,这个戏叫方言话剧。如果他们看了,觉得你说的是宝鸡话,第一印象就不认可。所以既然要做到细致,就得精益求精,做到有良心。走到祖国各地,大家听了觉得,这就是陕西话啊,他们分不清陕西话有不同的腔调,不会过于挑剔。但你敢保证这里面没有蓝田人吗,没有家乡人吗?要家乡人也觉得没问题,就没问题了。”
66岁了,他才等到白嘉轩
这个人物
陕西人艺版《白鹿原》,男一号白嘉轩的扮演者是蒋瑞征,他是退休返聘回来演的。他曾主演过根据陈忠实中篇小说《初夏》改编的电视剧。他说:“我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是陈忠实先生的,演的最后一部话剧,也是陈先生的。我很幸运,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有的人一生在期盼这个机会,而得不到,我得到了,就格外珍惜。第一次看小说是看故事,而接到角色,我又认真看了两遍。白嘉轩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是努力去贴近原著中那个白鹿原上的说一不二的族长,按照导演的要求和我个人的体悟,要塑造出一个典型的关中农民的形象,他的身板硬,后来打断了。打断了以后,我并不是说佝偻着腰,还是要有点儿硬气。俗话说,驴死了架子不倒嘛。腰尽管弯了,但心气儿是硬的,农民的那种倔,这正是陕西人的特点,看着他是冷的,但心是热的。从外形,从内心上,同时去抓人物的核。”
谈到感受,蒋瑞征说,“做演员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不是小年轻想象的那样,成了艺考生,出来就火了,又有名又有利。其实不是那样的。你要耐得住寂寞,前面我演过好多角色,很多戏,电视剧啊,电影啊,话剧啊,舞台剧啊,我演了很多很多,但能拿出一部来,觉得自己非常非常满意的,还没有,哪是我的制高点,哪是我的代表作,好像找不到。我说我到66岁才等到白嘉轩这个人物。”
蒋瑞征是北京插队知青。他说:“我十八岁在延安插队,二十岁就进陕西人艺了。对陕西话,陕西方言我全部都懂。再土的话,我都能听懂。但是我有口音。说不地道,一句话两句话可以,但是这么多台词,全部都是陕西话,这个压力也是有的。那就是自个儿练,多下功夫。我爱人是陕西人。包括在家里炒菜做饭,都不停地念词,爱人说,你哪个字音发得不对,我就接受批评,一点一点纠正。”
自己找活儿,他背鹿子霖
背了170多场
3年前《白鹿原》首演那天,李宣被推进医院,紧张的排练时间仅仅28天,把李宣累病了。“医生怀疑我是冠心病,让我立即做手术,我不想做,可是这个戏首演成功了,冠心病竟然排除了。”李宣说。
李宣常常被她的同事感动。扮演朱先生的崔志彬,剧院不景气时,开起了KTV店的,一听说要排《白鹿原》,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KTV店关了,回来演戏。“我相信,他一天开KTV的营业额,一定高于他演戏的酬金。但为什么回来,他热爱艺术。他认为舞台艺术能够体现人生价值。”李宣说道。
巡演期间,蒋瑞征的儿子在北京做手术,他当时在南京演出,在演出间隙,从南京赶到北京,在病房呆了半个小时,没时间休息,他说,儿子啊,爸只能看你一眼,因为戏比天大啊。
蒋瑞征说:“你一旦沾上戏,就有了牵挂,朝思暮想。每场戏,都要琢磨。比如导演在排批斗鹿子霖的那场戏时,我扮演的白嘉轩上来了,鹿子霖看到铡刀,都尿了裤子,瘫倒了。导演让我过去,把鹿子霖扶下去。我说,导演,这会儿,白嘉轩是把鹿子霖扶下去好,还是背下去好呢?导演说,还是背下去好,背下去力度大啊。那咱就背!鹿子霖一米八多的个子,我给自己找了个麻烦。演了一百七十多场,我天天晚上得背他。从舞台这头背到那头,太费劲了。但一背,就背出温暖的感觉来,老哥俩斗了一辈子,但是在遭难的时候,还是去背他。还有,下半场,全部是弯着腰演,一场戏下来,酸痛难忍,得按摩一下才能缓过劲儿来。”一个66岁的老头,就这么较真。
“过去我们剧团不景气,是抱团取暖,而现在抱团是为了荣誉,为了不辜负陈老师的期待。”李宣这样感叹。
3年,戏已经改了11遍
李宣看上去干脆利落,说话、走路风一般快,她当兵26年,有军人的范儿。她是一个不太愿意说困难的人。她觉得困难每个人都要经历。最重要的是,看你能否一次次地越过困难。“我这人有个习惯,就是面对困难,总结了以后,把不足提出来,把困难忘掉。资金的问题啊,人员的问题啊,宣发的问题啊,运营的问题啊,事无巨细,都得操心。但这都不是问题。摆在我面前的,最主要的,就是剧院能够得到最好的提升,让《白鹿原》保持它良好的品质。170多场了,如何保证整体演员的品质,像前十场那样棒,它的节奏,它对人物的把握,整个团队的运营。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改了11遍了。是在孟冰和导演胡宗琪的帮助下一次一次调整的。最多的一次是挑出39个问题。观众和专家建议,要倾听。面对这些建议的时候是该怎么做,改还是不改,要改如何改?不停地调整,不停地磨合,难忘的是一次一次的主创会,一次一次的分析会,一次一次的碰头会,不断地分析舞台上3个半小时所留下的这些故事,这些情节,时空的交换,色调处理,等等,都要做到一丝不苟。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敢说圆满,它不像电视、电影,舞台演出每次都是新的。不同的剧场,不同的观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反映,观众和演员之间有不同的信息往来。好在我们有演出日志,每天的演出都会记录下来,这是修改的参考信息。”李宣说道。
陕西人艺的AB制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原来,一个角色俩人演,A角病了,B角上,B角呢老盼着A角重感冒。“现在,我们剧院的AB角不是这样的。A角全部是在巡演,拿出最经典的状态,最饱满的状态,B角呢,在西安进行两小时的住场演出。一旦A角确实有情况,B角才来补台。B角版我们也一直在演出。这样巡演的A角就很累。B角主要是青春版,是储备人才的。”李宣透露。
48次切换场景,都是盲换
记者9月29日晚观看了《白鹿原》,发现整个舞台均以“冷”色调处理,包括那庄严的祠堂、青色的宅院、破损的窑洞、空旷的麦场……李宣说,这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彰显时代特色,显露出一种威严和压抑感。虚实相生的场景,“一桌二椅”式的布局,留给演员充分的表演空间。“它24场戏,切换景,就得翻倍,是48次切换。我们要求是黑换,就是盲换,没有一丝的光,要准确到位。观众看不到,景色就变了,盲换不会超过15秒。而场景体积很大,换起来确实费劲。刚出来巡演时,各部门配合不是很到位,也会就出现一些纰漏,有不流畅的地方,慢慢就默契了。吊杆的起伏啊,底下的运行啊,不能有丝毫闪失。有人看后说,能把这个台的舞台监督做了,他什么戏都能做。我们的舞台设计黄楷夫费尽了心思。”
100多个人的演出队伍,风雨兼程,已经连轴转了4个多月。李宣说:“我们到北京首演时,17个人打吊针,有的高烧到了四十度,到最后,积水潭医院都不理我们了,说你们是不是传染病啊。天冷啊,大家压力又大,晚上睡不着觉。那天演出结束后,导演胡宗琪在后台向一个个生病的演员鞠躬致敬,这种做法既是礼数也是庄严的仪式。
在上海演出时,李宣特别紧张,从剧院一楼一直走到二楼,二楼走到三楼,1900个座位全满。“我害怕中场休息有人退席,结果没有人走。一散场,上海人起立鼓掌。上海的观众,什么没见过啊,那是大码头啊。他们起立鼓掌,认为可以作为民族话剧的代表。出场的观众有的就学陕西话,‘揍丝滴,揍丝滴’,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李宣说。
梦想排演农民三部曲
“我是从小在剧场长大的孩子,父母就是干艺术的。从六七岁开始,我就在剧院里,我父母在排练,我们放学了,就在后台写作业。然后,到剧场的最后一排安安静静地看戏。一直到自己睡着了,父母演完了,再把我们抱回去。后来当兵26年,又是文艺兵,我到地方的时候,觉得搞话剧,才是正事儿。“李宣说。
从25岁做演出队队长开始,李宣有20年艺术行政的经验。很多困难,在她的回忆里都云淡风轻,“做不好还做不坏了”是她的口头禅。
4年前刚到剧院时,剧院处于“三无状态”,即无编剧,无演员,无观众,而这导致同事之间不信任,下属和院领导之间不信任等等怪现象。剧院账面结余13500元,往来账务挂账、欠账660万。
当时剧院里已经有两年没开过全院大会,上任后李宣开了一次会,她对大家说,“我要干戏”。新戏用股份制,愿意合伙的,自己投钱入股。李宣想试试,“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不能不赔钱。如果证明了陕西的市场不需要话剧,那就别为理想拼搏了。”
委屈,撑大了胸怀；心酸,练就了坚韧；质疑,锻造了胆识；艰难,成就了团队。李宣带着她的团队终于柳暗花明。“做有重量的,有担当的,可以和灵魂对话的作品。虽然付出很多,但是人生短暂,做这一行,就爱这一行。我的梦想是希望可以做农民三部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创业史》,这是陕西最有重量的作品。把三个年代都写出来了。农民的变迁,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迁,都包含了。明年全力以赴做《平凡的世界》。”
李宣他们把没有明星、满口方言、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院团这些在别人看来是劣势的点扩大为特点,把陕西那方热土养育的魔幻传说与习俗进行趣味解读,其难可知,其苦可知。正是这股“生冷硬倔”的真实,打动了观众。
“我把小说和我的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把《白鹿原》演活了。”这是陈忠实生前在话剧《白鹿原》排演前后对李宣说的话。
李宣说,忠实其实是一种精神。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田可新 实习生 边伟
9月29日晚,话剧《白鹿原》在济南首演。省会大剧院座无虚席,热情的济南观众起立鼓掌,演员四次谢幕。《白鹿原》制作人、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宣说,我最高兴的事儿是,散场了,混在观众人流中,听着他们五花八门的评论,听着观众学说白鹿村方言(蓝田话):“揍丝滴、揍丝滴”(就是的、就是的),脑海里总翻出陈忠实老师的嘱咐:“娃们自己来演,往好里弄吧。”李宣用陈忠实的口音对记者学说了一遍,惹得周围的人都笑起来。
自2015年12月31日《白鹿原》在西安首演起,李宣就被朋友圈冠以“谢幕视频咖”。她喜欢谢幕演员一次次的鞠躬,喜欢听鸦雀无声三个半小时之后,骤然响起的欢呼和掌声,喜欢看观众的三个阶段:坐着鼓掌、起立鼓掌、欢呼着鼓掌,喜欢看那些担心堵车而提前离席,却又驻足在通道和她一样拍摄小视频的观众。
我们对李宣和蒋瑞征的采访在演出前3小时开始,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自己的娃,演自己的戏,要啥版权呢”
2016年6月16晚,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在西安演出,拉开了全国巡演序幕。陈忠实的家人集体观演,谢幕时,陈忠实长女陈黎力上台连说三遍“很满意”。而现场为陈忠实留下的座位——7排1座上摆着一束白玫瑰,引人遐思。“那天,恰是陈老师去世后的七七忌日。”
2013年陕西人艺筹备话剧版《白鹿原》时,剧院已经7年没有大戏。李宣说:“那时我们的演员都干啥了?说来不怕笑话,卖茶叶蛋的,卖羊肉泡馍的,卖面的,开KTV的,干啥的都有。而当时歌剧、舞剧、秦腔、话剧,几乎陕西的每一个艺术门类都在用自己的形式讲述《白鹿原》,相比之下,陕西人艺落伍了。当时北京人艺已经有了话剧《白鹿原》,咱的班底没法跟人家比,我们10个演员的名字还不如人家一个有分量。我有这个想排演的想法和动议,只是觉得创作力不够,底气不足,但是心里又不甘,当时也得到了省里的支持,我就跟陈老师通了个电话,自从那个电话开始,陈老师一直支持我们,我们说想排演话剧,但是没有版权。他说,没事,咱自己的娃,演自己的戏,要啥版权呢。我说,您对剧本有啥要求,他说,没啥要求,娃们自己来演,往好里弄吧。”
李宣带领他们的团队凭着陕西人“把脏水泼我头上吧,一出太阳就干了”的那股韧性走过来的。
七个本子盲选,选中了孟冰的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部50万字的小说改编成三个半小时、4万字的话剧剧本,谈何容易。2006年,由林兆华导演的北京人艺版《白鹿原》在首都剧院上演,濮存昕、宋丹丹担纲主演,当代优秀剧作家孟冰担任编剧。
“摆在我们面前的头号问题是,我们选哪个本子?”李宣说,“我们当时就挑出了7本剧本,然后聘请专家盲选,把每一个剧作家的名字都盖上,盲选进行了三轮,最终孟冰的版本胜出。我当时就跟陈老师说,我们选择了孟冰的剧本,陈老师说,那我给你问一下,他就跟孟冰老师沟通了,一问,成了。就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才算真正启动,陈老师的支持和帮助,成了我们拍好戏的直接动力。”
时间从现在往前推12年,北京人艺导演林兆华第一次找孟冰改编《白鹿原》,孟冰没敢接。在他当时的印象里,《白鹿原》是不太适合改编成戏剧的。等再次认真读了两遍小说后,孟冰才对小说中的人物有了感觉,一个个角色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决定试试看。“白天黑夜,小说里的这些人物就一直在我身边萦萦绕绕,说着他们的那些话,我一抬眼仿佛就能看见他们,耳边就充斥着他们的声音。”这时候孟冰感到可能有点希望,突然找到了上课时候先生们常说的“呼之欲出,跃然纸上”的感觉,“不用再去多想,这些人物就自然地出现了,去说他们该说的话。”
在孟冰看来,改编《白鹿原》是对自己的一次灵魂洗礼,引导他重新梳理认知民族意识、文学与艺术家的功能,以及今天文学和生活的关系。孟冰认为,“改一部戏或者写一部戏的时候,首先会动情,这是第一个层面,会牵动自己的感情,有感而发。第二个层面,写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就会动心,调动你心底难以忘却的一些记忆和情感状态。”今天很多戏能够动情就会很好看,能够动心就称得上是成功之作了。但是在写《白鹿原》剧本的时候,孟冰觉得自己达到了第三个层面——动气。“动气就是调动起你全身的能量,这个能量是你整个生命的积累,如同陈忠实老师说的‘把小说连同生命一起交给了出版社’,如果我们不能用生命去感受这部文学巨作,自然无法调动起自己的生命体验,也就不能传递出它带给我们的对人生的五味杂陈。”
“两个话剧版本前后相距十年,孟冰老师在陕西人艺版剧本创作上,对北京人艺版剧本做了微调,一是精简了人物,比如减掉了小说中的一个次要人物徐秀才。二是,为了便于交代时代背景和主体事件,增加了众村民的‘议论’,这样,就不仅解决了交代背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发挥古希腊戏剧里的‘歌队’功能,在‘叙事’中不断地转换身份,跳进跳出,在全剧节奏控制、感情渲染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导演胡宗琪所说的,歌队是喧闹的叙述者,也是沉默的集体无意识,是蒙昧的存在,也是乡村最基础的现实,他们构成了白鹿原的精神场域。歌队的出现也打破了陈忠实之前所担心的时空限制,不少观众看完陕西人艺版,都对这一精巧设计竖起大拇指。”李宣说,“舞台设计上,北京人艺版实景搭建了一片黄土高坡,有真实的尘土,也有真实的牛羊。陕西人艺版团队深入考究后,突出再现了祠堂、牌楼、窑洞这些带有关中地域特点且符合人物阶层的场景。”
请卖羊血泡馍的师傅
教方言
为突出陕西人艺的“原生性”,《白鹿原》启用的是本土演员。这些土生土长的陕西人艺老中青三代演员,用他们朴实憨厚、生冷硬倔的表演,土得掉渣儿,却又亲切、富有个性的乡音,串起白鹿原上一张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李宣说:“启用本土演员,不是我下的决心,是陈忠实老师。我问他,白嘉轩谁来演哪,鹿子霖谁来演哪,陈老师说,这是陕西人自己的故事,就应该由陕西人自己来演。我说那我们请陕西的明星吗?他说,不请明星也可以吧。说实在的,明星现在的价钱也很高。我们这样一个院团也没有这样的实力。再说,人家明星都是有档期的呢。我们当时选角色的时候,原则是‘就是’而不是‘就像’,这个人就是白嘉轩,这个人就是鹿子霖,这个人就是黑娃。他们平时性格,言谈举止,整个形体轮廓感,就是某一个角色。”
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准确说,应该叫陕西人艺方言版话剧。他的最大亮点是演员采用陕西白鹿村方言(蓝田话),而不是普通话与方言混搭。“演员选出来了,再根据语言归类,陕西人的话一个村一个样,有很微妙的差距,外地人听不出来。我们话剧要的方言,一定是白鹿原这个村里的,也就是蓝田话。我们这个团队,经过了四十天的方言训练。指导老师是一个卖羊血泡馍的,他是蓝田人,特土,特到位的那一种,咬字啊,吐音啊,都是标准的白鹿原上的味儿。”李宣笑着说,还顺嘴模仿了几句。
为什么要坚持用蓝田口音?李宣说:“我们的首演在陕西,这是一道关。首先是方言,这个戏叫方言话剧。如果他们看了,觉得你说的是宝鸡话,第一印象就不认可。所以既然要做到细致,就得精益求精,做到有良心。走到祖国各地,大家听了觉得,这就是陕西话啊,他们分不清陕西话有不同的腔调,不会过于挑剔。但你敢保证这里面没有蓝田人吗,没有家乡人吗?要家乡人也觉得没问题,就没问题了。”
66岁了,他才等到白嘉轩
这个人物
陕西人艺版《白鹿原》,男一号白嘉轩的扮演者是蒋瑞征,他是退休返聘回来演的。他曾主演过根据陈忠实中篇小说《初夏》改编的电视剧。他说:“我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是陈忠实先生的,演的最后一部话剧,也是陈先生的。我很幸运,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有的人一生在期盼这个机会,而得不到,我得到了,就格外珍惜。第一次看小说是看故事,而接到角色,我又认真看了两遍。白嘉轩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是努力去贴近原著中那个白鹿原上的说一不二的族长,按照导演的要求和我个人的体悟,要塑造出一个典型的关中农民的形象,他的身板硬,后来打断了。打断了以后,我并不是说佝偻着腰,还是要有点儿硬气。俗话说,驴死了架子不倒嘛。腰尽管弯了,但心气儿是硬的,农民的那种倔,这正是陕西人的特点,看着他是冷的,但心是热的。从外形,从内心上,同时去抓人物的核。”
谈到感受,蒋瑞征说,“做演员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不是小年轻想象的那样,成了艺考生,出来就火了,又有名又有利。其实不是那样的。你要耐得住寂寞,前面我演过好多角色,很多戏,电视剧啊,电影啊,话剧啊,舞台剧啊,我演了很多很多,但能拿出一部来,觉得自己非常非常满意的,还没有,哪是我的制高点,哪是我的代表作,好像找不到。我说我到66岁才等到白嘉轩这个人物。”
蒋瑞征是北京插队知青。他说:“我十八岁在延安插队,二十岁就进陕西人艺了。对陕西话,陕西方言我全部都懂。再土的话,我都能听懂。但是我有口音。说不地道,一句话两句话可以,但是这么多台词,全部都是陕西话,这个压力也是有的。那就是自个儿练,多下功夫。我爱人是陕西人。包括在家里炒菜做饭,都不停地念词,爱人说,你哪个字音发得不对,我就接受批评,一点一点纠正。”
自己找活儿,他背鹿子霖
背了170多场
3年前《白鹿原》首演那天,李宣被推进医院,紧张的排练时间仅仅28天,把李宣累病了。“医生怀疑我是冠心病,让我立即做手术,我不想做,可是这个戏首演成功了,冠心病竟然排除了。”李宣说。
李宣常常被她的同事感动。扮演朱先生的崔志彬,剧院不景气时,开起了KTV店的,一听说要排《白鹿原》,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KTV店关了,回来演戏。“我相信,他一天开KTV的营业额,一定高于他演戏的酬金。但为什么回来,他热爱艺术。他认为舞台艺术能够体现人生价值。”李宣说道。
巡演期间,蒋瑞征的儿子在北京做手术,他当时在南京演出,在演出间隙,从南京赶到北京,在病房呆了半个小时,没时间休息,他说,儿子啊,爸只能看你一眼,因为戏比天大啊。
蒋瑞征说:“你一旦沾上戏,就有了牵挂,朝思暮想。每场戏,都要琢磨。比如导演在排批斗鹿子霖的那场戏时,我扮演的白嘉轩上来了,鹿子霖看到铡刀,都尿了裤子,瘫倒了。导演让我过去,把鹿子霖扶下去。我说,导演,这会儿,白嘉轩是把鹿子霖扶下去好,还是背下去好呢?导演说,还是背下去好,背下去力度大啊。那咱就背!鹿子霖一米八多的个子,我给自己找了个麻烦。演了一百七十多场,我天天晚上得背他。从舞台这头背到那头,太费劲了。但一背,就背出温暖的感觉来,老哥俩斗了一辈子,但是在遭难的时候,还是去背他。还有,下半场,全部是弯着腰演,一场戏下来,酸痛难忍,得按摩一下才能缓过劲儿来。”一个66岁的老头,就这么较真。
“过去我们剧团不景气,是抱团取暖,而现在抱团是为了荣誉,为了不辜负陈老师的期待。”李宣这样感叹。
3年,戏已经改了11遍
李宣看上去干脆利落,说话、走路风一般快,她当兵26年,有军人的范儿。她是一个不太愿意说困难的人。她觉得困难每个人都要经历。最重要的是,看你能否一次次地越过困难。“我这人有个习惯,就是面对困难,总结了以后,把不足提出来,把困难忘掉。资金的问题啊,人员的问题啊,宣发的问题啊,运营的问题啊,事无巨细,都得操心。但这都不是问题。摆在我面前的,最主要的,就是剧院能够得到最好的提升,让《白鹿原》保持它良好的品质。170多场了,如何保证整体演员的品质,像前十场那样棒,它的节奏,它对人物的把握,整个团队的运营。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改了11遍了。是在孟冰和导演胡宗琪的帮助下一次一次调整的。最多的一次是挑出39个问题。观众和专家建议,要倾听。面对这些建议的时候是该怎么做,改还是不改,要改如何改?不停地调整,不停地磨合,难忘的是一次一次的主创会,一次一次的分析会,一次一次的碰头会,不断地分析舞台上3个半小时所留下的这些故事,这些情节,时空的交换,色调处理,等等,都要做到一丝不苟。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敢说圆满,它不像电视、电影,舞台演出每次都是新的。不同的剧场,不同的观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反映,观众和演员之间有不同的信息往来。好在我们有演出日志,每天的演出都会记录下来,这是修改的参考信息。”李宣说道。
陕西人艺的AB制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原来,一个角色俩人演,A角病了,B角上,B角呢老盼着A角重感冒。“现在,我们剧院的AB角不是这样的。A角全部是在巡演,拿出最经典的状态,最饱满的状态,B角呢,在西安进行两小时的住场演出。一旦A角确实有情况,B角才来补台。B角版我们也一直在演出。这样巡演的A角就很累。B角主要是青春版,是储备人才的。”李宣透露。
48次切换场景,都是盲换
记者9月29日晚观看了《白鹿原》,发现整个舞台均以“冷”色调处理,包括那庄严的祠堂、青色的宅院、破损的窑洞、空旷的麦场……李宣说,这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彰显时代特色,显露出一种威严和压抑感。虚实相生的场景,“一桌二椅”式的布局,留给演员充分的表演空间。“它24场戏,切换景,就得翻倍,是48次切换。我们要求是黑换,就是盲换,没有一丝的光,要准确到位。观众看不到,景色就变了,盲换不会超过15秒。而场景体积很大,换起来确实费劲。刚出来巡演时,各部门配合不是很到位,也会就出现一些纰漏,有不流畅的地方,慢慢就默契了。吊杆的起伏啊,底下的运行啊,不能有丝毫闪失。有人看后说,能把这个台的舞台监督做了,他什么戏都能做。我们的舞台设计黄楷夫费尽了心思。”
100多个人的演出队伍,风雨兼程,已经连轴转了4个多月。李宣说:“我们到北京首演时,17个人打吊针,有的高烧到了四十度,到最后,积水潭医院都不理我们了,说你们是不是传染病啊。天冷啊,大家压力又大,晚上睡不着觉。那天演出结束后,导演胡宗琪在后台向一个个生病的演员鞠躬致敬,这种做法既是礼数也是庄严的仪式。
在上海演出时,李宣特别紧张,从剧院一楼一直走到二楼,二楼走到三楼,1900个座位全满。“我害怕中场休息有人退席,结果没有人走。一散场,上海人起立鼓掌。上海的观众,什么没见过啊,那是大码头啊。他们起立鼓掌,认为可以作为民族话剧的代表。出场的观众有的就学陕西话,‘揍丝滴,揍丝滴’,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李宣说。
梦想排演农民三部曲
“我是从小在剧场长大的孩子,父母就是干艺术的。从六七岁开始,我就在剧院里,我父母在排练,我们放学了,就在后台写作业。然后,到剧场的最后一排安安静静地看戏。一直到自己睡着了,父母演完了,再把我们抱回去。后来当兵26年,又是文艺兵,我到地方的时候,觉得搞话剧,才是正事儿。“李宣说。
从25岁做演出队队长开始,李宣有20年艺术行政的经验。很多困难,在她的回忆里都云淡风轻,“做不好还做不坏了”是她的口头禅。
4年前刚到剧院时,剧院处于“三无状态”,即无编剧,无演员,无观众,而这导致同事之间不信任,下属和院领导之间不信任等等怪现象。剧院账面结余13500元,往来账务挂账、欠账660万。
当时剧院里已经有两年没开过全院大会,上任后李宣开了一次会,她对大家说,“我要干戏”。新戏用股份制,愿意合伙的,自己投钱入股。李宣想试试,“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不能不赔钱。如果证明了陕西的市场不需要话剧,那就别为理想拼搏了。”
委屈,撑大了胸怀；心酸,练就了坚韧；质疑,锻造了胆识；艰难,成就了团队。李宣带着她的团队终于柳暗花明。“做有重量的,有担当的,可以和灵魂对话的作品。虽然付出很多,但是人生短暂,做这一行,就爱这一行。我的梦想是希望可以做农民三部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创业史》,这是陕西最有重量的作品。把三个年代都写出来了。农民的变迁,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迁,都包含了。明年全力以赴做《平凡的世界》。”
李宣他们把没有明星、满口方言、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院团这些在别人看来是劣势的点扩大为特点,把陕西那方热土养育的魔幻传说与习俗进行趣味解读,其难可知,其苦可知。正是这股“生冷硬倔”的真实,打动了观众。
“我把小说和我的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把《白鹿原》演活了。”这是陈忠实生前在话剧《白鹿原》排演前后对李宣说的话。
李宣说,忠实其实是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