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网红”医生、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谭先杰。他说:“在病人面前,我是一个能救别人命的医生；其实回到家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面对的是我的妻子和儿子,我也不是扁鹊、华佗,我没那么大本事,但是没办法不做这个手术。” |
 |
谭先杰与小昭的微信对话.截图。 |
 |
4月6日,谭先杰在为小昭做肿瘤手术。
(本版照片均由谭先杰本人提供) |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一刀下去之后,我之前所有的紧张和不安都消失了,关于可能出现的医疗纠纷的担心,也不知道去了哪儿。我的全部精神,刹那间集中了。”谭先杰说,“跟挖煤工人一样,在洞外头,可能很懒散,没有劲,但是一下到洞里头,那几股风一吹,连狗都追不上他,我看过《平凡的世界》,好像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大概医生的状态,也就这个样。”
两个小时的手术进展得比预想的要顺利,谭先杰把肿瘤完整地从小昭的腹腔中搬了出来,他和助手一层层剥离肿瘤表面的包膜,一根根结扎血管,肿瘤被完整地剥了下来。
小昭命保住了,就连子宫也保住了。
手术结束,当谭先杰和黄宇光一起端着这个比两个足球还大的瘤子到家属等候区,小昭母亲双手合十,当场哭了。
一台手术背后的故事
在短短24小时内,文章的阅读量就超过10万,紧随而至的,是1万多个赞和800多条留言
“我特意让小昭来到讨论现场,因为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思。”
“近年人们对医学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一旦出现问题,有时难以接受。大大小小的医患纠纷越来越多,医生们的胆子越来越小。在某些医院,高风险的手术能不做就不做,这大概是那几家医院不接收小昭的部分原因吧。”
6月26日医师节这天,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谭先杰通过自媒体发布的“内心记录”——《一台手术背后的故事》,引发广泛关注。故事原原本本还原了手术的决策过程以及手术前医生内心的经历,在短短24小时内,文章的阅读量就超过10万,紧随而至的,是1万多个赞和800多条留言。这位“想得太多”的医生抱着18斤的特大肿瘤的“庆功照”,让人从中读出了庆幸,却也读出了不易。
今年3月,29岁的小昭在母亲的陪同下,挺着肚子走进北京协和医院。
刚进诊室,谭先杰的助手说:“这儿不是产科,您是不是走错啦?”。
“没错!”小昭母亲很干脆地说。
小昭告诉谭先杰,最近一个月,她走路越来越沉重,晚上不能平躺,连呼吸都困难。初步查验,小昭的腹部膨隆,像极了足月即将分娩的孕妇,肿物周围一点缝隙都没有,推都推不动。据CT报告显示,肿瘤直径达30厘米。
“凭直觉,我认为应该是良性的。但无论什么性质,手术风险都不会小。”对于从医30年,接触过不少疑难杂症的谭先杰来说,这么大的肿瘤从未见过。“突然从腹腔中搬出这么大个东西,血压会维持不住,搞不好就呼吸心跳停止。”
果然,小昭说她去过好几家医院,都建议她到协和医院看看。
谭先杰不解,问小昭:“为什么肿瘤变得这么大,才来?”
“只是觉得自己长胖了,凑合一下。”小昭是一位高知女性,此前照顾生病的父亲。
很多女性,把精力放在事业上,放在家人身上,但对自己关注太少,得病以后,才临时抱佛脚。然而,正是这种对待疾病的态度,让谭先杰非常痛心。
信任从何而来?
小昭母亲急切地表示,她在互联网上看过谭先杰写的很多文章,就信任他
小昭母亲急切地表示,她在互联网上看过谭先杰写的很多文章,就信任他。
然而,这份信任从何而来?
谭先杰,1970年出生,曾是三峡库区的土家族放牛娃。12岁那年,母亲因妇科肿瘤病逝,谭先杰由此立志从医,一直从事妇产科工作,现为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治病救人、深耕专业的同时,他还是一位拥有40多万微博粉丝、百万阅读量的“网红”科普医生。
2012年,谭先杰赴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一次,他跟随医术高超的布克维兹教授出诊时发现,病人离开门诊的时候,布克维兹教授会给病人一些卡片,告诉病人关于这个病有些浅显的知识,可以浏览哪些网站、阅读哪本书。“这让我很感动,布克维兹教授是美国一等一的妇科医生,仍在做一些在我们看来那么细枝末节的事。我觉得我以后也要这样做。”谭先杰说。
谭先杰的母亲已经去世30多年,但他一直躲避对这段痛苦的回忆,不知母亲所患何种妇科肿瘤。此时,他以一个妇科肿瘤专家的视角,根据病征,逐个进行排除梳理,断定是子宫内膜癌。“这个病在早期是可以治愈的,如果当年母亲或身边的人能了解一些医学知识,也许就会减少一些遗憾。”谭先杰认为,应该让普通的民众知道一些医学知识。
随后,他在“好大夫在线”连续发表了70多篇文章,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等媒体刊发文章,后来开通了微博、微信公众号,专门发布科普文章和从医感悟。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原社长袁钟教授表示,科普重要的不仅是传播知识,还促进大众提高科学素养。不少民众并不真正相信科学,心灵深处始终渴望深山老林会走出一个拿着仙草的道长,于是这些年我们见识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大师”,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神功”,还看到了形形色色的疗法。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普及任重道远。
信息时代使科学知识迅速传播,但是,当前,网上最多的是健康知识,最不可靠的也是健康知识。如何向民众提供可靠的健康知识?袁钟认为,科普即慈善。中国需要高水平、高社会责任感的好医生,走到医学科普的前沿。
医生也是普通人
按道理说,医生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应该大无畏地冲上去,谭先杰的担心在何处?
“我无法拒绝小昭母亲焦急和信任的眼神。”谭先杰说,凭经验,不做手术,不出一个月,病人就可能面临生命危险。但是,如果要做,这么复杂的情况,实在难以预测具体结果。
“这个风险的确是现在越来越不敢承担,因为一旦失手,就没有补救,不论谁做,都有风险,只是这个风险落在谁的头上而已。”谭先杰说。
按道理说,医生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应该大无畏地冲上去,谭先杰的担心在何处?
“以现在的环境来说,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患者家属不是说百分之百理解。任何一个医生,也许他治好了99个病人,或者是9999个病人,但他只要治坏一个,这个如果刚好又不理解,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后半辈子,或者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受到影响。”谭先杰表示。
患者对医院和医生过高的期望值,无法提前预知的各种意外,医患双方的沟通不畅以及医学知识的局限性,这些都可能是患者和家属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原因。
“患者和医生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差,本身就交流不多；即使交流充分,这些把医院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病人,也未必真能理解病情复杂,有时还会认为医生是为了逃避责任而吓唬人。”谭先杰说。
进退之间,如何选择?关乎生命。这是手术背后的考验,也和医院的风险管控有关。
按照北京协和医院的相关规定,谭先杰将小昭的病情提交妇科肿瘤专业组讨论。讨论当天,小昭在会议室外等候,以便必要时她本人能进入到讨论现场。这并非惯例,而是谭先杰的有意安排。
他担心,只根据影像学片子判断,讨论结果有可能是不做手术。但是如果大家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就可能改变主意。
事实证明,谭先杰多虑了。小昭进来之前,专家们达成共识:手术一定要做,否则病人没有活路。
CT报告显示,特大肿瘤压迫输尿管。在正式的切除手术前,需要先在小昭体内放置输尿管支架,防止术中损伤输尿管；然后,再进行血管造影,阻断肿瘤的供血动脉,减少术中大出血出现的可能性。
手术原本计划在3月31日,就在谭先杰作准备的时候,麻醉科主任黄宇光教授打来电话,建议手术安排在清明小长假之后进行。他说,小长假前做这样大的手术很危险,如果出现意外,搬救兵都困难,建议假期后再做。如果需要,他亲自保障。
“我感动得差点落泪,为我自己,也为病人。”谭先杰说。
4月5日,手术前一天,小昭体内如期放置了输尿管支架。但此时,事情又出现了变化。
前来会诊的外科医生说:“肿瘤已经把下腔静脉完全压瘪,这种对静脉的长期压迫和对肠管的长期压迫,可能导致粘连和异生血管,搬动肿瘤过程中可能撕破大静脉,导致难以控制的致命性出血。”
如果病人死于手术台上,无论如何是难以交待的。外科医生的警告让谭先杰的压力陡然增加。小昭母亲很着急,这么大的风险使她不安；小昭丈夫特别淡定,不停地安慰岳母说,没事的,都到了医院了,医生总会有办法的。
这反而让谭先杰有些担心,“我怕他真的太信任医生,觉得百分之百没问题。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如果完全给搞成一个什么东西都能拉回来的神,那就有问题,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谭先杰又到病房见了小昭,回到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
敲门无人应答,开门后,他看见闹钟上别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饭在锅里,菜在微波炉里,自己热一下吃。烤箱里有一只虾,别忘吃!我俩出去遛弯了,一会儿回。
“我突然心一酸!”谭先杰说,“在病人面前,我是一个能救别人命的医生；其实回到家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面对的是我的妻子和儿子,我也不是扁鹊、华佗,我没那么大本事,但是没办法不做这个手术。”
当晚,谭先杰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字条”图片,配上这样一段话:1.家人:这也是家常便饭!2.病人:开弓没有回头箭!您信任我,我便全力以赴。天佑病人,天佑我!共同搏一把!
为了增加更多的胜算,谭先杰还试着跟自己的老师,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郎景和院士取得联系。
给患者一个相信你的理由
“我希望99%的患者家属都是通情达理的,我做了我该做的一切。但我又无法阻挡那1%不讲道理的人。”
与同行们一样,谭先杰对医患纠纷并不陌生。专业自主与患者需求之间冲突怎么办?知情同意是否比抢救生命更重要?9月8日,中国医学人文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医学新青年主题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专家和学者(包括谭先杰),集中讨论了如何直面道德困境,重塑专业精神。
当患者坚持要做在医生看来没有必要的核磁共振时,医生会不会为患者开出检查单?数据调查了10597名医务人员对患者不合理检查要求的态度,16.4%表示“不会”,14%表示“会”,69.6%认为“会,但我会告诉他,自己并不愿意这样做”。同时,数据调查了2818名对患者不合理检查要求的态度,72.3%认为“不应该”,27.7%表示“应该”。
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李秉璐表示,很难回答“会”或者“不会”,因病人而异,但在治疗身体疾病的同时,会用大量时间跟病人沟通、解释,在沟通过程中舒缓病人的情绪。那么,对于真正非常焦虑的病人,经过沟通还不能解除他的疑问,那么在向他充分介绍检查风险的前提下,有可能会开出检查单。
“请医生给患者一个相信你的理由,请患者给医生一个为你冒险的理由。”袁钟教授提出,做医生有两件事,一个是如何获得患者的信任；另一个是无论治好治坏,患者都感谢你。
设想一名危重病人急需手术抢救,患者家属充分知情但仍拒绝在同意书上签字,此时的主治医生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在对医务人员问卷调查中,5.0%表示“立即做手术”,13.0%表示“放弃做手术,采取保守治疗”,80.7%认为“做好术前准备等待指示”。另外,通过对比10年前医务人员对知情同意是否比抢救生命更重要的态度,发现数据变化不大。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依然给不出答案,如果手术失败,这是一件麻烦事。”谭先杰无奈地说,“该如何选择,对我来说很困难。所以,我更愿意选择‘侥幸’,我希望99%的患者家属都是通情达理的,我做了我该做的一切。结果不好,他仍然会原谅我、认可我,但我又无法阻挡那1%不讲道理的人。比较乐观的想法是,这么多年来,我‘侥幸’做对了。”
为什么医患沟通这么难?“事实上,有些患者带着成见、偏见以及错误的认知来到医院,医生要一个个去解释,整个重新纠正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联合发起人施琳玲说。
施琳玲认为,当下,很多医生都在与患者做点对点、点对面的沟通,但是,我希望医护队伍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点对社会的沟通中,做一个广泛的传播者。
也有专家学者认为,法律程序要尽早介入。医患关系的改善,更在医患之外,比如法律法规、社会保障,这才是关键。
记录“温情”,也不回避悲剧
家属在绝望、抗争和无助中感受到了医生的尽心尽力与温情,最终也平静地接受了不愿接受的结果
4月6日手术当天,谭先杰一早就到医院,向郎景和院士详细汇报了小昭的病情。郎景和说上午有讲演,但可以随时电话,手术优先。临走还告诫谭先杰:“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慌乱,有我在呢。”谭先杰回忆,“从郎大夫办公室出来后,我走路都轻快了很多。”
由于手术可能出现超出预计的风险,按照程序,在有律师见证的情况下,医生和患者对治疗方案及风险进行详尽且符合程序的沟通,进行术前谈话公证。
10点,小昭被接进手术室,黄宇光给小昭输液；10点35分,手术开始。
手术过程比预想的要顺利,这也让谭先杰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除了技术以外,谭先杰将手术成功的因素总结为三点:充分的术前准备和评估、科室和团队的良好配合,还有难得的“好运气”——来源于平台支撑和前辈支持。
病理结果显示,特大肿瘤为良性。小昭恢复很好,而且一直跟谭先杰保持着联系。“我们一家人都非常感激您,成功帮我卸下这个大包袱。”
两个多月后,《一台手术背后的故事》发表,引发的共鸣超出想象。“科普以外,我其实更想说的是在整个手术前的决策的过程当中,一些让人无奈和寻味的东西。”谭先杰说。
记录“温情”,谭先杰也不回避悲剧。在小昭住进医院的同一时间,谭先杰还在负责治疗另一个年轻女孩。同样是特大肿瘤,但迎来的却是不同的结局。“手术过程中,我们发现女孩的肿瘤属于恶性,而且是治疗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谭先杰说。
14岁的女孩,花一般的年纪。父母不忍告诉她真实病情,谭先杰全力配合,每次查房,都整理好微笑的面孔,故作轻松地进行表演。而在这期间,面对死亡的恐惧,谭先杰也成为女孩一家的精神支柱。
女孩后来病逝,临走前还说,“我要见谭叔叔。”直到现在,谭先杰和女孩的父母还会互相慰问,他们之间关于病情的交流消息达数千字。
女孩母亲在网上看到小昭的故事,发来信息:谭老师,刚看了您的文章,仿佛又回到那段梦魇般的日子,想到您对孩子的爱和怜惜。只是宁宁没她的好运气。对于您的每一段文字,每一个担心,每一次斟酌犹豫,我都强烈地感同身受。
这是另外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家属在绝望、抗争和无助中感受到了医生的尽心尽力与温情,最终也平静地接受了不愿接受的结果。
如何正确地对待医患关系?谭先杰认为,这需要医生和患者共同往前迈一步,而医生应该先迈这一步。医生要尽可能地为患者提供关于疾病的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障碍；还要让患者了解医学的不确定性和探索性,治疗不仅仅只有成功,也有失败。
“向公众普及医学知识既是医生的社会责任,也是促进医患互信与和谐的重要手段,协和一直都很重视医学科普宣传。”北京协和医院院长赵玉沛院士说。
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西方一位医生特鲁多的铭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谭先杰说:“但当这些都做不到的时候,就是尊重。在不违背医疗原则的情况下,尊重患者的选择。”
“一刀下去之后,我之前所有的紧张和不安都消失了,关于可能出现的医疗纠纷的担心,也不知道去了哪儿。我的全部精神,刹那间集中了。”谭先杰说,“跟挖煤工人一样,在洞外头,可能很懒散,没有劲,但是一下到洞里头,那几股风一吹,连狗都追不上他,我看过《平凡的世界》,好像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大概医生的状态,也就这个样。”
两个小时的手术进展得比预想的要顺利,谭先杰把肿瘤完整地从小昭的腹腔中搬了出来,他和助手一层层剥离肿瘤表面的包膜,一根根结扎血管,肿瘤被完整地剥了下来。
小昭命保住了,就连子宫也保住了。
手术结束,当谭先杰和黄宇光一起端着这个比两个足球还大的瘤子到家属等候区,小昭母亲双手合十,当场哭了。
一台手术背后的故事
在短短24小时内,文章的阅读量就超过10万,紧随而至的,是1万多个赞和800多条留言
“我特意让小昭来到讨论现场,因为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思。”
“近年人们对医学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一旦出现问题,有时难以接受。大大小小的医患纠纷越来越多,医生们的胆子越来越小。在某些医院,高风险的手术能不做就不做,这大概是那几家医院不接收小昭的部分原因吧。”
6月26日医师节这天,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谭先杰通过自媒体发布的“内心记录”——《一台手术背后的故事》,引发广泛关注。故事原原本本还原了手术的决策过程以及手术前医生内心的经历,在短短24小时内,文章的阅读量就超过10万,紧随而至的,是1万多个赞和800多条留言。这位“想得太多”的医生抱着18斤的特大肿瘤的“庆功照”,让人从中读出了庆幸,却也读出了不易。
今年3月,29岁的小昭在母亲的陪同下,挺着肚子走进北京协和医院。
刚进诊室,谭先杰的助手说:“这儿不是产科,您是不是走错啦?”。
“没错!”小昭母亲很干脆地说。
小昭告诉谭先杰,最近一个月,她走路越来越沉重,晚上不能平躺,连呼吸都困难。初步查验,小昭的腹部膨隆,像极了足月即将分娩的孕妇,肿物周围一点缝隙都没有,推都推不动。据CT报告显示,肿瘤直径达30厘米。
“凭直觉,我认为应该是良性的。但无论什么性质,手术风险都不会小。”对于从医30年,接触过不少疑难杂症的谭先杰来说,这么大的肿瘤从未见过。“突然从腹腔中搬出这么大个东西,血压会维持不住,搞不好就呼吸心跳停止。”
果然,小昭说她去过好几家医院,都建议她到协和医院看看。
谭先杰不解,问小昭:“为什么肿瘤变得这么大,才来?”
“只是觉得自己长胖了,凑合一下。”小昭是一位高知女性,此前照顾生病的父亲。
很多女性,把精力放在事业上,放在家人身上,但对自己关注太少,得病以后,才临时抱佛脚。然而,正是这种对待疾病的态度,让谭先杰非常痛心。
信任从何而来?
小昭母亲急切地表示,她在互联网上看过谭先杰写的很多文章,就信任他
小昭母亲急切地表示,她在互联网上看过谭先杰写的很多文章,就信任他。
然而,这份信任从何而来?
谭先杰,1970年出生,曾是三峡库区的土家族放牛娃。12岁那年,母亲因妇科肿瘤病逝,谭先杰由此立志从医,一直从事妇产科工作,现为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治病救人、深耕专业的同时,他还是一位拥有40多万微博粉丝、百万阅读量的“网红”科普医生。
2012年,谭先杰赴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一次,他跟随医术高超的布克维兹教授出诊时发现,病人离开门诊的时候,布克维兹教授会给病人一些卡片,告诉病人关于这个病有些浅显的知识,可以浏览哪些网站、阅读哪本书。“这让我很感动,布克维兹教授是美国一等一的妇科医生,仍在做一些在我们看来那么细枝末节的事。我觉得我以后也要这样做。”谭先杰说。
谭先杰的母亲已经去世30多年,但他一直躲避对这段痛苦的回忆,不知母亲所患何种妇科肿瘤。此时,他以一个妇科肿瘤专家的视角,根据病征,逐个进行排除梳理,断定是子宫内膜癌。“这个病在早期是可以治愈的,如果当年母亲或身边的人能了解一些医学知识,也许就会减少一些遗憾。”谭先杰认为,应该让普通的民众知道一些医学知识。
随后,他在“好大夫在线”连续发表了70多篇文章,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等媒体刊发文章,后来开通了微博、微信公众号,专门发布科普文章和从医感悟。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原社长袁钟教授表示,科普重要的不仅是传播知识,还促进大众提高科学素养。不少民众并不真正相信科学,心灵深处始终渴望深山老林会走出一个拿着仙草的道长,于是这些年我们见识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大师”,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神功”,还看到了形形色色的疗法。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普及任重道远。
信息时代使科学知识迅速传播,但是,当前,网上最多的是健康知识,最不可靠的也是健康知识。如何向民众提供可靠的健康知识?袁钟认为,科普即慈善。中国需要高水平、高社会责任感的好医生,走到医学科普的前沿。
医生也是普通人
按道理说,医生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应该大无畏地冲上去,谭先杰的担心在何处?
“我无法拒绝小昭母亲焦急和信任的眼神。”谭先杰说,凭经验,不做手术,不出一个月,病人就可能面临生命危险。但是,如果要做,这么复杂的情况,实在难以预测具体结果。
“这个风险的确是现在越来越不敢承担,因为一旦失手,就没有补救,不论谁做,都有风险,只是这个风险落在谁的头上而已。”谭先杰说。
按道理说,医生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应该大无畏地冲上去,谭先杰的担心在何处?
“以现在的环境来说,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患者家属不是说百分之百理解。任何一个医生,也许他治好了99个病人,或者是9999个病人,但他只要治坏一个,这个如果刚好又不理解,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后半辈子,或者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受到影响。”谭先杰表示。
患者对医院和医生过高的期望值,无法提前预知的各种意外,医患双方的沟通不畅以及医学知识的局限性,这些都可能是患者和家属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原因。
“患者和医生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差,本身就交流不多；即使交流充分,这些把医院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病人,也未必真能理解病情复杂,有时还会认为医生是为了逃避责任而吓唬人。”谭先杰说。
进退之间,如何选择?关乎生命。这是手术背后的考验,也和医院的风险管控有关。
按照北京协和医院的相关规定,谭先杰将小昭的病情提交妇科肿瘤专业组讨论。讨论当天,小昭在会议室外等候,以便必要时她本人能进入到讨论现场。这并非惯例,而是谭先杰的有意安排。
他担心,只根据影像学片子判断,讨论结果有可能是不做手术。但是如果大家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就可能改变主意。
事实证明,谭先杰多虑了。小昭进来之前,专家们达成共识:手术一定要做,否则病人没有活路。
CT报告显示,特大肿瘤压迫输尿管。在正式的切除手术前,需要先在小昭体内放置输尿管支架,防止术中损伤输尿管；然后,再进行血管造影,阻断肿瘤的供血动脉,减少术中大出血出现的可能性。
手术原本计划在3月31日,就在谭先杰作准备的时候,麻醉科主任黄宇光教授打来电话,建议手术安排在清明小长假之后进行。他说,小长假前做这样大的手术很危险,如果出现意外,搬救兵都困难,建议假期后再做。如果需要,他亲自保障。
“我感动得差点落泪,为我自己,也为病人。”谭先杰说。
4月5日,手术前一天,小昭体内如期放置了输尿管支架。但此时,事情又出现了变化。
前来会诊的外科医生说:“肿瘤已经把下腔静脉完全压瘪,这种对静脉的长期压迫和对肠管的长期压迫,可能导致粘连和异生血管,搬动肿瘤过程中可能撕破大静脉,导致难以控制的致命性出血。”
如果病人死于手术台上,无论如何是难以交待的。外科医生的警告让谭先杰的压力陡然增加。小昭母亲很着急,这么大的风险使她不安；小昭丈夫特别淡定,不停地安慰岳母说,没事的,都到了医院了,医生总会有办法的。
这反而让谭先杰有些担心,“我怕他真的太信任医生,觉得百分之百没问题。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如果完全给搞成一个什么东西都能拉回来的神,那就有问题,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谭先杰又到病房见了小昭,回到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
敲门无人应答,开门后,他看见闹钟上别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饭在锅里,菜在微波炉里,自己热一下吃。烤箱里有一只虾,别忘吃!我俩出去遛弯了,一会儿回。
“我突然心一酸!”谭先杰说,“在病人面前,我是一个能救别人命的医生；其实回到家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面对的是我的妻子和儿子,我也不是扁鹊、华佗,我没那么大本事,但是没办法不做这个手术。”
当晚,谭先杰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字条”图片,配上这样一段话:1.家人:这也是家常便饭!2.病人:开弓没有回头箭!您信任我,我便全力以赴。天佑病人,天佑我!共同搏一把!
为了增加更多的胜算,谭先杰还试着跟自己的老师,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郎景和院士取得联系。
给患者一个相信你的理由
“我希望99%的患者家属都是通情达理的,我做了我该做的一切。但我又无法阻挡那1%不讲道理的人。”
与同行们一样,谭先杰对医患纠纷并不陌生。专业自主与患者需求之间冲突怎么办?知情同意是否比抢救生命更重要?9月8日,中国医学人文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医学新青年主题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专家和学者(包括谭先杰),集中讨论了如何直面道德困境,重塑专业精神。
当患者坚持要做在医生看来没有必要的核磁共振时,医生会不会为患者开出检查单?数据调查了10597名医务人员对患者不合理检查要求的态度,16.4%表示“不会”,14%表示“会”,69.6%认为“会,但我会告诉他,自己并不愿意这样做”。同时,数据调查了2818名对患者不合理检查要求的态度,72.3%认为“不应该”,27.7%表示“应该”。
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李秉璐表示,很难回答“会”或者“不会”,因病人而异,但在治疗身体疾病的同时,会用大量时间跟病人沟通、解释,在沟通过程中舒缓病人的情绪。那么,对于真正非常焦虑的病人,经过沟通还不能解除他的疑问,那么在向他充分介绍检查风险的前提下,有可能会开出检查单。
“请医生给患者一个相信你的理由,请患者给医生一个为你冒险的理由。”袁钟教授提出,做医生有两件事,一个是如何获得患者的信任；另一个是无论治好治坏,患者都感谢你。
设想一名危重病人急需手术抢救,患者家属充分知情但仍拒绝在同意书上签字,此时的主治医生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在对医务人员问卷调查中,5.0%表示“立即做手术”,13.0%表示“放弃做手术,采取保守治疗”,80.7%认为“做好术前准备等待指示”。另外,通过对比10年前医务人员对知情同意是否比抢救生命更重要的态度,发现数据变化不大。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依然给不出答案,如果手术失败,这是一件麻烦事。”谭先杰无奈地说,“该如何选择,对我来说很困难。所以,我更愿意选择‘侥幸’,我希望99%的患者家属都是通情达理的,我做了我该做的一切。结果不好,他仍然会原谅我、认可我,但我又无法阻挡那1%不讲道理的人。比较乐观的想法是,这么多年来,我‘侥幸’做对了。”
为什么医患沟通这么难?“事实上,有些患者带着成见、偏见以及错误的认知来到医院,医生要一个个去解释,整个重新纠正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联合发起人施琳玲说。
施琳玲认为,当下,很多医生都在与患者做点对点、点对面的沟通,但是,我希望医护队伍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点对社会的沟通中,做一个广泛的传播者。
也有专家学者认为,法律程序要尽早介入。医患关系的改善,更在医患之外,比如法律法规、社会保障,这才是关键。
记录“温情”,也不回避悲剧
家属在绝望、抗争和无助中感受到了医生的尽心尽力与温情,最终也平静地接受了不愿接受的结果
4月6日手术当天,谭先杰一早就到医院,向郎景和院士详细汇报了小昭的病情。郎景和说上午有讲演,但可以随时电话,手术优先。临走还告诫谭先杰:“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慌乱,有我在呢。”谭先杰回忆,“从郎大夫办公室出来后,我走路都轻快了很多。”
由于手术可能出现超出预计的风险,按照程序,在有律师见证的情况下,医生和患者对治疗方案及风险进行详尽且符合程序的沟通,进行术前谈话公证。
10点,小昭被接进手术室,黄宇光给小昭输液；10点35分,手术开始。
手术过程比预想的要顺利,这也让谭先杰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除了技术以外,谭先杰将手术成功的因素总结为三点:充分的术前准备和评估、科室和团队的良好配合,还有难得的“好运气”——来源于平台支撑和前辈支持。
病理结果显示,特大肿瘤为良性。小昭恢复很好,而且一直跟谭先杰保持着联系。“我们一家人都非常感激您,成功帮我卸下这个大包袱。”
两个多月后,《一台手术背后的故事》发表,引发的共鸣超出想象。“科普以外,我其实更想说的是在整个手术前的决策的过程当中,一些让人无奈和寻味的东西。”谭先杰说。
记录“温情”,谭先杰也不回避悲剧。在小昭住进医院的同一时间,谭先杰还在负责治疗另一个年轻女孩。同样是特大肿瘤,但迎来的却是不同的结局。“手术过程中,我们发现女孩的肿瘤属于恶性,而且是治疗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谭先杰说。
14岁的女孩,花一般的年纪。父母不忍告诉她真实病情,谭先杰全力配合,每次查房,都整理好微笑的面孔,故作轻松地进行表演。而在这期间,面对死亡的恐惧,谭先杰也成为女孩一家的精神支柱。
女孩后来病逝,临走前还说,“我要见谭叔叔。”直到现在,谭先杰和女孩的父母还会互相慰问,他们之间关于病情的交流消息达数千字。
女孩母亲在网上看到小昭的故事,发来信息:谭老师,刚看了您的文章,仿佛又回到那段梦魇般的日子,想到您对孩子的爱和怜惜。只是宁宁没她的好运气。对于您的每一段文字,每一个担心,每一次斟酌犹豫,我都强烈地感同身受。
这是另外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家属在绝望、抗争和无助中感受到了医生的尽心尽力与温情,最终也平静地接受了不愿接受的结果。
如何正确地对待医患关系?谭先杰认为,这需要医生和患者共同往前迈一步,而医生应该先迈这一步。医生要尽可能地为患者提供关于疾病的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障碍；还要让患者了解医学的不确定性和探索性,治疗不仅仅只有成功,也有失败。
“向公众普及医学知识既是医生的社会责任,也是促进医患互信与和谐的重要手段,协和一直都很重视医学科普宣传。”北京协和医院院长赵玉沛院士说。
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西方一位医生特鲁多的铭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谭先杰说:“但当这些都做不到的时候,就是尊重。在不违背医疗原则的情况下,尊重患者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