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三思维,乃认清素日志愿,在今天情势下暂难实现,必待抗战胜利,一切有办法。故为现实自身之期望,为考古事业之将来,为个人身心之寄托,遂决意参加抗战。”
考古学家吴金鼎:投笔从戎,爱国为先
2017-08-30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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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鼎和夫人王介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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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承军
1944年中国全面抗战已进入关键阶段,战争的残酷和折磨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备受煎熬。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博士、一流考古学家吴金鼎,正打算放弃自己热爱的考古事业。
难耐爱国热忱,忍痛辞职
作为前途无量的考古专家,吴金鼎原来不必投身于战争,但是内心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怀和担忧,使其面临一种矛盾心情。吴金鼎内心的矛盾燃烧着愤怒的火焰,最终未能按耐住自己的爱国热忱,放下心爱的学术事业,服务于抗战。傅斯年因爱惜人才,屡次劝吴金鼎不要辞职。吴在回复傅的信中写道:
“……自去年终,琴台经费告罄,鼎自理炊事,备尝米珠薪桂之苦,幸喜琴台报告已有眉目,聊足自慰耳。近中亚东战局渐入佳境,然国内经济状况已达严重阶段。此中一切早在先生洞鉴,勿待喋喋。忆当年多蒙大力提携,得留学英国,费国帑巨万。归国后承济之先生赐予机会,参加田野工作,身受国恩及师长教诲,刻骨铭心,义在必报。当前国家情形至如此地步,而两先生所处境地又如此窘苦,鼎扪心自问,不忍偷安。幸贱躯顽健,牵挂尚少,再三思考,现已决意投身军委会战地服务团,以申素愿……”
如果说吴金鼎可以忍受物质的艰难,但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欺侮和侵夺,“身受国恩及师长教诲,刻骨铭心,义在必报”的他,不会坐看国家处在危难之中。吴金鼎的爱国情怀,与其成长的经历密切相关。
一生志向,找寻中国文化源头
吴金鼎,字禹铭,1901年生于山东安丘。幼年家贫,父母无力供其上学,最终由外祖母支持得以就学。吴金鼎知道机会难得,故勤奋刻苦,1919年考入齐鲁大学历史政治学系。
1926年吴金鼎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随李济攻读人类学专业。吴金鼎在清华深造时,受导师的影响,确定了毕生从事考古的志向,据他回忆:“……李济博士及袁复礼教授关于发掘工作的演说都十分生动有趣,使我也不自觉地想象有一天能够发现一个遗址,研究它；发掘它；并撰写它的历史。”
1927年吴金鼎离开清华,返回齐鲁大学任教。其间他对济南以东的平陵和城子崖进行了6次调查,发现了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更坚定了他专攻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路向。吴金鼎在《平陵仿古记》中说:“余始确切认定此遗址(即城子崖),包含层中所蕴蓄之重大意义。而余之兴味自此不知不觉亦为之转移,平陵研究之热忱渐趋冷淡。嗣后所读参考书多关于新石器时代之文化。余暇所思念者,亦多为石器时代人之生活状况。盖余已认明此龙山遗址,确为新石器时代之一村落。一部古代史迹深藏黄土垄中。嗣后余将牺牲所有余暇,尽吾全力以求此遗址之了解。”
吴金鼎确定一生的志向,即专攻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的原因,是为中国文化找寻源头。原来当时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以他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提出了中国彩陶文化由西方向东逐渐传播而来的假说,其以考古证据支持了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而城子崖的发现无疑为中国学者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激励了中国学者进一步探求中国文化起源的信心。李济说:“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一个新阶段。”
1930年吴金鼎转入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多次参加史语所在山东、河南等地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吴金鼎的视野宽广博大,他要以世界的眼光来关照中国文化的发展,并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他决定出国留学,去国外学习先进的考古学知识和技能,以便为中国文化寻找到源头。最终在傅斯年和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的帮助下,由山东省公派赴英留学。
吴金鼎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掌握了当时世界先进的考古学技术、理论与田野工作方法。然而,萦绕在他心中的问题仍然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以及中国与西方在古代的关系”。其心中蕴积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其从未忘记寻找新的证据来驳斥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吴金鼎选择了从陶器的分析入手,整理观摩了几万片已出土的陶片实物,在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亲自体验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最终用英文写成了其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这部书成为当时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最为详尽的著作,至今仍为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重要参考书。考古专家陈星灿认为:“吴金鼎通过对陶器的分析,把甘肃史前文化远远置于河南仰韶文化之后,这种做法也间接地否定了(安特生)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
书生报国,投身战地服务团
1938年,吴金鼎学成归国,先被李济安排在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后受傅斯年邀请,重回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担负起了领导西南地区田野调查和发掘的重任,成为史语所年轻一代的学术中坚。但时值日军大举入侵,田野发掘极度萎缩,考古队伍遭到严重摧残,中国考古学面临极为艰难的局面。
吴金鼎在困难万分、居无定所中仍坚持田野工作。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在云南大理和洱海境内考古,发现遗址38处,主持发掘了7处遗址,写成一部《云南洱海境考古报告》,奠定西南史前考古学的基础。参加发掘的有吴金鼎的夫人王介忱女士和留学英国的曾昭燏小姐,此次发掘开了一个先河,即率领“女性考古”。
1941年春至1942年冬,吴金鼎率领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川康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在四川彭川主持发掘了汉代崖墓。此时抗战正殷,经费困难,史语所的考古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吴金鼎提倡节约,排除困难,经常亲自动手推磨包谷面以粗馍馍度日。1943年又主持了成都抚琴台王建墓的发掘,成果丰富。该墓的发现对唐末五代王陵建筑和艺术史的认识有重要贡献。
琴台发掘工作结束后,吴金鼎在成都整理报告,但国内经济状况已达严重阶段。在国破民穷的情形下,强烈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促使吴金鼎“再三思维,乃认清素日志愿,在今天情势下暂难实现,必待抗战胜利,一切有办法。故为现实自身之期望,为考古事业之将来,为个人身心之寄托,遂决意参加抗战。精卫衔石,唯恐徒劳,然每忆及佛家所云燕羽蘸水以息野火之故事,则不能自己矣。”
吴金鼎弃笔从戎,加入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先在四川新津,后又转到双流彭家场办理盟军招待所,为美国空军在华对日作战提供后勤保障。傅斯年没有允许吴金鼎辞职,给了5个月假,但战局仍没结束,吴氏不得不再三请假。吴金鼎繁忙工作之余,仍然不忘读书和研究,他向傅斯年汇报“军中生活颇异,希暂习而可以适应,琴台报告已完大半,每日仍能抽暇读书,引以为荣”。
服务桑梓,熔铸师魂
1945年8月,抗战取得胜利,吴金鼎解除军职,本拟回史语所继续他热爱的考古工作,但母校齐鲁大学向他发出邀请,请其协助学校复员之事。吴金鼎又一次向傅斯年请假:“函达胜利消息传来,实可喜可贺,现已呈请上峰乞脱军籍,谅可邀准,惟以母校齐鲁大学年来迭经风波,拟趁机略尽绵薄,谨此请求准予解除技正职务,等半年或一年后,再听命从事田野考古。”
吴金鼎在齐鲁大学曾任历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兼任校长室西文秘书、训导长、图书馆主任等职,工作繁琐而忙碌,担负的各项工作均有出色表现,为齐鲁大学贡献良多。
吴金鼎还带领学生在济南附近作史前遗址调查,出版新著《山东人与山东》,并亲自编写讲义,讲授田野考古学,培养考古人才。
吴金鼎还是非常怀念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纯粹的考古研究工作,因而向好友夏鼐写信:“自胜利以来,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切安定,弟必及早返所陪诸兄再晒太阳也。”只可惜吴金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因劳累过度患癌,怀着对家国的无限热爱和未能继续从事考古事业的无限怅惘,于1948年9月20日在齐鲁大学辞世,终年48岁。
□ 刘承军
1944年中国全面抗战已进入关键阶段,战争的残酷和折磨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备受煎熬。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博士、一流考古学家吴金鼎,正打算放弃自己热爱的考古事业。
难耐爱国热忱,忍痛辞职
作为前途无量的考古专家,吴金鼎原来不必投身于战争,但是内心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怀和担忧,使其面临一种矛盾心情。吴金鼎内心的矛盾燃烧着愤怒的火焰,最终未能按耐住自己的爱国热忱,放下心爱的学术事业,服务于抗战。傅斯年因爱惜人才,屡次劝吴金鼎不要辞职。吴在回复傅的信中写道:
“……自去年终,琴台经费告罄,鼎自理炊事,备尝米珠薪桂之苦,幸喜琴台报告已有眉目,聊足自慰耳。近中亚东战局渐入佳境,然国内经济状况已达严重阶段。此中一切早在先生洞鉴,勿待喋喋。忆当年多蒙大力提携,得留学英国,费国帑巨万。归国后承济之先生赐予机会,参加田野工作,身受国恩及师长教诲,刻骨铭心,义在必报。当前国家情形至如此地步,而两先生所处境地又如此窘苦,鼎扪心自问,不忍偷安。幸贱躯顽健,牵挂尚少,再三思考,现已决意投身军委会战地服务团,以申素愿……”
如果说吴金鼎可以忍受物质的艰难,但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欺侮和侵夺,“身受国恩及师长教诲,刻骨铭心,义在必报”的他,不会坐看国家处在危难之中。吴金鼎的爱国情怀,与其成长的经历密切相关。
一生志向,找寻中国文化源头
吴金鼎,字禹铭,1901年生于山东安丘。幼年家贫,父母无力供其上学,最终由外祖母支持得以就学。吴金鼎知道机会难得,故勤奋刻苦,1919年考入齐鲁大学历史政治学系。
1926年吴金鼎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随李济攻读人类学专业。吴金鼎在清华深造时,受导师的影响,确定了毕生从事考古的志向,据他回忆:“……李济博士及袁复礼教授关于发掘工作的演说都十分生动有趣,使我也不自觉地想象有一天能够发现一个遗址,研究它；发掘它；并撰写它的历史。”
1927年吴金鼎离开清华,返回齐鲁大学任教。其间他对济南以东的平陵和城子崖进行了6次调查,发现了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更坚定了他专攻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路向。吴金鼎在《平陵仿古记》中说:“余始确切认定此遗址(即城子崖),包含层中所蕴蓄之重大意义。而余之兴味自此不知不觉亦为之转移,平陵研究之热忱渐趋冷淡。嗣后所读参考书多关于新石器时代之文化。余暇所思念者,亦多为石器时代人之生活状况。盖余已认明此龙山遗址,确为新石器时代之一村落。一部古代史迹深藏黄土垄中。嗣后余将牺牲所有余暇,尽吾全力以求此遗址之了解。”
吴金鼎确定一生的志向,即专攻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的原因,是为中国文化找寻源头。原来当时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以他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提出了中国彩陶文化由西方向东逐渐传播而来的假说,其以考古证据支持了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而城子崖的发现无疑为中国学者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激励了中国学者进一步探求中国文化起源的信心。李济说:“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一个新阶段。”
1930年吴金鼎转入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多次参加史语所在山东、河南等地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吴金鼎的视野宽广博大,他要以世界的眼光来关照中国文化的发展,并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他决定出国留学,去国外学习先进的考古学知识和技能,以便为中国文化寻找到源头。最终在傅斯年和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的帮助下,由山东省公派赴英留学。
吴金鼎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掌握了当时世界先进的考古学技术、理论与田野工作方法。然而,萦绕在他心中的问题仍然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以及中国与西方在古代的关系”。其心中蕴积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其从未忘记寻找新的证据来驳斥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吴金鼎选择了从陶器的分析入手,整理观摩了几万片已出土的陶片实物,在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亲自体验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最终用英文写成了其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这部书成为当时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最为详尽的著作,至今仍为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重要参考书。考古专家陈星灿认为:“吴金鼎通过对陶器的分析,把甘肃史前文化远远置于河南仰韶文化之后,这种做法也间接地否定了(安特生)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
书生报国,投身战地服务团
1938年,吴金鼎学成归国,先被李济安排在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后受傅斯年邀请,重回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担负起了领导西南地区田野调查和发掘的重任,成为史语所年轻一代的学术中坚。但时值日军大举入侵,田野发掘极度萎缩,考古队伍遭到严重摧残,中国考古学面临极为艰难的局面。
吴金鼎在困难万分、居无定所中仍坚持田野工作。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在云南大理和洱海境内考古,发现遗址38处,主持发掘了7处遗址,写成一部《云南洱海境考古报告》,奠定西南史前考古学的基础。参加发掘的有吴金鼎的夫人王介忱女士和留学英国的曾昭燏小姐,此次发掘开了一个先河,即率领“女性考古”。
1941年春至1942年冬,吴金鼎率领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川康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在四川彭川主持发掘了汉代崖墓。此时抗战正殷,经费困难,史语所的考古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吴金鼎提倡节约,排除困难,经常亲自动手推磨包谷面以粗馍馍度日。1943年又主持了成都抚琴台王建墓的发掘,成果丰富。该墓的发现对唐末五代王陵建筑和艺术史的认识有重要贡献。
琴台发掘工作结束后,吴金鼎在成都整理报告,但国内经济状况已达严重阶段。在国破民穷的情形下,强烈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促使吴金鼎“再三思维,乃认清素日志愿,在今天情势下暂难实现,必待抗战胜利,一切有办法。故为现实自身之期望,为考古事业之将来,为个人身心之寄托,遂决意参加抗战。精卫衔石,唯恐徒劳,然每忆及佛家所云燕羽蘸水以息野火之故事,则不能自己矣。”
吴金鼎弃笔从戎,加入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先在四川新津,后又转到双流彭家场办理盟军招待所,为美国空军在华对日作战提供后勤保障。傅斯年没有允许吴金鼎辞职,给了5个月假,但战局仍没结束,吴氏不得不再三请假。吴金鼎繁忙工作之余,仍然不忘读书和研究,他向傅斯年汇报“军中生活颇异,希暂习而可以适应,琴台报告已完大半,每日仍能抽暇读书,引以为荣”。
服务桑梓,熔铸师魂
1945年8月,抗战取得胜利,吴金鼎解除军职,本拟回史语所继续他热爱的考古工作,但母校齐鲁大学向他发出邀请,请其协助学校复员之事。吴金鼎又一次向傅斯年请假:“函达胜利消息传来,实可喜可贺,现已呈请上峰乞脱军籍,谅可邀准,惟以母校齐鲁大学年来迭经风波,拟趁机略尽绵薄,谨此请求准予解除技正职务,等半年或一年后,再听命从事田野考古。”
吴金鼎在齐鲁大学曾任历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兼任校长室西文秘书、训导长、图书馆主任等职,工作繁琐而忙碌,担负的各项工作均有出色表现,为齐鲁大学贡献良多。
吴金鼎还带领学生在济南附近作史前遗址调查,出版新著《山东人与山东》,并亲自编写讲义,讲授田野考古学,培养考古人才。
吴金鼎还是非常怀念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纯粹的考古研究工作,因而向好友夏鼐写信:“自胜利以来,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切安定,弟必及早返所陪诸兄再晒太阳也。”只可惜吴金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因劳累过度患癌,怀着对家国的无限热爱和未能继续从事考古事业的无限怅惘,于1948年9月20日在齐鲁大学辞世,终年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