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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克平烈士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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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克平曾把守的马鞍山南天门下的天梯,越走越窄,越上越陡。 |
■ 周末人物 八一战旗飘·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目前已知的、参加南昌起义的山东籍将士只有5人,淄博人谭克平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想要“克敌平虏”,必须武装起来,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为实现民主政治,共同完成“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任务,他鞠躬尽瘁,捐躯报国。
盛夏时节,淄河上游,马鞍山下,在葱郁树木掩映下的西石门村,红瓦白墙,宁谧陶然。唯有辛泰线上早晚从村西绕过的绿皮慢火车,从这里过往源泉、南博山、莱芜,用咣当咣当声提醒着农人,时光的指针在分秒必争地拨转。
村子南北横铺,西卧在横插云端的马鞍山下。仿佛命中注定,谭克平从这里出发,怀抱着共产主义信仰,在鲁中山区奔波,如同绿皮小火车的行迹,最后又在故乡的黄土中长眠……
奔武汉,拼生以求死
“1906年,谭克平出生在西石门村一户较殷实的家庭里。这里的山水养育着他。”博山区文史研究专家王济世介绍道。“谭克平自幼聪明伶俐,活泼好动,6岁入学,12岁考到博山中学。在学校里,他勤奋好学,为人豁达。”
1923年,谭克平的视野之窗豁然敞开。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当时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王祝晨先生热心教育、思想开明,能新旧共蓄、兼容并包。“在这种办学思想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一师的革命活动、文艺活动十分活跃。”王祝晨四子王恒曾如是说。
1923年2月,中共山东省立一师第一个地下党支部诞生。支部里的年轻人奔波于校园内外,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团组织。1924年,支部在校内建立“书报介绍社”,新文学、新思想如雨后春笋,革命空气相当活跃,一师成为当时济南学生运动的中心和大本营。
“由于思想进步、表现积极,1925年,谭克平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济世说。
谭克平入党不久,北伐战争爆发。短短几个月,北伐军连克武汉、南昌、汉口等大中城市,席卷大半个中国。
曙光来临前的黑暗,最是难熬。1926年夏秋之际,督鲁的军阀张宗昌甚为恐慌,派军队包围一师,要逮捕进步师生。恰在此时,从武汉传来消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正在武汉大量招生。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一师和济南各校进步同学一百多人,于1925年冬至1927年春,分批离开济南,秘密南下武汉,投入大革命洪流中。在先后南下的一百多位学生中,90余位是谭克平等省立一师的同学,以及正谊、一中的今公寿、刘辉等。
当时,“狗肉将军”张宗昌既惧怕革命党人混入山东,又怕山东人跑出去参加北伐,故对车站、关卡、海港、码头盘查很严,重点是济南、青岛。动员组织如此数量的学生南下武汉,是相当危险的。
在山东省委的关怀下,经过细致周密的组织安排,每人发给大洋三十元作为路费,并根据同学们的面容性格,分别化装成商人、挑夫、小贩、少爷、小姐和家庭妇女。
这些进步同学先乘胶济路火车到达青岛,然后投奔指定的接头人——《青岛时报》总编辑王子云同志,由他妥善照料,再通过我党打入青岛敌军做副官的谢同志,想方设法护送同学们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
上海是军阀孙传芳的天下,盘查较山东松些,根据事先安排,进步学生被安顿在霞飞路一家旅社。后经上海党组织的帮助照料,化装成跑单帮的小商人和家庭妇女,闯过一道道关卡,终于胜利到达革命中心——武汉。
“谭克平紧随党的步伐。1927年7月底,他随大部队到达南昌,参加了起义。”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肖燕燕介绍道。
起义后,谭克平随部南下,准备攻打广州。南下途中,部队秋毫无犯,公买公卖,不抓夫,不闯民宅,并提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等口号,宣扬了人民军队的号召,得到人民的拥护。
当大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围截后,谭克平辗转多方,回到山东,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此次历练,让他完成了由一介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
与谭克平一批南下的大部分同学,则在叶剑英的带领下,直奔广州,参加了12月11日深夜的广州起义,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他们的老校长王祝晨先生闻讯后悲愤至极,大声说:“我当先生是教学生学‘生’,不是教学生学‘死’。但生与死是一回事,拼生以求死,正是拼死以求生。”
回博山,枪杆子抗敌
90年前,那批20岁出头的年青人,在时代裹挟中,于成熟之前,也要交些“学费”。
与谭克平同年入党的淄博老乡闫康侯曾回忆,南昌起义归来后,谭克平作为博山县第七区党的负责人,在1928年“清明”前后,找到自己说:“蒋介石已彻底背叛革命,仇杀共产党,所到之处,与地方势力、封建上层人物勾结,狼狈为奸,成了新军阀。看来,国民党的军队可能很快到山东。如他们来,我们的同志能在当地隐蔽着最好,做些公开合法的工作,如农民协会、文化教育事业等；如不能隐蔽就干脆远离本乡,暂避风险。”
之后,闫康侯协助谭克平组织农民,办公益事业,办农民夜校等。在屡次被国民党架空,诸多农民自治工作难以展开后,闫康侯感觉出来,谭克平“做些公开合法工作”的说法是自欺欺人的幻想,“以后才知道,这是陈独秀的合法主义、投降主义错误路线,在党的基层中尚未彻底肃清。”
在对敌斗争中,狭路相逢勇者胜。1928年5月,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全部控制济南,确保其与本国交通上的安全,要求蒋介石在济南以及胶济铁路20华里以内不得驻兵。昏聩的蒋介石任人摆布,将济南拱手让出。
国难当头,谭克平不停地奔波于济南、淄博之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时,他老家的北套间成秘密联络点,同志们经常在这里聚会,研究如何革命,如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谭克平的活动,很快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他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为扑灭这颗革命火种,反动派对谭克平进行搜捕。在屡次脱险后,谭克平的父母坐不住了,他们为自己孩子的前途命运着想,千方百计托亲戚办好去法国的护照,卖房卖地凑钱让谭克平出国。
结果,谭克平口中应承,却把钱带到济南做了革命活动经费。一天夜里,谭克平等几名青年聚会时,被敌人逮捕,关进山东省第一监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出卖同志。
一次,监狱长对犯人进行“人性化”训育,来粉饰自由、博爱,谭克平义正词严地驳斥敌人道:“你们的自由、博爱,如同妓女对嫖客说‘我想你’。”敌人哑口无言,仍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判处谭克平二等有期徒刑9年6个月。
党组织一直没有放弃对同志的营救。在1928年年底,山东省委的《山东济难工作报告》中,有专文指出:“对田厚起、谭庆信(谭克平原名)、李剑池、薛文英、马守愚等要赶快设法营救。田、谭、李已有些眉目,党内急需他们出来工作。”
费尽周折后,1933年7月,谭克平经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的谭克平身体极度虚弱。他先是回到老家西石门村,休养了半年多。这是他自从离家去博山、济南读书后,在老家待的最长的日子。
由于文采甚丰,半年后谭克平又回到济南,被聘为《山东日报》湖光副刊主编。当时《山东日报》的总编辑是爱国人士牟宜之,他疾呼抗日救国。谭克平在报社羽翼的保护下,一边做编辑工作,一边从事革命活动。
在报社的经历,让谭克平更清楚地认识到党指挥枪的必要性。他时刻关注红军长征的进展,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更是铁心追寻。1937年七七事变后,山东省委响应中央号召,陆续派出党员、干部到各地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武装。谭克平受组织派遣,回老家组建抗日游击队。
1938年2月,谭克平与博山工委负责人张敬焘等人取得联系,在莱芜响水湾村建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方面军总队。谭克平任政治部主任。两个月后,该部编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谭克平调任四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负责做群众工作和地方工作。
此时,谭克平逐渐成熟,他用脚底板在鲁中的山水间穿梭,戴着黑框眼镜,书生意气渐渐化成战斗经验。随着对民情、敌情的深入了解,加之在报社的锻炼,他能妥善处理繁杂的事务,与敌人相周旋。
主莱芜,意志比钢硬
1939年5月,根据山东分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在四支队的支持下,泰莱历章四县抗敌联防办事处在莱芜成立。谭克平调任四县抗敌联防办事处主任。
四县抗敌联防办事处相当于政权机构,统领泰安、莱芜、历城、章丘四县的抗战统一事务。谭克平听从党的指示,将莱芜的党组织、抗日群众团体率先蓬勃发展起来,青壮年自愿参军参战的日渐增多,党政部门也大幅增加。
东方亮了,西方却暗了下去。共产党为抗日奔走呼号时,国民党莱芜县长李长依,在敌人扫荡时,不战而逃。在万分散乱,抗战没有领导者,民众无所适从时,泰莱历章联合办事处召开全莱各界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70余人,决议恢复抗日政权,民选县长,以便领导民众与鬼子作战。全场一致通过,选举谭克平为县长。
8月20日,谭克平宣誓就职。至此,泰山区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诞生了。1939年9月17日《大众日报》第一版上,对此报道说:“……选举谭克平为该县县长,以坚持反‘扫荡’,彻底实行抗战建国纲领,该县长自就职以来,工作甚为积极,对于改善民生,发动民众,领导游击战争,多有建树。”
目睹日寇大举扫荡时,对各乡村的烧杀、奸淫、掳掠,使谭克平和广大民众在血的教训中领悟出大道理:妥协逃亡是自寻死路,惟有自己武装起来,用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和鬼子拼,才是真出路。
要武装,枪炮的支援成了头等大事。莱芜七区朱家庄的小铁匠朱乐山,在党的教育下,认定共产党一定是为穷人谋福利的,早早下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1938年,徂徕山起义之后,泰安、莱芜、新泰等县相继成立了县武装,他们的武器损坏后,大都送交朱乐山修理。开始,朱乐山坚持不收费,可部队的同志说什么也得给,最后达成协议:只收工料费和手工费,够吃饭就行。
看到部队打游击,朱乐山甚羡慕,多次找到谭克平,要求参加八路军。可谭克平总是拍着他的肩膀解释说:“你现在在地方为部队修枪,比到部队上更能发挥你的作用。到适当的时候,我们一定来请你。”
1939年秋,莱芜、新泰、泰安等县先后成立县大队(独立营),所用的枪支大都是旧式的,损坏较多。为适应新形势需要,谭克平找到朱乐山说:“现在是你出山的时候了,带上你的武器(铁匠工具)和人马(徒弟)出来吧!县政府决定成立修械所,主要任务是为抗日武装力量修理武器。物资供应由县政府负责,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由县委直接领导。”
1940年的一天,谭克平来到修械所对朱乐山说:“现在部队武器很缺乏,不少同志都还背着土枪和鸟枪,有的只背着四个手榴弹。部队急需武器,你会造枪吗?把人员分分工,一部分人搞修械,一部分人造枪吧!”
朱乐山尚未张口,谭克平见他面有难色,便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笑道:“困难肯定是有的,这我们都知道。困难这东西就是爱欺软怕硬。”
“是困难硬还是共产党人的意志硬?”谭克平问道。
朱乐山坚定地说:“请领导放心,为了抗战的胜利,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
没有机床和模具,手工造枪,谈何容易。一个重2.7斤的步枪机毛坯,做成枪机时还剩1斤；一个重8.5斤的机枪底板毛坯,做成时还剩3.7斤。支支枪支都是用锉刀硬锉去,錾子硬剔去,手拐钻钻去,用手指抠出的。“如果说钢梁磨绣针是用磨石磨成的,我们的兵器则是用血肉和意志磨成的。是人硬还是钢铁硬?我看人的意志要比钢铁硬十倍、百倍……”朱乐山曾感慨道。
修械所制造的枪取名马步枪。因为一次可压五发子弹,也叫土压五。经试打完全合乎要求。当朱乐山背着用手工制造的第一支枪送到县委时,谭克平高兴地把枪从上到下用手抚摸了个遍,连声赞“好”,并希望抓紧造出更多的枪装备部队。
召四县,全民皆为兵
民选的县府成立后,人少活重,工作人员没有薪水,上下的生活全是一样,不论县长、伙夫每月都只发一块钱的鞋袜费。可各人都是兴高采烈工作,昼夜不停,他们没有不满,没有怠惰,只有和民众打成一片地工作着。
谭克平深知全民皆兵的重要性。他发动各区群众,让他们踊跃参战。群众们越发知道,抗战是救国,同时更是救自己,所以每一件抗战工作,参加的人数非常之多,且都是认真去做。
抗战工作,除了打击敌人,更需防备伪军和汉奸。民主政权建立后,谭克平提出建立盘查站,在村、乡、区、县皆设站,组织严密。各盘查站里都有路条和出入证,要想出门,非有村长或保甲长的证明不可。假若行路没有路条,寸步难行。
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县政府又在各村建立抗日人民自卫团。凡是16岁到50岁的适龄男女,都组织到自卫团中来。他们使用着长矛、鸟枪、大刀、木棍,不分昼夜地在街头、巷尾、路口、道旁站岗放哨,监视敌人活动。一旦发现敌情,即一村传一村地将情报送给部队和机关。各村自卫团成立后,和盘查站配合起来,效力更大,汉奸也更难行动了。
除了军事上的准备,谭克平还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针对民众需要,根据抗战原则规定各种设施:成立“筹给处”,对给养统筹管理,实行累进税法,务求合理负担；废除苛捐杂税,解除民众痛苦；赈济灾贫及抗战家属。
1939年10月,为了稳定金融,莱芜县筹办纸币印刷所,印刷所设在陈家庄李宪臣的后宅里。印刷机、铅字是谭克平县长从济南通过关系托人买出后,经过伪装运到印刷所的。印好的纸币放在秘密仓库——屋下的地窖里,窖口设在地瓜井内。在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各项新政施行后,民众深感县政府得人,莫不称庆,称赞谭克平是“模范县长”。
1941年下半年,形势越来越紧,根据地被敌人蚕食。谭克平所在的县政府根据地中心付家庄,南离大王庄敌伪据点9公里。敌伪据点星罗棋布,挤压着我军的生存空间。
为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化整为零,县委、县政府大都拉到莱芜县东部和章丘、博山交界处活动。1942年9月18日,日寇纠集了几千兵力,将这一带团团围住。
我军为避敌之锋芒,便收缩到地形复杂、山势险要的吉山一带,与敌展开周旋。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谭克平因拉痢疾行动困难。他的警卫员小张负伤后,换成15岁的公务员小韩照顾他。别看小韩年纪小,却非常机灵。为摆脱鬼子的追捕,他掩护着县长巧妙地和敌人兜圈子。
当敌人追到距他们百十米的时候,谭克平急中生智,把望远镜一摔两半,向追敌扔过去。鬼子没看清何物,误以为是新式武器,立即卧倒。敌人见未爆炸,方知上当,又继续追赶。小韩也灵机一动,将装满沙土的白铁缸子扔向敌人。乘敌卧倒的瞬间,小韩掩护谭克平绕到一块巨石后面,沿着陡峭的山崖滑下去,摆脱了敌人。
守天梯,“精神终古焕”
祸不单行。1941年,先旱后涝秋来霜,天灾加上人祸,老百姓更没法活了。鬼子、宪兵、汉奸、伪军,把老百姓的血汗吸干。群众连糠菜也吃不上了,有的把屋顶的烂尾草扒下来搓搓,用水和了上锅蒸食。不知有多少人背井离乡,四处逃荒。
此时,谭克平牢记党的指示,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既反“扫荡”,又抽出时间开荒种地,拾粪积肥,种粮种菜。每到农忙季节,还帮助群众抢收抢种。
看到干部战士吸豆叶、地瓜叶,政府决定每人发给半斤黄烟钱买烟抽,但谁也不要。每人每天两分钱的菜金和每月一块钱的鞋袜钱也发不下去。同志们说:“群众这样困难,我们怎能搞特殊呢?艰苦怕什么,把艰苦吃光了,甜就会到来。”
当谭克平投身抗战时,家中却遭受牵连。“谭克平有一个弟弟,是当地很有名气的中医。因是抗日家属,1942年秋被日伪汉奸以看病为由骗去杀害。谭克平闻讯后悲痛万分,回来查找谋害其弟的汉奸报仇。”谭克平的族弟、东石门村村民谭庆多回忆说。
因担心敌人在自己老家西石门村有耳目,谭克平在11月8日夜间到东石门村谭庆多家了解情况。次日凌晨,谭克平披着朝霞爬上村东邻的马鞍山,看望那里坚守着的战友们。在山上守卫的,只有一个班的正式武装,其他都是伤病员和家属。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同志,在茶叶口遭遇战中负伤,锯掉右腿后,仍要求一边疗养,一边守山。
那时,敌人扫荡的大网在迅速收拢,马鞍山成了敌人最想啃掉的硬骨头。谭克平上山后,发现山上武器很少,除王凤麟带的一支阻击枪和匣子枪子弹较多外,只有八支“章丘造”,每枪也只有十几发子弹,另外还有手榴弹40多枚。
鬼子攻山前夜,富有战斗经验的王凤麟调整防守力量,谭克平、李成式等守南天门,并对南天门的胸墙重修加固。调整弹药,山在人在,做好了残酷斗争的准备。
南天门下,是一道天梯。即使在今天徒手上爬,仍需全神贯注。天梯有132级台阶,在悬崖上凿制而成,因陡峭如梯子,最陡处达70度角,最窄处只容一人通过,故得名。
11月9日清晨,敌人猛烈的炮火倾泻到马鞍山东西两峰上,十多架飞机进行轮番轰炸。王凤麟同志嘱咐大家,注意有效地提高有限弹药的杀伤力。
日寇进攻马鞍山打了一天,夜晚在周围山头上宿营并点起一堆堆篝火。“我受父母嘱托,乘夜色避开敌人沿小路爬上马鞍山,谭克平正与王凤麟副团长等人研究战事。得知我是来劝他悄悄下山的,谭克平长叹一声:我知道这次凶多吉少,很可能咱兄弟是最后一次见面了。请告诉叔婶谢谢他们,我现在下山就是临阵脱逃!”谭庆多对那一幕终生难忘。
9日夜里,王凤麟、谭克平等人抢修被破坏的工事,重新组织战斗力量,并敲钟击鼓通知山下同志。
第二天一开始,敌人有了增援,火力更加猛烈。到下午时,山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部耗尽,石块成了唯一武器。
石块作战,使得战斗的节奏减缓。敌人趁机在南天门丢下两枚炸弹。只见胸墙倒塌了,敌人的火力还严密封锁着这个地方,谭克平和李成式等血肉模糊地倒在炸弹坑旁边的碎石堆里。
战斗结束,我方守山的休养员及家属不到30人,却抗击了2000余名装备精良的日伪军。两天苦战,敌人死了二百余人,消耗了大量弹药,最后只不过取得了一个空山头。数天后,敌人撤离马鞍山,谭庆多与族人摸上山为谭克平收尸。
“山或崩,石或烂,烈士精神终古焕。”原博山县县长毛梓材撰写的《马鞍山抗日烈士赞》碑文,如是评价谭克平等人的壮举。
目前已知的、参加南昌起义的山东籍将士只有5人,淄博人谭克平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想要“克敌平虏”,必须武装起来,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为实现民主政治,共同完成“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任务,他鞠躬尽瘁,捐躯报国。
盛夏时节,淄河上游,马鞍山下,在葱郁树木掩映下的西石门村,红瓦白墙,宁谧陶然。唯有辛泰线上早晚从村西绕过的绿皮慢火车,从这里过往源泉、南博山、莱芜,用咣当咣当声提醒着农人,时光的指针在分秒必争地拨转。
村子南北横铺,西卧在横插云端的马鞍山下。仿佛命中注定,谭克平从这里出发,怀抱着共产主义信仰,在鲁中山区奔波,如同绿皮小火车的行迹,最后又在故乡的黄土中长眠……
奔武汉,拼生以求死
“1906年,谭克平出生在西石门村一户较殷实的家庭里。这里的山水养育着他。”博山区文史研究专家王济世介绍道。“谭克平自幼聪明伶俐,活泼好动,6岁入学,12岁考到博山中学。在学校里,他勤奋好学,为人豁达。”
1923年,谭克平的视野之窗豁然敞开。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当时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王祝晨先生热心教育、思想开明,能新旧共蓄、兼容并包。“在这种办学思想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一师的革命活动、文艺活动十分活跃。”王祝晨四子王恒曾如是说。
1923年2月,中共山东省立一师第一个地下党支部诞生。支部里的年轻人奔波于校园内外,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团组织。1924年,支部在校内建立“书报介绍社”,新文学、新思想如雨后春笋,革命空气相当活跃,一师成为当时济南学生运动的中心和大本营。
“由于思想进步、表现积极,1925年,谭克平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济世说。
谭克平入党不久,北伐战争爆发。短短几个月,北伐军连克武汉、南昌、汉口等大中城市,席卷大半个中国。
曙光来临前的黑暗,最是难熬。1926年夏秋之际,督鲁的军阀张宗昌甚为恐慌,派军队包围一师,要逮捕进步师生。恰在此时,从武汉传来消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正在武汉大量招生。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一师和济南各校进步同学一百多人,于1925年冬至1927年春,分批离开济南,秘密南下武汉,投入大革命洪流中。在先后南下的一百多位学生中,90余位是谭克平等省立一师的同学,以及正谊、一中的今公寿、刘辉等。
当时,“狗肉将军”张宗昌既惧怕革命党人混入山东,又怕山东人跑出去参加北伐,故对车站、关卡、海港、码头盘查很严,重点是济南、青岛。动员组织如此数量的学生南下武汉,是相当危险的。
在山东省委的关怀下,经过细致周密的组织安排,每人发给大洋三十元作为路费,并根据同学们的面容性格,分别化装成商人、挑夫、小贩、少爷、小姐和家庭妇女。
这些进步同学先乘胶济路火车到达青岛,然后投奔指定的接头人——《青岛时报》总编辑王子云同志,由他妥善照料,再通过我党打入青岛敌军做副官的谢同志,想方设法护送同学们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
上海是军阀孙传芳的天下,盘查较山东松些,根据事先安排,进步学生被安顿在霞飞路一家旅社。后经上海党组织的帮助照料,化装成跑单帮的小商人和家庭妇女,闯过一道道关卡,终于胜利到达革命中心——武汉。
“谭克平紧随党的步伐。1927年7月底,他随大部队到达南昌,参加了起义。”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肖燕燕介绍道。
起义后,谭克平随部南下,准备攻打广州。南下途中,部队秋毫无犯,公买公卖,不抓夫,不闯民宅,并提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等口号,宣扬了人民军队的号召,得到人民的拥护。
当大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围截后,谭克平辗转多方,回到山东,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此次历练,让他完成了由一介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
与谭克平一批南下的大部分同学,则在叶剑英的带领下,直奔广州,参加了12月11日深夜的广州起义,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他们的老校长王祝晨先生闻讯后悲愤至极,大声说:“我当先生是教学生学‘生’,不是教学生学‘死’。但生与死是一回事,拼生以求死,正是拼死以求生。”
回博山,枪杆子抗敌
90年前,那批20岁出头的年青人,在时代裹挟中,于成熟之前,也要交些“学费”。
与谭克平同年入党的淄博老乡闫康侯曾回忆,南昌起义归来后,谭克平作为博山县第七区党的负责人,在1928年“清明”前后,找到自己说:“蒋介石已彻底背叛革命,仇杀共产党,所到之处,与地方势力、封建上层人物勾结,狼狈为奸,成了新军阀。看来,国民党的军队可能很快到山东。如他们来,我们的同志能在当地隐蔽着最好,做些公开合法的工作,如农民协会、文化教育事业等；如不能隐蔽就干脆远离本乡,暂避风险。”
之后,闫康侯协助谭克平组织农民,办公益事业,办农民夜校等。在屡次被国民党架空,诸多农民自治工作难以展开后,闫康侯感觉出来,谭克平“做些公开合法工作”的说法是自欺欺人的幻想,“以后才知道,这是陈独秀的合法主义、投降主义错误路线,在党的基层中尚未彻底肃清。”
在对敌斗争中,狭路相逢勇者胜。1928年5月,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全部控制济南,确保其与本国交通上的安全,要求蒋介石在济南以及胶济铁路20华里以内不得驻兵。昏聩的蒋介石任人摆布,将济南拱手让出。
国难当头,谭克平不停地奔波于济南、淄博之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时,他老家的北套间成秘密联络点,同志们经常在这里聚会,研究如何革命,如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谭克平的活动,很快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他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为扑灭这颗革命火种,反动派对谭克平进行搜捕。在屡次脱险后,谭克平的父母坐不住了,他们为自己孩子的前途命运着想,千方百计托亲戚办好去法国的护照,卖房卖地凑钱让谭克平出国。
结果,谭克平口中应承,却把钱带到济南做了革命活动经费。一天夜里,谭克平等几名青年聚会时,被敌人逮捕,关进山东省第一监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出卖同志。
一次,监狱长对犯人进行“人性化”训育,来粉饰自由、博爱,谭克平义正词严地驳斥敌人道:“你们的自由、博爱,如同妓女对嫖客说‘我想你’。”敌人哑口无言,仍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判处谭克平二等有期徒刑9年6个月。
党组织一直没有放弃对同志的营救。在1928年年底,山东省委的《山东济难工作报告》中,有专文指出:“对田厚起、谭庆信(谭克平原名)、李剑池、薛文英、马守愚等要赶快设法营救。田、谭、李已有些眉目,党内急需他们出来工作。”
费尽周折后,1933年7月,谭克平经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的谭克平身体极度虚弱。他先是回到老家西石门村,休养了半年多。这是他自从离家去博山、济南读书后,在老家待的最长的日子。
由于文采甚丰,半年后谭克平又回到济南,被聘为《山东日报》湖光副刊主编。当时《山东日报》的总编辑是爱国人士牟宜之,他疾呼抗日救国。谭克平在报社羽翼的保护下,一边做编辑工作,一边从事革命活动。
在报社的经历,让谭克平更清楚地认识到党指挥枪的必要性。他时刻关注红军长征的进展,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更是铁心追寻。1937年七七事变后,山东省委响应中央号召,陆续派出党员、干部到各地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武装。谭克平受组织派遣,回老家组建抗日游击队。
1938年2月,谭克平与博山工委负责人张敬焘等人取得联系,在莱芜响水湾村建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方面军总队。谭克平任政治部主任。两个月后,该部编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谭克平调任四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负责做群众工作和地方工作。
此时,谭克平逐渐成熟,他用脚底板在鲁中的山水间穿梭,戴着黑框眼镜,书生意气渐渐化成战斗经验。随着对民情、敌情的深入了解,加之在报社的锻炼,他能妥善处理繁杂的事务,与敌人相周旋。
主莱芜,意志比钢硬
1939年5月,根据山东分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在四支队的支持下,泰莱历章四县抗敌联防办事处在莱芜成立。谭克平调任四县抗敌联防办事处主任。
四县抗敌联防办事处相当于政权机构,统领泰安、莱芜、历城、章丘四县的抗战统一事务。谭克平听从党的指示,将莱芜的党组织、抗日群众团体率先蓬勃发展起来,青壮年自愿参军参战的日渐增多,党政部门也大幅增加。
东方亮了,西方却暗了下去。共产党为抗日奔走呼号时,国民党莱芜县长李长依,在敌人扫荡时,不战而逃。在万分散乱,抗战没有领导者,民众无所适从时,泰莱历章联合办事处召开全莱各界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70余人,决议恢复抗日政权,民选县长,以便领导民众与鬼子作战。全场一致通过,选举谭克平为县长。
8月20日,谭克平宣誓就职。至此,泰山区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诞生了。1939年9月17日《大众日报》第一版上,对此报道说:“……选举谭克平为该县县长,以坚持反‘扫荡’,彻底实行抗战建国纲领,该县长自就职以来,工作甚为积极,对于改善民生,发动民众,领导游击战争,多有建树。”
目睹日寇大举扫荡时,对各乡村的烧杀、奸淫、掳掠,使谭克平和广大民众在血的教训中领悟出大道理:妥协逃亡是自寻死路,惟有自己武装起来,用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和鬼子拼,才是真出路。
要武装,枪炮的支援成了头等大事。莱芜七区朱家庄的小铁匠朱乐山,在党的教育下,认定共产党一定是为穷人谋福利的,早早下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1938年,徂徕山起义之后,泰安、莱芜、新泰等县相继成立了县武装,他们的武器损坏后,大都送交朱乐山修理。开始,朱乐山坚持不收费,可部队的同志说什么也得给,最后达成协议:只收工料费和手工费,够吃饭就行。
看到部队打游击,朱乐山甚羡慕,多次找到谭克平,要求参加八路军。可谭克平总是拍着他的肩膀解释说:“你现在在地方为部队修枪,比到部队上更能发挥你的作用。到适当的时候,我们一定来请你。”
1939年秋,莱芜、新泰、泰安等县先后成立县大队(独立营),所用的枪支大都是旧式的,损坏较多。为适应新形势需要,谭克平找到朱乐山说:“现在是你出山的时候了,带上你的武器(铁匠工具)和人马(徒弟)出来吧!县政府决定成立修械所,主要任务是为抗日武装力量修理武器。物资供应由县政府负责,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由县委直接领导。”
1940年的一天,谭克平来到修械所对朱乐山说:“现在部队武器很缺乏,不少同志都还背着土枪和鸟枪,有的只背着四个手榴弹。部队急需武器,你会造枪吗?把人员分分工,一部分人搞修械,一部分人造枪吧!”
朱乐山尚未张口,谭克平见他面有难色,便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笑道:“困难肯定是有的,这我们都知道。困难这东西就是爱欺软怕硬。”
“是困难硬还是共产党人的意志硬?”谭克平问道。
朱乐山坚定地说:“请领导放心,为了抗战的胜利,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
没有机床和模具,手工造枪,谈何容易。一个重2.7斤的步枪机毛坯,做成枪机时还剩1斤；一个重8.5斤的机枪底板毛坯,做成时还剩3.7斤。支支枪支都是用锉刀硬锉去,錾子硬剔去,手拐钻钻去,用手指抠出的。“如果说钢梁磨绣针是用磨石磨成的,我们的兵器则是用血肉和意志磨成的。是人硬还是钢铁硬?我看人的意志要比钢铁硬十倍、百倍……”朱乐山曾感慨道。
修械所制造的枪取名马步枪。因为一次可压五发子弹,也叫土压五。经试打完全合乎要求。当朱乐山背着用手工制造的第一支枪送到县委时,谭克平高兴地把枪从上到下用手抚摸了个遍,连声赞“好”,并希望抓紧造出更多的枪装备部队。
召四县,全民皆为兵
民选的县府成立后,人少活重,工作人员没有薪水,上下的生活全是一样,不论县长、伙夫每月都只发一块钱的鞋袜费。可各人都是兴高采烈工作,昼夜不停,他们没有不满,没有怠惰,只有和民众打成一片地工作着。
谭克平深知全民皆兵的重要性。他发动各区群众,让他们踊跃参战。群众们越发知道,抗战是救国,同时更是救自己,所以每一件抗战工作,参加的人数非常之多,且都是认真去做。
抗战工作,除了打击敌人,更需防备伪军和汉奸。民主政权建立后,谭克平提出建立盘查站,在村、乡、区、县皆设站,组织严密。各盘查站里都有路条和出入证,要想出门,非有村长或保甲长的证明不可。假若行路没有路条,寸步难行。
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县政府又在各村建立抗日人民自卫团。凡是16岁到50岁的适龄男女,都组织到自卫团中来。他们使用着长矛、鸟枪、大刀、木棍,不分昼夜地在街头、巷尾、路口、道旁站岗放哨,监视敌人活动。一旦发现敌情,即一村传一村地将情报送给部队和机关。各村自卫团成立后,和盘查站配合起来,效力更大,汉奸也更难行动了。
除了军事上的准备,谭克平还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针对民众需要,根据抗战原则规定各种设施:成立“筹给处”,对给养统筹管理,实行累进税法,务求合理负担；废除苛捐杂税,解除民众痛苦；赈济灾贫及抗战家属。
1939年10月,为了稳定金融,莱芜县筹办纸币印刷所,印刷所设在陈家庄李宪臣的后宅里。印刷机、铅字是谭克平县长从济南通过关系托人买出后,经过伪装运到印刷所的。印好的纸币放在秘密仓库——屋下的地窖里,窖口设在地瓜井内。在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各项新政施行后,民众深感县政府得人,莫不称庆,称赞谭克平是“模范县长”。
1941年下半年,形势越来越紧,根据地被敌人蚕食。谭克平所在的县政府根据地中心付家庄,南离大王庄敌伪据点9公里。敌伪据点星罗棋布,挤压着我军的生存空间。
为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化整为零,县委、县政府大都拉到莱芜县东部和章丘、博山交界处活动。1942年9月18日,日寇纠集了几千兵力,将这一带团团围住。
我军为避敌之锋芒,便收缩到地形复杂、山势险要的吉山一带,与敌展开周旋。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谭克平因拉痢疾行动困难。他的警卫员小张负伤后,换成15岁的公务员小韩照顾他。别看小韩年纪小,却非常机灵。为摆脱鬼子的追捕,他掩护着县长巧妙地和敌人兜圈子。
当敌人追到距他们百十米的时候,谭克平急中生智,把望远镜一摔两半,向追敌扔过去。鬼子没看清何物,误以为是新式武器,立即卧倒。敌人见未爆炸,方知上当,又继续追赶。小韩也灵机一动,将装满沙土的白铁缸子扔向敌人。乘敌卧倒的瞬间,小韩掩护谭克平绕到一块巨石后面,沿着陡峭的山崖滑下去,摆脱了敌人。
守天梯,“精神终古焕”
祸不单行。1941年,先旱后涝秋来霜,天灾加上人祸,老百姓更没法活了。鬼子、宪兵、汉奸、伪军,把老百姓的血汗吸干。群众连糠菜也吃不上了,有的把屋顶的烂尾草扒下来搓搓,用水和了上锅蒸食。不知有多少人背井离乡,四处逃荒。
此时,谭克平牢记党的指示,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既反“扫荡”,又抽出时间开荒种地,拾粪积肥,种粮种菜。每到农忙季节,还帮助群众抢收抢种。
看到干部战士吸豆叶、地瓜叶,政府决定每人发给半斤黄烟钱买烟抽,但谁也不要。每人每天两分钱的菜金和每月一块钱的鞋袜钱也发不下去。同志们说:“群众这样困难,我们怎能搞特殊呢?艰苦怕什么,把艰苦吃光了,甜就会到来。”
当谭克平投身抗战时,家中却遭受牵连。“谭克平有一个弟弟,是当地很有名气的中医。因是抗日家属,1942年秋被日伪汉奸以看病为由骗去杀害。谭克平闻讯后悲痛万分,回来查找谋害其弟的汉奸报仇。”谭克平的族弟、东石门村村民谭庆多回忆说。
因担心敌人在自己老家西石门村有耳目,谭克平在11月8日夜间到东石门村谭庆多家了解情况。次日凌晨,谭克平披着朝霞爬上村东邻的马鞍山,看望那里坚守着的战友们。在山上守卫的,只有一个班的正式武装,其他都是伤病员和家属。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同志,在茶叶口遭遇战中负伤,锯掉右腿后,仍要求一边疗养,一边守山。
那时,敌人扫荡的大网在迅速收拢,马鞍山成了敌人最想啃掉的硬骨头。谭克平上山后,发现山上武器很少,除王凤麟带的一支阻击枪和匣子枪子弹较多外,只有八支“章丘造”,每枪也只有十几发子弹,另外还有手榴弹40多枚。
鬼子攻山前夜,富有战斗经验的王凤麟调整防守力量,谭克平、李成式等守南天门,并对南天门的胸墙重修加固。调整弹药,山在人在,做好了残酷斗争的准备。
南天门下,是一道天梯。即使在今天徒手上爬,仍需全神贯注。天梯有132级台阶,在悬崖上凿制而成,因陡峭如梯子,最陡处达70度角,最窄处只容一人通过,故得名。
11月9日清晨,敌人猛烈的炮火倾泻到马鞍山东西两峰上,十多架飞机进行轮番轰炸。王凤麟同志嘱咐大家,注意有效地提高有限弹药的杀伤力。
日寇进攻马鞍山打了一天,夜晚在周围山头上宿营并点起一堆堆篝火。“我受父母嘱托,乘夜色避开敌人沿小路爬上马鞍山,谭克平正与王凤麟副团长等人研究战事。得知我是来劝他悄悄下山的,谭克平长叹一声:我知道这次凶多吉少,很可能咱兄弟是最后一次见面了。请告诉叔婶谢谢他们,我现在下山就是临阵脱逃!”谭庆多对那一幕终生难忘。
9日夜里,王凤麟、谭克平等人抢修被破坏的工事,重新组织战斗力量,并敲钟击鼓通知山下同志。
第二天一开始,敌人有了增援,火力更加猛烈。到下午时,山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部耗尽,石块成了唯一武器。
石块作战,使得战斗的节奏减缓。敌人趁机在南天门丢下两枚炸弹。只见胸墙倒塌了,敌人的火力还严密封锁着这个地方,谭克平和李成式等血肉模糊地倒在炸弹坑旁边的碎石堆里。
战斗结束,我方守山的休养员及家属不到30人,却抗击了2000余名装备精良的日伪军。两天苦战,敌人死了二百余人,消耗了大量弹药,最后只不过取得了一个空山头。数天后,敌人撤离马鞍山,谭庆多与族人摸上山为谭克平收尸。
“山或崩,石或烂,烈士精神终古焕。”原博山县县长毛梓材撰写的《马鞍山抗日烈士赞》碑文,如是评价谭克平等人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