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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敬泽
只要有真理,吃人家一顿饭又有何妨,当年尧把天下都送给了舜,舜也没客气,你难道认为舜也过分吗?
——孟老先生啊,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明明是说你过分,你马上抬出个舜来,舜王爷是大圣人,战国时代的读书人当然不敢非议,这不是拉大旗做虎皮又是什么呢?
所以,愤怒青年彭更没被唬住,说了一句话直指要害:“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这是惊雷,两千年来响在儒生和知识分子的噩梦里:你们这帮家伙,不劳动白吃饭,不行!
孟子不得不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看着彭更愤怒的眼睛,必是从中看到了广大的沉默人群,于是他字斟句酌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社会分工不同,知识分子行仁义之道,守精神家园,也算是一份工作,应该像木匠和修车师傅一样有一碗饭吃。
彭更愣了一会儿,忽然,他更生气了:难道君子追求真理就是为了混碗饭吃吗?
孟子的回答我不想引述,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孟子》。我的兴趣在于彭更如此迅速地改变了立场而且对他的自相矛盾毫无自觉:一开始他认为思想不是劳动,不劳动而吃饭是可耻的,但紧接着他又宣布,如果思想是为了吃饭,那也是可耻的。精神活动不仅是“事”而且是无比纯洁的“事”,不应掺杂任何世俗考量,写小说就是写小说,不能想着挣版税。
两千年前的那一天,孟子面对这个弟子,他一定感到极为孤独和疲倦,这位彭更在那一刻远比孟子强大,他同时占领了两大高地,居高临下,胜券在握,而孟子的任何辩解听上去都像是陷入重围的徒劳挣扎。
——一方面,从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而空作玄远之谈的书生；另一方面,从精神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也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以精神为业的人们的世俗生活:你为什么不纯粹为什么为稻梁谋?为什么做不到通体真理天衣无缝?
两大高地绵延不断,孟子及孟子的后继者们在高地之间的深渊中挣扎求存。“文革”中不劳动是知识分子的原罪,而今天,在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名义下,“理想主义者”会在任何精神现象的背后闻嗅铜臭和私欲,然后就像捉奸在床一样兴奋,他们宣布:所谓“精神”不过是苟且的权谋,果然如此,总是如此。
面对后一种责难,孟子的回答是苍白无力的,他实际上说:请你读我的书,你不应追究我的动机,就好比你尽管吃鸡蛋而不要去审查下蛋的母鸡。这当然不行,有时审查母鸡是必要的,两千年前的那天,如果换了我,我宁愿如此回答那位彭更先生:
任何一个人的精神活动,都终究离不开人要吃饭这个事实,他的思想、想象和精神是他在世俗生活中艰难搏斗的成果,即使是佛,也要历经磨难方成正果,而人,他是带着满身的伤,带着他的罪在思想着。思想者丑陋,纯洁的婴儿不会思想。
——我知道我也不能说服他,这个叫彭更的人,他是比孟子更强大的先知,他的激情和理想有着更持久的力量,那就是,不管以劳动伦理的名义还是以精神纯洁的名义,都不能剿灭人类的精神生活。
办公室里的屈原
《离骚》,古今第一大牢骚也。
据说,屈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照我看来,屈原丝毫不浪漫。《离骚》里,该同志官场失意,就开始失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换上奇装异服,并戒了大吃大喝:“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后,就天上地下一通乱转,把古圣先贤、八方神仙全都请教一遍,阵势弄得极“浪漫”,但那抒情旋律七弯八绕,始终不离最实际的问题:怎么办?调离、跳槽还是留下来、熬到底?是从此放松了思想改造还是继续严格要求自己?
只要有真理,吃人家一顿饭又有何妨,当年尧把天下都送给了舜,舜也没客气,你难道认为舜也过分吗?
——孟老先生啊,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明明是说你过分,你马上抬出个舜来,舜王爷是大圣人,战国时代的读书人当然不敢非议,这不是拉大旗做虎皮又是什么呢?
所以,愤怒青年彭更没被唬住,说了一句话直指要害:“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这是惊雷,两千年来响在儒生和知识分子的噩梦里:你们这帮家伙,不劳动白吃饭,不行!
孟子不得不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看着彭更愤怒的眼睛,必是从中看到了广大的沉默人群,于是他字斟句酌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社会分工不同,知识分子行仁义之道,守精神家园,也算是一份工作,应该像木匠和修车师傅一样有一碗饭吃。
彭更愣了一会儿,忽然,他更生气了:难道君子追求真理就是为了混碗饭吃吗?
孟子的回答我不想引述,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孟子》。我的兴趣在于彭更如此迅速地改变了立场而且对他的自相矛盾毫无自觉:一开始他认为思想不是劳动,不劳动而吃饭是可耻的,但紧接着他又宣布,如果思想是为了吃饭,那也是可耻的。精神活动不仅是“事”而且是无比纯洁的“事”,不应掺杂任何世俗考量,写小说就是写小说,不能想着挣版税。
两千年前的那一天,孟子面对这个弟子,他一定感到极为孤独和疲倦,这位彭更在那一刻远比孟子强大,他同时占领了两大高地,居高临下,胜券在握,而孟子的任何辩解听上去都像是陷入重围的徒劳挣扎。
——一方面,从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而空作玄远之谈的书生；另一方面,从精神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也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以精神为业的人们的世俗生活:你为什么不纯粹为什么为稻梁谋?为什么做不到通体真理天衣无缝?
两大高地绵延不断,孟子及孟子的后继者们在高地之间的深渊中挣扎求存。“文革”中不劳动是知识分子的原罪,而今天,在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名义下,“理想主义者”会在任何精神现象的背后闻嗅铜臭和私欲,然后就像捉奸在床一样兴奋,他们宣布:所谓“精神”不过是苟且的权谋,果然如此,总是如此。
面对后一种责难,孟子的回答是苍白无力的,他实际上说:请你读我的书,你不应追究我的动机,就好比你尽管吃鸡蛋而不要去审查下蛋的母鸡。这当然不行,有时审查母鸡是必要的,两千年前的那天,如果换了我,我宁愿如此回答那位彭更先生:
任何一个人的精神活动,都终究离不开人要吃饭这个事实,他的思想、想象和精神是他在世俗生活中艰难搏斗的成果,即使是佛,也要历经磨难方成正果,而人,他是带着满身的伤,带着他的罪在思想着。思想者丑陋,纯洁的婴儿不会思想。
——我知道我也不能说服他,这个叫彭更的人,他是比孟子更强大的先知,他的激情和理想有着更持久的力量,那就是,不管以劳动伦理的名义还是以精神纯洁的名义,都不能剿灭人类的精神生活。
办公室里的屈原
《离骚》,古今第一大牢骚也。
据说,屈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照我看来,屈原丝毫不浪漫。《离骚》里,该同志官场失意,就开始失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换上奇装异服,并戒了大吃大喝:“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后,就天上地下一通乱转,把古圣先贤、八方神仙全都请教一遍,阵势弄得极“浪漫”,但那抒情旋律七弯八绕,始终不离最实际的问题:怎么办?调离、跳槽还是留下来、熬到底?是从此放松了思想改造还是继续严格要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