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吙!”“呵吙吙!”1927年11月14日凌晨4时,黄安城里正在熟睡的人们被枪声和喊杀声惊醒。“呵吙”是当地人把双手放在嘴边呈筒状,发出的声音,是从当地民歌中衍生出的用于在战斗中鼓舞士气的呐喊声。当年,黄麻人民就是吼着“革命号子”,投入到了黄麻起义的洪流之中。
剖腹挖心也要把革命闹
2017-08-04
来源：
大众日报
【 查看PDF版】 |
七里坪工会旧址内的张南一烈士塑像。 |
■ 周末人物 八一战旗飘·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 本报记者 王建
大别山麓、倒水河畔,飞驰的列车停住了脚步。这里是红安,过去叫黄安。
盛夏时节的红安,草木葳蕤,满目葱郁。90年前,著名的黄麻起义在这里爆发。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三支铁流从这里奔涌而出。三支红军部队中,每三名战士中就有一个红安人,每四名烈士中就有一个红安籍的。全县仅有名可查的烈士,就多达22552名。
“1928年,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有一次人口普查,当时黄安有48万人口；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红安的人口是34万。”中共红安县委党史办主任辛向阳说。14万英雄儿女用鲜血,把黄安“染”成红安。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董必武故居、李先念故居、七里坪长胜街……红安的红色记忆,贮存在星罗棋布的红色建筑里。除此之外,它还流动于老百姓口耳相传的革命歌谣的旋律中。“红军歌谣万万千,一人唱过万人传。”当年,黄麻人民就是吼着“革命号子”,投入到黄麻起义的洪流之中。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呵吙!”“呵吙吙!”1927年11月14日凌晨4时,还被夜色笼罩的黄安城,熟睡的人们被枪声和喊杀声惊醒。
在黄安,“呵吙”是当地人把双手放在嘴边呈筒状,发出的声音,是从当地民歌中衍生出的、用于在战斗中鼓舞士气的呐喊声。
发出“呵吙”声的,是黄安、麻城的3万多农民,他们把黄安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些农民衣衫褴褛,手里的武器五花八门,有锄头、棍子、大刀、长矛、土铳、撇把子枪、来复枪等,但胸前佩戴的赤化带和左臂上系着的白布条,说明他们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参加战斗的有3万多人,加上送饭的,声势就更浩大了。”中共红安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胡耿介绍说。一首《黄安谣》,生动记录了这浩浩荡荡的情景:“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是谁动员了如此庞大的力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红安县七里坪镇的文昌宫。
从县城乘坐公汽北上,约莫半小时就到了这个倒水河畔的古镇。七里坪曾名三家店,得名于沈、潘、徐三姓开设的饭店。这里位于鄂豫皖三省的交通要道,倒水河上竹筏往来不断,随着商业的兴盛,渐渐发展成为集镇,鼎盛时期有300多家店铺、商号,有“小汉口”的美誉。因地处大别山南麓南北长约七里的平地上,更名为七里坪。
当年,七里坪和平街东侧中段,有两个天井连起的三座大殿,这便是文昌宫。文昌宫建于元代,供奉的是主管功名禄位的“文曲星”,当年香火鼎盛,无数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1921年,黄安第二高等国民小学在这里创建。抗战时期,文昌宫被日军焚毁。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复原模型,保存在七里坪革命纪念馆的玻璃柜子里。
1927年9月的一天,文昌宫陆陆续续来了20多人,他们都是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黄安各区党的活动分子。“八七会议”精神、武装暴动、铜锣为号,在文昌宫听到的这些词语,让他们倍感振奋。
两个月后,文昌宫又召开了黄麻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以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为骨干,配合群众武装,夺取黄安县城。”这次会议,成立了黄麻起义行动指挥部,潘忠汝为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
11月13日晚10时,黄安山山水水间,急促的铜锣声在回荡。各区的农民如同听到命令一般,纷纷拿起武器,向县城奔去。“暴动暴动!工农打先锋,拿起刀和枪,一同去进攻!暴动暴动!哪怕白匪凶,拼出一条命,勇敢向前冲!”与此同时,集结在七里坪的2万多起义军高唱着暴动战歌,向县城进发。
“行进队伍中,农民自卫军为前导,千余精锐义勇队居中,其他武装和农民群众紧随其后。起义军从七里坪出发,经打鼓岭,火连畈直达城北之三里岗,沿途红旗遮天,刀枪林立,人山人海,‘内中红学农友在离城半里之道,饮水拍胸,挺枪横行’。”(《红安县革命简史》)
离县城还有10里,起义军搬上了事先准备好的云梯。进攻开始,起义军架起云梯,由盒子炮快枪队打先锋,奋不顾身向城头爬去。
起义军早已侦知,此时的黄安城里,没有多少敌人的正规部队,守卫力量薄弱。吴光浩事先已率70多名突击队员潜入城中,他们与城外的起义军里应外合,很快打开了城门。起义军如潮水般涌入,活捉了国民党县长贺守忠,还缴获了100余支枪、90箱子弹、100多床军被和数百元军钞。红旗插上黄安城头,黄麻起义胜利了!
“有些人还在半路上,起义就成功了,拿下了县城。”胡耿说,起义过程就这么简单,可在当时白色恐怖氛围中发动起义并不简单。
“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
自古黄麻歌舞地。
黄安所处的鄂东,有“吴头楚尾”之称,民间流传着许多小调。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黄安百姓善于歌舞的记录。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曾写道:“吾来黄州,闻黄人二三月,皆群聚讴歌,其词固不可解,其音亦不中律吕。但婉转其声,往返高下,如鸡唱尔。”
明朝,这片能歌善舞的土地是三县分割的偏僻地带。这里盗匪横行,民不聊生,“老百姓到黄冈县去告状,黄冈县说,你们这块地方不归我管。人们再跑到黄陂县去告状,黄陂县也说,你们这块地方不归我管。人们又跑到麻城县去告状,麻城县也说,你们这块地方不归我管。”胡耿说,当年黄安是典型的“三不管”地区。
当地的有识之士力主单独设县。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朝廷正式批准建县。人们希望这个新县能保持安定,取名为新安县。后经考证,春秋时这一带属黄国,为求“地方宁谧,生民安妥”,于是改名为黄安县。
然而,建县之后,黄安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地方宁谧,生民安妥”,老百姓经常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宋理宗瑞平年间,七里坪附近一位姓黄的农民揭竿而起；元朝末年,红巾军曾在这里“推富益贫”；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攻陷了黄安城。到了晚清,太平军曾在黄安转战长达6年之久。
上世纪20年代,是黄安人民生活最悲惨的一段日子。史料上有两个对比明显的数字:不到25%的地主和富农占据了全县75%的土地,而占人口75%的农民只有25%的土地。
“这个地方特别穷,别的地方卖儿卖女,黄安人穷到卖未婚妻。”胡耿办过“苦难的黄安人民”的展览,找来三样东西,除了卖未婚妻的契约,还有一个几代人讨饭用过的篮子和一件几代人穿过的棉衣。他把它们放进一个窗口,起了一个标题,叫“一张契约、一个篮子和一件棉衣”。
一首《苦农友》唱尽了黄安人民的辛酸:“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吃的野菜饭,喝的苦根汤。麦黄望接谷,谷黄望插秧。一年忙四季,都为地主忙。”
沉重的压迫下,人民日益滋长的仇恨,如同一堆干柴,只要有一点点火星,就会燃起熊熊烈火。
“大脚真正好,又能走路又能跑”
革命的火种首先在百公里外的武汉燃烧起来。
1920年3月,董必武在武昌创办武汉中学,传播马列主义。董必武是黄安人,因此不少黄安子弟前往武汉中学求学,前后有30多人。在董必武的影响下,在武汉中学和武汉其他学校求学的一些黄安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底,黄安共产党组织在武汉中学成立。他们利用假期回家乡宣传革命,在黄安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团员。到1927年上半年,黄安县的党、团员人数达到了218名。
这些党、团员要宣传革命,就要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而农民大都不识字,如何让他们听懂革命道理?1925年,董必武就对黄安青年协进会的负责人说:“农民长期受压迫、受剥削,加上封建迷信的毒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些东西束缚了他们的思想。要把他们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就要宣传教育,首先要将农民的痛苦说清楚。”
怎样将农民的痛苦说清楚?1925年12月,中共黄安党团特别支部书记董贤珏在帅家畈、杨树湾开办农民夜校,课程有识字、唱歌、时事报告、党义介绍等,形式生动活泼,深受农民喜爱,每天晚饭后男女老少都自动来听课。其中,唱歌尤其受到农民的欢迎,“革命者为了传播革命,把革命的词填到旧的曲子里,用旧瓶装新酒,唱起来琅琅上口,一传十十传百,传播的速度比较快。”辛向阳介绍。
红安县文物局的库房里,有一块警钟形的铜牌,上面刻着“黄安县署颁给,不娶缠足女子”。这是黄安开展妇女运动时发放的“放脚牌”。红安县文物局业务股副股长吴国宏介绍说:“制发放脚牌是为了嘉奖女子放足,鼓励妇女参加革命运动。”
1925年,在武汉读书的黄安学生就利用假期时间,回乡宣传放足运动。1927年,中共黄安县委成立天足委员会,规定“除三十岁以上少数缠足妇女外,其余一律放足”。为了宣传放足,革命者还编写了《放脚歌》:“叫你放脚不放脚,缠起脚来真啰嗦,妹吔,走到河边要人驮。我说大脚真正好,又能走路又能跑,妹吔,爽爽快快乐陶陶……”
黄安的妇女运动,涌现出了许多巾帼英雄,夏国仪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夏国仪1899年出生于黄安县高桥区夏家湾的一户贫苦农民之家,幼时曾随父母流浪到黄陂、麻城等地,靠卖工乞讨为生。1917年,她与王鉴结婚。1920年,王鉴赴武汉中学读书,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在丈夫的影响下,夏国仪成为黄安的第一位女党员。
宣传放足时,夏国仪不仅教妇女唱歌,还亲自示范。1925年8月的一天,在高桥区占店街,夏国仪解开缠脚布,赤着脚和王鉴手挽手在街上行走。围观人群挤满了街头,有的惊呼:“伤风败俗,天理不容!”更多的人觉得这对年轻人敢作敢为,投以赞许的目光。这时,夏国仪登上一个土台,大声演讲起来:“女人天生一双好脚,为什么要缠得又细又尖,走路都走不稳?女人不能上学读书,不能同男人一起走路,婚姻不能自己做主,这哪里是把女人当人看?我们妇女要团结起来,铲除封建礼教,自己解放自己!”
由于表现突出,1927年2月,夏国仪当选为国民党黄安县党部的妇女部长。3月8日,她代表全县妇女出席了在武昌召开的湖北省妇女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4月20日召开的黄安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上,夏国仪当选为执行委员,主持日常会务工作。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由于叛徒告密,夏国仪在武汉被捕。她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她的丈夫王鉴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后到洪湖、沔阳一带开辟农村根据地,1928年夏因病逝世。两人是黄安革命史上著名的夫妻烈士。
在许多像夏国仪这样的革命者的细致工作下,黄安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县、区、乡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并成立了农民武装。黄麻起义前,黄安的农协会员达56000人。
“唱唱革命歌,人人真快乐”
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是黄麻起义前就确定的计划。1927年11月18日,黄安县城南门外校场岗上,人头攒动,手中传阅的《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宣言》散发着墨香。在雷鸣的掌声中,黄安县农民政府宣告成立!
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登台发表演讲,他说:“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完粮饷送钱给大老爷,或者被土劣贪官抓着打屁股、关牢和砍脑壳以外,再不敢进大老爷们的衙门。但是,今日我们种田佬,担粪的,公然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委员来了。这点证明革命力量的强大,证明现在是劳农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了。”
人们砸碎旧县府的招牌,把用红绸裹着的“黄安县农民政府”招牌挂在门口。两旁是一幅县城里有名的书法家吴兰陔写的对联:“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克复黄安县,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
农民政府成立后不久,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校场岗举行了隆重的成立阅兵式。这支由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而来的革命军队,有300余人、200多条枪,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刘光烈任副总指挥,汪奠川担任参谋长,戴克敏为党代表。
阅兵开始,参谋长汪奠川一声“立正”,300多名战士站得整整齐齐,精神抖擞。在汪奠川的陪同下,潘忠汝骑马检阅了部队。接着,他登上主席台,指着战士们手中的武器说:“别看我们穿的是农装,拿的是土货,我们这些土人、土货却能把那些广人、广货收拾掉。”“我们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县,我们还要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路,打出我们的江山。任何势力也抵挡不住我们工人、农民武装起来的革命队伍!”
农民政府和鄂东军成立后,打土劣,分田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分到土地的贫苦农民,用歌声唱出了心中的欢喜:“分田又分地,自种又自吃。读读文化课,看看列宁报。唱唱革命歌,人人真快乐。”
“为什么,富与贵,贫富不均”
1927年12月5日,解放了21天的黄安县城再度落入敌手。
12月初,驻扎在河南潢川的国民党第十二军进犯黄安。5日夜,敌人开始强攻南门。鄂东军寡不敌众,决定突围。为了掩护部队突围,总指挥潘忠汝六进七出黄安城门。当他第七次向外冲杀时,不幸被子弹打中腹部,肠子都冒了出来,壮烈牺牲。从城里突围出来的72人,携带42支长枪、11支短枪,转移至黄陂县木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黄安城失陷后,敌十二军一个营,杀气腾腾地开赴七里坪。他们把这黄麻起义行动指挥部的所在地视为“匪区”,进行重点“清剿”,“敌人认为这是‘匪区’,没有一个‘好人’,所以来时见人就提,捉到就用惨刑或者枪决”,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七里坪有一条保存完好的古街,叫长胜街。据说,太平军在此征战时,打击土匪、杀富济贫,深得百姓爱戴。为了祈祷太平军能一直打胜仗,当地人就把街名改为长胜街。长胜街全长仅600米,却集中了10多处革命旧址。
从北门步入长胜街,左手边就是七里坪工会旧址。这里原是潘氏宗祠,青砖灰瓦,古色古香。一面鲜红的犁头旗前,一位身穿蓝衣的男子正打鼓说书,他是在黄麻起义后牺牲的烈士张南一。
张南一,原名张香奎,是七里坪柳林河村人,1926年入党。他多才多艺,既会唱大鼓鱼鼓也会唱楚剧。张南一经常穿一袭蓝色长袍,以打鼓说书的形式宣传革命。他有一首鼓词,至今流传:“有贫农,坐田埂,自思自叹:叹只叹,我穷人,无吃少穿。天地间,都是人,应该平等；为什么,富与贵,贫富不均……”认识张南一的,就叫他张先生,不认识的,就称他为“蓝衣先生”。
黄安城失陷后,张南一留在七里坪坚持地下斗争。他利用鼓书艺人的身份,与国民党驻军接近,获得了不少情报。“张南一把收集到的情报,送给我们在木兰山的游击部队。于是,敌人在运军火时,我们就把军火抢了,运粮食时就把粮食抢了,运被服时就把被服抢了。”胡耿说,敌人非常恼火,四处打探,后来打听到了一个叫“张蓝衣”的人。他们把“张蓝衣”听成了张南一,于是,写了一张通缉令,捉拿张南一。
有一天,张南一的母亲病重,他回家探望。谁知刚一进村子,就被敌人的探子发现,敌人的营长带了一营人包围了村子。村民们赶紧把张南一藏在了一个夹墙里。敌人搜查未果,就把全村人赶到了晒谷子的场子上。敌营长抓住了一位老大爷向他要人,老大爷回答说:“老子不认识张南一,老子更交不出张南一。”敌人一枪打死了他。
藏在夹墙里的张南一听到了枪声,知道情况不妙。为了不让村民受连累,他跑到晒谷场高喊一声:“老子就是张南一!要抓就抓我,你们把无辜百姓给我放了。”
好不容易抓住了张南一,怕他逃跑,敌人用一根粗铁丝将他的肩胛骨和后脚跟穿起来,抬到了七里坪监狱,施以各种刑罚,逼他交出地下党员的名单。张南一要么拒不回答,要么破口大骂。敌人怕夜长梦多,决定活埋张南一。活埋之前,敌人再次要张南一交出地下党员名单,张南一回答说:“老子没有!”敌人接着问:“那你还造不造反?闹不闹革命?”张南一回答说:“老子要造反,要革命!”敌人将他的鼻子割了下来,再问,张南一的回答还是一样。敌人又将张南一的两只耳朵割了下来,还问,张南一更坚定地回答说:“老子要造反,老子死了也不放过你们。”敌人就将张南一的舌头割掉了,张南一满含着一口鲜血,向敌人脸上和身上喷去。敌人恼羞成怒,将张南一推下沙坑……
“宁愿自己死,不连累别人”
长胜街北门外,立着一块石碑,上书“秦绍勤烈士就义处”,纪念的是另一位烈士秦绍勤。秦绍勤是七里区农协的负责人,在进行地下工作时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敌师长闻清霖听说抓了秦绍勤,亲自审问。敌人首先大摆酒宴,又送上美色金钱,企图诱惑秦绍勤交出地下党员名单,可秦绍勤不为所动。软的不行来硬的,敌人将他投入监狱,严刑拷打,秦绍勤仍然不说。穷凶极恶的敌人把一块大铁块烧得通红通红,往秦绍勤的胸前一贴,然后使劲一揭,将秦绍勤前胸上的一层皮整个揭了下来,然后撒上盐水和辣椒水。秦绍勤还是不开口。
为了让秦绍勤招供,敌人还把他的母亲和妻子抓来“陪绑”。可她们不仅不劝说秦绍勤招供,还鼓励他坚持到底。1927年12月19日,敌人用两寸长的钉子,把秦绍勤的手脚钉在一块门板上,抬到倒水河边,乱枪扫射,然后将他的母亲、妻子一起杀害。敌人仍不甘心,把秦绍勤剖腹挖心,还发布了通告,不准老百姓为他收尸。
秦绍勤牺牲时,年仅21岁,有人写了一首歌谣赞颂他的英勇不屈:“英雄秦绍勤,开膛剖肚在北门,宁愿自己死,不连累别人。”
□ 本报记者 王建
大别山麓、倒水河畔,飞驰的列车停住了脚步。这里是红安,过去叫黄安。
盛夏时节的红安,草木葳蕤,满目葱郁。90年前,著名的黄麻起义在这里爆发。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三支铁流从这里奔涌而出。三支红军部队中,每三名战士中就有一个红安人,每四名烈士中就有一个红安籍的。全县仅有名可查的烈士,就多达22552名。
“1928年,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有一次人口普查,当时黄安有48万人口；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红安的人口是34万。”中共红安县委党史办主任辛向阳说。14万英雄儿女用鲜血,把黄安“染”成红安。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董必武故居、李先念故居、七里坪长胜街……红安的红色记忆,贮存在星罗棋布的红色建筑里。除此之外,它还流动于老百姓口耳相传的革命歌谣的旋律中。“红军歌谣万万千,一人唱过万人传。”当年,黄麻人民就是吼着“革命号子”,投入到黄麻起义的洪流之中。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呵吙!”“呵吙吙!”1927年11月14日凌晨4时,还被夜色笼罩的黄安城,熟睡的人们被枪声和喊杀声惊醒。
在黄安,“呵吙”是当地人把双手放在嘴边呈筒状,发出的声音,是从当地民歌中衍生出的、用于在战斗中鼓舞士气的呐喊声。
发出“呵吙”声的,是黄安、麻城的3万多农民,他们把黄安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些农民衣衫褴褛,手里的武器五花八门,有锄头、棍子、大刀、长矛、土铳、撇把子枪、来复枪等,但胸前佩戴的赤化带和左臂上系着的白布条,说明他们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参加战斗的有3万多人,加上送饭的,声势就更浩大了。”中共红安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胡耿介绍说。一首《黄安谣》,生动记录了这浩浩荡荡的情景:“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是谁动员了如此庞大的力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红安县七里坪镇的文昌宫。
从县城乘坐公汽北上,约莫半小时就到了这个倒水河畔的古镇。七里坪曾名三家店,得名于沈、潘、徐三姓开设的饭店。这里位于鄂豫皖三省的交通要道,倒水河上竹筏往来不断,随着商业的兴盛,渐渐发展成为集镇,鼎盛时期有300多家店铺、商号,有“小汉口”的美誉。因地处大别山南麓南北长约七里的平地上,更名为七里坪。
当年,七里坪和平街东侧中段,有两个天井连起的三座大殿,这便是文昌宫。文昌宫建于元代,供奉的是主管功名禄位的“文曲星”,当年香火鼎盛,无数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1921年,黄安第二高等国民小学在这里创建。抗战时期,文昌宫被日军焚毁。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复原模型,保存在七里坪革命纪念馆的玻璃柜子里。
1927年9月的一天,文昌宫陆陆续续来了20多人,他们都是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黄安各区党的活动分子。“八七会议”精神、武装暴动、铜锣为号,在文昌宫听到的这些词语,让他们倍感振奋。
两个月后,文昌宫又召开了黄麻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以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为骨干,配合群众武装,夺取黄安县城。”这次会议,成立了黄麻起义行动指挥部,潘忠汝为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
11月13日晚10时,黄安山山水水间,急促的铜锣声在回荡。各区的农民如同听到命令一般,纷纷拿起武器,向县城奔去。“暴动暴动!工农打先锋,拿起刀和枪,一同去进攻!暴动暴动!哪怕白匪凶,拼出一条命,勇敢向前冲!”与此同时,集结在七里坪的2万多起义军高唱着暴动战歌,向县城进发。
“行进队伍中,农民自卫军为前导,千余精锐义勇队居中,其他武装和农民群众紧随其后。起义军从七里坪出发,经打鼓岭,火连畈直达城北之三里岗,沿途红旗遮天,刀枪林立,人山人海,‘内中红学农友在离城半里之道,饮水拍胸,挺枪横行’。”(《红安县革命简史》)
离县城还有10里,起义军搬上了事先准备好的云梯。进攻开始,起义军架起云梯,由盒子炮快枪队打先锋,奋不顾身向城头爬去。
起义军早已侦知,此时的黄安城里,没有多少敌人的正规部队,守卫力量薄弱。吴光浩事先已率70多名突击队员潜入城中,他们与城外的起义军里应外合,很快打开了城门。起义军如潮水般涌入,活捉了国民党县长贺守忠,还缴获了100余支枪、90箱子弹、100多床军被和数百元军钞。红旗插上黄安城头,黄麻起义胜利了!
“有些人还在半路上,起义就成功了,拿下了县城。”胡耿说,起义过程就这么简单,可在当时白色恐怖氛围中发动起义并不简单。
“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
自古黄麻歌舞地。
黄安所处的鄂东,有“吴头楚尾”之称,民间流传着许多小调。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黄安百姓善于歌舞的记录。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曾写道:“吾来黄州,闻黄人二三月,皆群聚讴歌,其词固不可解,其音亦不中律吕。但婉转其声,往返高下,如鸡唱尔。”
明朝,这片能歌善舞的土地是三县分割的偏僻地带。这里盗匪横行,民不聊生,“老百姓到黄冈县去告状,黄冈县说,你们这块地方不归我管。人们再跑到黄陂县去告状,黄陂县也说,你们这块地方不归我管。人们又跑到麻城县去告状,麻城县也说,你们这块地方不归我管。”胡耿说,当年黄安是典型的“三不管”地区。
当地的有识之士力主单独设县。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朝廷正式批准建县。人们希望这个新县能保持安定,取名为新安县。后经考证,春秋时这一带属黄国,为求“地方宁谧,生民安妥”,于是改名为黄安县。
然而,建县之后,黄安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地方宁谧,生民安妥”,老百姓经常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宋理宗瑞平年间,七里坪附近一位姓黄的农民揭竿而起；元朝末年,红巾军曾在这里“推富益贫”；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攻陷了黄安城。到了晚清,太平军曾在黄安转战长达6年之久。
上世纪20年代,是黄安人民生活最悲惨的一段日子。史料上有两个对比明显的数字:不到25%的地主和富农占据了全县75%的土地,而占人口75%的农民只有25%的土地。
“这个地方特别穷,别的地方卖儿卖女,黄安人穷到卖未婚妻。”胡耿办过“苦难的黄安人民”的展览,找来三样东西,除了卖未婚妻的契约,还有一个几代人讨饭用过的篮子和一件几代人穿过的棉衣。他把它们放进一个窗口,起了一个标题,叫“一张契约、一个篮子和一件棉衣”。
一首《苦农友》唱尽了黄安人民的辛酸:“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吃的野菜饭,喝的苦根汤。麦黄望接谷,谷黄望插秧。一年忙四季,都为地主忙。”
沉重的压迫下,人民日益滋长的仇恨,如同一堆干柴,只要有一点点火星,就会燃起熊熊烈火。
“大脚真正好,又能走路又能跑”
革命的火种首先在百公里外的武汉燃烧起来。
1920年3月,董必武在武昌创办武汉中学,传播马列主义。董必武是黄安人,因此不少黄安子弟前往武汉中学求学,前后有30多人。在董必武的影响下,在武汉中学和武汉其他学校求学的一些黄安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底,黄安共产党组织在武汉中学成立。他们利用假期回家乡宣传革命,在黄安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团员。到1927年上半年,黄安县的党、团员人数达到了218名。
这些党、团员要宣传革命,就要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而农民大都不识字,如何让他们听懂革命道理?1925年,董必武就对黄安青年协进会的负责人说:“农民长期受压迫、受剥削,加上封建迷信的毒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些东西束缚了他们的思想。要把他们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就要宣传教育,首先要将农民的痛苦说清楚。”
怎样将农民的痛苦说清楚?1925年12月,中共黄安党团特别支部书记董贤珏在帅家畈、杨树湾开办农民夜校,课程有识字、唱歌、时事报告、党义介绍等,形式生动活泼,深受农民喜爱,每天晚饭后男女老少都自动来听课。其中,唱歌尤其受到农民的欢迎,“革命者为了传播革命,把革命的词填到旧的曲子里,用旧瓶装新酒,唱起来琅琅上口,一传十十传百,传播的速度比较快。”辛向阳介绍。
红安县文物局的库房里,有一块警钟形的铜牌,上面刻着“黄安县署颁给,不娶缠足女子”。这是黄安开展妇女运动时发放的“放脚牌”。红安县文物局业务股副股长吴国宏介绍说:“制发放脚牌是为了嘉奖女子放足,鼓励妇女参加革命运动。”
1925年,在武汉读书的黄安学生就利用假期时间,回乡宣传放足运动。1927年,中共黄安县委成立天足委员会,规定“除三十岁以上少数缠足妇女外,其余一律放足”。为了宣传放足,革命者还编写了《放脚歌》:“叫你放脚不放脚,缠起脚来真啰嗦,妹吔,走到河边要人驮。我说大脚真正好,又能走路又能跑,妹吔,爽爽快快乐陶陶……”
黄安的妇女运动,涌现出了许多巾帼英雄,夏国仪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夏国仪1899年出生于黄安县高桥区夏家湾的一户贫苦农民之家,幼时曾随父母流浪到黄陂、麻城等地,靠卖工乞讨为生。1917年,她与王鉴结婚。1920年,王鉴赴武汉中学读书,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在丈夫的影响下,夏国仪成为黄安的第一位女党员。
宣传放足时,夏国仪不仅教妇女唱歌,还亲自示范。1925年8月的一天,在高桥区占店街,夏国仪解开缠脚布,赤着脚和王鉴手挽手在街上行走。围观人群挤满了街头,有的惊呼:“伤风败俗,天理不容!”更多的人觉得这对年轻人敢作敢为,投以赞许的目光。这时,夏国仪登上一个土台,大声演讲起来:“女人天生一双好脚,为什么要缠得又细又尖,走路都走不稳?女人不能上学读书,不能同男人一起走路,婚姻不能自己做主,这哪里是把女人当人看?我们妇女要团结起来,铲除封建礼教,自己解放自己!”
由于表现突出,1927年2月,夏国仪当选为国民党黄安县党部的妇女部长。3月8日,她代表全县妇女出席了在武昌召开的湖北省妇女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4月20日召开的黄安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上,夏国仪当选为执行委员,主持日常会务工作。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由于叛徒告密,夏国仪在武汉被捕。她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她的丈夫王鉴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后到洪湖、沔阳一带开辟农村根据地,1928年夏因病逝世。两人是黄安革命史上著名的夫妻烈士。
在许多像夏国仪这样的革命者的细致工作下,黄安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县、区、乡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并成立了农民武装。黄麻起义前,黄安的农协会员达56000人。
“唱唱革命歌,人人真快乐”
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是黄麻起义前就确定的计划。1927年11月18日,黄安县城南门外校场岗上,人头攒动,手中传阅的《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宣言》散发着墨香。在雷鸣的掌声中,黄安县农民政府宣告成立!
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登台发表演讲,他说:“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完粮饷送钱给大老爷,或者被土劣贪官抓着打屁股、关牢和砍脑壳以外,再不敢进大老爷们的衙门。但是,今日我们种田佬,担粪的,公然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委员来了。这点证明革命力量的强大,证明现在是劳农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了。”
人们砸碎旧县府的招牌,把用红绸裹着的“黄安县农民政府”招牌挂在门口。两旁是一幅县城里有名的书法家吴兰陔写的对联:“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克复黄安县,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
农民政府成立后不久,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校场岗举行了隆重的成立阅兵式。这支由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而来的革命军队,有300余人、200多条枪,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刘光烈任副总指挥,汪奠川担任参谋长,戴克敏为党代表。
阅兵开始,参谋长汪奠川一声“立正”,300多名战士站得整整齐齐,精神抖擞。在汪奠川的陪同下,潘忠汝骑马检阅了部队。接着,他登上主席台,指着战士们手中的武器说:“别看我们穿的是农装,拿的是土货,我们这些土人、土货却能把那些广人、广货收拾掉。”“我们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县,我们还要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路,打出我们的江山。任何势力也抵挡不住我们工人、农民武装起来的革命队伍!”
农民政府和鄂东军成立后,打土劣,分田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分到土地的贫苦农民,用歌声唱出了心中的欢喜:“分田又分地,自种又自吃。读读文化课,看看列宁报。唱唱革命歌,人人真快乐。”
“为什么,富与贵,贫富不均”
1927年12月5日,解放了21天的黄安县城再度落入敌手。
12月初,驻扎在河南潢川的国民党第十二军进犯黄安。5日夜,敌人开始强攻南门。鄂东军寡不敌众,决定突围。为了掩护部队突围,总指挥潘忠汝六进七出黄安城门。当他第七次向外冲杀时,不幸被子弹打中腹部,肠子都冒了出来,壮烈牺牲。从城里突围出来的72人,携带42支长枪、11支短枪,转移至黄陂县木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黄安城失陷后,敌十二军一个营,杀气腾腾地开赴七里坪。他们把这黄麻起义行动指挥部的所在地视为“匪区”,进行重点“清剿”,“敌人认为这是‘匪区’,没有一个‘好人’,所以来时见人就提,捉到就用惨刑或者枪决”,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七里坪有一条保存完好的古街,叫长胜街。据说,太平军在此征战时,打击土匪、杀富济贫,深得百姓爱戴。为了祈祷太平军能一直打胜仗,当地人就把街名改为长胜街。长胜街全长仅600米,却集中了10多处革命旧址。
从北门步入长胜街,左手边就是七里坪工会旧址。这里原是潘氏宗祠,青砖灰瓦,古色古香。一面鲜红的犁头旗前,一位身穿蓝衣的男子正打鼓说书,他是在黄麻起义后牺牲的烈士张南一。
张南一,原名张香奎,是七里坪柳林河村人,1926年入党。他多才多艺,既会唱大鼓鱼鼓也会唱楚剧。张南一经常穿一袭蓝色长袍,以打鼓说书的形式宣传革命。他有一首鼓词,至今流传:“有贫农,坐田埂,自思自叹:叹只叹,我穷人,无吃少穿。天地间,都是人,应该平等；为什么,富与贵,贫富不均……”认识张南一的,就叫他张先生,不认识的,就称他为“蓝衣先生”。
黄安城失陷后,张南一留在七里坪坚持地下斗争。他利用鼓书艺人的身份,与国民党驻军接近,获得了不少情报。“张南一把收集到的情报,送给我们在木兰山的游击部队。于是,敌人在运军火时,我们就把军火抢了,运粮食时就把粮食抢了,运被服时就把被服抢了。”胡耿说,敌人非常恼火,四处打探,后来打听到了一个叫“张蓝衣”的人。他们把“张蓝衣”听成了张南一,于是,写了一张通缉令,捉拿张南一。
有一天,张南一的母亲病重,他回家探望。谁知刚一进村子,就被敌人的探子发现,敌人的营长带了一营人包围了村子。村民们赶紧把张南一藏在了一个夹墙里。敌人搜查未果,就把全村人赶到了晒谷子的场子上。敌营长抓住了一位老大爷向他要人,老大爷回答说:“老子不认识张南一,老子更交不出张南一。”敌人一枪打死了他。
藏在夹墙里的张南一听到了枪声,知道情况不妙。为了不让村民受连累,他跑到晒谷场高喊一声:“老子就是张南一!要抓就抓我,你们把无辜百姓给我放了。”
好不容易抓住了张南一,怕他逃跑,敌人用一根粗铁丝将他的肩胛骨和后脚跟穿起来,抬到了七里坪监狱,施以各种刑罚,逼他交出地下党员的名单。张南一要么拒不回答,要么破口大骂。敌人怕夜长梦多,决定活埋张南一。活埋之前,敌人再次要张南一交出地下党员名单,张南一回答说:“老子没有!”敌人接着问:“那你还造不造反?闹不闹革命?”张南一回答说:“老子要造反,要革命!”敌人将他的鼻子割了下来,再问,张南一的回答还是一样。敌人又将张南一的两只耳朵割了下来,还问,张南一更坚定地回答说:“老子要造反,老子死了也不放过你们。”敌人就将张南一的舌头割掉了,张南一满含着一口鲜血,向敌人脸上和身上喷去。敌人恼羞成怒,将张南一推下沙坑……
“宁愿自己死,不连累别人”
长胜街北门外,立着一块石碑,上书“秦绍勤烈士就义处”,纪念的是另一位烈士秦绍勤。秦绍勤是七里区农协的负责人,在进行地下工作时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敌师长闻清霖听说抓了秦绍勤,亲自审问。敌人首先大摆酒宴,又送上美色金钱,企图诱惑秦绍勤交出地下党员名单,可秦绍勤不为所动。软的不行来硬的,敌人将他投入监狱,严刑拷打,秦绍勤仍然不说。穷凶极恶的敌人把一块大铁块烧得通红通红,往秦绍勤的胸前一贴,然后使劲一揭,将秦绍勤前胸上的一层皮整个揭了下来,然后撒上盐水和辣椒水。秦绍勤还是不开口。
为了让秦绍勤招供,敌人还把他的母亲和妻子抓来“陪绑”。可她们不仅不劝说秦绍勤招供,还鼓励他坚持到底。1927年12月19日,敌人用两寸长的钉子,把秦绍勤的手脚钉在一块门板上,抬到倒水河边,乱枪扫射,然后将他的母亲、妻子一起杀害。敌人仍不甘心,把秦绍勤剖腹挖心,还发布了通告,不准老百姓为他收尸。
秦绍勤牺牲时,年仅21岁,有人写了一首歌谣赞颂他的英勇不屈:“英雄秦绍勤,开膛剖肚在北门,宁愿自己死,不连累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