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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 |
□ 本报记者 卢昱
1927年8月1日凌晨,中国共产党人用枪杆子里吐出的火舌,宣告着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此后,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证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夏至刚过,南昌城进入梅雨季节。雨时歇时急,整个城市的热气渐渐被压制下去。
时光回溯90年,那个8月1日的凌晨,南昌城墙内外的居民们,被阵阵枪声吵醒。零碎的射击声,连续不断的机关枪声,犹如除夕夜的鞭炮,满城沸腾,一共延续三四个小时。胆子大一些的老百姓,爬起来挤着眼从门缝里往街上看。此时,街上已经戒严,没有一个行人,偶尔传出来“不准通行”的呼声。
原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以“河山统一”为口令,领系红领带,臂扎白毛巾,在贴着红十字马灯和手电筒的光影中,向南昌城内外的守敌发起猛攻。经过浴血奋战,天亮时,起义军占领了全城。中国共产党人用枪杆子里吐出的火舌,宣告着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
“假革命就是反革命”
“南昌起义参加者,实际人数是2.3万,大部分人都没能留下姓名。现在我们只掌握1042人的名单。”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肖燕燕介绍。
从地域来看,南昌起义部队中来自湖南、江西、广东的人最多,山东籍只有5人。“按当时的籍贯,他们分别是海阳人王源魁、郯城人冷相佑、博山人谭克平,还有卜心田、秦基林两位,有关他们的资料非常少,有的没有具体出生地,有的则不知道出生日期和牺牲日期。”肖燕燕说。
肖燕燕期盼着能发现更多这5位山东人的线索,丰富八一起义人物史料,以我们的方式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在这五位战斗者中,本报曾于今年2月3日,刊发《冷相佑:黄埔硬骨头 血染竹竿山》一文,还原冷相佑在起义时的经历。他所在的第二十军教导团打得相对轻松,在顺化门外的老营房,将睡梦中的敌人瓮中捉鳖。
从肖燕燕的办公室北望,窗户上清一色内嵌“八一”二字的五角星半透明窗花,窗外西侧便是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自去年10月底至今年7月31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直在维修中。最显眼的建筑是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昂然屹立在绿色的防尘网中,如同穿着军装。
“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原为江西大旅社,始建于1922年,至1924年建成。这是一座银灰色、回字形的中西合璧砖混结构建筑,主体建筑共4层,坐南朝北,屋顶是一个大平台,可凭栏鸟瞰南昌全城。”肖燕燕介绍,当年江西大旅社是南昌城内首屈一指的豪华旅社,是江西民国时期的三大建筑之一。
1927年7月26日、27日,叶挺、贺龙部队先后到达南昌。贺龙所率第20军第1师把江西大旅社整个租下来,在大门口挂上师部牌子,并派卫兵严加守卫。7月27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在大旅社内宣告成立,大旅社正式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
起义前后,江西大旅社一楼的喜庆礼堂就是前委会议室。会议室旁的9号房间是起义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参谋团办公室,参谋长刘伯承在此办公。一楼还设有警卫队住房,时任警卫队班长的粟裕就住在这里。
“在担任警卫任务期间,粟裕经常见到周恩来同志在这里进进出出。周恩来对警卫队的同志非常亲切,每次走过哨位,总要和战士打招呼。这和当时有的领导人对下级军官和士兵动辄训斥形成鲜明对照。粟裕等见到周恩来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那间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肖燕燕介绍。
江西大旅社的二、三楼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精英。他们中有来自各地的工农运动领导者,也有中国共产党派来参加联席会议的各省代表们,还有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
此时,大旅社的酒楼停止对外营业。精英们在这里商讨斗争策略、交流经验,研究如何开展未来革命工作。整个大旅社都洋溢着火热的革命气氛。
当时,跟周恩来一起参加起义的诸多将领们,起义前是住公馆、前簇后拥的高官。一旦起义,与国民党决裂,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可他们仍然“大路不走走小路,皮靴不穿穿草鞋”,毅然踏上追寻信仰之路。
“贺龙做国民党中将,享受的是每个月5000大洋的津贴。起义前,蒋介石为了拉拢收买他,更是许以500万光洋,外加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可他都抛弃了。参加革命后,他每天菜金是1毛5分钱,和士兵是一样的标准。”南昌起义历史研究者王建军介绍。
贺龙抛弃高官厚禄,心底激腾着共产主义信仰。与他相似的,还有北伐名将叶挺。在起义结束后,叶挺将对革命的感悟写成《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同志们,我们铁军过去光荣的历史,也是革命团结的结果。凡忠实以从事国民革命工作的人,都是我们最挚爱的战士；凡是假革命营私自利的军人,我们不管他手上是否撑着有青天白日的旗子,都是我们的敌人……假革命就是反革命,我们万不可为敷衍一切反革命假革命所制造的环境!”
大旅社四楼是政治宣传人员的活动场所。起义前后,这里热闹非凡,灯火通明,宣传人员常常彻夜写标语、传单。南昌地区的群众代表,也频繁进出、积极配合起义军各项工作。
起义胜利后,大旅社便成为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场所,各种通告、宣言和任职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人民军队中第一批女兵们的灵动身影,也时常在此闪现。
“我已下决心跟共产党走”
从江西大旅社旧址出来,沿中山路往西350米到子固路南口,再往北500米,便是贺龙指挥部旧址。大雨滂沱中,视线模糊,浑身被雨水拍湿。贺龙指挥部旧址原为中华圣公会的宏道堂及其主办的宏道中学校址。旧址分前后两栋,建筑朝向均为坐东朝西,属于西方建筑风格的砖木结构小洋房。
当初选择此处落脚,贺龙有着自己的判断:这里离牛行车站不远,过了赣江便到；与当时设在章江路口藩台衙门内的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邻街,距离仅有200米。地点适中,一旦起义,将是战斗的最前沿阵地。
时光如白驹过隙。戎马倥偬半生后,贺龙在1959年初故地重游,参观他当年的二十军指挥部。站在礼堂中央,他看了看四周说:“这是战士开会的地方,还是原样子。”
身边的同志问:“那时召开军官会议,宣布起义也是在这里吗?”
贺龙点了点头说:“是这里,那是7月31日下午4点,我把营以上军官都找了来,讲了四点:一是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二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希望；三是党已决心领导武装暴动,解放人民；四是我已下决心跟共产党走了,愿意跟党走的,可以留下继续革命,不愿意的也可以走。”
接着,贺龙笑了笑说:“结果大家都愿意参加起义。”
在中学操场的围墙上,钉着一块说明牌,写着“贺龙同志在此指挥战斗”。贺龙读过后,对大家说:“这样介绍不全面,那时在这里指挥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刘伯承和周逸群。那时我还没入党,他们代表党来二十军工作,帮助了我,改造了部队。这场战斗是我们一起指挥的。”
至今,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还陈列着贺龙的党员登记表,记录着那段血汗与信仰凝结的峥嵘岁月。贺龙在回忆自己入党时,曾说:“有人说我要求入党几百次,那是假的,但十几次总是有的。因为我是军阀,所以入党特别难,党要考验我。早在周逸群带宣传队到我们部队工作时,有一次我去找他,发现他正在一个房间里主持入党宣誓仪式,宣誓入党的都是我的部下。事后我对他说:‘老周啊,门不要关得那么死嘛,也让我进去嘛!’”
党的考验,随时随地,天知地知。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第一枪在藩台衙门打响,由跟着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的老兵打头阵。贺龙、刘伯承、周逸群站在小楼前的台阶上亲自指挥攻打敌总指挥部的战斗。
由于敌军事先得到了叛徒的密报,抢占了鼓楼、端表楼等制高点。起义军左攻右击,付出很大伤亡,仍没能接近大门的门洞。敌人的六挺水机关枪,一个劲地朝着正前方横射猛扫,顽固地抵抗着。
贺龙等人沉着指挥,当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时,他派自己的警卫连冲上去,终于攻克下南昌城内兵力最强、最顽固的敌人堡垒——敌总指挥部。
据当时的亲历者刘屏庚回忆,在天亮之前,贺龙说道:“快结束了。”
待故地重游结束时,贺龙一行人走出二十军指挥部大门。随行的同志请贺龙看一下二楼窗口的弹痕,贺龙兴致勃勃地数着“一个、两个、三个”,然后笑着说:“是那个晚上打的。”
机关枪挥洒“铁军”风采
从江西大旅社旧址往东行一公里,在百花洲东畔的南昌市第二中学操场东侧,绿树掩映中,有一栋“工”字形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这便是叶挺指挥部旧址。楼前有一棵百年树龄的香樟树,巨大的树冠铺在楼顶,遮蔽风雨。当年,这棵大树还很瘦小,却见证了在小楼内外进进出出的指战员们。
1927年7月下旬,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从九江赶赴南昌。当时正值暑假,叶挺便将指挥部设在心远中学的校舍中。楼上是军部办公室、会议室和电话总机房,楼下是警卫连、通讯班和特务连住房。
7月30日下午,这座小楼上下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氛围。叶挺在指挥部二楼会议室召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有40多位青年军官到会。为了保密,会场周围布置了岗哨。
“会上,叶挺传达了党关于起义的决定及前敌委员会对形势的分析。他指出:‘宁汉合流,已成定局,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一部分领导人已赶往南昌,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挽救目前的危局。’与会军官大多是共产党员,他们对前委的部署一致表示拥护。”王建军介绍道。
7月31日18时,周恩来和叶挺到24师教导大队营房视察。“枪支是否擦干净?手榴弹是否会用?”当时的教导大队政治指导员李逸民曾回忆道。
随后,周恩来进行详细布置:“今晚我们要缴反革命部队的枪,凡是碰到脖子上围着红领带、右臂扎白巾、电筒玻璃贴有红十字的部队,就是自己人,不准开枪。没有这些标记的,碰到就打。”
起义中,叶挺指挥第24师主攻驻守在天主教堂、匡庐中学、贡院、新营房一带三个团的敌军。第24师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所向披靡,再一次展现“铁军”风采。
在松柏巷天主堂、匡庐中学一带,我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与敌第六军第五十七团展开了激战。起义战斗打响后,敌军关起大门,调集轻重机枪,架在天主堂钟楼上,封锁了松柏巷。一支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冲开了敌军牢固防守的天主堂大门,另一部分官兵也翻越围墙,从背后夹击。
我军将士爬上天主堂的钟楼,夺过敌人的机枪,调转枪口向匡庐中学的敌军猛烈扫射。当时在松柏巷天主堂厨房工作的李桐森,曾见证这一激烈场景:“起义军在楼上架好机关枪,进入战斗前,还特地来到厨房叮嘱我们不要怕。战斗开始后,只听见楼上的机枪叫得欢,匡庐中学内的反动派也作一些抵抗,但打不过起义军。”
匡庐中学是所有战斗中打得最激烈的地点,一直恶战到天亮。
在贡院战斗中,我军七十二团在水观音亭设置了机枪火力点。当被机枪火力轰击追赶的敌军掉过头来,向我第七十二团团部方向猛扑时,守卫在团部的只有师教导队中队长陈守礼和十几名学生兵。
在短兵相接的搏杀中,敌人被打得抱头鼠窜,而身先士卒的陈守礼也连中数弹牺牲了。正在敌人又开始猛然冲击,仅仅三四十米远了,眼看难以守住。就在这当儿,突然枪声大作,二营营长李鸣珂率领大队人马杀了回来,扑向团部的这股敌人很快败下阵来。
放长线钓到两个团
从叶挺指挥部旧址出来,顺着百花洲公园朝北走,到民德路东折150米,便是朱德旧居。整栋房子坐西朝东,青灰色的墙面、高高的马头墙,走进去便是满是青苔的天井,雨滴如丝丝白线,飘飘洒洒。静谧而古朴的朱德旧居,基本保持当年的模样。
1927年1月,花园角2号的这座新房迎来一位新租客,他就是奉中共中央军事部之命来南昌开展革命工作的朱德。为了安顿家人,他将这套大房子整租下来作为住所。这里出行便利,离军官教育团很近,便于开展活动。因此,这所房子也就成了当时南昌一处重要的革命活动据点。
肖燕燕介绍说,朱德对南昌的情况非常清楚,各方面关系又熟悉,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为发展和保护革命力量做了大量工作。
朱德在南昌开展革命工作的同时,为党内人士和革命群众提供了许多便利。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随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来到南昌。蒋介石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当时在武汉实行联共政策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裂,并着手反共清共。
郭沫若对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极为愤怒,决心以最快的速度撰写一篇文章,揭露蒋介石的丑恶嘴脸。他找到朱德,希望有一个既安全又安静的环境写作。朱德十分支持,就在自己居所的二楼空出一间房间,供郭沫若居住、写作,还派出自己的警卫员照顾和保卫。
不久,郭沫若就在这里撰写了轰动全国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今天是三月三十一日,我在南昌草写这篇檄文,愿我忠实的革命同志,愿我一切革命的民众迅速起来,拥护中央,迅速起来反蒋。”在朱德旧居中,郭沫若用笔头将蒋介石反动派的行径一一揭露,为推动革命前行起到宣传作用。
1927年7月,朱德为八一南昌起义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他利用与第三军上层军官的关系,探明敌方兵力部署；组织群众欢迎“铁军”,为叶挺、贺龙部队寻找驻地；安顿初来乍到的周恩来等人,帮忙寻找合适住所。
周恩来从武汉秘密来到南昌,当晚就住在朱德家中的厅堂里。朱德还亲自下厨招待周恩来,与周恩来一起研究起义作战方案和具体部署,讨论革命的道路和未来。
在与周恩来的会见中,朱德主动提出“设宴请敌军团长,加速瓦解敌军”的妙计,为起义增添了光彩的一笔。1927年7月下旬,朱德开始主动与滇系军官加强联络,多次宴请第3军23团团长卢泽民、24团肖团长。这两人的部队是当时南昌守军的主力,拖住他们的团长无疑是起义时事半功倍的办法。
放长线,方可钓大鱼。7月31日中午,朱德再次宴请两名团长,并事先嘱咐警卫员刘刚把枪擦好。宴请的地点在当时的大士院32号,当时是南昌有名的餐饮娱乐场所。
临近中午时,两名团长赴宴,朱德忙招待两人吃饭,并在饭后安排他们打麻将。利用两名团长打麻将的时间,朱德悄悄赶到了贺龙20军指挥部,与后者商量好行动时间后迅速返回。
在返程中,朱德嘱咐刘刚,黄昏后要禁止所有人进入大士院32号,如有人找他们,就说他们已经回家了。为确保万无一失,刘刚还在朱德授意下,将两位团长的卫兵安排到附近的娱乐场所中。
当天下午四五点钟,起义军中有叛徒向敌军告密,敌军便派人前来寻找两名身担重责的团长。“幸亏当时守在门外的卫兵拦住了他们,朱德立马察觉到起义消息走漏了,便谎称会转告给两名团长。其实,他紧接着就派人告诉了贺龙。”王建军说,正是这个小插曲,使得起义提前两小时举行,“如果给敌人的准备时间足够充分,后果将难以预料。”
时光在游戏中总是行进得更快,守城敌军主力部队的两名团长在悠闲地打着麻将。不知不觉间,到了8月1日凌晨,“噼啪噼啪”的枪声让他们如慌不择路的兔子,推了牌就往外跑。孰料,等待他们的是朱德卫兵的枪口。“由于长官不在,两个团在起义打响后乱作一团,很快就被起义军击溃。”王建军介绍道。
“有了共产党,就有了灯塔”
从朱德旧居出来往北100米,再往东200米左右,便是闹中取静的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这里原为江西讲武堂,房屋坐北朝南,是园林式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
古色古香的长廊、绿树成荫的小花园,显得尤为硬朗和凝重。旧址内包括朱德的办公室、教育团会议室、教职员办公室、宿舍以及传达班、通讯班的住房。
旧址中间的一排房屋将院落分为前后两个小院,各部分有走廊相连,前院种有冬青树、桃树,后院稍大,种有枣树、柚子树、石榴树,还有木芙蓉、九里香。
据肖燕燕介绍,北伐战争后期,随着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意识到抓紧培养大批军事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27年初,刚从国外学习归来不久的朱德,被中共中央军事部派来南昌工作。
此时,由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在北伐战争中伤亡甚大,军长朱培德准备扩充部队,需要大批军官。朱培德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老同学。早在读书时,朱培德与朱德品学兼优,表现出众。每逢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这两人出来指挥。他俩配合默契,指挥有方,时称“模范二朱”。
“模范二朱”在南昌会面,两人无话不谈。朱培德向朱德倾诉:“我部在同孙传芳部主力激战中伤亡很大,现任中、下级军官几乎半数以上都是临时递升起来的,对于军事技术、政治思想的水平都较低,有亟待整训提高的必要。”
朱德听后,敏锐地捕捉到朱培德想急于扩充部队、培养大量军事骨干的心理,于是他向朱培德建议成立一个军官教育团。朱培德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直接授命朱德帮其筹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
1927年1月,朱德将招募的1100多名学员编为3个营,9个中队(连)。第1营学员主要为原滇军的连排级军官,第2营学员主要为原滇军的中士、上士衔士兵。这两个营的学员绝大多数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第3营学员主要为江西各县来南昌投考的知识青年。
朱德担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后,积极从第3军和第20军中抽调军官来团部工作。他还聘请一些社会名流任教员,并邀请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共产党员来校授课,以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
朱德非常注重教育团的教学改革。他认为,这样因袭旧制不能为革命培养人才,只有提高学员的政治素质,才能让他们把所学的军事知识服务于人民。因此,他将“三操两讲”改为“三操四讲”,增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内容。同时,以军事训练为辅,注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
此外,朱德对学员身教重于言教。当时,身兼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南昌公安局局长等要职的他,在办公室兼卧室里,仅有一张书桌和几把旧椅,睡的是和学员一样的竹片床,穿的是和士兵一样的灰布军衣。
朱德在军官教育团党的会上曾说过:“学员们的思想亟待改造,也可以改造。在过去,他们就像茫茫大海里行驶着的无指针帆船,没有不迷失方向的。现在有了共产党,就有了灯塔,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绝大部分人可以培养成革命的力量。”由此可见朱德教学改革的初衷所在。
在教育团任职期间,朱德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储备人才。通过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学员政治觉悟有很大的提高,每个连队都秘密建立起共产党小组,学员中的共产党员数量迅猛增长。有的连队共产党员数量甚至超过三分之一,先后发展了300多名共产党员。
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名义上由朱培德领导,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朱德把教育团办成了革命的大熔炉,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出现,有力推动了江西人民革命斗争热情的不断高涨。
1927年6月至7月,国民党反动当局策划解散教育团。面对日益险恶的政治形势,朱德毅然让1营、2营学员提前毕业,3营学员继续留校。之后在朱德的率领下,留下的学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起义后,教育团学员跟随朱德艰苦转战,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星星之火的苗头,从南昌一直跃动着到井冈山,渐成燎原之势……
1927年8月1日凌晨,中国共产党人用枪杆子里吐出的火舌,宣告着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此后,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证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夏至刚过,南昌城进入梅雨季节。雨时歇时急,整个城市的热气渐渐被压制下去。
时光回溯90年,那个8月1日的凌晨,南昌城墙内外的居民们,被阵阵枪声吵醒。零碎的射击声,连续不断的机关枪声,犹如除夕夜的鞭炮,满城沸腾,一共延续三四个小时。胆子大一些的老百姓,爬起来挤着眼从门缝里往街上看。此时,街上已经戒严,没有一个行人,偶尔传出来“不准通行”的呼声。
原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以“河山统一”为口令,领系红领带,臂扎白毛巾,在贴着红十字马灯和手电筒的光影中,向南昌城内外的守敌发起猛攻。经过浴血奋战,天亮时,起义军占领了全城。中国共产党人用枪杆子里吐出的火舌,宣告着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
“假革命就是反革命”
“南昌起义参加者,实际人数是2.3万,大部分人都没能留下姓名。现在我们只掌握1042人的名单。”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肖燕燕介绍。
从地域来看,南昌起义部队中来自湖南、江西、广东的人最多,山东籍只有5人。“按当时的籍贯,他们分别是海阳人王源魁、郯城人冷相佑、博山人谭克平,还有卜心田、秦基林两位,有关他们的资料非常少,有的没有具体出生地,有的则不知道出生日期和牺牲日期。”肖燕燕说。
肖燕燕期盼着能发现更多这5位山东人的线索,丰富八一起义人物史料,以我们的方式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在这五位战斗者中,本报曾于今年2月3日,刊发《冷相佑:黄埔硬骨头 血染竹竿山》一文,还原冷相佑在起义时的经历。他所在的第二十军教导团打得相对轻松,在顺化门外的老营房,将睡梦中的敌人瓮中捉鳖。
从肖燕燕的办公室北望,窗户上清一色内嵌“八一”二字的五角星半透明窗花,窗外西侧便是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自去年10月底至今年7月31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直在维修中。最显眼的建筑是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昂然屹立在绿色的防尘网中,如同穿着军装。
“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原为江西大旅社,始建于1922年,至1924年建成。这是一座银灰色、回字形的中西合璧砖混结构建筑,主体建筑共4层,坐南朝北,屋顶是一个大平台,可凭栏鸟瞰南昌全城。”肖燕燕介绍,当年江西大旅社是南昌城内首屈一指的豪华旅社,是江西民国时期的三大建筑之一。
1927年7月26日、27日,叶挺、贺龙部队先后到达南昌。贺龙所率第20军第1师把江西大旅社整个租下来,在大门口挂上师部牌子,并派卫兵严加守卫。7月27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在大旅社内宣告成立,大旅社正式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
起义前后,江西大旅社一楼的喜庆礼堂就是前委会议室。会议室旁的9号房间是起义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参谋团办公室,参谋长刘伯承在此办公。一楼还设有警卫队住房,时任警卫队班长的粟裕就住在这里。
“在担任警卫任务期间,粟裕经常见到周恩来同志在这里进进出出。周恩来对警卫队的同志非常亲切,每次走过哨位,总要和战士打招呼。这和当时有的领导人对下级军官和士兵动辄训斥形成鲜明对照。粟裕等见到周恩来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那间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肖燕燕介绍。
江西大旅社的二、三楼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精英。他们中有来自各地的工农运动领导者,也有中国共产党派来参加联席会议的各省代表们,还有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
此时,大旅社的酒楼停止对外营业。精英们在这里商讨斗争策略、交流经验,研究如何开展未来革命工作。整个大旅社都洋溢着火热的革命气氛。
当时,跟周恩来一起参加起义的诸多将领们,起义前是住公馆、前簇后拥的高官。一旦起义,与国民党决裂,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可他们仍然“大路不走走小路,皮靴不穿穿草鞋”,毅然踏上追寻信仰之路。
“贺龙做国民党中将,享受的是每个月5000大洋的津贴。起义前,蒋介石为了拉拢收买他,更是许以500万光洋,外加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可他都抛弃了。参加革命后,他每天菜金是1毛5分钱,和士兵是一样的标准。”南昌起义历史研究者王建军介绍。
贺龙抛弃高官厚禄,心底激腾着共产主义信仰。与他相似的,还有北伐名将叶挺。在起义结束后,叶挺将对革命的感悟写成《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同志们,我们铁军过去光荣的历史,也是革命团结的结果。凡忠实以从事国民革命工作的人,都是我们最挚爱的战士；凡是假革命营私自利的军人,我们不管他手上是否撑着有青天白日的旗子,都是我们的敌人……假革命就是反革命,我们万不可为敷衍一切反革命假革命所制造的环境!”
大旅社四楼是政治宣传人员的活动场所。起义前后,这里热闹非凡,灯火通明,宣传人员常常彻夜写标语、传单。南昌地区的群众代表,也频繁进出、积极配合起义军各项工作。
起义胜利后,大旅社便成为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场所,各种通告、宣言和任职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人民军队中第一批女兵们的灵动身影,也时常在此闪现。
“我已下决心跟共产党走”
从江西大旅社旧址出来,沿中山路往西350米到子固路南口,再往北500米,便是贺龙指挥部旧址。大雨滂沱中,视线模糊,浑身被雨水拍湿。贺龙指挥部旧址原为中华圣公会的宏道堂及其主办的宏道中学校址。旧址分前后两栋,建筑朝向均为坐东朝西,属于西方建筑风格的砖木结构小洋房。
当初选择此处落脚,贺龙有着自己的判断:这里离牛行车站不远,过了赣江便到；与当时设在章江路口藩台衙门内的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邻街,距离仅有200米。地点适中,一旦起义,将是战斗的最前沿阵地。
时光如白驹过隙。戎马倥偬半生后,贺龙在1959年初故地重游,参观他当年的二十军指挥部。站在礼堂中央,他看了看四周说:“这是战士开会的地方,还是原样子。”
身边的同志问:“那时召开军官会议,宣布起义也是在这里吗?”
贺龙点了点头说:“是这里,那是7月31日下午4点,我把营以上军官都找了来,讲了四点:一是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二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希望；三是党已决心领导武装暴动,解放人民；四是我已下决心跟共产党走了,愿意跟党走的,可以留下继续革命,不愿意的也可以走。”
接着,贺龙笑了笑说:“结果大家都愿意参加起义。”
在中学操场的围墙上,钉着一块说明牌,写着“贺龙同志在此指挥战斗”。贺龙读过后,对大家说:“这样介绍不全面,那时在这里指挥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刘伯承和周逸群。那时我还没入党,他们代表党来二十军工作,帮助了我,改造了部队。这场战斗是我们一起指挥的。”
至今,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还陈列着贺龙的党员登记表,记录着那段血汗与信仰凝结的峥嵘岁月。贺龙在回忆自己入党时,曾说:“有人说我要求入党几百次,那是假的,但十几次总是有的。因为我是军阀,所以入党特别难,党要考验我。早在周逸群带宣传队到我们部队工作时,有一次我去找他,发现他正在一个房间里主持入党宣誓仪式,宣誓入党的都是我的部下。事后我对他说:‘老周啊,门不要关得那么死嘛,也让我进去嘛!’”
党的考验,随时随地,天知地知。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第一枪在藩台衙门打响,由跟着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的老兵打头阵。贺龙、刘伯承、周逸群站在小楼前的台阶上亲自指挥攻打敌总指挥部的战斗。
由于敌军事先得到了叛徒的密报,抢占了鼓楼、端表楼等制高点。起义军左攻右击,付出很大伤亡,仍没能接近大门的门洞。敌人的六挺水机关枪,一个劲地朝着正前方横射猛扫,顽固地抵抗着。
贺龙等人沉着指挥,当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时,他派自己的警卫连冲上去,终于攻克下南昌城内兵力最强、最顽固的敌人堡垒——敌总指挥部。
据当时的亲历者刘屏庚回忆,在天亮之前,贺龙说道:“快结束了。”
待故地重游结束时,贺龙一行人走出二十军指挥部大门。随行的同志请贺龙看一下二楼窗口的弹痕,贺龙兴致勃勃地数着“一个、两个、三个”,然后笑着说:“是那个晚上打的。”
机关枪挥洒“铁军”风采
从江西大旅社旧址往东行一公里,在百花洲东畔的南昌市第二中学操场东侧,绿树掩映中,有一栋“工”字形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这便是叶挺指挥部旧址。楼前有一棵百年树龄的香樟树,巨大的树冠铺在楼顶,遮蔽风雨。当年,这棵大树还很瘦小,却见证了在小楼内外进进出出的指战员们。
1927年7月下旬,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从九江赶赴南昌。当时正值暑假,叶挺便将指挥部设在心远中学的校舍中。楼上是军部办公室、会议室和电话总机房,楼下是警卫连、通讯班和特务连住房。
7月30日下午,这座小楼上下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氛围。叶挺在指挥部二楼会议室召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有40多位青年军官到会。为了保密,会场周围布置了岗哨。
“会上,叶挺传达了党关于起义的决定及前敌委员会对形势的分析。他指出:‘宁汉合流,已成定局,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一部分领导人已赶往南昌,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挽救目前的危局。’与会军官大多是共产党员,他们对前委的部署一致表示拥护。”王建军介绍道。
7月31日18时,周恩来和叶挺到24师教导大队营房视察。“枪支是否擦干净?手榴弹是否会用?”当时的教导大队政治指导员李逸民曾回忆道。
随后,周恩来进行详细布置:“今晚我们要缴反革命部队的枪,凡是碰到脖子上围着红领带、右臂扎白巾、电筒玻璃贴有红十字的部队,就是自己人,不准开枪。没有这些标记的,碰到就打。”
起义中,叶挺指挥第24师主攻驻守在天主教堂、匡庐中学、贡院、新营房一带三个团的敌军。第24师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所向披靡,再一次展现“铁军”风采。
在松柏巷天主堂、匡庐中学一带,我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与敌第六军第五十七团展开了激战。起义战斗打响后,敌军关起大门,调集轻重机枪,架在天主堂钟楼上,封锁了松柏巷。一支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冲开了敌军牢固防守的天主堂大门,另一部分官兵也翻越围墙,从背后夹击。
我军将士爬上天主堂的钟楼,夺过敌人的机枪,调转枪口向匡庐中学的敌军猛烈扫射。当时在松柏巷天主堂厨房工作的李桐森,曾见证这一激烈场景:“起义军在楼上架好机关枪,进入战斗前,还特地来到厨房叮嘱我们不要怕。战斗开始后,只听见楼上的机枪叫得欢,匡庐中学内的反动派也作一些抵抗,但打不过起义军。”
匡庐中学是所有战斗中打得最激烈的地点,一直恶战到天亮。
在贡院战斗中,我军七十二团在水观音亭设置了机枪火力点。当被机枪火力轰击追赶的敌军掉过头来,向我第七十二团团部方向猛扑时,守卫在团部的只有师教导队中队长陈守礼和十几名学生兵。
在短兵相接的搏杀中,敌人被打得抱头鼠窜,而身先士卒的陈守礼也连中数弹牺牲了。正在敌人又开始猛然冲击,仅仅三四十米远了,眼看难以守住。就在这当儿,突然枪声大作,二营营长李鸣珂率领大队人马杀了回来,扑向团部的这股敌人很快败下阵来。
放长线钓到两个团
从叶挺指挥部旧址出来,顺着百花洲公园朝北走,到民德路东折150米,便是朱德旧居。整栋房子坐西朝东,青灰色的墙面、高高的马头墙,走进去便是满是青苔的天井,雨滴如丝丝白线,飘飘洒洒。静谧而古朴的朱德旧居,基本保持当年的模样。
1927年1月,花园角2号的这座新房迎来一位新租客,他就是奉中共中央军事部之命来南昌开展革命工作的朱德。为了安顿家人,他将这套大房子整租下来作为住所。这里出行便利,离军官教育团很近,便于开展活动。因此,这所房子也就成了当时南昌一处重要的革命活动据点。
肖燕燕介绍说,朱德对南昌的情况非常清楚,各方面关系又熟悉,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为发展和保护革命力量做了大量工作。
朱德在南昌开展革命工作的同时,为党内人士和革命群众提供了许多便利。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随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来到南昌。蒋介石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当时在武汉实行联共政策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裂,并着手反共清共。
郭沫若对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极为愤怒,决心以最快的速度撰写一篇文章,揭露蒋介石的丑恶嘴脸。他找到朱德,希望有一个既安全又安静的环境写作。朱德十分支持,就在自己居所的二楼空出一间房间,供郭沫若居住、写作,还派出自己的警卫员照顾和保卫。
不久,郭沫若就在这里撰写了轰动全国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今天是三月三十一日,我在南昌草写这篇檄文,愿我忠实的革命同志,愿我一切革命的民众迅速起来,拥护中央,迅速起来反蒋。”在朱德旧居中,郭沫若用笔头将蒋介石反动派的行径一一揭露,为推动革命前行起到宣传作用。
1927年7月,朱德为八一南昌起义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他利用与第三军上层军官的关系,探明敌方兵力部署；组织群众欢迎“铁军”,为叶挺、贺龙部队寻找驻地；安顿初来乍到的周恩来等人,帮忙寻找合适住所。
周恩来从武汉秘密来到南昌,当晚就住在朱德家中的厅堂里。朱德还亲自下厨招待周恩来,与周恩来一起研究起义作战方案和具体部署,讨论革命的道路和未来。
在与周恩来的会见中,朱德主动提出“设宴请敌军团长,加速瓦解敌军”的妙计,为起义增添了光彩的一笔。1927年7月下旬,朱德开始主动与滇系军官加强联络,多次宴请第3军23团团长卢泽民、24团肖团长。这两人的部队是当时南昌守军的主力,拖住他们的团长无疑是起义时事半功倍的办法。
放长线,方可钓大鱼。7月31日中午,朱德再次宴请两名团长,并事先嘱咐警卫员刘刚把枪擦好。宴请的地点在当时的大士院32号,当时是南昌有名的餐饮娱乐场所。
临近中午时,两名团长赴宴,朱德忙招待两人吃饭,并在饭后安排他们打麻将。利用两名团长打麻将的时间,朱德悄悄赶到了贺龙20军指挥部,与后者商量好行动时间后迅速返回。
在返程中,朱德嘱咐刘刚,黄昏后要禁止所有人进入大士院32号,如有人找他们,就说他们已经回家了。为确保万无一失,刘刚还在朱德授意下,将两位团长的卫兵安排到附近的娱乐场所中。
当天下午四五点钟,起义军中有叛徒向敌军告密,敌军便派人前来寻找两名身担重责的团长。“幸亏当时守在门外的卫兵拦住了他们,朱德立马察觉到起义消息走漏了,便谎称会转告给两名团长。其实,他紧接着就派人告诉了贺龙。”王建军说,正是这个小插曲,使得起义提前两小时举行,“如果给敌人的准备时间足够充分,后果将难以预料。”
时光在游戏中总是行进得更快,守城敌军主力部队的两名团长在悠闲地打着麻将。不知不觉间,到了8月1日凌晨,“噼啪噼啪”的枪声让他们如慌不择路的兔子,推了牌就往外跑。孰料,等待他们的是朱德卫兵的枪口。“由于长官不在,两个团在起义打响后乱作一团,很快就被起义军击溃。”王建军介绍道。
“有了共产党,就有了灯塔”
从朱德旧居出来往北100米,再往东200米左右,便是闹中取静的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这里原为江西讲武堂,房屋坐北朝南,是园林式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
古色古香的长廊、绿树成荫的小花园,显得尤为硬朗和凝重。旧址内包括朱德的办公室、教育团会议室、教职员办公室、宿舍以及传达班、通讯班的住房。
旧址中间的一排房屋将院落分为前后两个小院,各部分有走廊相连,前院种有冬青树、桃树,后院稍大,种有枣树、柚子树、石榴树,还有木芙蓉、九里香。
据肖燕燕介绍,北伐战争后期,随着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意识到抓紧培养大批军事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27年初,刚从国外学习归来不久的朱德,被中共中央军事部派来南昌工作。
此时,由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在北伐战争中伤亡甚大,军长朱培德准备扩充部队,需要大批军官。朱培德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老同学。早在读书时,朱培德与朱德品学兼优,表现出众。每逢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这两人出来指挥。他俩配合默契,指挥有方,时称“模范二朱”。
“模范二朱”在南昌会面,两人无话不谈。朱培德向朱德倾诉:“我部在同孙传芳部主力激战中伤亡很大,现任中、下级军官几乎半数以上都是临时递升起来的,对于军事技术、政治思想的水平都较低,有亟待整训提高的必要。”
朱德听后,敏锐地捕捉到朱培德想急于扩充部队、培养大量军事骨干的心理,于是他向朱培德建议成立一个军官教育团。朱培德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直接授命朱德帮其筹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
1927年1月,朱德将招募的1100多名学员编为3个营,9个中队(连)。第1营学员主要为原滇军的连排级军官,第2营学员主要为原滇军的中士、上士衔士兵。这两个营的学员绝大多数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第3营学员主要为江西各县来南昌投考的知识青年。
朱德担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后,积极从第3军和第20军中抽调军官来团部工作。他还聘请一些社会名流任教员,并邀请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共产党员来校授课,以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
朱德非常注重教育团的教学改革。他认为,这样因袭旧制不能为革命培养人才,只有提高学员的政治素质,才能让他们把所学的军事知识服务于人民。因此,他将“三操两讲”改为“三操四讲”,增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内容。同时,以军事训练为辅,注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
此外,朱德对学员身教重于言教。当时,身兼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南昌公安局局长等要职的他,在办公室兼卧室里,仅有一张书桌和几把旧椅,睡的是和学员一样的竹片床,穿的是和士兵一样的灰布军衣。
朱德在军官教育团党的会上曾说过:“学员们的思想亟待改造,也可以改造。在过去,他们就像茫茫大海里行驶着的无指针帆船,没有不迷失方向的。现在有了共产党,就有了灯塔,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绝大部分人可以培养成革命的力量。”由此可见朱德教学改革的初衷所在。
在教育团任职期间,朱德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储备人才。通过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学员政治觉悟有很大的提高,每个连队都秘密建立起共产党小组,学员中的共产党员数量迅猛增长。有的连队共产党员数量甚至超过三分之一,先后发展了300多名共产党员。
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名义上由朱培德领导,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朱德把教育团办成了革命的大熔炉,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出现,有力推动了江西人民革命斗争热情的不断高涨。
1927年6月至7月,国民党反动当局策划解散教育团。面对日益险恶的政治形势,朱德毅然让1营、2营学员提前毕业,3营学员继续留校。之后在朱德的率领下,留下的学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起义后,教育团学员跟随朱德艰苦转战,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星星之火的苗头,从南昌一直跃动着到井冈山,渐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