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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人物八一战旗飘·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我军首批女兵:战地玫瑰分外红

2017-07-28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陈兆森参加南昌起义时期照片。
  彭援华,又名彭文。
□ 本报记者 卢昱
  南昌起义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其中有据可查的,有31位“花木兰”。在艰苦卓绝的长途行军作战中,有人当了逃兵,而她们始终心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没有退却,克服千难万险,勇往直前。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她们在战地上以柔弱之躯勇担大任,用嫣红的青春浇灌着信仰的玫瑰,如朝霞般为八一军旗增添一抹金黄光芒!
  南昌起义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鲜为人知的是,其中还活跃着一支英姿飒爽的女兵队伍。她们来自五湖四海,或宣传、或救护,或通信联络、或协管财务,有的在南昌起义爆发后千里迢迢地追赶上起义队伍,有的在战斗中献出年轻的生命……
  在艰苦卓绝的长途行军作战中,部队逃亡三分之一,而女兵们始终心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克服千难万险,没有一个逃兵。她们用嫣红的青春,为后来的娘子军们树立起丰碑,更为八一军旗增添一抹金黄光芒!
我们的军队起义了!
  1927年7月中旬的武汉,天气湿热。躺在病床上的胡毓秀,心里比天气还要焦躁。两个星期以前,作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兵队的学员,她和同学在雨中,从军校驻地一气跑了十七八里路赶到南湖操场,听候检阅。因过度疲劳,又受了凉,熬过检阅再听演讲时,胡毓秀眼前一阵昏黑,猛然栽倒了。据医生检查,她患有严重贫血症,只好入院疗养。
  当时的武汉,革命形势险恶,瞬息万变。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人被迫离开了军队,武汉政府的要人汪精卫、孙科之流正和蒋介石眉来眼去。虽然躺在病床上,拖着孱弱的身体,胡毓秀却关心着革命的走向,心火冒腾。
  “彭猗兰、彭援华她们已经随叶挺同志的部队到南昌去了,其他同学有的准备到苏联去学习,有的转入地下工作,有的返回家乡。”女兵队的同学纷纷前来辞别,也带来了最新消息。
  得悉大部队去南昌的消息,胡毓秀一夜未眠。她下定决心:不管身体如何,一定要离开武汉,赶上革命队伍。第二天一早,她匆匆办好出院手续,好不容易托人买到一张船票,经过九江,于7月31日到达南昌。
  在女兵队同学褚志元那里,胡毓秀得到出乎意料的好消息:女兵队指导员彭猗兰同志和好些军校女同学住在离江西大旅社不远的一所小学里,白天在大旅社待命,常常被派出去,做宣传或者调查学生和妇女运动情况。两人便约好明天一早去看她们。
  当天晚上,正在睡梦中的两人,忽然听到枪声四起。直到天明,她们才得到令人欢喜欲狂的消息:“我们的军队起义了!”
  “8月1日,在微红的晨曦中,第一面红旗在起义军指挥部江西大旅社的屋顶上升起。胡毓秀抱着立刻要参加战斗的激情,迎着那招展的红旗,跑到江西大旅社去看望彭猗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肖燕燕介绍。
  沿路,胡毓秀看到的南昌城完全变了模样。满街张贴着革命委员会的布告,街道上巡逻的武装部队都是脖上挂着红带子的起义军,他们那威武的雄姿,整齐的步伐,一望即知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革命军人。
  彭猗兰一见胡毓秀,也异常兴奋。她说:“起义军8月5日就要出发到广东去。”
  经彭猗兰介绍,胡毓秀见到了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同志,而后被分配在参谋团,忙着帮彭猗兰做女兵们的组织工作。
  而同时忙活的,还有在二十军贺龙指挥部担任机要秘书的陈兆森。在女兵队学习时,胡毓秀就觉得陈兆森政治成熟、工作积极。早在1926年,陈兆森就受湖南省委派遣,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地下组织联络员,最早被派到贺龙部队里工作,与贺英、贺龙结为姊妹与亲密战友,为革命贡献突出。
  8月5日,贺龙在二十军出发前,发布了由陈兆森拟书的《告第二方面军全体官兵书》。在这份根据贺龙讲话整理出的公告中,没有一句空话,既生动又深刻,将当下形势、敌人嘴脸一一揭露,充满了贺龙式的智慧和幽默,今天读来仍气势峥嵘:
  “这次南昌举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是真正拥护总理的主义和政策的革命行动……中国的国民革命,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我们的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同志,十有八九都是贫苦的农民出身。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自然就是为解决我们自身问题而奋斗。
  既是为解决自身问题而奋斗,那么我们吃苦,我们牺牲,我们忍饥受暑,都是应该的!我们既然明白我们是为自己革命,为自己牺牲,我们对于民众尤其是对于一般贫苦工农大众,应加以保护,反对拉夫,对于商民也应该切实保护,不应该强行买卖。不然,我们便不是革命党,我们进行的便是和新旧军阀一样的战争了!”
不爱红妆爱武装
  当南昌城里的女兵们在四处奔走时,她们的女兵队同学正在星夜赶往南昌。7月30日下午,20岁的谭勤先跟随着十一军二十四师政治部登上庐山。当晚,得知敌人在庐山开会的消息后,她们请当地老百姓作向导,翻越庐山,经鄱阳湖乘小船向南昌进发。
  待谭勤先等人将要到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向广州进军。8月5日,谭勤先随军到达南昌李家渡后离舟登岸,然后抄小路,步行至抚州,在那里赶上了南下的起义部队。
  而另一些女兵的奔赴追赶之路,更为坎坷。7月29日,留在武汉的杨庆兰、王鸣皋、孙革非等女兵突然接到“打野外”的命令,实际上是从武昌沿长江而下参加南昌起义。
  行至半路,南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当时队伍里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追赶南昌起义部队,另一种则主张散伙。因意见不一,船时开时停,延误了时间。杨庆兰等人均是从虎口里逃出来革命的,没有牵挂,除了跟着党继续干革命外,也无路可退。
  追赶队伍的迫切心情,杂糅着对主张散伙的人愤恨透顶,怒火中烧的女兵们,在孙革非等人的带领下,把主张散伙的军官枪毙了。几日后,她们也在抚州赶上了部队。
  “连同其他同志,计算起来共有31位女兵。这些同志大部分都是军校的同学,少数是何香凝办的妇女训练班学员。这便成了人民军队里的第一批女兵。”胡毓秀曾如是回忆。
  “到目前为止搜集到的人民军队第一批女兵名单有31人,有3人只能考证到姓。”肖燕燕自1987年工作后,一直从事南昌起义史学研究,整理南昌起义人物名录。这31名女兵,分别是:彭猗兰、彭援华、胡毓秀、文曼魂、方晚成、苏同仁、何柏华、谭勤先、马玲、张文明、王鸣皋、陈兆森、曹泽芝、杨庆兰、高牧之、周开璧、孙革非、谢某某、洪某某、周铁忠、萧凤文、萧景子、黄厚吉、陈觉吾、袁俊德、萧凤仪、张仁、吴志红、陈紫、禇志元、熊某某。其中,曹泽芝和周开璧是表姐妹。
  31名女兵集结后,除了彭猗兰、彭援华和胡毓秀在参谋团外,其他女同志被分配在朱德的第九军、叶挺的十一军和贺龙的二十军担任宣传或救护工作。
  90年前,从南昌往广州行军,人民军队没有高度的机械化辅助,只能靠脚底板丈量。彼时,正值三伏天气,烈日当空。每个女兵背着自己的换洗衣服和毯子。身体强壮的女同志如杨庆兰、王鸣皋、谭勤先、陈觉吾等,都背着步枪,弹带里子弹都满满的,被称为“四大金刚”。骤然看去,人们简直不相信她们是女孩子。
  杨庆兰当年只有17岁,是这群女兵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她是在行军中才加入共产党的。她的臂力很大,枪法又准,同志们对她的勇敢和射击技术都非常羡慕。
  王鸣皋身材瘦而长,脚是曾经缠过又放开的,可她非常勇敢耐劳。行军中东西数她背得多,什么苦事她都跑在头里。
  最初,大部队每天走五六十里路,遇有紧急任务,一天走上百十里路也是常有的事。女兵们倒不觉得吃力,因为她们在武汉军校受过半年的训练。可因为天气炎热,生活就苦了些,整天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女兵们脚上大都起了泡,大家忍痛坚持走下去。水泡越来越大,最后整个脚底都是泡,痛得真难熬。可她们还是坚持走下去,不久水泡干了,脚底板长了一层老茧,以后再怎么走,也不疼了。
  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女兵们,在水灵灵的年纪,脸上皮肤也晒得像紫铜似的。因茶水供应困难,汗水淌得太多,时常感到舌枯唇焦。偶尔在路旁发现有条小溪,就成了她们最幸福的时刻,赶忙从腰间取出漱口杯来喝个不停。
  晚上宿营时,由于白天过度疲劳,虽有时睡在露天里,有时睡在田野旁,她们也不以为意,皆可呼呼入睡。“假如能找到一块门板或一条板凳的话,那就是莫大的享受了。”胡毓秀曾如是笑谈。
  即使条件艰苦,女兵们也随时随地严格遵守纪律,买了老百姓的东西要付钱;借用了东西,临走时一定要归还。
用刺刀和枪炮开路
  从南昌出发一周后,大部队来到抚水边上。敌人早有准备,将所有船只弄走。当女兵们踌躇不前时,忽然传来上级的命令:“同志们,这儿的河面不宽,水深及腰,大家一齐徒涉过河。”
  一声令下,大队人马噗噗通通跳到水中。女兵们呢?虽然动作没有男同志们迅速,但绝不甘落后。她们手挽着手,由前面一个同志喊声“一二三四”,大家一同跳进水里。
  此时,河中人马翻腾。经过不到一小时的光景,大部队便顺利地到达对岸。进入抚州城,满城到处张贴着革命委员会的标语:“打倒土豪劣绅!”“土地归还农民!”“军民是一家!”
  当部队行进至宜黄县境时,部队在城外一座破庙驻扎。那座庙四周没有围墙,只有用干树枝杂乱编成的篱笆。那天,谭勤先端着枪站在篱笆外的树荫里放哨。行军多日,她还没有和敌人遭遇过,可警惕性丝毫没有放松。
  忽然,她发现大道上来了一群穿军装的人,背着枪,手里拎着大大小小的包袱。“敌人!”她警惕地蹲下身子观察情况。原来,这是一小股散兵,抢劫了老百姓的财物。
  正要招呼破庙里的战友时,敌人已笔直走过来。来不及报告的谭勤先,大喊“口令!”对方没有应答。她一面端起枪叫道:“土匪,不缴枪我喊人出来打死你们!”一面手指院内吃饭的战友。
  在树荫里,分不清形势的敌人,不知我方有多少人,一个个慌乱地把枪栓卸下来,丢在地上。谭勤先将他们押进破庙,一数,整20个!谭勤先高兴极了,同志们也夸她了不起。可支部书记王海萍却严肃地批评她,应早来报告,幸亏敌人不知虚实,不然她早没命了。
  待行军至武夷山区,抬眼便是高山峻岭,整天在崎岖山路上进军。走过一峰又一峰,崎岖的山路好像没有尽头,有的人由于身体支持不住,往往睡意蒙眬,为了驱除疲劳,女兵们拉开嗓门,唱起歌来。她们最爱唱的是《少年先锋队歌》:
“走向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雄壮的歌声,此伏彼起,震荡山间,冲破了黑夜的沉寂,振奋了女兵们的精神。
  随大部队南下后,彭猗兰兼做机要通讯工作,每晚提着四方玻璃罩子的煤油灯,由战士护送,将革命委员会收到的各军作战报告和信件等送到前委,并将指示带回。而被编在军事委员会参谋团的女兵们,有幸跟随周恩来、恽代英等领导同志一起行军。周恩来、恽代英等都有坐骑,但他们不骑,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和战士们一起步行。
  恽代英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任政治总教官,分管女兵队。在女兵们毕业前夕,他曾对女学员们说:“希望每一个同志就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在什么地方,就在那里发芽、开花、结果,完成自己的使命。”恽代英的临别赠言也成了预言,女兵队学员在随后的救国、革命活动中实践了他的挚言。
  在铁的洪流南下途中,恽代英经常到女兵队伍中,讲革命道理、宣传策略,这些对女兵是极其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鼓舞。
  在参谋团工作,女兵们能近距离感受到周恩来的风格。周恩来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每天,女兵们因过度疲劳,一倒地就呼呼入睡了,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在油灯下工作,或是踱着步子,默默沉思。周恩来时常教导女兵们:“一个共产党员,要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要从党的利益出发,严格地要求自己。”
  一天晚上,参谋团几个女同志正在灯下谈天,周恩来笑容可掬地走到她们身边。她们请首长坐下来聊天,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说:“‘女将’们,你们这一路表现很不错,又勇敢又有毅力。等我们打到广东站住了脚以后,派你们到苏联去专攻军事,继续深造。”
  “真的吗?”胡毓秀高兴得直跳起来,“参谋长,你可别忘记啊!”女兵们都快乐得高呼起来。
  这时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怎么不真?将来革命发展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这一路上看得出你们女同志能够和男同志同样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将来也和男同志一样担负重要的革命工作……”
哪里都可以革命
  从军校入伍以来,女兵们朝夕相处,如今又患难与共,更是亲如姊妹。31位女兵,虽不能时时凑在一起,但她们在彼此岗位上相互支撑。经过多日长途行军,女兵不但没有一个累倒和牺牲的,一个个把身体锻炼得挺结实。
  进军途中前有堵截,后有追击,大部队连续与追剿的反动军队作战,会昌一战尤为激烈。8月24日,起义军先头部队与敌钱大钧部在会昌附近发生激战,由于后续部队未及时赶到,加上弹药缺乏,部队伤亡很大。因为战斗惨烈,伤员很多,部队组织起女兵救护队。
  女兵中像杨庆兰、谭勤先等身体特别强壮的女兵,被分配到前线去抢救伤员;其余大部分女兵都分配在临时医院担任救护伤员的工作。
  当天下午4时左右,部队准备撤离。突然,杨庆兰隐隐约约看见不远处长有草丛的田沟里躺着一个人,她走过去一看,一个身着背心、穿着短裤的人躺在草丛里。她上前仔细辨认,这不是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一营营长陈赓吗?
  只见陈赓被敌人打伤了腿,血流了一地,一时昏迷不醒。好在负伤后,为避免敌人搜查口袋,陈赓脱掉制服,躲过一劫。
  彼时,杨庆兰力气甚大,一个伤员体重一百多斤,背起来能上山下山跑好几里地。最令人佩服的是,她革命热情高,又不怕死。她一上战场,听见枪声响,看见同志有伤亡,就把一切都忘了,不顾一切要把同志救下来。有一次,连帽子被打落了也没在意,拾起来戴上继续往前跑。
  看到躺在血泊里的陈赓,杨庆兰二话不说,将他一背而起,急忙就往山下走,把他送到了救护所。“后来,杨庆兰和陈赓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陈赓见到杨庆兰,感谢她救了他的命,并夸赞她一个女孩子力气真不小。”肖燕燕介绍道。
  除了从事宣传、护理工作外,为了活跃行军生活,女兵们想到了演一出话剧。彭援华导演了一出“老祖母念金刚经”,说的是江西有一农户,因为国民党拉壮丁,弄得家破人亡的故事……
  南下广州的行军,进展到潮州时遇阻。9月23日,起义军占领潮州。25日,胡毓秀与王鸣皋被安排在潮州邮政局工作,主要负责检查来往的信件。敌人大举压上,潮州战斗失利后,两人在邮政局老局长的帮助下,被送到潮州红十字会医院暂避。在那里,她们与腰部负伤的谭勤先相遇,并暂时被安排在医院做看护工作,照看伤病员。
  从那天起,她们就在医院中精心地照料着伤员同志。后来,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她们三人从潮州转到汕头,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女兵苏同仁则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一路讨饭,到达上海,找到党组织。
  而彭援华在潮州与大部队失散后,与朱德率领的接应部队相遇。朱德得知潮州汕头失败,命令部队北撤,绕道粤北向福建、江西界山间转移。“记得有一回途中遇到我的堂弟(他在贺龙教导团),进镇口时给了我一块菜碗大的芝麻红糖面饼,我把它分成十块,我们十个女兵享受了一顿美餐。”彭援华曾回忆。
  北撤时,部队在野外或山丘上、橘树林里露营。这时天气转凉了,几个女兵就像汤匙似的叠在一起,紧紧依偎,互相用体温取暖。部队纪律非常严明,尽管常常宿营在橘子林或者香蕉地里,即使饥寒交迫,也没有一个人去采摘。
  当时形势紧急,为便于行军,部队决定精简非战斗人员,动员女兵们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离队。可同志们谁也舍不得离开部队,都要坚持革命。朱德同志动员彭援华等人说:“哪里都有党,哪里都有组织,哪里都可以革命。”
  朱老总的话使女兵们豁然开朗,尽管心里很难过,她们还是服从组织的决定,告别了共同战斗数月之久的战友,转入地下,继续在党的领导下,配合红军同反动派作斗争。
“你们用刑是枉然”
  历史不能忘记的,还有女兵队的游曦、危拱之、周越华、曾宪植等近20名学员。她们于1927年11月,在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叶剑英的率领下,跋涉千里,到达广州。
  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广州起义”的命令。此时的游曦已是教导团共青团支部委员、女兵班班长,她常带领女兵班的团员到工厂去,发动妇女起来斗争。
  12月11日凌晨3点,教导团举行起义誓师大会。随即,一声枪响划破夜空,揭开了广州起义的序幕。游曦领导的女兵班作为预备队,留守团部。原本,起义军在黎明前已攻下珠江北岸大部分地区,但到12日早晨,敌人在停泊在珠江口的英法日等国军舰支持下发动反攻。双方在广州市内一条街、一条街地争夺,观音山和长堤一带的战斗尤为激烈。
  游曦奉命率女兵班驻守长堤,阻击李福林军队渡江。下午,起义军总指挥张太雷中弹牺牲,起义军越打越少。为保存革命实力,起义军指挥部决定当晚10时以后,主力分路撤出广州。
  13日,当镇压起义军的反动军队蜂拥进入市区时,游曦的女兵班与指挥部已彻底失去联系。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她们,还在长堤的一个街垒死守。两天两夜滴水未进,滴米未填,子弹所剩无几,形势十分危急。
  游曦决定派一个女兵突围出去和总指挥部联系。那个战士走后,十数倍的敌人又疯狂地扑了过来。在弹尽援绝、人人负伤的情形下,19岁的游曦和她的战友壮烈牺牲。敌人将她的遗体割成数块,放在天字码头“示众”,并在报纸上叫嚣。游曦以最惨烈的方式,实现了她考上军校后“献身革命”的诺言。
  在痛失潮汕地区后,贺龙部队中的机要秘书陈兆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回湘鄂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她化名“陈克毅”,经岳阳、沅江秘密潜回常德。
  回常德后,陈兆森从事地下联络工作,迅速恢复了常德、桃源等7县的地下党组织,策动农民暴动,开展工农割据武装斗争,成立了湘西北第一个红色政权。
  1927年11月,中共湘西特委在常德成立,陈兆森任中共湘西特委委员。12月,由于叛徒出卖,特委遭到破坏,她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敌人对她施以重刑,悬梁倒吊,烧辣椒粉烟熏。反动派叫嚣:“我叫你九死一生,自动开口!”
  陈兆森每次苏醒时,总回答敌人说道:“你们用刑也是枉然。”
  1928年1月6日,陈兆森与战友被押往常德市小西门外校场坪,壮烈牺牲。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前仆后继的人民军队女兵们,自1927年8月1日起,始终鼓动着青春的力量,怀揣着共产主义的信仰,在铁马冰河中,将金戈与血汗凝结,气吞万里如虎。人民不会忘记她们!